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博論譯稿暨詩學思想研討會”會議紀要

2019年10月26日上午，由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主辦的“張棗博論譯稿暨詩學思想研討會”在山東大學（威海）國際學術中心舉行。洪子誠、敬文東、江弱水、西渡、姜濤、冷霜、顏煉軍、王東東、程一身和張光昕等嘉賓出席了會議，圍繞即將付梓的張棗德語博士論文Auf die Suche nach poetischer Modernitat：Die Neue Lynk Chinas nach 1919的中文譯稿《現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亞思明譯）展開了討論。張棗生前好友、詩人鐘鳴也特意寫來了發言稿，并請人代為宣讀（見本專輯第二篇）。以下是會議紀要。

亞思明（張棗德語博士論文譯者、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

通過翻譯讓我了解到張棗的詩學思想，這種思想與他的詩歌創作互為觀照，如同他所論述的梁宗岱詩學，實際上是一種作者詩學。不僅僅是梁宗岱，張棗聚焦的每一位研究對象都有選擇性，這種選擇性呈現的是一種知音的關系，因為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尋找知音的古老的密碼游戲，詩人與讀者如此，評論家與作家如此，作者與譯者也莫不如此。

我特別欣賞張棗博論所透露出的思想原創性。反觀當下的論文，大多數是在重復前人之見，用佶屈聱牙的詞句去掩飾平庸乏味的內涵。而在張棗的筆下，處處體現思維的樂趣。當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用一種智識的博弈、邏輯的演繹去自圓其說。而且我知道他在德國是頂著現實的種種壓力完成了論文，從撰寫到答辯花費了十余年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學者真的是用生命在寫作。他為什么從“元詩”的角度去闡釋《野草》，將生活之難等同于寫作和言說之難？他為什么看出《死水》背后聞一多分裂的自我，是從不相容性中去營造詩意？他為什么對北島流亡時期的作品有著如此精妙的解讀？這正是他將自己的生命感受與詩歌文本融為一體的表現。我在德國生活了十余年，對于他的寂寞和困境也可以感同身受。

另外，他的論文有一種審美的立場。論文是不是可以寫得漂亮也曾令我困惑，但我盡力地用中文去還原張棗德語表達中的智性、幽默和深邃，這種高級的語言狀態是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人無論如何不能世襲的，也是我這樣一個留德12年的人所望塵莫及的。張棗的寫作還充滿一種“自焚”的激情，好比他所鐘愛的魯迅的《死火》，或者穆旦《停電之后》里的蠟燭意象，呈現的是燃盡自己的頹廢美，即自覺自愿的自我消解，將生命融入筆下的文字。他的肉身早已隕滅，精神卻能長存，就像他所翻譯的史蒂文斯的詩句：“莊嚴的書頁沒有字跡，只有/焚燒的星星的痕跡/漫布在霜天里”。張棗從不期望自己能被大多數人所理解，他在自己的詩中這樣寫道：“我想我的好運氣/終有一天會來臨/我將被我終生想象著的/寥若晨星的那么幾個佼佼者/閱讀并且喜愛”。張棗是那種精英詩學的捍衛者，他認為新詩史是個人才能締造的，因此他的博士論文撇開背景分析、概念界定、文獻綜述等要讓別的學者噦噦嗦嗦寫上100頁的東西，直奔主題，如數家珍地開列他最喜愛的詩人的名單，他對他們作品的解讀讓人腦洞大開。雖然他的觀點我們不必贊同，可是他的才華和魅力卻讓人折服。我相信張棗未來自己也能加入這個名單。他無疑是一個天才，正如電影“Genius”所說，天才需要等待被另一個天才發現?？上厝A易逝，我把他的德語論文翻譯出來，就是希望能夠出版發行，獲得關注，讓更多的有識之士去閱讀、去評價，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洪子誠（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雖然我喜歡張棗的詩，但是確實研究不夠，就談一點印象。

在《中國新詩史》中我當然要寫到張棗，一些說法是參考別的學者的觀點。另外我在張棗去世的2010年，寫過紀念他的文章。那一年有用漢語寫作的三位詩人離世，分別是臺灣的商禽、大陸的張棗以及韓國的許世旭（他的許多詩都用中文寫），文章題目是《紀念三位詩人：商禽、張棗、許世旭》。前些年，一篇討論蘇聯作家愛倫堡《（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的文章，也談到張棗，和茨維塔耶娃做了比較：這些文章收入《我的閱讀史》和《讀作品記》這兩個集子中。

我跟張棗只見過一面，那是1999年年底的時候，全國許多著名詩人和詩評家齊聚大連，參加規模相當大的當代詩歌會議，雄心勃勃地想發布迎接21世紀的“大連詩歌宣言”。但因為“民間派”與“知識分子派”的戰火已經點燃，宣言據說討論到夜里三點也沒能達成一致，最后流產。在這次會上，臧棣看我很多人都不認識，枯坐一邊，就介紹我認識張棗、芒克他們。那時的張棗年輕、頑皮，容光煥發，就像他的詩說的，“頭顱盛滿蔚藍的蘑菇”。后來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對后來的張棗了解非常不夠。這很遺憾。不過，腦子里永遠保存著那個陽光的年輕人的形象，也可以說是幸運。

我和張棗的另一點“關系”，是20世紀90年代主編過一套詩歌叢書。1997年在福建武夷山開詩歌會議，臧棣說他們想出版一套叢書，名字叫“九十年代詩歌”，問我可不可以當主編。我想從來沒有當過主編，就答應了。其實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策劃、編輯，就是掛個名，當然也寫了一篇總序，為當年飽受責難、詬病的90年代詩歌辯護，認為90年代詩歌取得了很大成績。叢書收入臧棣的《燕園記事》、西渡的《雪景中的柏拉圖》，還有孫文波、張曙光、黃燦然的詩集，其中重要的一本就是張棗的《春秋來信》。今天開會進到會場，看到亞思明拿來的在德國出版的中德雙語的《春秋來信》本子，很親切，也驚喜。另外的記憶是，我退休的前一年，也就是2001年9月到12月，在北大中文系開設對90年代詩歌細讀的討論課——這個課的錄音經過整理，后來出版了《在北大課堂讀詩》;冷霜、姜濤、臧棣、胡續冬、周瓚、吳曉東他們都參加了——第一堂課討論的就是張棗的短詩《邊緣》，由臧棣主講。對張棗詩的理解我那個時候總感到沒有把握，對臧棣的解讀非常期待，但聽后有點失望，覺得張棗不是那么理念化。但也許臧棣是對的，不過這樣一來，我一直小心保護的對詩的那點神秘感就被擊碎了，這又是我不愿意的。我對張棗有關的記憶，大抵就是這些了。

在那篇談愛倫堡的文章里，對張棗、多多和茨維塔耶娃做過一點比較。茨維塔耶娃和張棗的生命，都不幸，性格中有一種“自毀”的悲劇性，但性質不同。將他們放在一起談論，并不顯得貿然和唐突，事實上他們已經有過親密的對話：

倆知音正一左一右，亦人亦鬼，

談心的橘予蕩漾著言說的芬芳，

深處是愛，恬靜和肉體的玫瑰。

手藝是觸摸，無論你隔著多遠

（《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

他們都高傲、敏感，但也脆弱、怯懦（茨維塔耶娃：“高傲和怯懦——是對親姐妹，他們在搖籃邊友好地相會”），都否認詞語能代替思想，韻律能取代情感，但都在兩個特別重視詩的現實、政治維度的國度，都不合時宜地強調詩歌“手藝”的性質和地位，嚴格地“以苛求的藝術家的不信任來檢驗靈感”。他們都曾僑居國外，卻無法在當地生根，無時無刻不在詩中，借卡魯加的白樺樹、接骨木樹林中凄涼的燈火、教堂的鐘聲、絲綢錦緞、繡花荷包、“桐影多姿，青鳳啄食吐香的珠?！眮頀炷睢肮释痢?，并陷入生活的和心理的難以擺脫的困境。當然，他們的知音不必等待一百年或一千年之后才出現，猶如愛倫堡引述俄國詩人安寧斯基的詩說的：

琴弓理解一切，他已靜息

而這一切還留在提琴上……

對于他是苦難，對人們卻成了音樂。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討論張棗的詩，是討論他的學術論文，更準確地說是他的德語論文的中文譯本。在來威海的路上，我和冷霜都認為，論文寫得好，翻譯也很棒。沒有翻譯腔，流暢清晰。亞思明的譯文，體現了她對張棗，對他論述的中國新詩歷史、詩學觀念和具體詩人的深入了解。這是首先要提到的一點。

至于這個論文的定位，我傾向將它看成是“作者詩學”，如張棗在談梁宗岱、瓦雷里時說的，在多個場合，我說到新詩研究、新詩史寫作的寫作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我這樣的，不會寫詩的，另一種是有出色的詩歌寫作經驗的。當然不能以此劃線來簡單分判高下，但是詩歌是個特殊的“行當”，沒有與自己的語言、感覺、想象相連的寫作經驗，對詩歌現象、詩藝特征和具體文本的分析，肯定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受到這一點。張棗論文的長處正在這里。他的感覺，他的寫作，他的學養（特別是對19世紀以來西方詩歌發展脈絡的熟悉），在對新詩史的評述中發出光彩，特別是對諸多詩人、作品的評析解讀，讓我們因看到他獨到的眼光而驚喜。

當然，論文也存在一些問題，或者說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論文的整體框架，對新詩歷史所做的判斷上，相信會引發爭議。例如將“現代性追尋”簡單等同于“現代主義”，而對“現代主義詩歌”似乎也理解得有些窄狹。再如，論文開頭談到詩歌史寫作方法論問題，說他不太贊同朱自清20世紀30年代在《新文學大系詩選》編選中使用的流派劃分，主張一種線性的分析方法。朱自清的流派區分是否確當自然可以討論，但方法本身是為在空間中發現、揭示差異，呈現不同詩學觀念和不同風格，也就是某一時期的創作、“流派”的多樣性。張棗摒棄了這種詩歌方法，強調線性的連貫的敘述，突出“現代主義”的線索，是基于他的詩歌理念和詩學趣味，這無可厚非，也是一種見解。不過以這樣的方式來描述“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那么爭議也是可以想見的了。

敬文東（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

大概是2005年秋天，歐陽江河打了個電話，問我張棗想回國，能不能到你們學校任教。我雖然沒有見過張棗，但是我特別希望他到我們這兒來。我跟我們那邊的頭兒介紹了張棗的情況，費了不多也不少的周折，他大約2006年底入職我校，和我以及今天在座的冷霜先生共屬同一個教研室。張棗深受學生們的喜愛。時間過得真快，一晃他去世就將近10年了，但他留下的不少傳說至今仍在流傳。他去世之前的三年能夠在我們祖國的中心工作、生活，應該是很快樂的。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特別熱愛生活，我后來知道他有抑郁癥，還是有點驚訝;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現得非常樂觀、友善，對生活有一種癡迷的熱愛，讓我這樣一個比較無聊的人感到很震驚。他對美食、美女、美詩的著迷讓我印象深刻，也特別感動。

我私下覺得，對語言的看法是他的博士論文的潛在主題，或者潛在的基礎。許慎認為，凡適于口味者必甘、必甜，雖然“甜”可能是一個較為后起的字。張棗把漢語界定為甜，雖然很偏頗，卻很有道理。很遺憾，因為時間關系，關于這一點此處無法展開。依我看，他的博士論文乃是一個詩人對漢語新詩進行偏頗論述的博士論文。這也許不那么符合現代學術的規范，卻很合我這個饕餮讀者的胃口。我喜歡精彩的見識，哪怕它很偏頗，卻厭惡平庸的公正。剛才洪子誠老師說得很清楚，張棗有一種偏愛，在這種偏愛里，有他偏頗的智慧。比如，他將魯迅的《野草》認作是最早的漢語新詩，甚至將魯迅當作首創新詩的第一人，我雖然不同意，但我理解他為什么要那樣講;比如，他高度評價聞一多的新詩創作，讓我很意外、很震驚，但也很拜服。我非常偏愛聞氏的學術成就，張棗的博士論文又讓我重新認識了聞先生的詩歌的價值，真的很受教育，也因此更佩服聞先生。他的這些看法，是一個真正內行的詩人的看法。類似的看法還有很多，比如他對梁宗岱的偏愛，恐怕就有些失范了。

江弱水（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亞思明老師翻譯的張棗博士論文，文筆精確而流暢，一些長句的處理嚴密而又柔韌，最見譯者的功力。整本論文，說它就是張棗本人用中文寫出來的，也不為過。它涉及中外古今的詩與文論，牽扯面非常廣，作者引用的詩文都要找回原文，工作十分繁復，也見出譯者所費的心思。

張棗博士論文的譯文出來以后，可供我們引述和審視的張棗的言說，就大為豐富了。我們可以看到，這本博士論文與張棗隨筆集里面的很多文章形成了互文關系。比如第二章講魯迅《野草》的部分，雖然他后來跟學生上課的記錄更為精確，但最初的來源還是在這里，可跟隨筆集里的筆記和講稿相互印證。

又比如講到北島的部分，正是1999年他為北島詩集《開鎖》所寫的序，也就是隨筆集中的《當天上掉下來一個鎖匠》一文。其中有他對“元詩”概念最集中的反思，難怪這一部分在整個博士論文里面看起來也最為豐滿，最具理論深度。

再比如我的博士生劉金華翻譯的張棗的英文論文《論中國新詩中現代主義的發展與延續》，現在我們看得到，也是這博士論文的微縮版。這是張棗一個人的詩史，他對現代詩人的定位常常迥異時流：浪漫的新月派詩人是具有過渡性質的“浪漫象征主義者”，卞之琳是“傳統主義”的，禪兮兮的廢名卻是“徹底的現代派”，馮至則是“儒學”的現代表現，等等。

張棗的博士論文提供了一家之言，師心獨造，但張棗本身的論述是自洽的，你想辯駁他很簡單，但真正到位的批評，需要在高層次的思辨水平上，而且要動用非常多的理論資源。九方皋相馬，可以忽略馬的牝牡皮毛，而直接看出是不是能致千里，這就是所謂透過表象看本質，去透視本來的質地。張棗聽從于自我感覺。寫出的這一篇論文，可能讓導師頭疼。比如論文里，幾乎不談胡適;有聞一多，沒徐志摩;梁宗岱占一章，但實際上梁寫的詩很少，多為理論介紹而已。對馮至的代際劃分有問題，穆旦也沒論述，當然這可能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形成評論熱潮。此外，張棗從“象征”在新詩中的被強調，即斷言現代主義貫穿新詩史的始終。但他對“象征”與“純詩”的理解有簡單化之嫌?！凹冊姟辈粌H僅是放棄社會功能，堅持自身純粹價值那么簡單。

整個博士論文凸顯了張棗很多未來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比如“元詩”（meta-poetry），又比如“經驗的我”（empirical I）和“抒情的我”（lyrical I）的分歧。張棗喜歡溫柔、低沉、軟弱的發聲，喜歡低微、脆弱的姿態。他從頭到尾都對大寫的、頂天立地的那個“抒情的我”加以抗拒，更傾向現代詩的“消極主體”（negative subject）以及由此生成的一系列主要消極元素。他的這些詩學觀點，都值得我們認真討論，因為張棗的視野比我們廣闊，而且詩人的敏感使他能找到我們可能忽略的觀點。

總之，對喜歡張棗的讀者來說，這本博士論文多出了一份研究文本，能大大拓寬我們對張棗的詩與詩學認識的邊界。他身后能夠有這么多細心認真的編者、譯者、研究者，這是張棗的幸運。

姜濤（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

我對張棗詩學文章算是熟悉的，像《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和談《野草》的幾篇，以前都細致研讀過，這次讀他的博士論文，感覺“博論”和后來文章有很強的互文性，很多觀點、說法應該是從這篇中引發、生長出來的，這是我的一個閱讀的參照系。當然，要是按照嚴格的學術標準評價，論文有很多毛病，邏輯也比較跳蕩，他建構思路的方式往往是通過對作品的解讀，強力拉拽出一種闡釋，而這也是最精彩、最有啟發性的部分。像對北島的分析，就一定程度刷新了我對北島的認識，張棗雖然可能私下里對北島一代有所批評，但內心里對北島還是非?？粗氐?，對北島流亡時期的寫作也感同身受，有十分深入的體知。

讀這篇論文，我還有另外一個參照系。鐘鳴的文章中提到，張棗寫作中有他成長的那個時代的知識方式的痕跡，這個判斷我還沒完全領會，但這篇論文確實和改革開放之后新時期的文學史寫作模式有一定的對話關系。張棗的寫作時間，大致應該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時國內也有很多類似的新詩史寫作。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詩史寫作，我自己有一個簡單概況，就是以流派研究為基礎，以現代主義為新詩的發展主脈，以中西詩學的匯通為某種審美理想，這似乎是一個基本的寫作范式。孫玉石老師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就是一個代表，影響很大，也有不少追隨者、模仿者，所以在90年代中后期國內也有一批與張棗選題近似的博士論文問世。這些博士論文大體都以現代主義為核心線索，以流派為基本的敘述單位，框架上甚至大同小異。

從這個角度看張棗的論文，不僅和國內的這些博士論文同步，還有部分相關的、重疊的地方，比如第一章對新詩史四代人的分析也包含了現代主義的演進線索和流派的框架，張棗似乎也參考了國內研究者的成果，比如孫玉石老師的初期象征派研究。但后面幾章的展開就很不一樣了，雖然還是扣著現代主義這條線，但師心獨造，選擇了他特別關切的對象，而且核心的問題線索也不能被“現代主義”覆蓋，而是轉移到新詩的“現代性”上，而且“現代性”在他這里有一定的收縮性理解，收縮到主體的表達機制和所謂的“元詩”意識上。這種理解當然是他對當代詩歌看法的一種歷史投射，他也是從當代的角度、從一個當代詩人的寫作意識出發，構造了一種個人的新詩史邏輯。這是會引起爭議的，比如說魯迅的《野草》是新詩現代性的起點，就不能說服很多人。但有一點可以注意，張棗把魯迅塑造成一個“元詩”作者，這和當代詩歌的意識很接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因為他強調的不是當代詩普遍具有的語言本體論意識，而是突出了生存困境和寫作困境的關系，將“怎么寫”和“怎么活”聯系在一起，這是特別重要的一點，也一定程度上溢出了當代詩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所以，張棗把魯迅當作現代新詩的起點，不是一個文學史的判斷，更體現了某種更為深入、更具有生產性的詩學意識。

說到“現代性”，我還想到臧棣當年的博士論文，和張棗這篇應該也是同一個時期的。臧棣論文處理的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的現代性，原來的計劃是做新詩整體的現代性研究。但臧棣對“現代性”的理解不同于張棗，要更為寬廣，比較多地吸納了90年代中后期現代性討論的一些資源，文學理論之外，還包括思想史與社會學方面的，“現代性”不單純是一個文學內部的問題，更涉及與傳統相對立的未來意識、時間意識、新的主體性文化原則等，特別強調新詩可以自身提供標準，創造一種傳統。相比之下，張棗對“現代性”的理解，如剛才說的，是一個收窄了很多的概念，聚焦在寫作內部及與作者生存的關系上，也正因為這種收窄，帶來一種特別的洞察之力。上面談的是我讀這篇論文的一個參照系，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把這篇博士論文放在90年代特定的感受和知識氛圍中去理解，它雖然是一部具有獨創性的著作，但也發生在具體的時代語境和觀念構造之中。

我的另一個參照，是將這篇“博論”與后來的詩論對讀，能注意到張棗的一些觀念在延伸的同時也發生調整和擴展。比如那篇著名的《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發表于2001年，寫作時間應該晚于博士論文，其中一些段落出自論文第八章，但整個框架要更完整，展開更充分，但最后的收束方式卻很不一樣。博士論文最后談及當代詩“元詩”意識的生成，基本持一種正面的肯定態度。但《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的結尾卻是反思性的，在“元詩”意識中注入了一種危機感。他說“元詩”意識的涌現，代表了中國詩人對寰球現代性和后現代的參與，但又說我們還要關注“漢語性”，這個“漢語性”和他講的漢語之“甜”不太一樣，他說如果現代性（或“元詩”）代表的是“詞就是物”或“語言本體論”的立場，那么“漢語性”堅持的則是“詞不是物”的立場、一種語言可以改善生活的立場，這種“漢語性”的理解是偏于儒家詩學傳統的。簡單說，他并沒有將“元詩”意識作為當代詩的一個結論接受下來，而是將其問題化，放在與漢語性的張力中去理解。而這個張力或危機不能簡單化解，只有帶著對它的覺悟和追問，漢語詩歌才有更開放、更好的未來。這個態度在2000年他接受“安高詩歌獎”的獲獎詞中，有更明確的表達，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的美學自主自律是否會墮入一種唯我論的排斥對話的迷圈里？對來自西方的現代性的追求是否要用犧牲傳統的漢語性為代價？如何使生活和藝術重新發生關聯？如何通過極端的自主自律和無可奈何的冷僻的晦澀，以及對消極性的處理，重返和諧并與世界取得和解？這些都是二十一世紀詩歌迫切需要解答的課題。也許答案一時難得，但去追問，這本身就蘊含了我所理解的詩歌本質。

對照《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一文，這確實是他這個時期在思考的問題。這個時期，大概是他寫《大地之歌》的前后，這種危機意識是否和他在寫作中遇到的新問題、新追求有關，我不知道，但在重新探究新詩現代性動力、線索的同時，怎樣也將這個“現代性”相對化、問題化，是張棗后期思考到的問題。這或許也是張棗詩學中尚未被充分重視的部分。

西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亞思明全文翻譯張棗的博士論文，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對于喜歡他的詩、喜歡他的文章的讀者，張棗的每個字都是重要的。我過去更多關注的還是張棗的詩歌寫作，對他的理論文章沒有姜濤那么熟悉。這個論文也是剛剛匆匆看了。我個人覺得論文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現代性的認識是單線條的?，F代性在新詩當中應該是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從啟蒙現代性轉換來的革命現代性的線索，還有一個是審美現代性這樣一條線索。這兩個線索是相互交織的，如果沒有這兩條線索之間的對話，新詩的審美現代性可能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張棗的論文只探討審美現代性的問題，沒有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這總是有所偏頗的。你可以以討論審美現代性為主，但是你至少應該在總論當中對這兩者之間交織互動的關系做一個交代。這樣我們才能對審美現代性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的論斷中，有一個我是不能同意的，就是把《野草》敘述為新詩的源頭?！兑安荨肥遣皇切略姷脑搭^，有一個簡單的判定辦法，就是看如果沒有魯迅的《野草》，新詩會不會是另一個樣子。我覺得不會。有沒有《野草》，新詩的發展脈絡大致也還是如此?！兑安荨穼π略姲l展沒有根本的影響，為什么它就成了源頭？《野草》可能對個別人物，如胡風、阿垅等有影響——但這種影響也說不上有多深刻，新詩發展的主要線索則在這種影響之外。如果這樣的話，把《野草》作為中國新詩的源頭，在學理上就很難成立了。

另外一個，我認為張棗很明顯夸大了梁宗岱的影響。作為一個象征主義的理論家，梁宗岱對象征主義思想的譯介，是很重要的;但從創作上講，梁宗岱這個人的趣味其實比較陳舊。梁宗岱很自負，我覺得從創作上講，梁宗岱的自負實在沒有多少道理。上周我給學生上課的時候，選了梁宗岱的一首十四行和馮至的一首十四行，讓學生對讀。梁宗岱的十四行寫于20世紀30年代，應該是他思想成熟期的作品。他這個詩，用艾青的話說，還是用現成的詞匯來寫作的。他的現代敏感和卞之琳包括后來的穆旦，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我覺得他雖說是瓦雷里的高徒，但他對瓦雷里的接受，特別在寫作上，可能還僅限于早期的瓦雷里。但這樣一些瑕疵，和論文整體上所顯示的詩人對審美現代性的卓異洞察，特別是在文本解讀中層出不窮的精妙見解相比，只能說是白璧微瑕。事實上，這種洞察也顯示在對《野草》的解讀中，即使他對《野草》和新詩的關系存在前述的誤判——我有點懷疑這種誤判也許是張棗故意為之，以便給新詩一個輝煌的起點。相信每個人——無論你是詩人、批評家，還是論文作者——都會從張棗的論述中得到啟發。

冷霜（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如果把張棗這本論文放在同一時期的20世紀90年代國內關于新詩史的研究里，可以看到觀念上的很多相似之處或彼此呼應的地方，但是張棗的論述還是顯示出它的特殊性，現代主義詩學在他這里不是一個學科層面上的新潮觀念，而是作為一個詩人的詩學信念，他由此來建構他的整個論述，正是這樣一種內在的信念形塑了他這本論文的整體面貌。

剛才幾位老師都講到，如果我們從新詩史的框架來看，他的論述結構和論述方式還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為什么把魯迅的《野草》視為新詩真正的起點？為什么談聞一多卻不談徐志摩？包括西渡講的，對于現代性的認識，張棗也許沒有注意到新詩的現代性存在一些有張力的不同線索，這些線索之間互相交織形成的對話關系，才形成新詩對現代性的尋求的歷史樣貌。也就是說，如果放在新詩史研究已經形成的學術積累的角度，這本論文存在著明顯的可以被批評和質疑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論文中那種強烈的詩學信念，又生發出一些獨出機杼的創見，帶來了這本論文的另外一些價值。也就是說，這本論文的主要價值不在于他論述結構的嚴謹性，而是他通過他的寫作經驗、詩歌見解和詩學信念，打開了我們認識新詩史，至少是新詩史上幾位重要詩人的一些面向。比如他在討論聞一多的時候，透過張棗自己對現代主義、對“元詩”觀念的興趣，讓我們看到和此前的聞一多研究呈現出來的不太一樣的一個詩人形象，或者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把聞一多現代主義化了。

他對“九葉派”的處理也能看出這種詩學信念的作用，他認為“九葉派”作為現代主義詩人受到了奧登詩歌觀念中二元論的影響，因而缺少一種詩學上的徹底性，認為正是由于這種徹底性的缺失，使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放棄了寫作。從歷史的實際情形來看，這個看法顯然是有問題的，我們都知道50年代之后這批詩人停止寫作有客觀的歷史原因，但他卻從自己的詩學信念出發，做出了這樣一種解釋。

在史料和史觀上，博士論文應該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張棗的論文雖然也運用了一些史料，但總的來說他的史觀并不是歷史主義的。張棗在這本論著中表現出他作為一個當代詩人對當代詩歌以及新詩史整體狀況的獨有認識和判斷，顯然，他認為新詩需要美學現代性的尖端，所以我們要去努力發展這個尖端，在這樣的心理投射之下，形成了他很大程度上帶有后設意味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張棗的論述是具有某種當代性的，盡管這種當代性還存在著自身的問題，它內部的結構還不夠飽滿。

另外，在這本論文里，他借助自己的寫作經驗，包括“元詩”的觀念，對一些詩人的作品做出了非常精細的解讀，這些解讀是這本書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也拓展了我們對一些詩人的認識，比如他對北島的理解，對晚年穆旦作品的細讀，等等。而且，在他的新詩史論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文學史觀念是精英主義的，文學史在他看來就是杰出作品構成的歷史，文學史的圖像就是由那些寥若晨星的杰出寫作者構成的星象圖，文學史的寫作就是對這個星象圖的描繪與闡釋，在這方面，可以把它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放在一起來看。這可能也是他的博士論文相對于同類型的新詩史論述最不一樣的地方。

他在由這部論著伸展出來的那篇《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中提出了“漢語性”的概念，這個概念也回應了早期新詩中一些相關的概念，比如詩歌的民族性，要在它和現代性之間達成有機的融合。而在張棗這里，他沒有使用民族性、本土性這類概念，而是提出了“漢語性”的概念，這意味著他把他的立論基礎仍然放在了語言的層面上，這樣就與他對詩歌的現代性的界定處于同一前提之下。另外，早期新詩人講新詩的民族性的時候，很多時候指涉的是美學的層面，或者詩藝的層面、詩歌表現的層面。而張棗講的漢語性則聯系著中國自身的詩學傳統的層面，背后是儒家的人生觀和倫理觀，他認為這個詩學傳統和詩歌的現代主義性的觀念存在相當的沖突，而當代詩歌需要在這樣一個沖突中去找到新的可能。如果放在整個新詩史的理論脈絡里，他提出的這個觀念是非常有價值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在張棗的詩學論述中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反復談到“生活”，比如說“詩歌的困難正是生活的困難”，這個概念在他的詩學觀念的核心線索——詞與物的關系里好像不能完全被包納進去。言說與生活的關系和詞與物的關系是兩個有關聯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問題。所以“生活”可能也是我們進入張棗詩歌和詩學的一個切入點。再回到他的論文，我們看到，和國內一些詩人的寫作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發生的不同程度的變化相對照，張棗在90年代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現代主義詩學信念，盡管也有一些豐富，我覺得這與他在德國的生活是有關系的，正是在德國的非常孤獨的處境里，在他與環境之間的隔膜狀態中，他原有的現代主義詩學觀念得到了確證和強化。如果說現代主義在80年代對很多詩人和批評家來說是美學現代性的尖端，是并未和自己的生活有直接勾連的觀念，在張棗的留德生涯中，現代主義好像成了一個肉身的現實。也就是說，他和他環境的關系是高度緊張的，這個環境本身對他來說是高度異化的，他的主體狀態是高度分裂的，正是這樣的處境強化了他的現代主義詩學信念，這對他博士論文的寫作也有著潛在的影響。

顏煉軍（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剛才冷霜老師與其他老師都講到，這本博士論文跟他的寫作語境之間的關聯。關于此，我有一點補充。相比敬老師和冷老師，我與張老師談詩可能更多，因為他給我們上課，我們私下見面比較多。我是學生，所以我們不聊生活，只聊詩。我與他做的訪談，題目是“甜”。整理錄音時，有些聽不清楚，我把初稿發給他讓他自己改一下。我記得開始時題目叫“語言之甜”還是“詞語之甜”，張老師給我返回來說，干脆就叫“甜”。2017年我們發現一首張棗在臺北寫的詩，叫《橘子的氣味》，1999年的作品，里面就用了“甜”字，而且是一個很核心的詞，可以作為理解張棗美學觀念很重要的一個入口。好幾年前楊小濱先生一直給我發信息，說張棗在臺北寫了一首詩叫《臺北夜醒》，問我有沒有找到這首詩，當然是沒有。我推斷，《橘子的氣味》就是楊小濱說的那首《臺北夜醒》。因為詩里就寫了在臺北晚上醒來的一個場景。這首詩非常好，我就此寫了一篇文章，《新詩評論》2019年這期馬上出來。另一點補充，講到跟當時的一個文學文化語境之間的共鳴。張棗與我一起談得比較多的話題，是海德格爾。他去世前有一次送給我兩本書，一本是瓦雷里的外文詩集，還有一本就是海德格爾的傳記，我從他那本書上的筆記可以看到，海德格爾傳記他應該是認真研讀過。海德格爾討論的語言與存在之間的關系，對張棗應有較多啟發。張老師文章里常說：怎么把存在困境轉換成寫作困境？這和姜濤老師剛才提到張棗講的《野草》中所體現的魯迅生活困境跟他的寫作方式之間的關系，可以呼應。包括張棗在這本書里談許多詩人時，都講他們的寫作困境與生存困境之間的轉換。

張老師在生活中，給人很貼心的印象。他總是會用讓你很愉快的語言、愉快的方式。我印象特別深的一個細節，是當時我研究生剛剛畢業，假期不回家沒地方住，他說學校給我那個房子假期沒有人住，假期借給你住。他走的時候跟我說，我冰箱里給你留了點啤酒，房子很干凈的。后來我知道，他的房子其實就是一臟亂差的窩，因為我要去住，他還專門請了鐘點工去清理了一遍。2018年我在倫敦訪學時碰到胡冬，胡冬說張棗是他見過的人當中，活得最不快樂的，這跟張棗老師給我們留下的快樂的形象恰恰相反。他講了很多張棗在那邊的事。也許，張棗老師真的不快樂，所以他一直要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寫作的各個細節中尋找快樂。

王東東（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我一直想要寫一篇文章《理論、方法與寫作：中國現代詩歌中的元詩觀念》，思明老師的翻譯為思考這個問題帶來了更多寶貴的材料?？梢詮娜齻€角度來談“元詩”：第一個是“元詩”和創造之間的關系，第二個是“元詩”與語言的關系，第三個是“元詩”與純詩之間的關系。張棗對“元詩”有一個定義：“元詩其實是詩歌的形而上學，關于詩本身的，詩的過程可以顯露寫作的姿態，他的寫作焦慮和方法、反思與辯解的過程，因而“元詩”常常首先追問，如何能發明一種言說，并用它來打破縈繞著的宇宙沉寂?！保ā冻蛘Z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但更多像描述，屬于詩人的微妙的言辭。

要理解“元詩”，首先可能還要在“元詩”與創造的觀念之間建立一種關系。我們知道，不管是作者的概念，還是創造的概念在我們的時代都發生了貶值，但曾經，詩歌創造的概念甚至可以讓人聯想到上帝的創世，詩人形象的權威性也依賴于造物主的形象、神的形象。甚至柏拉圖也這樣設想過，并且與這種觀念做過斗爭，究竟是該由詩人還是哲學家來行使對這個世界的解釋權呢？解釋權同時是一種創造權。詩人是創造者，這是神秘主義的古典概念。浪漫主義會堅持詩人是立法者。到了現代，詩人又變成了僭越者，作為危險的社會邊緣分子而存在。

按照維科在《新科學》中的說法，人只能理解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這是對詩性創造力的推崇。其實新詩從一開始也是自己創造出自己，新詩詩人是作為世界的創造者而出現的，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語言秩序和世界秩序。但是，新詩人也會面臨詩哲之爭。契訶夫《第六病室》中一個病人暗示說，小人物是沒有自己的哲學的。在張棗的博論中，可以看到中國版的詩哲之爭。張棗對魯迅評價這么高，我對這一點還是飽含同情，因為完全可以把魯迅和胡適并而視之，作為新詩草創時期的雙子星座。魯迅的“無治的個人主義”，借用張灝先生的說法，其實也是一種幽暗意識，有利于形成一種民主傳統或民主性的文學。

第二個就是“元詩”與語言的關系。將創造的視野納入進來，會讓這個關系變得特別有趣?！都s翰福音》開頭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神就是道?！鄙系蹌撌啦恢挥谜Z言，但語言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上帝將語言贈予人類，使人類成為萬物的靈長。但反過來，詩人也在幫助神，詩人是命名者，是僅次于上帝的第二號人物。在我們的時代，詩人是被貶黜的神。詩人在進行一種不斷的持續的命令，從啟蒙運動的理性話語來看，詩人也分享了科學的、理性的命名的權力，當然后來逐漸與之分道揚鑣。張棗自己很可能也相信詩人是命名者，雖然更多會感受到一種落差。他的一些說法如“詞不是物…‘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并不是在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哲學里面來談，而是牽涉詩歌與創造的關系。

第三個關系是“元詩”與純詩的關系，張棗對“元詩”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純詩話語的闡述上，這一點從這本論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元詩”與純詩二者之間其實還有很大的差異：“元詩”更多強調方法，而純詩可能更多注重詩的一種后果或結果，尤其聯系到美國詩人羅伯特·沃論關于純詩與不純詩之間的辯證來看的話。張棗本人的“元詩”論述十分重視漢語性和漢語詩歌傳統，但這樣會帶來“元詩”概念的封閉。我們需要將“元詩”問題化，就要重新考慮詩歌與創造的關系，期待詩人成為一個良性的創造者，不管是語言秩序還是生活世界的秩序，這樣也就是以詩哲之爭的方式深入到中國現代文化的建構中。

我剛才說相對于純詩，“元詩”更注重方法，因為純詩可能就是20世紀詩歌寫作當中，尤其是象征主義的最高產物，象征主義也被視為現代主義寫作的最高階段?！霸姟笨赡苁菑募冊娭锌|析出的一種方法。我們可能離純詩的榮光或者說純詩的魅惑已經很遠，但是“元詩”作為一種方法，我覺得可能仍然會帶來一種啟示和啟發。

其中一個重要的也令人困惑的問題是，“元詩”的當代性應該如何來展開？

也許還要回到語言哲學的開端。本雅明談到了人類語言的墮落，當然這和人類自身的墮落有關，同樣發生于《創世紀》當中，但此后人類就要面對一個善惡難辨的世界。那么詩人的責任，除了命名，可能還在于分辨生活的善惡。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關于可說與不可說的分別，關于“倫理學和美學是一回事”的論述，其實是揮動語言的奧卡姆剃刀，將人類追求的道德價值和美學價值視為一種虛構，正如他所說，善與惡的語言并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它改變的是這個世界的界限。從分辨善惡的意義上，“元詩”可以進入對當代生活的描繪，并由此進入歷史。

程一身（湖南文理學院副教授）：

張棗的論文學術性還是很強的。論文里選的這幾個人，他的眼光非常準，除了魯迅我有點疑問以外。穆旦雖未出現在章節目錄中，但文中談了他前后期的創作。從這樣一個名單可以看出這篇論文的學術性很強。艾青他為什么沒有談到呢？主要是因為艾青和他的寫作語境有關系，張棗可能不太看好艾青后來的寫作，就忽視了他30年代的創作。所以我覺得沒談到艾青是一個缺陷。除了這些疑問和遺漏以外，我認為這篇論文提供的名單是很準確的。

當然，剛才也說到梁宗岱這個問題，我和西渡老師講的意思是一樣的，他這里把“現代性”這個問題簡化成了一個“純詩”的問題。這樣一來，他就把“純詩”這個問題看得非常重，貫穿了整個論文。為什么專論梁宗岱呢？因為梁宗岱是“純詩”的譯者，也就是說，是梁宗岱這個譯者最早把“純詩”這個概念傳到了中國，并進行了闡釋，所以給了他這么高的位置。這個位置不是從他作為一個詩人給予的，而是把他作為翻譯家、評論者、闡釋者給予的，所以不能把他當成一個詩人看待。

那么他為什么把魯迅看得這么重呢？魯迅的《野草》從根本上來說不能視為詩歌?！兑安荨愤@個文本寫得很好，很優秀，很高級，但是把它當作詩歌來看待，并且張棗把魯迅說成“偉大詩人”，這個說法過于夸張。魯迅的新詩詩人身份都比較可疑，把他稱為“我們新詩的第一個偉大詩人”，讓我更加懷疑這個說法。魯迅的現代性確實非常突出，但不能把他當成一個詩人來討論。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張棗這篇論文出現了學術性與趣味性的結合，這樣談魯迅肯定是他的趣味性和主觀性在發揮作用。他用新詩的現代性和“純詩”，跟他作為詩人的敏感和對文學史的理解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他提供的這個名單既有可信的部分，也有值得討論的部分。這是論文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即學術性和趣味性的問題。后來他有個說法，把魯迅說得很高，把胡適說得很低，后來干脆說胡適不是一個詩人，我認為是個策略，但這樣的話過于極端了，完全置文學史于不顧。

第二個問題，談談關于聞一多的部分。剛才有老師談到，他寫聞一多這部分特別好，為什么他作為一個詩人提供的形象和聞一多的傳統形象差別很大呢？張棗曾在一篇訪談里談道：“我們跟卞之琳一代打了個平手?！边@就是說，他師法的對象、競爭的對手是卞之琳，而且他的寫作風格也跟卞之琳比較接近。為什么他談聞一多談得這么好呢？本來他們兩個道路差別是很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都是“純詩”的愛好者。剛才江弱水老師談到他為什么不討論徐志摩，我認為這是因為徐志摩和“純詩”關系不大，而聞一多跟“純詩”的關系很密切。聞一多早期的作品《紅燭》就是一個非常唯美的作品，受“純詩”影響很大的一個作品，只不過后來聞一多把“純詩”這個路向給否定了，到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他說太多像詩的詩、太多“純詩”是沒有出路的，這可能跟聞一多所處的那個時代有關系，因為他跟那個時代的關系比較緊張，再寫“純詩”是沒有意義的?！端浪泛汀都t燭》差別很大，《死水》是現代性很強的、跟現實密切對應的一本詩集，他完全改變了《紅燭》那種路向。簡單來說，聞一多從唯美、從“純詩”走向了現實和對現實的關注。在論文中，張棗說這是一個共時性問題，他認為聞一多本來就有關注現實的一面，也有沉迷于“純詩”的追求。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聞一多，我認為這可能不是一個共時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歷時性的問題。聞一多在寫《紅燭》的時候是唯美的、純粹的，對現實的回應是不多的，非常稀薄。但是到《死水》時期就不一樣了，《死水》時期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回應現實的，可以說是對中國當代現實的直接回應、密切回應。所以我覺得張棗把聞一多的歷時性變化看成了共時性問題，這可能是不太準確的。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理解?？偟膩碚f，他這一章啟發性比較強，他把自己跟聞一多的差異面、差異性談出來了，他知道聞一多的價值，他知道聞一多在藝術上的價值，和他的現實承擔，這些他看得都很清楚，但他沒有走這條道路。他本人在這篇博士論文后面談到了后朦朧詩的劃分，他把自己歸到“純詩”這個流派當中去，這是他和聞一多的區別。張棗的寫作，終其一生，就是從“純詩”到“元詩”到對詩歌的放棄。他寫不下去了，20世紀90年代他有個作品《死囚與道路》，這首詩是1994年寫的。它的最后一句是“像純詩一樣，是不純的”，可能他也意識到了一種障礙，現實生活對“純詩”的不支持，所以他放棄了“純詩”寫作。這跟聞一多放棄寫作，轉向學術研究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對他的一個理解。

王東東分析了“元詩”這個概念。在我看來，“元詩”其實是寫作者對寫作實踐的反思，他在談聞一多時講得很清楚，“元詩”是寫作者與自己對話，是寫作者對本人寫作的觀照與反思，實質上就是自我對話，寫作有沒有意義？價值何在？從這個層面來說，“元詩”是張棗的文章中非常有價值的一個概念，但是他這個概念有多大的通用性，還值得思考。比如對聞一多、北島的作品，他都用過這個概念加以評論。這個概念很有價值，它提供了一種超越寫作，跳出寫作看寫作的思路和途徑。從理論層面來講，他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術語。

張光昕（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我要先講講我最初遇到張棗的印象。2007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此前的半年里，我在校復習考研，每晚和敬老師見面，知道張棗要到北京工作，剛好來我們學校教書。作為一個新詩愛好者，我充滿期待。最初見到張棗時的形象，他已是一個發胖的中年人，跟他百度百科上的照片一樣，留著平頭，穿一件藍色的牛仔外套。他開設的課叫“文學研究方法”，講的內容其實是新詩研究?，F在看來，他那門課的講授思路，其實就是按他的博士論文框架來安排的。他給每個同學都分配了講讀任務，從《野草》開始，到聞一多，梁宗岱、馮至、卞之琳，還有新中國成立后的北島及第三代詩人等。每個同學都認領了自己的任務，但張棗最后根本沒有完成課程。整個學期，張棗只講了魯迅的《野草》，其他計劃并沒有實現。這學期的課堂內容，后來被整理成了“《野草》講義”，收入了《張棗隨筆選》。這其實是偶然為之的，有位同學剛好從學期初開始就錄下了所有錄音，最后得以整理成課堂實錄文稿。張棗對《野草》的評價和讀法都震撼了我們。記得他帶領我們一字一句地慢讀《野草》中的各個篇章，并且提示我們找出其中出現的所有跟“發聲”“寫作”或“生產”有關的詞匯，張棗把它們稱為“元詩語素”。課上，他也講了一些自己的詩歌，還有自己偏愛的幾位大詩人的作品，例如T.S.艾略特、葉芝、里爾克等。張棗的課彌漫著細讀的氛圍，他在授課中常親自朗誦，還在多種語言中切換自如，比如用德語朗讀里爾克，用英語朗讀艾略特和葉芝，用俄語朗讀茨維塔耶娃……盡顯其卓越的語言才華。后來一個冬季學期，張棗開設了一門計劃外的詩歌課，純粹自發組織，也沒有課時費領。當時我和煉軍師兄都去上了，我們把學院的一間狹小的儲藏室開辟為課堂。課是早上一二節的，張棗住在北京的望京，離學校很遠，必須很早起床，打車到學校。那會兒已經是深秋，張棗總是準時到達，帶著他自己打印的詩歌復印件，按人數分發給我們。那學期他主要帶我們讀馮至的《十四行集》。很可惜，這門課并沒有上完。那段時間他的健康情況每況愈下，身體非常虛弱，臉色也難看，經常講幾句就劇烈地咳嗽，需要停下來休息。我見張棗的最后一面，是我們一群人下課后送他到民大西門打車回家。那天中午，下著大雪，他穿一件長款的黑色羽絨服，戴一頂針織的帽子，因為當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頭頂，長出了很多包，但他依然要照顧到詩人的優雅形象，盡量不讓我們攙扶。他回德國后不久，噩耗就傳來了。

張棗作為新詩研究者，給出了他研究對象的時間起點——新詩的起源，學界一般可能會認為開端在1915年或1917年，張棗自己定在了1919年，這必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大家討論中都很關注張棗確切的寫作年代，可以看出，他花了幾年時間構思，20世紀90年代初才開始動筆寫。鐘鳴的發言稿里澄清了一種謠言，即張棗曾拜托鐘鳴代筆一事。我因此找到了鐘鳴公布的張棗來信。1990年11月10日，張棗從德國特里爾寫信給鐘鳴說：“心愛的鐘鳴，我有一事相托：由于我想早日將論文脫手，也由于這兒資料缺乏，我想求你替我研究一個小專題（將成我文中的一章）即《九葉集詩人的現代主義傾向》，篇幅大概是一般書頁25 30面左右，亦就是12-15頁，要求是基本按比較文學的方法（即中外同行的影響），如奧頓、燕卜生、艾略特或里爾克（鄭敏受其影響？），要求出處印證充實確切（注明引證書名，書頁，出版地，時），要求很學者化，但觀點獨到，以臺灣學者式的樸實筆調，要一些生平傳略的介紹，主要圍繞它（他）們詩歌的現代性。要求是在明年1月中旬左右航空郵寄我。我譯成德文，直接融入我的論文。國內有許多資料可參觀（者），近年出的《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可參觀（考），史實性的資料可附和一點，但批評觀點請一定很獨到。親愛的鐘鳴，在這點上，我深知你是最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能替我花一點時間精力做這篇研究的話，小弟一定后報……”這是張棗在窘境中的苦苦求助?？梢姰敃r鐘鳴對于張棗確實是個值得依賴的朋友，但實際我們讀過這部博士論文會發現，張棗原先設計讓鐘鳴代筆的一章并沒有出現，論文中沒有討論“九葉派”的部分，可見整部論文均出自張棗之手。

張棗能夠洞察出魯迅在孤獨的寫作中所派生出來的分裂感，這一點我在寫作中也能引起共鳴?，F在，我們要在美學上克服生存困境，實現我們的理想自我，這其實來源于現代主義的消極性，最早的表達就在《野草》中，但它最后也要退回到消極性中，這形成了張棗與魯迅的對話。

張棗在論文“導論”中使用了“持續”這個詞，并且表達了自己的理解。他把每一代詩人在詩歌上的貢獻視為一種持續尋找現代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不全是進步，不是接二連三地遞交接力棒，有時后代也有可能落后于前代。通過不斷克服層出不窮的困難，才能夠呈現出漢語現代詩歌的基本面貌。張棗詩歌中有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尋找“理想自我”，這和他博士論文的議題也是一脈相承的。

今天可能是張棗研究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啟。除了詩人身份外，張棗也是新詩的觀察者、研究者。我們可以借助他的眼光去重審新詩史的脈絡。我們將從此開掘出新的話題，一種對張棗的視差。當我們閉上右眼，通過左眼看他時，會覺得他是一個精益求精的詩人;當我們閉上左眼，通過右眼看他時，他則是一個勵精圖治的新詩研究者。這兩種視野都是朝向新詩最內在，同時也具最超越性的維度。張棗為追逐“理想自我”付出了各種努力，盡管結論是懸而未決的，但這篇拿在手中的博士論文呈現的正是張棗對“自我理想”獨一無二的完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