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對象的福利依賴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CFPS2016的調查

(重慶工商大學 重慶 400067)

一、引言

社會救助在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的同時也起到了保障和幫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緩建了貧困，縮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在實踐過程中還是出現了部分有勞動能力卻長期依賴低保補助生活，或再就業者隱性就業騙取補助等現象，這不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加重財政負擔，而且會影響制度運行效率，也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而引起群眾對政府的不滿。而國內對是否存在福利依賴的問題尚處于爭論階段，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財政能力的增強，我國的保障覆蓋面必將進一步擴大。因此，我們必須考慮社會保障和勞動就業之間的相互關系，避免政策間的相互排斥，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

二、已有研究

西方國家較早開始實行國家福利，1834年英國新《濟貧法》開啟了濟貧制度，19世界80年代，德國俾斯麥政府確立了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歐洲各國接下來紛紛效仿推出各國的救助保障制度?？傮w來說國外對于社會福利存在三種不同的態度：一是認為國家推行福利制度是積極的，代表人物“福利國家之父”貝弗里奇；二是反對國家推廣福利，以著名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為代表； 還有“第三條道路”的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的新公民權觀點，提出福利制度應該以培養貧困者的自我發展能力為主1。

國內對于社會福利救助的作用意見目前也不統一，學術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社會福利(包含就業救助)會對勞動者的就業產生消極影響(曹艷春20052；周昌祥20063；周良才20074；王增文20135；徐麗敏20146)；第二，慈勤英(2006)7、張浩淼(2014)8研究發現在影響失業者再就業行為和選擇的要素中，福利依賴的作用方向和力度較為復雜；第三，韓克慶、郭瑜(2012)9等認為國外產生福利依賴的原因之一是福利水平高，但我國目前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仍偏低，不足以養懶漢，但不能忽視福利依賴未來出現的可能性。

三、數據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各變量描述性分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CFPS2016家庭和成人卷部分數據，經整理后有效樣本為13157個。數據發現， 32-48年齡段的人所占比例最多，性別上男女比例均衡，在教育程度方面低學歷是接受政府救助人群的總體較明顯的特征，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人數占到總體的87.8%?；橐龇矫鎭砜?，在婚或同居者占大多數，占總體的78.3%。接受政府救助的樣本中比較健康的人為4331人，占總體的32.9%，一般和不健康的人數分別占總體的17.5%和17.7%，非常健康的人數占總體的13.4%，這一群體的健康情況對他們找工作和接受政府救助有影響。

在接受政府救助的13157人中，總體救助額度并不高，超過半數63.9%的人所得到的救助金額為0-1000元，僅有4.7%的人拿到的救助金額在6000元以上，這與我國目前救助金額較低，覆蓋面還不大情況相符合。分析顯示，正在接受政府的救助的對象雖然經濟條件相對不很好，但心理狀態積極樂觀。僅有9.5%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擔憂。目前接受政府救助的樣本中有9843人即約75%的人是有工作的或者說正在工作，有四分之一的人目前無工作處于待業或年齡大退休狀態。

(二)回歸分析

在進行logistic分析前需考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從相關性分析結果來看，各自變量之間為婚姻和年齡之間相關系數為0.512，其它均未超過0.5，因此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強相關關系，即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因此可以做回歸分析。

研究采用二分類變量模型中常用的logistic回歸分析，構建三個模型。模型1中因變量為接受政府救助者的就業狀態，自變量為個人基本特征性別、學歷、婚姻、健康、年齡。男性與女性相對比的話，男性待業的可能性更低(exp=0.422)，即在性別方面男性更傾向于找工作。教育程度方面可以明顯的看出初中和高中學歷的人在家待業情況少于學歷為小學及以下者(exp=0.690)，但以小學及以下為參照大?；虮究茖W歷的就業狀態為不顯著。與未婚者相比在婚或同居者就業率更高，這可能與家庭責任與家庭經濟負擔有關，與這種情況相符合離異或喪偶者待業的可能性要更大。同時上表也說明接受政府救助者的就業狀況與其身體健康情況有關，身體越健康者就業可能性越大，與身體非常健康者相比很不健康者有約2.6倍的可能性待業。年齡方面也是如此，年齡越大待業可能性越高，與年齡較大者由于身體和已退休有關。

模型2中，因變量為接受政府救助者的就業狀態，自變量除了模型1中的個人基本特征外又引入了接受政府救助者對自己未來社會的信心程度。結果說明個人對未來社會的信心程度對其就業狀態是顯著的，相比對自己很沒信心得人來說對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人待業的可能性要小(exp=0.612)。因此可以說明一個人的就業狀況與其心理是否健康積極健康是有關聯的。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接受政府救助程度的自變量，同樣顯示政府救助程度對就業狀況顯著。當政府救助為1000-2000元時相對于救助為1000元以下的群體待業的可能性差不多，但當救助達到4000-6000元時，待業的可能性為1.74倍，當救助為6000元以上時，待業的可能性增加為約2.50倍。

四、結論與建議

(一)受救助者個人基本特征影響其就業狀態

在個體特征中，性別對就業狀態的影響顯著，男性更傾向于找工作，這與我國傳統觀念中性別分工不同有關，不同的性別承擔著不同的分工，男性更多的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而且在社會中男性的就業機會較女性更多。就婚姻狀況而言與未婚者相比在婚或同居者就業率更高，這與家庭責任與家庭經濟負擔有關，與此相對應離異或喪偶者待業的可能性要更大。在學歷方面可以明顯的看出初中和高中學歷的人在家待業情況少于學歷為小學及以下者，總體來說個人的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其更好的就業，國家在這方面應加強對他們的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等支持措施，加強適齡兒童的專項教育資助。接受政府救助者的就業狀況與其身體健康情況有關，身體越健康者就業可能性越大，由此可見，政府在做救助工作時要真正體察這一群體的真實生活情況，提供更多的保障性措施如醫療保險、醫療服務。年齡方面也是如此，年齡較大者由于身體健康和已退休大多待業。

(二)積極的心態影響其就業狀態

個人對未來社會的信心程度對其就業狀態是顯著的，相比對自己很沒信心的人來說對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人待業的可能性要小(exp=0.612)。因此可以說明一個人的就業狀況與其心理是否健康積極是有關聯的。因此政府應聯合一些社會組織關注受救助者的心理健康，定期進行一些針對性的心理健康咨詢。

(三)接受政府救助程度影響就業狀態

從本文設計中納入的自變量模型來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福利依賴。針對這種情況國家在落實扶貧工作時應建立一種激勵機制來促進受助者的就業，有條件的救助，實現受救助者的自我救助，使他們通過短時間的國家救助而擺脫貧困，使得國家保障體系的效率最大化。但本文所納入的影響因素有限，比如家庭的照料負擔和其它各種保險如醫療保險等的影響未考慮在內，因此，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