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報道：體現法治媒體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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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家、對社會來說是一次重大考驗，同樣，對新聞媒體來說也是一次大考，有的媒體由于挖掘到了獨家新聞而備受贊譽，有的紙媒卻因碌碌無為而更加沉淪。幸運的是，檢察日報乘著報社改革的春風，依靠一支專業過硬、作風過硬的采編隊伍，在疫情期間策劃、推出了多款新聞作品，不僅體現了檢察媒體在國家危難之時的責任與擔當，而且為報社下一步改革探了路、試了刀。其中，報社全媒體采編中心在戰“疫”期間連續采寫了6個系列報道，受到了領導機關的肯定和廣大讀者的好評。在此復盤一下這6個系列報道的采寫過程。

閃電戰：迅速啟動“戰時體制”

疫情突如其來，人人猝不及防。疫情發生之處，各種消息滿天飛，網上求助信息之多可以用“哀鴻遍野”來形容，再加上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資短缺，人們普遍陷入了惶恐和不知所措。

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家負責任的法治媒體，我們可以做些什么？難道眼睜睜看著恐慌情緒蔓延嗎？難道眼睜睜看著少數人不配合疫情防控而無動于衷嗎？

大年初二開始，在報社領導的統一部署下，我們著手策劃了三組報道，一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系列評論，二是“眾志成城抗疫情”系列報道，三是“疫情防控中的法律問題”系列報道。

“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系列評論是要用評論的力量來引領社會輿論，及時發出理性的聲音，提振公眾戰勝疫情的信心；“眾志成城抗疫情”系列報道是展現檢察機關應對疫情的措施，讓各地檢察機關按照最高檢和地方黨委政府的部署，有條不紊安排自身工作；“疫情防控中的法律問題”系列報道則是針對疫情期間出現的一些法律問題，從專業角度進行剖析，警示、教育社會面，為人們提供法律幫助。

當時，全媒體采編中心的記者有的在河北，有的在河南，有的在山東，有的在山西，剛剛與分別一年的家人團聚，剛剛開始享受天倫之樂，但一收到采寫稿件的任務后，迅速行動起來，認真研究相關問題，采訪專家學者和檢察官，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稿件的寫作。

隨著春節假期結束，各項工作步入正軌，尤其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密集推出了一系列針對疫情防控和檢察辦案的新舉措，對檢察新聞宣傳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我們又策劃推出了兩個系列報道，一是對最高檢發布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進行深度解讀，二是推出章回體的“庚子檢察戰‘疫’記”。

每周發布一批典型案例，這在最高檢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甚至在司法機關都很罕見，這是應對疫情緊急狀況的非常之舉。典型案例背后的故事、考量有哪些，對各級檢察機關借鑒、運用典型案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就是我們對典型案例進行深度解讀的初心。

而“庚子檢察戰‘疫’記”則是在疫情形勢明顯好轉后，對檢察機關一手抓防控、一手抓辦案的全景式回顧，以章回體的形式寫作，要求高、難度大，但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此外，我們還推了一個系列的人物專訪，采訪湖北當地檢察機關的檢察長和普通檢察官，呈現給讀者在疫情重點區域檢察官那些平凡而又忙碌的故事，記錄下這個特殊時期的點點滴滴。

新戰法：新媒體優先、整體戰、形式創新

同樣是冠狀病毒，同樣是烈性傳染病，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與17 年前的“非典”已經有很大不同。同樣，面對新的傳媒生態和受眾群體，今天的涉疫宣傳報道也與之前有很大區別，我們這次的系列報道中就創新了幾種戰法：一是新媒體優先，二是打整體戰，三是創新形式。

按照出版計劃，檢察日報紙質版在1 月24 日至2 月2 日之間?？?。雖然報紙停了，但新聞事件并不停，讀者的信息需求也不會停，這就是新媒體大展手腳的機遇。按照報社之前的慣例，我們策劃的這種系列報道一般都是先在報紙上刊發，然后新媒體再轉載，但現在時機稍縱即逝，比如“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系列評論，如果能在第一時間刊發，就能極大地振奮人心。所以，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一系列評論后，首先在新媒體發表，待報紙恢復出版后才在報紙上落地。這一系列評論在新媒體上取得了不錯的傳播效果。

在這幾個系列報道的采寫過程中，整體戰的思維也得到了實踐，很多稿件不是僅由全媒體采編中心的記者負責采寫，而是跨部門抽調人手完成的。在撰寫“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系列評論時，總編室的邱春艷、《聲音周刊》編輯部的鄭博超都承擔了極具分量的兩篇。在采寫典型案例解讀系列報道時，理論部的陳章、趙衡、關仕新專門負責采訪專家。在采寫“庚子檢察戰‘疫’記”時，總編室的李瑞、白鷗也承擔了重要的任務。這種做法很好發揮了整體作戰效能，不應該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應該成為一種新常態，并且也符合報社改革的方向。

此次戰“疫”報道，我們沒有像人民公安報社那樣派出記者深入武漢采訪報道，無法抓到大量第一手的新聞，那我們就要在形式創新上做文章，在深度報道上下功夫。比如，最高檢連續出臺了典型案例用于指導一線辦案，但基層檢察官仍有一些疑問：典型案例典型在哪里？解決了辦案實踐中的哪些問題？最高檢遴選案例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典型案例的承辦檢察官經歷了什么樣的心路歷程？抓住這種需求，我們就推出了典型案例解讀系列報道，采訪最高檢相關領導、檢察官、專家學者，請他們談體會、談認識。又如，在對檢察機關抗疫情況進行全景式回顧時，我們按照最高檢領導的要求，采取了“章回體”這一形式，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大家都在努力學習、探索，總體上完成的質量還不錯。

作戰總結：快馬加鞭未下鞍

盡管在疫情的特殊時期，全媒體采編中心的記者用敬業、專業書寫了自己職業生涯的一份特殊答卷，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與同行相比我們還存在很多不足。

一是“亮點”抓得不準。對于檢察新聞尤其是最高檢的新聞，我們基本上可以說是“無遺漏”，該報的都報了，量是有了，但質怎么樣？恐怕并不盡如人意。就比如對于典型案例的解讀，我們連篇累牘寫了十幾篇，既有對案件本身的報道，也有對專家學者的訪談，還有最高檢相關負責人答記者問，洋洋灑灑一大堆，但影響力并不比《法制日報》3 月19 日刊發的三篇報道大，傳播力并不強。這是因為他們抓的“亮點”很準，標題也很吸引人，比如《最高檢涉疫典型案例“五連發”有何深意》①，一下子就抓住了讀者眼球，激發人的好奇心。其實這些內容我們的報道里也有，但發力不準、不集中，大水漫灌，導致精華都被稀釋了。

二是采訪不夠深入。導致我們的作品精品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采訪不夠深入。很多時候接到一個采訪任務后，就是對一些資料進行研究，隨后采訪幾個檢察官、專家學者，然后就開始下筆。但是，首先自己對這個問題研究得就不夠深入，所以也提不出來更高水平的問題，也就別指望采訪對象能說出更深刻的東西。當然，這種蜻蜓點水式的寫作有一個重要誘因就是手中的任務太多，每個記者手里都有三五個重大選題，更別說還有很多臨時性任務，疲于奔命尚且自顧不暇，確實沒有時間和精力沉下心來搞研究。

三是水平不一、風格不一。這種系列報道，最好能形成統一的風格，水平大致持平。就拿“庚子檢察戰‘疫’記”章回體來說，這種新的文體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挑戰，但是一些熟悉章回體小說的記者，對此體裁比較了解，寫起來就相對比較順手。而一些年輕記者完全沒有接觸過，盡管也臨時抱佛腳去學了，但并不能運用自如，最后寫出來感覺和平時的作品沒什么區別，缺乏章回體的韻味。

翻過一山又一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隨著我國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疫情相關宣傳報道也將告一段落，全媒體采編中心記者將全身心投入兩會報道，我們將不忘初心、再接再厲，爭取更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