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論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策略研究

熊海峰 祁吟墨

摘要：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不僅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豐富優質文旅產品供給的重要路徑，也是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激活文化和旅游資源潛能、不斷催生文旅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共生理論框架，闡釋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的條件、單位、界面、模式和環境，分析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機理，然后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為例，闡述了其在融合發展中的現狀與問題，并就此提出了增強共生單元能量、優化共生環境、構建一體化互惠共生模式、拓展共生領域等發展策略。

關鍵詞：共生理論;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大運河文化帶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20）01-0040-09

一、引言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和旅游相互滲透、融合共生已經成為客觀發展趨勢。通過發揮文化資源優勢、提升旅游品位、豐富旅游業態、拓展旅游空間，可提升當前旅游魅力;通過發揮旅游產業化、市場化優勢，豐富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方式、供給渠道和供給類型，可不斷提升文化發展的活力。特別是自2018年國家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以及各級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機構職能整合以來，融合發展的行政壁壘逐漸被打破，文化和旅游融合進程不斷提質增速。

大運河是中國古代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一條流動的、活著的世界級人類文化遺產。沿線的水工遺存、運河故道、古城古鎮等物質文化遺產超過1200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450余項，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54座，5A級景區93家，4A級景區1200多家，沿線8省市文化產業年增加值占全國比重超過50%，旅游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梢哉f，大運河沿線是我國文化和旅游業發展的戰略脊梁帶，推動其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具有重大的示范意義與戰略價值?；诖?，本文以共生理論為研究視角，以促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為研究主題，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為實證研究對象，梳理了其融合發展的現狀與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建議，以期為更多區域的融合發展提供理論借鑒和實踐參考。

二、共生理論及相關應用研究

1.共生理論概念、內涵與機理

“共生”（Symbiosis）一詞來源于希臘語，原是一個生物學概念，最早由德國真菌學家德貝里（Aton de Bray）在1879年提出，具體指“不同種屬的生物按照某種物質聯系有機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彼此均獲得利益但彼此不能分開生存”。我國學者袁純清于1998年在《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一書中首次引入共生理論，并運用共生理論對我國小型經濟問題進行了分析。其認為：共生不僅是一種生物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共生不僅是一種自然狀態，也是一種可塑狀態;共生不僅是一種生物識別機制，也是一種社會科學方法。

共生理論聚焦共生單元（U）、共生模式（M）和共生環境（E）這三大基本要素（見圖1），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共生系統。其中，共生單元是共生關系中能量生產和交換的基本物質單位。共生模式也即共生關系，指共生單元相互作用或結合的方式，按照行為方式可劃分為寄生、偏利共生、非對稱互惠共生和對稱互惠共生四種模式;按照組織程度可劃分為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和一體化共生四種模式。共生環境是共生關系得以存在的外在條件，是除了共生單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總和，依據影響效果劃分分為正向環境、中性環境和反向環境。此外，將共生單元進行信息交換、能量傳輸的媒介和通道稱為共生界面。從發展目標來看，共同進化、共同發展、共同適應是共生的本質，共生理論倡導的是構建一種彼此作用、互惠共存、穩定正向的共生模式。

2.國內相關領域的應用研究

共生理論不僅在生物學界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深化，而且在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學科間的相互滲透和交叉融合，也被逐漸運用于建筑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其中在區域經濟合作及產業協同發展領域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旅游業作為一個綜合性極強的產業，涉及多個環節和利益相關者，因此，作為研究主體之間關系的共生理論被應用于旅游學研究是一種歷史必然。從研究內容上看，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區域旅游合作方面，鐘?。?001）創造性地對旅游共生的含義、特質、表現形式和措施作出論述，開啟了國內關于旅游共生研究之先河。之后，學者們如吳泓、顧朝林（2004），朱德亮、張瑾（2009），陳玉濤（2011），陸相林等（2016）主要針對某一特定區域展開實證研究，并就結合實際提出該區域的旅游合作共生模式。第二，在利益相關者方面，紀金雄（2009）首先運用共生理論分析了生態旅游的核心利益相關者，提出應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和生態旅游一體化機制來保證生態旅游的最佳可持續發展狀態。近年來，共生理論在文化遺產地、古村落保護與旅游開發中的應用研究也不斷深化。第三，在旅游與其他領域的異質共生方面，徐虹等（2008）對體育旅游共生進行研究，分析體育旅游的共生要素，并探討體育旅游共生模式。丁艷平（2010）利用共生理論制定主觀量化指標評價體系，為生態旅游提供政策工具。武曼（2011）對旅游景區與房地產共生關系進行研究，通過明確四種共生環境，分析六種共生模式，最終得出互利共生模式是最優模型的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見，國內共生理論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領域從同質共生向異質共生不斷拓展。但目前，關于文化和旅游共生的研究還較為匱乏，且多以產業共生為出發點，并未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機制與模式作出明確闡釋和分析，也缺少對共生關系界定、共生機制培育路徑的深入研究。針對此情況，本研究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國家大力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背景下，結合大運河文化帶沿線城市的文旅融合實踐，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規律，以期為構建合作共贏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模式提供方法借鑒。

3.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涵探討

近年來，文化與旅游加快融合，二者關系日趨緊密。旅游集物質消費與精神享受于一體，旅游與文化密不可分。旅游是修身養性之道，中華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讀書結合在一起，崇尚“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游業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密切相關，相輔相成、互相促進。2009年9月，原文化部和原國家旅游局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文化和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正式提出了“靈魂”和“載體”說，“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成為對二者關系的重要概括。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以來，明確了“宜融則融、能融盡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統籌推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

在理論層面上，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進行了深入探討，研究成果頗多，但關于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涵尚沒有明確統一的界定。學者陸蓓、張海燕、但紅燕等將研究視角置于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上。陸蓓提出，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主要采取滲透融合的方式，在這個融合過程中，會經歷相融產業原有價值鏈的解構和融合后新產業價值鏈的重構兩個過程。張海燕等基于美國學者Greenstein和Khanna提出的產業融合概念，指出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是一個產業邊界動態變化的過程，經歷技術邊界、產品邊界、市場邊界以及產業經濟活動的業務和運作邊界的模糊或消失，最終導致新型融合產業形態的形成。但紅燕等指出，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的動因包括市場需求、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技術創新和放松管制等幾個方面。范周、祁述裕等學者從更廣闊的角度理解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涵。范周指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涵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文化提升旅游的深度;二是以旅游為載體，全面展現新時代文化;三是以創意連接文化與旅游，擴大文旅的“乘法效應”。祁述裕認為，公共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優勢互補、取長補短。要強化公共文化服務市場意識，重視公共文化在促進旅游業發展中的作用。旅游業應更加重視社會效益，更好發揮旅游業在傳播國家形象、傳承民族文化、承擔公共教育、提高公民素質方面的作用。

整體而言，旅游的優勢體現在市場層面，而文化的優勢則體現在精神內涵層面。一方面，文化是旅游的靈魂，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內涵，借助獨特的文化資源優勢塑造個性化、差異化的旅游產品，成為旅游魅力提升的內在支撐。另一方面，旅游可借助消費人群龐大、外界關注度高、影響力大等市場優勢，成為文化保護傳承與先進文化傳播的有效載體和重要渠道。同時，文化和旅游融合不僅包括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還應包括公共文化服務與旅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文藝創作與旅游，以及文化科技與旅游等多重維度的融合。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最終是要形成文化建設與旅游發展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并不斷形成新業態、新價值、新模式的動態發展格局，進而有效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與新期待。

三、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理論分析

文化和旅游之間存在著“雙向賦能”的密切聯系，即文化能夠作為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提升旅游深度，旅游能夠作為文化的載體促進文化傳承與創新。共生理論強調互利優化、共同進化的理念，這與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內在要求具有良好的契合度與適宜性。

1.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條件

根據共生理論，構成共生的一般條件如下：其一，潛在的共生單元之間要具有某種時間和空問上的聯系，且在給定的時空條件下，它們之間應存在某種確定的共生界面;其二，共生單元之問必須存在必然的物質、信息或能量聯系，具體表現為共生單元之間按照某種方式進行物質、信息或能量交流;其三，共生伙伴的選擇并非隨意，而是按照一定的優先性規律;其四，共生單元之問存在一種臨界的規模，以保證其他共生條件的存在，理想的單元規模往往與共生單元的密度存在對應關系;其五，共生環境必須對共生關系和結構起到正向作用。

基于此，從廣義上講，在特定時空的條件下，即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不同維度下，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條件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存在確定的共生界面，如交通基礎設施、行政管理組織等多種形式的可供信息、能量傳輸的媒介通道;第二，具備一定規模的共生單元問應具有可共同利用的資源、資金、市場、科技等要素，并能產生交流和聯動;第三，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旅游共生關系的形成具有動態性，共生對象的選擇具有兼容性或互補性;第四，具備有益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如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和協同組織環境等。

2.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單元

共生單元只有具備某種內在的聯系才可能構成共生關系，這種聯系表現為反映共生單元內部性質的質參量的兼容性。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過程必然存在以資源為基礎、以產業為核心、以技術為媒介、以項目為支撐的不同層級的共生系統，因此共生單元的組合也具有多種不同情況。

首先，由于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都具有弱邊界、強關聯的特征，文化產業的滲透性和旅游業的開放性使得二者無論是在客源共享、資源共享，還是在產品互補等方面，都存在著天然的融合基礎。因此，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是文化和旅游共生系統的核心共生單元，其中又包含了構成上下游產業鏈的所有要素單元，如文旅企業、中介組織、園區機構等。其次，由前文分析可知，除了產業共生單元以外，還應包括公共文化服務、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藝創作、文化科技與旅游的多維度融合單元，最終在文化和旅游這兩大單元下形成以產業共生為核心，以多元共生為擴展的多層級單元體系。在此條件下，文化和旅游才能具有較高的共生密度，產生的共生能量才能越多，形成共生體的物質基礎才能越堅實。

3.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界面

在給定時空下，共生單元問應存在某種確定的共生界面，這種界面既是共生單元之問交流的載體和媒介，也是共生關系存在和發展的平臺。共生界面具有內生性，由共生單元的性質決定，因此主質參量的性質就決定了共生界面的生成，而除共生單元以外的因素如共生環境，也會影響或催生出其他外生性共生界面。

就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而言，二者問的共生界面是復雜多重的：既包括自然生成或歷史遺存下來的、不是由當前文化和旅游開發設計者憑空創造的原生型共生界面。，如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旅游地;也包括后天針對市場需求等進行設計并有利于共生關系形成的創造型共生界面。例如，從區域交流的角度來看，各地之間的鐵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設施，以及郵電、通信、網絡等通用性基礎設施構成的共生界面;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看，政府、項目開發運營主體、在地居民之間的溝通、協調、組織機制共同構成的共生界面;從產業發展主體的角度來看，公共服務平臺、人力資源、文化科技等要素構成的共生界面。

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系統里，政府、市場、資源、基礎設施等要素不僅可作為能量生產的共生單元，還可能承擔著信息傳輸功能、物質交流功能、能量傳導功能和共序形成功能等中介功能。

4.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單元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結合程度，也被稱為共生關系。共生模式具有多樣性和進化性，任何一種共生關系都是行為方式和組織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反映著不同階段共生程度的變化情況（如圖2）。寄生與點共生狀態下，共生單元之間只在某一時刻對某一方面發生作用，且共生關系具有不穩定性;在間歇共生和偏利共生狀態下，共生單元間某一方面發生的作用具有間隔性，且僅對一方有利。

從我國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歷程來看，間歇共生和偏利共生等共生狀態均不利于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例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故宮、兵馬俑、慕田峪長城、秦淮河等歷史文化資源是旅游發展起步期的核心吸引物，之后，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各種涉及文化資源保護與利用間的矛盾。文化與旅游的融合雖然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生態破壞、遺跡被人為損壞等問題也頻頻出現。此種狀態我們就可將其歸為文化和旅游的非對稱性互惠共生，即能量的非對稱性分配導致了共生單元的非同步進化現象。

相對而言，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則是共生模式的理想狀態，此時共生單元之間有著持續的多邊多向互動，共生關系穩定且存在同步性的廣普進化作用。顯然，在國內文化和旅游經歷了非對稱的發展階段后，正需要推動協同進化，努力構建出一種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的共生模式。

5.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環境

共生單元的打造、共生模式的建立、共生界面的運行，以及共生能量的生成與傳導，都離不開具體的共生環境。對任一共生體而言，它都將面臨正向環境、中性環境和反向環境等三類環境。對文化和旅游共生體而言，自然、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要素共同構成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共生環境。例如，在政策環境上，國家及地方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法規、規劃、計劃，如2009年原文化部和原國家旅游局聯合發布的《關于促進文化和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文件，其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正向的引導和支持作用。在產業環境上，2018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已增至6.0萬家，實現營業收入89，257億元，同比增長8.2%，不斷擴大的產業規模和優化的產業結構一方面為文化和旅游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也是促進文化事業與旅游融合的基礎保障。從技術環境上看，科技創新步伐不斷加快、傳播速度與日俱增、媒體融合程度不斷加深，為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帶來了更大空間。當然，共生環境的這種性質與功能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地變化與轉換，因此需要及時作出動態調整，以保證共生環境起到正向作用。

結合當前文化和旅游融合趨勢，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關系是成立的，共生理論的分析框架應用于文化和旅游融合領域具有可行性與合理性。其具體的共生關系包括跨區域融合型的橫向共生、產業要素融合型的縱向共生，以及公共文化服務等單元與旅游的混合型共生等類型。

四、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現狀與問題

大運河文化帶是指以大運河文化為內核，以保護、傳承、利用為主線，以帶狀地理空間為載體，以區域交通束（航運、高速、高鐵等）為基礎，以沿線城鎮為發展主體，集遺產與生態保護、展示與愛國教育、創意與休閑游憩、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型帶狀功能區。當前，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整體處于正向狀態，也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發展成果，但從共生視角來看仍舊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1.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現狀

（1）市場發展現狀

從整體來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作為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共生系統的核心共生單元，其市場發展速度較快，態勢良好。一方面，大運河沿線城市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規模和質量都居于全國前列，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產業基礎雄厚。2017年，大運河沿線8省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占比全國超過50%，占比8省市GDP超過5%，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1個百分點;沿線旅游人數超過40億人次，旅游總收入超過5萬億元。另一方面，隨著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居民文化旅游日趨消費水平日益提升，大運河文化和旅游市場需求旺盛。以江蘇省為例，2018年江蘇段大運河遺產河道、遺產點和主航道所在區縣游客量達81823.7萬人次，其中入境游客突破400萬人次，江蘇大運河相關的旅游收入13247.3億元?？梢?，未來大運河文化和旅游市場蘊藏著巨大發展潛力。

（2）資源利用現狀

目前對大運河文化和旅游資源的利用形式多表現為點狀開發、觀光型的文旅項目，為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提供能量和交換的要素共生單元數量較多。具體而言，沿線各省市在保護的基礎上，圍繞大運河主題積極謀劃了一批特色項目和景區（點），如天津市海河下游線性文化遺址旅游航線、杭州市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淮安市里運河文化長廊、安徽泗縣運河特色生態文化小鎮等。此外，也涌現了一些主題節慶和會展活動，例如，2002年首次舉辦至今已成功舉辦了八屆的中國大運河文化節、WCCO主辦的世界運河城市論壇、2019年5月在揚州市開幕的首屆大運河文化旅游博覽會等等。

（3）支撐體系現狀

有利于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多介質的共生界面正在布局。在硬件設施方面，大運河沿線城市主要位于我國中東部地區，區位條件優越，水陸路網密集，運河城市間交通通達性好。目前大運河江蘇段、浙江段通航情況良好，京杭大運河北京城市副中心段也已正式旅游通航，沿線景區外部可進入性較理想。在政策支持方面，2019年6月14日印發實施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省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從國家層面為大運河文化帶開展文化和旅游融合相關工作提供政策保障，部分省市也已啟動大運河文化旅游專項規劃的編制。在協同合作方面，沿線各省市積極創新路徑機制，充分發揮“京杭大運河城市旅游推廣聯盟”和“大運河文旅產業投資聯盟”等社會組織的作用，并取得重要進展。在資金投入方面，江蘇省率先設立了“江蘇省大運河文化旅游發展基金”，為相關產業提供多樣性、專業化、強有力的金融保障。

2.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問題

（1）共生理念淡?。簩ξ幕吐糜稳诤习l展的認知有待深化

當前，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主體間的共生理念尚未完全建立。其一，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觀念與實踐都存在矛盾。從觀念上看，本位主義等傳統觀念仍然對融合發展構成障礙，導致文化遺產資源活化利用程度嚴重不足。從實踐來看，一些城市在開發利用過程中對歷史遺存本體或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其二，較少意識到產業問的“化學反應”可以孕育出新產業與新業態。當前融合發展只是現有業態的簡單疊加，未能實現更深層次的、從制度到金融到組織機構的有機融合。另外，文化和旅游與新型城鎮建設、鄉村振興、產業升級等領域融合較少，遠未實現多方位、全鏈條的深度融合和業態創新。

（2）共生單元同質：文化內涵挖掘不足，文旅項目品質有待提升

當前，自然景觀對旅游者的吸引力已經進入長尾階段，傳統旅游產品的單一性使其逐漸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旅游需求，開發文化內涵豐富，體驗性、互動性、科技感強的文旅產品成為時代要求。但當前大運河沿線城市主要依托自然資源開發觀光型旅游產品，缺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文化內涵挖掘，缺少區域文化特色塑造，各城市問項目重復化、同質化建設問題嚴重，共生單元問差異性、互動性還不足。例如，大運河沿線已經建成和正在規劃建設的大運河文化主題博物館已有超過20家，但大多數展示內容相似，展陳方式雷同，尚未形成既相互銜接又各具特色，一條主線、多點分布的大運河博物館體系。

（3）共生界面滯澀：部分地區基礎設施薄弱，協同機制有待創新

由于大運河沿線省市運河實體條件不相同、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缺乏多元投入機制等，沿線旅游公路、航道、步道等基礎設施，旅游廁所、游客集散中心、智慧旅游平臺等配套設施在建設方面仍不完善，尤其是針對運河旅游的服務設施總體上還存在規模偏小、層次偏低等問題，這已經成為掣肘大運河文旅融合發展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大運河縱跨8省市、35個地級市和150多個區縣，涉及發改委、水利、文化、旅游、交通等諸多部門，統籌協調難度極大。但目前運河沿線省市還未建立統一高效的協同合作機制，區域內部存在條塊分割、多頭管理、政企不分等問題，這是未來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必須破解的重大難題。

（4）共生環境欠佳：政策法規體系不完善，保障能力有待強化

客觀而言，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具備較為優越的共生條件，但從現實的共生環境來看，還需進一步優化。當前各地在推進融合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專業人才匱乏、保護利用資金不足、支持政策落實較難、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等諸多問題，這成為制約融合發展的重要瓶頸。特別是在法律建設方面，當前的法規條例的立法層級不高、法律約束力不夠。有關部門應參考《長城保護條例》等條文，盡快制定《大運河保護條例》，為保護、傳承、利用好大運河資源提供基本的規制與遵循，為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奠定法制基石。

五、促進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策略建議

1.提升共生單元能量：構建統一的資源共享平臺。提高區域合作質量

共生能量是共生單元通過共生界面作用所產生的物質成果，是共生體及共生單元質量提高和數量擴張的前提條件。促進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必須要從共生單元這一基本單位人手，只有不斷提升共生單元問的質參量兼容性，才能實現其共生能量在密度和維度上的增容，進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重提升。由于大運河時空跨度大、地域面積廣、區域問要素差異較大，因此在構建融合共生體的過程中，既要加強同類共生單元問的互補性，也要加強異類共生單元問的關聯度。具體而言，一是要進一步系統梳理和詳細甄別大運河文化和旅游資源，以省為單位進行文化和旅游資源的全面摸底，開展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等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工作;挖掘和整理手工技藝、戲曲文藝、傳奇故事等各類大運河非物質遺產;編制文化和旅游資源保護利用名錄，形成涵蓋國家、省、地市、縣（區）四級的資源保護利用名錄體系。二是強化共生單元問的資源共建共享，推動區域的強強聯合。例如，江南運河段中分布有許多水鄉古鎮，其文化和價值有著許多內在聯系和共同點，因此，應加強同類古鎮問的聯動，共塑運河古鎮文旅品牌。

2.優化共生模式生成路徑：提升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水平，推動協同機制創新與完善

根據共生理論，“一體化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是共生的理想目標類型，代表著系統動態進化的方向和趨勢。在這種模式中，共生單元問的信息交流和要素互動十分密切。因此，要推動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模式的進化，關鍵就在于打通共生界面，減少共生阻礙作用，使得共生單元問的信息和能量得以暢通傳導。一方面，要優化有形共生界面，提升文化和旅游基礎設施建設與配套服務水平。加強沿線旅游公路與航道建設，建設“水鐵聯動”“水陸聯動”的交通聯運系統;同時協同推進大運河沿線城鄉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統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運營和管理，提高共建共享水平。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無形共生界面，形成涵蓋行政推動機制、市場運作機制、監督反饋機制在內的協同發展和能量傳導系統，有效地協調和規范系統內部的功能與運作方式。其中，行政推動機制是關鍵環節，要發揮政府的引導與紐帶作用，統籌協調好各地區行政管理部門、事業單位部門、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問的關系。

3.推動共生環境優化：強化政策創新和人才支撐。優化市場和法制發展環境

共生環境具有正反兩面性，只有正向環境才能激勵共生模式由低級向高級進化。因此，應當采取有力措施優化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共生環境。具體而言，其一，要推動政策創新。融合發展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自覺地、主動地開展相關政策創新的過程。沿線區域既要用足、用好當前已有的國家和地方層面的相關政策，也要推動政策創新，尤其是要完善文旅融合資金支持政策，通過設立大運河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基金等方式，優化文旅項目建設的資金籌措環境。其二，要強化人才支撐。一方面要推動沿線城市文化和旅游人才引進和培育合作機制，重點引進一批具有較高文化素養、懂經營會管理的文化和旅游領軍型人才。另一方面要依托專業院校、社會組織、市場企業等機構，搭建志愿者服務平臺，吸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其三，要優化市場和法制發展環境。加快行業信用體系建設，積極創新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強化信用約束和聯合懲戒，規范文化和旅游市場秩序;推動《大運河保護條例》出臺，完善文化和旅游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探索跨沿線省份聯合執法模式，推進文化和旅游市場跨區域聯合執法，不斷塑造正向的共生環境。

4.拓展共生領域與網絡：推動文旅與其他領域互促提質、與國家戰略對接和國際交流互鑒

任何一個共生系統都是異質性和多樣性的統一體，存在普遍的異質共生現象。異質共生即異類共生單元之問的共生，由于大運河文化和旅游融合所涉及的共生單元范圍廣、層次多，此處主要立足宏觀視角，將異質共生界定為大運河文化和旅游與其他產業領域的融合共生。而所謂拓展共生網絡，即是強調與國家戰略的對接、與國際單元的深度合作。因此，在具體路徑上，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力：一是積極推動文化和旅游與地方特色產業、城鎮建設、休閑農業、傳統工業、體育健身等業態融合，不斷拓展融合發展的范圍邊界，發揮文化旅游對區域產業和經濟的引領帶動作用;二是積極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雄安新區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做好規劃銜接，探索區域問的文化和旅游業合作，實現互惠共贏;三是積極擴大開放格局，加強與國際城市、跨國企業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主體在文化和旅游發展領域的合作，爭取資源、資金、技術的援助，推動國內外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問的交流，不斷拓展和深化共生網絡。

六、結語

融合發展是文化和旅游相互滲透的客觀趨勢。共生理論建構了以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為基本要素的共生系統理論架構，不僅有助于深化我們對文化和旅游融合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認知，也能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提供一定的方法論指導。以上研究表明，在厘清共生單元層次的基礎上，分類優化大運河文化帶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界面和環境，逐步構建出一體化互惠共生的發展模式，有利于加快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步伐，加快實現將大運河打造為“璀璨文化帶”和“繽紛旅游帶”的目標，使其成為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