恩格斯的城市住房治理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論住宅問題》品讀

付高生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108)

近代已降，城市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顯著標識，城市化率成為透視國家文明整體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順應城市發展趨勢，大力推進城市化，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此過程中，城市化業已成為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構建美麗宜居的正義型城市內在成為城市化的重要價值訴求。但毋庸諱言的是，城市化并不是一條坦途，期間蘊含著經濟、文化、生態等多層面的城市病問題。其中，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住房問題是中外國家都普遍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當前我國理論界正廣泛關注和探討的一個現實課題。對此，恩格斯研究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的《論住宅問題》一文，或可以給我們探討此類課題提供理論裨益。

一、《論住宅問題》的文本概紹

(一)寫作背景

法國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敗給德國，并要向后者共繳付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德國利用這筆戰爭賠償金開啟了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迎來了從農村手工業分散化小生產到城市大工業集中化生產的經濟發展高速繁榮期。在快速的城市化浪潮中，一方面是德國的大批農民工人成群涌進了城市，另一方面是大批破舊房屋被拆除、新房供給又不夠，這使得城市面臨著農民工人多、住房供給少的矛盾，從而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短缺”[1](P180)問題。

這種住房短缺問題與居住環境惡劣、住房質量低劣的問題共同構成了當時德國城市化進程中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住房問題。此類住房問題引起了當時德國理論界的廣泛討論，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如下兩種理論觀點。一種是醫學博士阿·米爾伯格依據蒲魯東主義所闡釋的小資產階級觀點，該觀點認為住房問題是由不公平的房屋租賃制而引起的，因而其解決辦法是主張廢除城市房屋租賃制，建立起永恒公平的分期付款購買房屋制，使工人由房屋租賃者變成房屋所有者；另一種是?！に_克斯博士所闡釋的資產階級觀點，該觀點認為住房問題主要是由于各有產的上等社會階級即資產階級不肯擔負起建造充足房屋的責任而引起的，因而其解決辦法是認為資產階級要擔負起在城市、近郊或鄉村等區域建造充足房屋的道德責任，使工人都有房可住。前述兩種觀點的共同之處是認為，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是可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通過特定的措施予以解決的。恩格斯對此展開了深刻的批判，認為“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說教”，其典型表現就是要么像前一種觀點那樣“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學領域”，要么則像后一種觀點那樣“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1](P217)。在展開這種批判的同時，恩格斯也作出了正面的闡釋。

(二)主要內容

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一文共分為一篇序言和三篇正文(即<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墩撟≌瑔栴}》一文圍繞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中住房問題的表現形式、社會危害及其成因與解決辦法作出了深刻闡釋。

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中的住房問題具有多重表現形式。首先是住房環境差，表現為住房內部環境的擁擠和外部環境的惡劣，即使是“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1](P216)。對此，青年馬克思也作出了深刻的揭露，指出生活在資本主義城市中的人重又“退回到穴居，不過這穴居現在已被文明的污濁毒氣污染”[2](P121)。其次是住房成本高，表現為工人的工資遠遠難以承擔租房高的成本，其中大部分工人因擔心付不起房租而時刻處于擔心被趕出穴居的精神困境。最后是住房供給短缺，表現為大部分工人沒有棲身之處，成為喪失城市居住權的流浪人員。這種種住房問題是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人本理念相違背的，因而它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者與各種資本主義理論共同關注的現實問題。

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引發了包括身心危害、倫理危機等在內的各類社會危害問題。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惡劣的居住區給工人身心健康造成了危害。長期的穴居生活，使工人罹患各種疾病，不僅摧殘了工人的身體，而且折磨了工人的精神，致使工人陷入身體上畸形化和精神上貧瘠化的雙重單向度發展。其次是造成了流行病蔓延肆虐的危害。惡劣的工人居住區成為城市一切流行病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霍亂、斑疹傷寒、傷寒、天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總是通過工人區的被污染的空氣和混有毒素的水來傳播病原菌；這些疾病在那里幾乎從未絕跡”[1](P212)，這些肆虐的疾病不僅直接威脅工人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而且通過空氣傳播也威脅到了資本家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最后，工人居住環境的惡劣迫使工人產生了各種麻醉自身的壞習慣比如酗酒、成天泡酒館，給工人及其代際育人方面造成了影響深遠的倫理問題。

恩格斯從經濟學領域出發，依據唯物史觀，區分了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的根本原因與非根本原因：認為房租成本過高、資本家缺乏建房的道德責任、房屋質量差等原因是非根本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根本的原因。易言之，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1](P216)，探尋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必須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3](P67)。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絕非某一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中某一階段的偶然性問題，而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存亡的必然性、結構性問題。因此，從解決辦法看，依靠資產階級的慈善建房與居住環境改善行為，或者降低房租、依靠工人階級分期付款購買住房使自己變成有房者，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措施，不能從根子上解決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前者只是把惡劣的居住區從一個地方遷移至另一個地方，后者則使工人繼續成為資本主義的依附性奴隸。在恩格斯看來，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的根源，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就必須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至于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后，如何進行接下去的操作，恩格斯雖然沒有給出面面俱到的回答，但仍給出了四種探索性的嘗試：其一，暴力剝奪房屋，即“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1](P206)；其二，有償贖買房屋，即對所征收的房產“立即給以補償，或者是通過緩慢的分期付款辦法贖買這些東西的所有權”；其三，有償分配房屋，即征收后的房屋“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1](P267)；其四，建造公共房，即“在國有土地上建筑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3](P305)?？傮w而言，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城市住房的批判及其設想的解決方案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城市住房治理設想，為后來者探索解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城市住房問題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二、《論住宅問題》蘊含的主要思想

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一文是從唯物史觀視角分析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的一篇光輝文獻，其所蘊含的主要思想值得深入探尋、細細挖掘。

(一)生產方式是分析城市住房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唯物史觀，這種唯物史觀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4](P2)，其核心要義是把生產方式作為分析社會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具體到住房問題而言，恩格斯顯然遵從了這一觀點。那么為什么必須遵循唯物史觀的觀點分析城市住房問題呢？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

其一，有利于科學把握不同社會形態下住房問題的共同性和特殊性?？v覽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各個時期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住房差、住房少的住房問題，表面上看都是人口多與住房少的問題。但運用唯物史觀，我們就不難發現，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住房問題具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同樣是面臨住房少的問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住房少問題主要是由于建造房屋的能力不足所導致的住房生產絕對量不足；而資本主義社會的住房少問題則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導致的住房供給相對量不足，而不是由于建造房屋能力不足所導致的房屋總量供給少引起的。正因此，恩格斯對解決資本主義城市住房短缺問題作出了一個肯定性的分析，認為“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1](P206)。言下之意顯然是，資本主義城市有足夠的住房數量，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影響，這些住房不是工資過少的工人可以住得上的，從而造成房屋生產絕對充足但供給相對很少的問題。

其二，有利于科學認清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的解決方式是治標的，還是治本的。從生產方式看，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發的一種必然結果，因此，解決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就必須在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能解決。企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范圍內解決住房問題，比如降低租房成本、分期付款購房、改善房屋環境等措施只能是治標的。對此，恩格斯說的很明確，“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從根本上來說，其徹底的“解決辦法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1](P246)。

其三，有利于科學看待城市建設和住房問題的關系。面對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當時的德國資產階級理論界由于看不到或不愿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因此就產生了一種認為城市建設導致城市住房問題的觀點，其解決辦法就是使工人退回到鄉村，在鄉村占有土地、建設房屋。對此，恩格斯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認為現代大工業所開啟的城市建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于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而正是這些無產者“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后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1](P198)。其實，恩格斯早在1845-1846年與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分析了城市在推動資產階級與市民社會形成、瓦解封建社會生產方式中所作出的進步作用，明確指出“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3](P197)。因此，要辯證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城市和城市住房問題的關系，不能把資本主義城市住房問題歸咎于城市建設，不能在城市建設上持退步立場。

(二)商品屬性是資本主義城市住房追求的首要價值屬性

城市住房問題之所以會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是因為住房背后關涉著一個重要的倫理思考。那就是住房牽涉到是否能夠滿足人的居住需要，“居者有其屋”是人之為人的一個基本需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辨析了需要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倫理重要性，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3](P158)。這里，馬克思恩格斯把創造滿足衣食住穿的物質生活行為視為人類存在的前提，其中對“住”的揭示足以表明創造滿足“住”的住宅是何等的重要。這一觀點蘊含著一個深邃的倫理訴求，那就是住宅的建造應該優先滿足人的居住需要，把體現使用價值的居住屬性作為住宅所要追求的首要價值。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3](P403)。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求把物普遍商品化，其中自然包含空間產品的商品化。對此，列斐伏爾一語道破，指出“現在空間已經進入到了生產力和勞動分工的領域；它和財產有了關聯—這一點非常清楚—和交換、和組織機構、和文化、和知識都有了關聯?？臻g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5]。城市住房作為一種特殊的空間產品，顯然也已商品化了。而城市住房一旦商品化，就同時具備了體現使用價值的居住屬性與體現交換價值的商品屬性。進一步看，資本主義城市住房由于其商品化的逐利性使然，將會優先滿足體現交換價值的商品屬性。

總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城市住房商品化，進而迫使城市住房把商品屬性置于居住屬性之前，最終造成了城市住房租價房價高漲、住房質量堪憂、居住環境惡劣等各種顯性化的社會問題。這種住房困境至今猶存，與其它問題一道使城市生活成為不少人的噩夢。正如大衛·哈維所指出的那樣，“談論21世紀的城市就是一種歹托邦噩夢，在其中，人類致命曲線中幾乎所有最糟糕的東西都在絕望的深淵中集中起來了”，因此“許多人渴望掙錢并逃離城市”[6](P463)。

三、《論住宅問題》展露的當代價值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雖然探討的是19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住房問題，但里面蘊含的基本觀點、主要思想以及科學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的時代分析相關問題依然具有跨越時空的理論啟示。

(一)批判審視資本主義城市住房質量的改善

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社會福利主義、公民社會、工人運動等多重因素交織的影響，西方社會工人階級在住房、醫療、就業、教育等方面逐漸得到改善。其中，就住房而言，城市工人階級雖然依然有住在貧民窟的人甚至是流浪人員，但總體上而言，他們的居住質量得到了一個總體上的改善。不過這種改善本質上仍是資產階級為緩和其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沖突而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治標之策，其造成的后果不可忽視。一方面，西方城市工人階級的居住質量改善了，但絲毫沒有動搖他們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只是使剝削更隱蔽了。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階級“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7](P714)。同樣，居住質量的改善并不會消除工人階級的從屬地位和所遭受的剝削，相反，西方社會借助住房這一中介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更為隱蔽的空間剝奪，即“空間權益以及相關的空間衍生權益在剝奪方與被剝奪方之間的分配不公現象”[8](P166)，比如通過區位劃分限制了底層人口居住區的教育權等。另一面，居住質量的改善使部分工人認為能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通過一系列改良措施解決住房問題，繼而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同化，使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態度發生了從本有的革命斗爭到順從的依附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通過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鈍化工人階級的革命本性而造成了西方工人階級內部的自我分裂，使西方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

(二)理性看待蘇聯城市住房治理實踐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蘇聯雛形)，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實踐成為了可能。就住房而言，蘇聯成立之初就依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的城市住房治理設想對當時的城市住房問題進行了專項治理，主要包含暴力剝奪房屋、有償分配房屋、建造公共房屋這三種措施。這些舉措使蘇聯在短短數年內成功地提升了大多數居民的居住水平，據統計，“以前住在地下室的居民，列寧格勒為16.7%，高爾基城為22%，巴庫為23%，其它城市為18-20%，而1923年依舊住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住所的居民僅占城市居民總數的1%”[9](P577)。但蘇聯住房治理實踐在實踐中由于按照純粹公有制條件下實行住房分配方式上的行政命令制以及住房分配標準上的平均主義，也造成了一些問題。比如，行政命令制下的住房分配方式消除了個體的自主擇房權，在具體執行方面造成了強迫個體接受分配房的行為，既增加了人民的出行成本，又消解了人民的住房自主意愿；而平均主義的住房分配方式則抹平了個體對住房的差異性需求，造成個體住房需求與住房實際供給的失衡。

總體而言，蘇聯住房治理實踐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住房治理設想的首次實踐，是社會主義國家住房治理的偉大創舉。雖然蘇聯住房治理實踐存在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它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乃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住房治理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從事后的歷史反思角度看，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實行純粹商品化的住房分配方式不利于人民住房水平的根本改善；那么蘇俄住房治理實踐則為我們呈現了另一條十分寶貴的歷史認知，即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實行純粹公有制下的住房分配方式同樣也不利于人民住房水平的持續改善。

(三)科學把握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城市住房治理進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市住房治理在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住房治理設想，反思借鑒西方城市住房治理經驗以及蘇聯住房治理實踐的基礎上，謀劃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住房治理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治理進程。這種治理進程經歷了探索-發展-深化三個階段。

首先是建國初期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在實踐馬克思主義住房治理設想與參照蘇聯住房治理經驗的基礎上，采取了剝奪官僚資本房產、建造城市公共房屋、限制房租等措施；同時也結合自身實際，作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舉措：一是承認和保護公民房屋所有權，對此，1954年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10](P20)；二是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投資建房，強調“鼓勵私人資本來修建房屋?！盵11](P7)但實踐上受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寧左勿右”、尤其是其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個人房屋所有權的觀念遭到激烈否定，“把個人所有的房屋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趕走房主甚至強占私房的革命行動遍布全國城鄉”[12](P80)，最終導致具有歷史創新性的住房治理實踐并未得到嚴格落實，其實踐效用亦未得到有效凸顯。

其次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在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城市住房治理乘著改革之風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一方面是從法律上重新承認并保護私人房屋所有權。1978年3月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資料的所有權”。這一規定標志著個人住宅財產權獲得了法律的完全承認，有利于糾偏私房歧視，為私人購買住房以及參與住房建設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是推行住房商品化。1980年4月2日，鄧小平發表了對建筑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指出“建筑業也是可以賺錢的”“城市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農村蓋房要有新設計”等新思想新觀點，推動建筑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住宅商品化，拉開了當代中國城市住房治理偉大改革的序幕。再一方面建立住房供給保障體系。1994年頒布的《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指出要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為對象、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經濟適用房體系和以高收入家庭為對象的商品房供應體系?？梢哉f，從1978年到2012年這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我國城市住房治理極大地改善了人民居住條件，據統計，“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13]。該時期所引入的住房商品化舉措，一方面極大激活了住房建設主體的積極性，總體上提升了房屋供給量，解決了供給弱后的問題；但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化帶來的追求商品屬性的影響，導致了城市住房居住屬性凸顯不足、保障房供給不足等問題，從而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優先追求城市住房居住屬性的理念充分體現出來。比如，由于當前部分城市住房房價租價高昂導致落戶這些城市的新就業大學生“買房買不起、租房租不起，面臨著較大的經濟壓力和較差的居住環境”[14]，其后果顯然既降低了大學生的居住舒適感，又令城市難以留得住人才。

再次是新時代的深化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研判了城市社會過渡追求住房商品屬性、困難家庭住房需求尚未根本解決、保障性住房供給總量不足、住房供給結構失衡等住房問題，高揚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居住屬性優先理念，提出了“要準確把握住房的居住屬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住房問題既是民生問題也是發展問題”“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和供應體系建設”“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新時代的城市住房治理理論。新時代城市住房治理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住房治理設想，現實上則繼承和發展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住房治理實踐，構成了新時代我國城市住房治理的重要理論指引與實踐指南。

新中國70年的城市住房治理進程是馬克思主義城市住房治理思想的鮮活實踐，在理論上注重一脈相承，這個“脈”就是始終凸顯馬克思主義所重視的住房居住屬性，滿足人們居住的基本需要，實現“居者有其屋”；在實踐上則注重反思借鑒，不拘泥于經典文本、也不固步于已有實踐，而是結合中國實際創新實干，從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體現馬克思主義使命性政黨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城市住房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