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棗的論文和書信二三事

四川|鐘鳴

張棗關于漢語詩歌對現代性訴求的論文，對詩界，甚至當代文學，都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因為作者本人就是一個杰出的詩人，而且，長期思考著母語和今天詩歌與現實的關系。這篇論文，凝聚了他全部的思考。這無論就今后對張棗的個體研究，還是對漢語現代詩衍變迄今的觀察，都是很珍貴的一份材料。正因為如此，關于它，我才覺得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有責任和義務，先澄清些事實。因為詩歌界近來有流言，說這篇論文是別人的代筆，越傳越走調，有的屬不知事由，當閑話擺，還情有可原;而有的，我看有所用心，而且，詩歌界在我們的現實語境中，許多年來，就一直有股“有所用心”的力量，不貴人道、認知，而貴私心、虛名，甚至不惜借讒言離間，渾水摸魚，一邊高唱“歷史記憶”，一邊卻花言巧語地掩飾過去，破壞著詩歌的生態。

就事論事，起因應該是我過去曾有文章，以及去歲公布的一批張棗先生的書信，涉及此事，公布的原委，是想為今后可能的研究，提供當時詩人生存環境真實的材料，其中一封，恰好有張棗吁請我“代筆”的文字。但許多人并未細讀，包括我的附言。

這封信寫于1990年11月10日，那段時間前后，他的生活，我在《旁觀者》第2卷中交代過，又要讀書，上班，準備論文，還要掙錢養家，養精蓄銳寫詩，一邊忙乎《今天》的事，頻繁給朋友寫信，有點像卡夫卡了，他也的確寫過卡夫卡;一邊還得和失眠、憂郁癥、吸煙酗酒搏斗。疏通知遠，書教，詩教，頗費心血。我個人認為，他后來的病灶就是那時積下的，而且，對自己的早逝他也有預感，他的宿命感也忒強，但他卻從未喪失幽默感和內在的詩意性，以及對朋友的關心和鼓勵，這些，全凝結在了他的詩中。當然，他也焦慮于母語的進化和我們這代人的表述，在和現實的沖突下，有多大的可能，從他詩中大量為幽默掩蓋了的譏諷，可以想象他有多悲觀。這些消極性，促成了信里的那些話。遺憾的是，還有許多過渡性的信件，我在<旁觀者》中曾稱之為張棗的“藍色時期”，不光是因為他受了些海德格爾筆下的荷爾德林的影響，而且，他寫信的紙張，都是藍色的格子紙，因常年習外語，字跡怪怪的，介于兩者之間，很難認，作詩，寫信，多不落日期。記得，胡適先生晚年特別強調過此問題。關鍵是，這些信，我還特別集中起來，用袋子裝了，放在父母家保存，最后，高堂數次搬遷，也不知怎的，就都遺失了，成為憾事。

再說說那時我們寫信，就當時的語境，但凡敘事，議論，涉人涉事，因是朋友私密性的，故都掏心掏肺，嬉笑怒罵，不無夸誕，多此一時彼一時的成分，常宏論而無下文，也包括“善意的指責”，比如，“罵”一下北島的不爭氣。但其實，張棗是敬佩他的，雖不大看得起他的詩，這個問題，記得我們信里有過議論?！氨彪鼥V”好以格言警句敷衍，塑造詩的句型和思想，顯然是那個時代文學敘述的特征，沿用迄今，難逃舊窠。而在南方，很早開始，就被我們打骨子里給“反叛”鄙棄掉了，無須采用低俗的手法，而是借鑒西方的現代詩，回溯更早些的人文傳統。但在做論文時，張先生仍循規蹈矩，公正而不無違心地敘其“朦朧魁首”的價值，其他兩篇論文，也都有這些痕跡。在通信時，記得我曾有過“嗔怪”，張棗自己心里也明白這些，他的視野不可能不比我更寬。所以，想來有時就真不明白，人為什么不能真實地寫自己思考的東西，判斷的事實，或即民國文人遵循的“以我心寫我口”。那時，書信亂七八糟的玩意頗多，記得還曾有封信，柏樺說他要派人到成都揍歐陽江河，還讓我轉告他，而下封信卻又說不揍了，都不能當真。有時，也不乏“善意的謊言”和“文學的惡作劇”，比如，顧彬和張棗約定相互翻譯彼此的作品，并寫詩評在兩邊出詩集，顧彬做了這事，但他并不清楚張棗的語境，也未必弄得懂意象之間的關聯，要概述他的風格，怕一時無從下手，那時也沒人研究張棗，中國人好講蓋棺而論，活著時，都不當回事。于是，張棗讓我言簡意賅地先寫一篇概述他詩歌的文章，“哄”我說要收入詩集作序言。我想，顧先生的德文翻譯，我寫什么序言，遂明白是張先生要拿去給顧先生墊背.但為了友誼，還是寫了。后來，他給我看過顧彬這篇文章的譯文，想刊在《今天》里，通過顧先生的敘述，言國內如何說一類，便知借了口氣。文中，他托辭張棗的詩很難，而我倒以為，張棗的詩，淺顯易懂，深也可深，但那是針對另類的人而言。有意思的是，張棗從未送他的德文版的詩集給我。他知道，我也不會在乎。

所以，他在信里“作古正經”讓我代筆，也可視為同樣的情況，并非說，他沒有能力組織自己的論文，想省些事而已。信里也說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缺乏資料。記得，后來，學校還曾托他回國順便購買些相關的書籍，沒準，和張棗的論文以及隨機引發的某項建議相關。德國大學在圖書館建立“中國現代詩歌書系”是完全可能的，就像漢學家柯雷很早就開始為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建立“地下詩刊檔案數據庫”。第一批材料，也是我捐贈給他的。何況，張棗自己就有回國前（他很早就想象了自己的“徹底”回國），一網打盡西方畢生所需“詩集雪藏”，他在給我的書信里，談過此事。他會不會也曾建議過德國大學的圖書館這么做呢，兩全其美。記得，20世紀90年代，就曾有德國訪客（記不得是不是張棗的學生），建議我給一所大學（或機構）的“四川研究中心”搜集公開的報刊資料，這讓我吃驚不小，但覺得此事在我們的語境易遭誤解，不無危險，便婉言謝絕了。所以，張棗的論文，之于德國大學怕牽涉頗多，并非完全瞎想。在那邊稍搜集了解一下就清楚了。具體說來，他信中吁請我的，也只是“九葉集詩人現代主義的傾向”這個“主題”，篇幅就十來頁，應是他整體構想中的一部分。我了解他的狀況，想他也常為我和柏樺的拮據，常催討有一頓沒一頓的稿酬，并一直操持我們訪問德國。所以，也就“義不容辭”整理了三萬字左右的“材料”，用串說的方式連接起來，而且，有頭無尾，因為弄了半個月來不起了?，F在，正式的論文擺在這里，一眼即可知，整篇論文都是張棗自己親歷所為，我寫的東西至多作為素材，除了些許線索、分類或背景提醒，引起某些方面的關聯，但沒起太大的作用。這在過去，比如胡適和顧頡剛、羅爾綱之間，朋友或學生，為他人或老師搜集材料，加以適當的分類，做做卡片，都屬正常。再者，即便從論文的構成，所費時間，包括觀念，也都不難看出論文均出自張棗之手，比如，把魯迅的《野草》提高到新的位置，甚至視為“現代詩”的起點，在我如何都不太可能。而且，文章構句用詞行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一生改變都不大，所以，就論文行文的習慣看，也沒有任何“鐘氏筆法”，由此也可斷言，“代筆說”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我就此論文和譯文再說說自己的看法。顯然，譯者忠實地翻譯了原文，而且，把握住了張棗先生承襲民國著述風范，求清談優雅的敘述方式，以及他個人敘述很特別的一種“微妙”的語氣，這是了解張棗詩文的朋友都很熟悉的。更何況豐富的內容，理所當然地也就成為當代新批評極有價值的案例，同時也是翻譯的案例。從閱讀習慣看，敘述開始有些拘謹，譯文越到后面譯得越放開，相較而言，開頭部分，因為原文想切入思想糾葛，布下論據，個別地方便語焉不詳，內在邏輯不夠暢通，自然就給譯文帶來了困難，這是原文的問題。不過，在翻譯時，不宜直譯，可通過句型重組，緩解原文結構上的壓縮感，在清晰基礎上，再求順暢，都不是什么大問題。

若有什么問題，也在原文本身。我們要知道，這篇文章，是張棗先生的苦命文章，掙扎了十年，在德國回頭做中國詩歌的學問，說明問題。之所以說“苦命”，是因為，出國的人一向有種壓力，不弄出個名堂，似乎沒法跟家人或國內的朋友做交代，虛榮害人。所以，習慣上，都是說漂亮的，避諱說劣境，書信也能一窺。在國外做國內學問，是生活學位所迫，不是內心絕對所需，和他終身做詩人的設計沖突極大，所以也叫苦不迭。他后來返國工作，也能說明生活的窘迫和內心的糾結，不是外人以為的為了回來痛快，要知道，很長時間，他都是失業者。當然，要說論文和他內心的需求丁點關系也沒有，也不客觀，因為，從他所有遺留文字看，他一邊作詩，一邊是很深地思考過母語和現代社會關系的，并納入了寫作實踐，回過頭看，建樹頗高?？梢哉f，現代詩歌——即從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跨入傳統意義的現代詩，其內在秀美，而隱喻性語言演繹完整的風格，在民國，通過聞一多、吳興華、穆旦、卞之琳、馮至，甚至梁宗岱等，有過很短而水平很高的表現，而在我們這兩代（20世紀50、60年代）只是回光返照了一下，就陷入了碎片化的寫作，拼湊，詩歌制造，最后多津津有味地歿于樣式主義，這個過程是清楚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此話頗有道理，不光涉及語言的制約，主要還是族群思維的制約?？梢哉f，張棗正是這過程最具代表性的，從某種角度看，他是傳統現代詩歌最后的繼承者，而這也正是我們看重這篇論文的理由所在。因為支撐他的思維和語言演繹保持完整的動力，正是他論文敘及的諸多元素。不過，論文終歸是歷史敘述的一種，牽扯到價值判斷，故離不開質文遞變，知往告來，榷而為論，這是漢語思維的傳統。但，很早，孔子也說過，俗人不能為史。詩在舊的文化結構中，屬“六經”之一，而“六經”皆史，史敘方式雖分六家，但其敘述都無非關聯到事和言。而現代詩的經驗框架，則更為復雜，牽涉面頗多，人物也多，而且，風格各個不同，沒有長期的準備，是不大可能的。但就我所了解，在作者生前，我也認為，并在最早的紀念文中說過，張先生的長處是寫詩，而非著文章，尤其是學究式的文章，枯燥乏味，是件苦差事，非他所長，這是由性格決定的。文章不光需要激情，更需要邏輯、連貫、材料、事實、價值判斷、內在線索、話語坐標，再綜合而論，全由趣味和情緒支撐，顯然是不行的，論述和事實不合，也會出問題。從大家所熟悉的其他兩篇論母語和當代詩歌的文章，也能看出相似的問題。輕盈有余，深沉不足，也不無任性、偏頗。

這里，恕我直言。其一，論文在設計“詩歌現代主義”的問題時，未能概全西方在做同類文章時涉及的問題，即所涉前提非充足性。比如，一般涉現代文學敘述，語言也好，內在價值判斷也罷，既然關聯社會的進程或現實，就必然要區別現代性，現代化，現時代，現代主義，至少得有所交代，否則，后面展開的許多問題，都會陷入條件不充足敘述的局面。而張先生在展開時，把現代性孤立而單獨地全壓在了“自我”的問題上，那么，唐代的“自我”是什么？清代的“自我”是什么？你不能說，民國以前，漢語詩人沒有“自我”。西方的批評敘述，就這個語境，通常會設計在“疏離”“濃縮的城市經驗”“陌生化”“異化”“人格分裂”“電子媒介效應”諸如此類的參照上，遂才又生成“傳統和現代”“公眾和大眾”“精英和其他階級”“人倫道德和政治”等次一級的問題。而張先生主要立足的是用“自我”貫通到社會政治的層面，或新舊個性的反應方面，用夏志清、李歐梵二先生在同樣語境產生的觀點看，其中，便頗多主觀感受性的東西。比如“頹廢”，作為個體主觀感受、行為，或作為風格化，就極不明朗，何況在東西方語境，區別也很大，甚至恰好相悖。比如，“頹廢”在張棗特別推崇的柏樺的作品中，作為一種風格特征，就很明顯，這種主觀性的表現，恰好多由傳統塑造，而絕非現代性。再如，現代主義一開始就表現出的蔑視權威，而在柏樺，甚至更多詩人，包括張棗自己，則多潛移默化為威權社會互為補充的“精英意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卻一直為批評誤讀，因為張棗骨子里也有這些傳統，所以，在對時代價值方面多有混淆、誤判。這應該說是對文學現代性最大的考驗，包含了我們對現實語境的認知，而中國現代性關聯最大的現實，就是1949年迄今，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已過渡為現代性的社會。而且，張棗自己，在其他的閑話中，也提出這個致命的問題：在沒有現代化的國家，有沒有現代詩？我們的回答當然是有，但，是怎樣的一個有法？怎樣的一種反應、表現，或局限，這才是關鍵所在。在論文中，張先生卻并沒有這么敘述，許多地方，仍然按部就班，而真正的現代主義，卻要求我們打破陳規陋習，化腐朽為神奇。就他個人的寫作而言，現代意識拯救張棗的恰好是他未談及的“階級的疏離感”。所以，我說，張棗的詩比他的行為和文章，更具現代視角。

或正因為上述問題，也就引來了他論文的第二個問題，即魯迅《野草》在現代詩中的地位，我個人認為，雖然，其觀念新穎，文學史也不是不可重寫，但很明顯，張先生的說法，總還是覺得有違史實的一種偽陳述，以后識附會前學，詩學和史學最忌，有強辭的嫌疑。其原委，我想和他喜歡法國詩人夏爾是分不開的。因為夏爾的詩就多散文寫法。記得，張棗曾寄給過我他作品的復印件，并十分推崇。關鍵是他在論述過程中，多以主觀性認知和技術標準，混淆了其他問題。先與后，重要不重要，都要有我們主觀認知之外的坐標。從客觀性看，胡適為新詩第一人，作為標志，有三個方面的不可違：其一，時間的客觀性。過去廢名的《論新詩及其他》、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以及還有其他許多著述，都交代得很清楚，此毋庸贅言。其二，內心深刻與否，表現技術完整與否，作為后人的評價，都是主觀性的，要有充足的前述條件，方可進行。就像我說，胡適先生濡染杜威人文主義和進化論化入他《嘗試集》中的“蝴蝶”，較之魯迅憤懣的“野草”，反更見現代性些，那我們又依據什么來判斷此說法的客觀性呢？相反不亦如此。而且，作為語境，胡適所倡開放“嘗試”的精神，作為現代主義的基本戒律和標準，在波德萊爾、T.S.艾略特、批評家弗萊那里，或所有現代文學代表性的作家那里，都有標志性的事件、人物、信件，或作品，作為客觀載體，載入史冊。其三，就個人語境看，胡適和魯迅后來都沒有再寫詩，所以抒不抒情和詩作多寡不能算數，而胡適架構的廣義的文學和行為，包括身體力行的教育和扶持青年一代，以及反省精神，此精神恰好是西方人文主義和社會進步的根本，今天也越加明顯得關鍵了，甚至包括1949年民族命運大轉折的關鍵時刻，胡先生建議實施的部頒教授挪移臺灣，故宮博物館和史語所及其所藏悉數轉運臺灣，都是現代化人倫之最。相較魯迅大先生，這和我們個人喜不喜歡他，受不受他精神或風格的影響，沒有任何的關系，跟急躁頹廢的柏樺先生也招人憐惜一樣，顯然，大先生的精神構架更傳統、更宿命，消耗也最烈，即日本學人所謂的“入神鬼”間，或“末世論”;而且，臺灣學人研究現代文學的材料更豐富，顯然，內山完造的軍閥背景和關于魯迅的謀略，于左翼和中國文化的格局，有更深遠陰暗的考慮，魯迅先生固然有自己的操守，化解法，也多從另外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命運，但這些，卻又是這邊同領域學者所欠缺的。更何況做苦命文章的張棗先生，就更考慮不到了。

最后，這篇論文，余以為，有頗多他成長那個年代做學問的殘痕，對于有海外語境的張棗，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其中敘“四川五君”全受了梁宗岱的影響，我看，這不是一個事實，柏樺也就那么一點，而且也是翻譯，不是梁先生本人的詩，這種以點代全、以一概十的敘述，不合專業的規范，倒也證明了苦命文章的缺陷。另外，在為說明其主旨列舉的作品或詩家，或“種群思維”方面，就詩的現代性而言，恰恰張先生本人或比他們都更具說服力，但張棗先生這方面是君子，自己寫論文不能說自己，這和某些人一有機會敘“種群思維”便列自己在燦爛的位置，實際上又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有的還褻瀆了張先生的錯愛、看高，甚至特別用心在背后詆毀、離間張先生，想起來也為他難過。類似的問題頗多，就不一一舉例了。所以，如果張先生活著，我或許會勸他，對付一下文憑即可，未必刊行于世，而張棗自己生前，也似乎并沒急于刊布這篇論文，這點是值得注意的，想他也知某些方面的勉為其難。但，恰恰又正是這點，這篇論文，顯示出它獨特的價值來.即它代表著這兩代人的趣味，意識，水平，朝著未來過渡，記憶現代詩歌的艱難歷程，為大家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精神樣式和詩學文本，所以，也非同小可。

作者：鐘鳴，當代詩人、隨筆作家?，F為“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館長。著有詩集《垓下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