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務副校長的 “分工難”說起

●于 波

新學年分工大會結束，收到新學期工作指派的老師們狀態不一，達成所愿者有之，怨聲載道者有之，勉強接受者有之，私底下調換者有之。原本被安排做一年級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李老師，私下與五年級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張老師就調換工作崗位的事情達成一致，后又征得業務副校長同意，兩人皆達成滿意的狀態。但此一舉動，僅為新學期崗位分派的一個小的側面，在整個調度、分配的過程中，推卸班主任工作、推卸教研組長工作，或者因為某些特殊原因要求減輕工作量而實際上學校又無法面面俱到考慮周全的例子比比皆是。為避免被過多地打擾，業務副校長只好關閉了通訊工具，改為居家辦公。

此種現象并非個案。前不久，和一位在小學主管教學業務的副校長交流，聽他無奈地講起自己工作中常見的經歷。為安排一個一年級的班主任，業務副校長連續打了好幾個電話給相對合適的人選，第一位老師說：自己從來沒有做過一年級的班主任，恐怕勝任不了這份工作，領導實在為難的話，就安排自己做個高年級的班主任吧，這實在是自己能做的最大的讓步了。

這位副校長又打了第二個電話，接聽的老師說：一接到校長的電話，嚇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自己的身體不好，腰疼，最近胃也犯毛病了……第三位老師梨花帶雨：自己父親身體不好……不能承擔這么重的工作。

直到第四位相對年輕的老師，這位老師也知道以自己的資歷可能很難推辭掉，在接到校長的任命電話之后，趕緊打聽到副校長的家庭地址，試圖當面說服改變學校的決定，最終這位副校長只能連呵斥帶嚇唬地把她批評了一頓，說：“工作要從大局考慮，個人要服從集體……”如此，才將一個崗位安排妥當。但這番話對老教師們是不起作用的。一般來說，中青年教師身強力壯，從為人處事的態度上講，更能夠服從上級的工作調配，但這樣的情況，是我所在的市直小學的領導羨慕不來的福利。

學校工作難分派，人員難調配，究其原因何在？

首先，師資力量緊缺，老中青斷代嚴重。2000年秋季學期，我們作為最后一批中師畢業生充實到了全市各中小學教師隊伍中，在隨后的幾年里，我們一直是學校里最年輕的中堅力量，到現在20年過去，我們這一批人仍然是當地中小學校園里最年輕的骨干上課力量。截止到2020年春季學期，我所在的市直小學教師平均年齡為40.8歲，而我們這批 “末代中師生”仍然是在平均年齡以下的 “年輕”教師。

在幾輪師范招生改革、提高教師入職門檻的政策調控之后，新入職的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教師要優先充實到高中任教，或者是被直接分派到農村鄉鎮學校任教。因為對高中教學工作難以適應，再一次被調整到其他中小學任教的老師畢竟很少，而在各級 “保護農村優秀教師不流失”的政策保護下，進城選調的通道也越縮越緊，農村學校面臨著學生數量逐年減少，不少學科的教師都要跨年級上課，一些老師由于任教班級少，達不到省規定的課時量，而在晉升職稱核算工作量時屢屢為難。市直學校又面臨著教師嚴重老化，老中青斷代嚴重的困境，而學生數量連年遞增，師資嚴重短缺，也是市直學校所面臨的重大難題。在人員緊缺的前提下，新的學期甚至需要安排大四實習生頂班上課。

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40多歲的中年人上有老人要贍養，下有小兒待哺育，與 “20+”“30+”的中青年教師相比，家庭負擔不能說輕松，越來越多的 “40+”的女教師不愿意再承擔班主任工作，也有較為客觀的生理原因、社會原因存在。

其次，職稱升遷無門，老師們熱情不再。民間有俗語：“不給牛吃草，還要牛拉車?！狈旁诋斍暗穆毞Q評聘制度下，倒是一句很貼切的形容。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教育界尤為突出。甚至一位在餐廳里幫廚的老教師所得到的工資報酬，也可能是一位在一線足額工作量的中青年教師的兩倍。而每年的評聘名額數與待評聘老師的基數相比，實在是少得可憐。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前幾年，青年教師懷著一顆做教育的初心和熱忱拼才氣、拼體力，當10年、20年過去，青年教師已經歷練成了職場上的骨干力量，但是職稱卻仍然停留在初級階段。在任職初期，受任職期限所限，他們沒有評聘高一級職稱的資格，在過后的幾年里，每年一個、兩個的晉級名額，要照顧給學校里任職年限更長的 “老”教師們，之后還有各級的領導，一年一年熬下來，許多人都是在四十歲左右才有了報名晉升的資格。這是在職稱評聘的坎坷中堅持下來的一小部分人，還有另外的大部分其實是放棄了對職稱的渴求的，他們上好課，批好作業，履行著一個人民教師的基本職責，至于多出來的那部分工作，比如班主任、教研組長等工作，他們是唯恐避之不及，絕不會趟進去的。

與我搭班教語文的劉老師，49歲仍然是初級教師職稱，用她自己的話說，在35歲的時候，她就已經被評為了中級教師，但是被當時評、聘分家的政策耽擱住，14年過去了，直到現在，她仍然是一個已評待聘的 “中級教師”，享受初級教師待遇。在她最黃金的職業階段，是這樣一種尷尬的狀態，而年近五十歲，在政策開始向好的方向轉變的時候，她卻有一種有心無力的感覺。

對一個普通中小學一線教師而言，一生中能有幾個黃金時期呢？近兩年，與她相同遭遇的幾位老師可謂想盡了各種辦法，希望能在退休之前，解決掉自己的職稱問題，但是直到現在，仍然是按 “累計分數”報送晉升名額，并沒有得到切實的解決辦法。

職稱晉級無望，同工不同酬等問題，成了許多普通一線教師 “拈輕怕重”的現實原因。以上面所提到的劉老師的例子，她就明確表示，自己現在的年齡操不了班主任的心，其他所有的額外增加的工作，她都不會參與，除了認真地給孩子們上好課，不辜負孩子們的求知欲、家長們殷切的期望之外，她別無所求。

劉老師的情況在全國范圍內恐怕不是個別的案例，仍然有為數不少的老師處于 “已評待聘”的煎熬狀態。劉老師們的遭遇不難理解，對她們的消極反應，我們也沒有過多的苛責，畢竟單靠 “情懷”，多數人不可能走得更遠。雖然自2015年之后，績效工資在工作量的考核中已有所傾向和偏重，但是相差不大的份額，也很難激起一線老師更多的積極性。

再次， “芝麻官”權力小，責任大。疫情期間，一位在初中畢業班執教語文兼班主任、兼高三學生家長的中年女教師寫的一篇 《早6點到晚11點！時間寶貴，我的生活緊張又充實》的文章曾刷爆朋友圈。作為一名初中畢業班的老師、一名高三孩子的媽媽，在推遲開學的這段時間里，她輾轉在廚房、電腦桌旁、班級群等幾個 “戰場”之間，從早上6∶00起床開始，做早飯、批作業、督促學生體育打卡、候課、督促學生做眼保健操、開網絡教研會議、瀏覽班級學科群信息、掌握學生上課情況、開心理講堂、抽出時間教學生如何勞逸結合等等。下午重復上午的工作，晚上批改作業、匯總一天的工作、鼓勵孩子們表現優秀再接再厲，然后點出個別問題、督促測量體溫，接著參加完語文組教研會議，輔導孩子作業，但其實只能在精神上鼓勵一下，晚上11∶00休息。

這位女老師對日常工作的記錄和反思，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教師的轉發，恰恰在于她們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這絕非疫情期間特有的現象。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一線的班主任老師們，哪一個不是嘔心瀝血，鍛造了一副鋼鐵意志？

猶記朋友提起自家孩子上學時的經歷，說：“孩子的班主任老師們，為了中午能早一點到校維持秩序，早上往往是多做一點飯，中午回家熱一下，吃完就走，根本來不及午休?！倍鴦倓傉{到市直某學校任教的好友也哭訴：“我一天忙得連喝口水、上個廁所的時間都擠不出來，整一天都是小跑的狀態，不知道一天都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這連續不斷的工作都是從哪里冒出來的！”

近兩年，一線老師的加班加點現象越來越嚴重，教學活動、政工活動兩頭拉扯，回顧這些年的一線教育經歷，前幾年起碼還能保證自己完整的上課時間，盡量將其他工作調整到走出教室、授課結束后去做，實在沒辦法了，只能犧牲掉給學生批改作業的時間。而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工作要求我們馬上停止教學，先行完成，課上看工作通知、下課立馬開會的情況是家常便飯。很多工作來不及細細開展便宣告結束，但是方案、執行、記錄、照片、考核、公眾號稿件缺一不可……一邊難受地熬著，一邊默默地做著，學校領導說：“哪一項工作不重要呢？都必須做的！”是啊，少發牢騷盡量配合，似乎是老師們能做到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了。

校長分工難，老師苦難言，說到底并不能簡單歸因，一種不正?，F象的出現，也從來都不是一日之“寒”，而要使其向正常的、通暢的方向轉變，也需要上下齊心共同的努力，要有好的政策，還要有好的執行，缺少了其中的一項恐怕都難以達成預期的目標。在此，只能期待 “職稱評聘”“基層減負”等好的政策落地的同時，緊跟其后的是足以 “拔山扛鼎”的執行力，期待人有崗位，崗位有人，期待業務副校長的分工難問題早日解決。但是，從 “分工難”到 “欣然接受”，我們還有多少路要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