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接受稼軒詞的特征及其原因

摘要：從作品和批評兩方面看，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接受都在金亡之前。金源、南宋北南兩個政權、兩個王朝國家間的并立并沒有影響到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文學接受，這是元好問接受稼軒詞的基本特征。金人以“文化中國”的正統自居，在彼時元好問的接受視野里，他對稼軒詞的接受不存在古代版“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等內容的“前理解”。原因即在于金源正統觀下的“夷夏之辨”在金代章宗時期理論上業已消解。今人受近代以降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和“民族國家”觀念及其意識形態觀的影響，認為王朝國家間的金宋分立對峙，在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接受過程中，勢必會影響其文學接受;其實這種理解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現代人的認識誤區。

關鍵詞：元好問 稼軒詞 文學接受 前理解正統論夷夏之辨

一

12世紀20年代至13世紀上半葉，由南宋、金源兩個政權南北對峙，詞體文學一枝二漸，分蘗為南北兩個詞壇的重建和發展。辛棄疾（1140-1207）這位“詞壇飛將”是所謂“后南渡詞人”，也是南方詞壇的巨擘;元好問（1190-1257）則允稱北方金詞之冠冕。此間南北兩個“異軌同奔”的詞壇間整體的“互動性”，表現為平行關系與影響關系并存;而由于元好問比辛棄疾年齒小了整整50歲，所以就南北詞壇的個案關系而言，就只存在稼軒詞的北傳及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接受。

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接受體現在創作和批評兩方面。余曾在拙文《金宋間詞體文學雙向傳播與接受考論》中概括詞集入金、在金源的傳播方式有“榷場等買賣和走私”一種，認為“雖然某些事關政治和國家利益的書籍在金代屬禁運品，但民間管道不斷。在此背景下，南宋若干詞家如辛棄疾、陸游的詞集和詩文別集傳人北方金源”①。稼軒詞北傳之時間雖無法確證，然亦無材料證明稼軒詞的北傳和接受必在金亡之后。

《遺山樂府》中作年在金亡前的詞作中，可以印證其受稼軒詞影響之什所在多有。茲參照古今學者的有關編年成果和闡述，比勘臚舉兩家兩組詞如次：

蒼煙百年木，春雨一溪花。移居白鹿東崦，家具滿樵車。舊有黃牛十角，分得山田一曲，涼薄了生涯。一笑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簿書叢，鈴夜掣，鼓晨撾。人生一枕春夢，辛苦趁蜂衙。

竹里藍田山下，草閣百花潭上，千古占煙霞。更看商于路，別有故侯瓜。

（元好問：《水調歌頭·長壽新齋》）

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懶取名多。居山一似庚桑楚，種樹真成郭橐駝。

云子飯，水晶瓜。林間攜客更烹荼。君歸休矣吾忙甚，要看蜂兒趁晚衙。

（辛棄疾.《鷓鴣天》）

林間雞犬，江上村墟，扁舟處處經過。袖里新詩，買斷古木蒼波。山中一花一草，也留教、老子婆娑。任人笑、甚風云氣少，兒女情多。

不待求田問舍。被朝吟暮醉，慣得蹉跎。百尺高樓，更問平地如何。朝來斜風細雨，喜紅塵、不到漁蓑。一尊酒，喚元龍、來聽浩歌。

（元好問：《聲聲慢·內鄉浙江上作》）

有酒忘杯，有筆忘詩，棄溪奈何?？纯v橫斗轉，龍蛇起陸，崩騰決去，雪練傾河。裊裊東風，悠悠倒景，搖動云山水又波。還知否，欠菖蒲攢港，綠竹緣坡。

長松誰剪嵯峨。笑野老來耘山上禾。算只因魚鳥，天然自樂，非關風月，閑處偏多。芳草春深，佳人日暮，濯發滄浪獨浩歌。

徘徊久，問人間誰似，老予婆娑。

（辛棄疾：《沁園春>） 吳梅《詞學通論》云：“裕之樂府深得稼軒三昧?！雹谠脝柕倪@兩首詞作都饒有稼軒風味。元好問《水調歌頭·長壽新齋》詞，吳庠《遺山樂府編年小箋》系于“戌子”，即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③繆鉞《元遺山年譜匯纂》于正大五年下未系該詞，但引好問《新齋賦序》和《行齋賦序》，考辨認為：“則《新齋賦序》所謂出居縣東南白鹿原，即《行齋賦序》之新居……《凌譜>（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分營長壽新居及出居白鹿原為兩事，分附戌子、己丑兩年中，殆未之詳考也?！雹艿覍毿摹对脝柲曜V新編》系《水調歌頭·長壽新齋》詞于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1229）春⑤，趙永源《遺山樂府校注》延之。

除卻兩家詞格調風貌的相近之外，元好問對稼軒詞中特定語匯、意象的直接移用，也能說明這種接受和影響。如稼軒詞中“西北望長安”“西北神州”等語匯意象：元好問《水調歌頭·長源被放，西歸長安，過予內鄉，置酒半山亭，有詩見及，因為賦此》中“長歌一寫孤憤，西北望長安”，元好問《八聲甘州·同張古人觀許由?！分小鞍倌陙?、神州萬里，望浮云、西北淚沾襟”，《江城子》（醉來長袖舞雞鳴）中“西北神州，依舊一新亭”等即是明證。

元好問《水調歌頭·長源被放，西歸長安，過予內鄉，置酒半山亭，有詩見及，因為賦此》詞，吳庠《遺山樂府編年小箋》系于“丁亥”即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⑥。趙永源《遺山樂府校注》系年同，并加以考辨。⑦

《八聲甘州·同張古人觀許由?！吩~，吳庠《遺山樂府編年小箋》系于“丙子”即金宣宗貞祜四年（1216），以為“詞當與《箕山詩》同時作?！┳V編《箕山詩》入丙子，故從之?！雹嘹w永源《遺山樂府校注》則“疑本篇作于正大二年乙酉（1225）夏”⑧?！督亲印罚ㄗ韥黹L袖舞雞鳴）詞，吳庠《遺山樂府編年小箋》未作編年;趙永源《遺山樂府校注》謂“觀詞意，本篇應作于金亡后”⑩。愚意以為，結拍“一掬釣魚臺上淚，風浩浩，雨冥冥”，反用嚴子陵釣臺典，言甘心隱于江湖;“風浩浩，雨冥冥”，風雨飄搖之景象，或寓金廷危殆，詞或作于金亡前。

元好問論詞特標舉東坡，所謂“東坡體”亦由其首倡，金朝甫亡后的1236年（蒙古太宗八年）他選編了一部錄詞75首的小型東坡詞選本《東坡樂府集選》。而在詞學批評方面，由東坡到稼軒的“體派論”，則首見于元好問稍早前的《自題樂府引》，謹節錄此引后半段：

歲甲午，予所錄《遺山新樂府》成，客有謂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詩大概不及唐，而樂府歌詞過之，此論殊然。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此論亦然。東坡、稼軒即不論，且問遺山得意時，自視秦、晁、賀、晏諸人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許事，且啖蛤蜊?！笨鸵嘈Χ?。十月五日，太原元好問裕之題。

引中云：“歲甲午，予所錄《遺山新樂府》成?！瓨犯詠?，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稼軒?！蔽哪┦稹?月五日太原元裕之題”，“歲甲午”則其作年在1234年，于此際董理編錄好自家詞別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元好問在金亡前即已熟知稼軒詞。

二

金源、南宋北南兩個政權、兩個王朝國家間的并立并沒有影響到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文學接受，這是元好問接受稼軒詞的基本特征。何以如此？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明晰金源、南宋北南兩個政權、兩個王朝國家間的并立關系性質。南宋（11271279）與金（1115-1234）對峙時期（1127-1234），實構成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南北朝”。@著名金史專家張博泉先生認為：“遼金繼北朝之后，把原來南北對等的關系發展為不對等的關系，確立了北朝的受貢國與南朝貢國的關系，南朝向北朝稱臣，北朝成為南北兩朝的宗主。由對等的北朝發展為不對等的宗主，是北朝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雹?/p>

如何理解南北對峙分立的兩個王朝國家間的關系？以“中華多元一體”史觀來看，同是“一體”中之多元。從歷史事實和古代正閏觀言，金朝是雙方關系的主導者，實際也是整個東北亞秩序的主導者，盡管現代史學習慣于以通貫的北南宋作為歷史斷代標志。

金朝和南宋北南對峙分立期間，彼此和平相處的年代也實際遠遠超過了雙方戰爭時期，雙方形成了較完備的交聘制度，除受國書禮外，金宋雙方禮制對等。南宋和金“紹興和議”后，雙方以君臣之禮確立了兩國間的交聘制度，直至金末交聘形式和內容基本未變。期間只因金完顏亮“伐宋”和南宋韓侂胄“開禧北伐”而曾一度破壞了雙方的交聘制度?！奥∨d和議”后金宋由君臣之國變為叔侄之國，“嘉定和議”后金宋為伯侄之國，但上述紹興和議后確定的和平時期雙方主要的交聘形式和內容，直至金末（宣宗興定二年，1218）并無變化。

金代儒學“道統”的重建，道統與政統體用不二，使以女真為主體統治民族的金王朝統治中原獲得經學解釋意義上的合法性。

所謂儒家“道統”，簡言之即“道”（儒家文化理想）的承傳譜系。儒家道統觀念由來已久，朱子是第一個提出“道統”一詞的人，但“道統說”的始創人卻是唐代的韓愈。他在《原道》一文中明確提出“道統”思想：“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盄至宋儒則重新編排了“道統”的譜系，而金代儒學在北方所重建的卻不是宋儒的“道統”——“直接接續的是北方十六國和北朝以來的經學?！雹崴^“政統”簡言之即政權更替的統緒。先秦原儒一方面區分“道統”與“政統”，主張作為“道統”代表的儒家士人在“政統”代表的王權統治下文化人格是獨立的，同時作為“道”的承擔者，在“道統”和“政統”不一致（道王不一）的情況下，士人有著“致君行道”的責任，亦即體現為“孔子以道德理性和文化關切轉化現實政權的人世精神”⑥。女真統治者崇儒尊孔，金源王朝道統與政統“體用不二”。

金源王朝獲得統治中原的合法性，理論上表現為“夷夏之辨”問題的消解。夷夏之別，不在種族而在文化;以文化別華、夷成為金人的普遍主張。金人持有“文化中國”的正統論，金代“春秋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饒宗頤先生指出，中國史學上的正統論有兩個理論來源，一是鄒衍五德始終說，一是《春秋》大一統說。⑧趙秉文援引韓愈《原道》中的話：“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中國之?！碧岢觥耙亩M于中國則中國之”（17）。他論證了夷狄之主向中原之君轉化的可能性，同時也說明“夷狄”和“中國”的區別主要在于文化，而不是地域、民族。金末元初的楊奐也反對以地域和世系來區分“中國”的正統與非正統，提出：“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入中國，則中國之也?！雹嘣诮鸫摹廊搜壑?，金朝繼承了“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⑥，傳續了中國的文化，理所當然是“中國的正統”。世宗和章宗時期，金人的“中國”觀念膨脹，甚至將“中國”與南宋對舉，視南宋為“夷”，如趙秉文就將南宋視為“島夷”“蠻夷”⑧。而經過多次的關于“德運”的討論和論爭，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金統治者最終確定本朝繼北宋“火德”行“土德”而奄有天下，改尊唐為崇宋，至此“夷夏之辨”問題從理論上完全消解了。

金人既以“文化中國”的正統自居，在彼時元好問的接受視野里，他對稼軒詞的接受不存在古代版“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等內容的“前理解”。原因即在于上述金源正統觀下的“夷夏之辨”在金代章宗時期從理論上業已消解。今人受近代以降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和“民族國家”觀念及其意識形態觀的影響，認為王朝國家間的金宋分立對峙，在元好問對稼軒詞的接受過程中，勢必會影響其文學接受;其實這種理解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現代人的認識誤區。

尚可舉一佐證。據史料記載，正常交聘活動中對進入金境的南宋使節，金朝在所謂“三許之地”的開封、真定和中都，接待中都有例行的“賜宴”。周煇《北轅錄》：“自起程至三許，折車蓋常先一兩程?！痹ⅲ骸叭S，真定、汴京、燕山也?！保?1）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亦載：“南使人北境……至開封，乃賜御宴。真定又賜之?！保?2） 韓元吉乾道九年（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以試禮部尚書使金赴燕京賀完顏雍生辰萬春節。初春時節行至昔日北宋都城汴京開封、金人“三許之地”之一的“南京”，金人援例設宴款待，席間奏樂。韓元吉對酒聞樂，觸景生情，引發今昔之慨，即席賦詞<好事近·汴京賜宴聞教坊樂有感》，表達“漢使做客胡作主”（陸游《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句）的悲慨之情。全詞為：“凝碧舊池頭，一聽管弦凄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發。杏花無處避春愁，也傍野煙發。惟有御溝聲斷，似知人嗚咽?！薄澳膛f池頭，一聽弦管凄切”，化用王維“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詩句，隱括樂工雷海青不肯為安祿山奏樂被害事，事見《明皇雜錄》。南宋詞人作為使臣在金朝公家的“賜宴”上如此應歌創作，金朝的接伴使臣也共聽之，說明這在金朝和南宋和平分立時期并未構成任何違礙。

金亡前夕哀宗天興二年（1233）十月，身在聊城被羈管中的元好問作《中州集引》并著手編《中州集》，從中可見其“北渡后網羅遺逸，首以纂集為事”（張德輝：《中州集后序》）的心態，而“中州集”的題旨命意亦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元氏“文化中國”的“正統觀”。再回到前引元好問《自題樂府引》，“東坡、稼軒即不論，且問遺山得意時，自視秦、晁、賀、晏諸人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許事，且啖蛤蜊?！痹洗颂幩玫涑鲎浴赌鲜贰ね跞趥鳌罚骸埃ㄈ冢┰勍跎?，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日：‘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日：‘仆出于扶桑，入于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保?3）元好問對客引此語即有對秦觀、晁補之、賀鑄、晏殊諸人不屑之意。足見他的“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的“體派論”，不但明確推尊蘇辛，勘定蘇辛詞的詞史地位，而且實際含有“稼軒以后便到遺山”之意涵，即“直欲追配于東坡、稼軒之作”（24）。

金、元人記載的“近世十大曲（樂）”之說（25），個中北宋詞4首、南宋詞和金詞各3首，說明在彼時民間的流行歌場中，人們對金詞的喜愛并不下于南北宋詞;而“近世”則已經反映出彼時人們是以北南詞壇融合的視角看待金詞與宋詞的。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說到金、元人記載的“近世十大曲（樂）”，并不是無意義的“旁逸斜出”，因為只有回到歷史語境才能達到闡釋的視域融合，避免“以今律古”的誤區。

①王昊：《金宋間詞體文學雙向傳播與接受考論》，《詞學》第25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頁。

②吳梅：《詞學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

③⑥⑧《遺山樂府編年小箋》，臺北源流出版社1984年版，第48 49頁，第45頁，第6頁第7頁。

④《繆鉞全集》第一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頁。

⑤狄寶心：《元好問年譜新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頁。

⑦⑨⑩趙永源：《遺山樂府校注》，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頁，第188頁，第201頁。

⑧詳參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2）張博泉：《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頁。

⑩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十一，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頁。

（14）張博泉：《略論金代的儒學思想》，《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5期，第118頁。

（15）杜維明：《孔子仁學的道與政》，轉引自胡治宏：《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13頁。

（16）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通論”之“結語”，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74 75頁。

（17）趙秉文：《蜀漢正名論》，《閑閑老人滏水文集附補遺》卷十四，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6頁。

（18）楊奐：《正統八例總序》，《全元文》第一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 129頁。

（19）劉昂：《上平西·泰和南征作》，唐圭璋編：《全金元詞》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1頁。

（20）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附補遺》卷十八，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3頁。

（21）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頁、第316頁。

（22）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99 700頁。

（23）《南史》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6頁。

（24）《遺山樂府李宗準序》，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73頁。

（25）燕南芝庵《唱論》和陶宗儀《輟耕錄》分別記載;據廖奔考證燕南芝庵《唱論》作于金末，參其《北曲的緣起》一文相關注釋⑦，《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4輯，第216-218頁。

作者：王吳，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吉林大學民族研究所教授。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遼金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元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元好問學會理事。主要從事宋金元文學及詞學、曲學研究，出版有《蘇洵傳》《（辨奸論）真偽考信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