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飛鳥、奈良時代與中國初唐間裙的傳承變異探析

張焱維 劉瑜

摘要： 間裙是中國隋至初唐時期女子的典型流行服飾之一，也隨著隋唐時期的中日絲綢之路傳播至日本。文章通過對日本奈良中宮寺藏天壽國繡帳、高松?！帮w鳥美人圖”、正倉院藏間裙及奈良藥師寺藏吉祥天畫像等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間裙進行分析，研究此時期的間裙款式、色彩、形制，并結合初唐遺存的間裙圖像及文獻等資料，歸納了此時期中日間裙的異同點?？梢园l現，日本奈良時代作為“唐風時代”，一方面對唐朝制度及服飾進行了模仿，一方面存在本土化的革新，這也印證了這一時期的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

關鍵詞： 絲綢之路;中日交流;服飾;間裙;飛鳥、奈良時代

中圖分類號： TS941.12;K892.23=421文獻標志碼： B文章編號： 10017003（2020）02007805

引用頁碼： 021204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2.014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the Jianqunskirt between the Japan Asuka & Nara

period and the China early Tang dynasty

ZHANG Yanwei， LIU Yu

（Fashion and Design Colleg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Jianqunskirt was one of the typical fashion costumes for women in Sui to early T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also spread to Japan through the Silk Road. By analyzing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s： Tenjukoku Shucho Mandala in Nara Chuguji Temple， the painting of Asuka beauties in Takamatsuzuka Tumulus， the fragments of Jianqunskirt in Shosoin， the statue of Kichijoten in Nara Yakushiji Temple， the Jianqunskirt style， color and shape in this period was studied，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Jianqunskirt were concluded by combining Jianqunskirt images and documents left in early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 the Nara period of Japan， as the "Tang style era"， imitated the system and costume of the China Ta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localization innov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lso confirms the costume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SinoJapan communication; costume; Jianqunskirt; the Asuka and Nara period

日本飛鳥、奈良時代（公元592—794年）是日本全面學習隋唐先進文化時期，中日交流十分密切，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更是滲透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服飾作為其中代表，也佐證了這一時期繁榮的中日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傳播與融合。

間裙，俗稱“間色裙”，是由兩種顏色以上的布條互相間隔而成的女裙。整條裙子在制作時被剖成數道，幾色相間，交映成趣。間裙初始于晉十六國時期（304—439年），及至初唐大興（618—713年），是中國隋至初唐時期女子的典型流行服飾之一[1]?！伴g裙”與“間色裙”屬同一概念，為指代方便，本文中全以“間裙”作名稱用詞。間裙作為此時期的流行服飾及時尚，通過隋唐時期中日絲綢之路傳播至日本，也成為了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女子典型流行服飾之一。而學界對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間裙關注較少，也缺乏對其與中國初唐時期間裙的橫縱向比較研究。本文以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間裙為主要研究對象，并結合中國初唐遺存的間裙圖像及文獻資料，分析比較處于文化交流上下文語境下同款服飾的異同之處。

1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間裙

在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文化遺存中，可以發現繪有穿著間裙人物形象的刺繡作品、圖像及服飾實物資料。這也說明間裙作為此時期的流行服飾與時尚，確由隋唐時期中日絲綢之路傳播到了日本。這些資料多集中于日本飛鳥、奈良地區，即當時日本的政治中心——飛鳥地區與平城京，時間由飛鳥時代推古三十年（622年）及至奈良時代寶龜年間（770—781年），即7世紀至8世紀晚期。

日本最早的間裙可見于現藏于奈良中宮寺的天壽國繡帳（圖1）。天壽國繡帳為飛鳥時代推古三十年圣德太子死后，皇后橘大郎女為表太子往生祈愿而制作的繡帳，同時也被稱為天壽國曼荼羅，是日本現存最早的刺繡作品。其上留有制作者東漢末賢、高麗加西溢、漢奴加己利3位畫師姓名，推測為東渡來人作品，且畫風為中國六朝的古拙人物表現手法[2]。繡帳中可見女子穿著間裙形象，間裙為下裳款式，長度由腰及足，為紅白二間色，間色條紋細密。除豎間裙外，還可見橫間裙，較之豎間裙，橫間色條紋更寬。

圖2為日本奈良飛鳥地區高松冢古墳的墓室東壁壁畫，也被稱為“飛鳥美人圖”。高松冢古墳位于古都奈良飛鳥地區，是日本飛鳥時代后期即藤原京時代（694—710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推測墓葬時間為7世紀末8世紀初，墓主人身份為日本天皇皇子忍必親王[3]。此部分壁畫由四位女性組成，均著長度及膝的外衣，袖長而寬，腰部以下部位有系帶，裙裳被上衣遮蓋露出下半部分，裙長曳地，幾乎看不到腳。其中最左邊的女子和最右邊的女子都身著間裙，應為同一款式，間裙由紅、綠、白、縹四色相間而成，每褶一色四色一重復，單觀之一面有20余條拼色部分。間裙長度及足，底部并有褶邊裝飾，應是內部著褶邊白色襯裙。日本京都風俗博物館通過復

原高松冢東壁壁畫最右著綠衣間裳女子形象，并將其裝束作為典型的日本飛鳥時代天武、持統朝（673—697年）女官朝服。

觀之正倉院所藏的間裙（圖3），應為高松冢古墳壁畫的實證，間裙樣式與壁畫基本一致，裙長度及足，上部有腰帶，帶子由赤絁對折而成，裙長86cm，腰部寬81cm。該裙由紅、紫、綠三色相間而成，紅色部分有黃色圖案，全裙拼色50余條。大身為赤地臈纈絁、紫綾、綠系織色綾三種間拼而成[4]，紫綾部分附著于綠系織色綾部上方，并可見正面綠線拼合線跡。由面料可知紅絁上為黃色臈纈圖案，但由于紋樣較散，不能確定其具體樣式。

此外，類似款式的間裙還可見于日本奈良大和藥師寺所藏吉祥天畫像（圖4），畫像成畫于寶龜年間（770—781年），畫中所繪為吉祥天女，但其服飾要素來源于當時的貴婦裝扮[5]。觀之下裳，可看到裙由帶花紋深色、白色、暖淺色、綠色四色相間而成，條紋細密，間隔約同于正倉院所藏間裙。裙長由腰至足，露出鞋前部。除開外層間裙外，底部還有同高松冢壁畫類似的白褶邊，褶邊數量與間裙褶數幾乎等同。

除開上述半身間裙案例，在奈良天平時代（729—748年）《繪因果經》中也可見到女子著間裙形象（圖5）?！独L因果經》此片段中共有女子數名，或立于樹下，或群聚作樂舞圖狀，其中兩人坐于高臺上。除開高位端坐白衣人物（根據全圖其身份為太子），其余女子（除中間樂舞女子著廣袖裝）著裝為小袖短襦，肩披披帛，及地紅綠間色長裙，款式為“高腰掩乳裙”，身份應為宮中侍女及樂女。與前述幾例間裙有較大不同之處，畫中為長裙造型而不是半身間裙，畫中間裙腰線極高，甚至及至領口，并在胸口部位有緣邊飾。裙身由紅、綠兩色相間而成，間條較寬，樣式與初唐流行的“十二破”間裙幾乎一致，這也與前面案例不同。

2中、日間裙的比較研究

間裙源于古代西域，后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間裙始于晉十六國，北朝時期高腰間裙成為主導的間裙款式，并相沿成習于隋唐，是隋至初唐時期典型的女子流行服飾之一，此時間裙樣式多呈朱綠或紫碧二間色，由十二片拼間而成，為“十二破”“高腰掩乳裙”樣式[6]。

2.1間裙流行的時間段比較

間裙始于晉十六國時期，至唐初興起。初唐的間裙圖像資料較為豐富，遺存可見于：淮安王李壽墓北壁東側的女樂圖（唐貞觀三年公元630年）;傳閻立本所作《步輦圖》（圖6），所繪內容為唐太宗接見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歷史事件時間為唐貞觀十四年（640年）;其后的新城長公主墓（唐龍朔三年663年）墓室東壁壁畫也可見著間裙的仕女群（圖7）;此外，還有昭陵陪葬墓燕妃墓前室西壁北幅（唐咸亨三年672年）及李鳳墓中侍女圖（唐上元二年675年）。而與高松冢古墳幾乎同一時間段的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以上三處墓葬時間為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墓室壁畫中仕女圖雖形式相似，皆為仕女群組形式，但已不見間裙。該時期圖像資料多顯示了此時唐宮中最為流行的服裝服飾樣式，因此由以上圖像資料可大致推測間裙最為流行的時間段為初唐太宗至高宗統治時期（627—683年）。

觀之日本，由寶龜年間所作的藥師寺吉祥天畫像可知，至8世紀晚期，間裙在日本還是流行的。由最早的天壽國繡帳（622年）及高松?！帮w鳥美人圖”，可大致斷定間裙在日本的流行時間段為飛鳥時代晚期，即飛鳥時代天武、持統朝至奈良時代晚期，時間段為7世紀晚期至8世紀晚期。對比唐代中國間裙的流行階段，可以明顯看到日本間裙流行的時間順差，推測原因為地理位移及中日的文化上下文關系。

2.2間裙形制的比較

2.2.1間裙款式的比較

在日本，將唐風時期的下裝統稱為“裳”（も），裳為從腰部以下，將下半身繞一圈覆蓋的布，正倉院將所藏間裙命名為“間縫裳”。還有一種稱法為“紕裙”（そえも），《集解》注“紕裙集眾色裁制縫裙也”，高橋健自、豬熊兼繁還提出“紕裙”，包括了緣飾，即裙裾處附有邊緣裝飾[7]。結合前述日本現存飛鳥、奈良時代間裙實例，除開《繪因果經》中侍女所著間裙為高腰掩乳的特殊款式，可基本斷定在日本飛鳥時代晚期至奈良時代所流行的間裙，應為單純的下裝款式，且為外著，裙長由腰及足;腰間為系帶，且著內襯，于底部露出白色褶皺，也就是緣飾。

由現存最早的間裙考古實物甘肅花海畢家灘26號墓出土隨葬的“故緋碧裙一牒”可見，早期的間裙是“下裳”款式，晉十六國時期間裙多為低腰間裙，系縛于正常腰線上。其后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裙腰的位置逐漸提升，高腰間裙成為主導[8]。從隋唐時期圖像資料也可明顯看到，間裙的腰線基本高至胸部，且隋至初唐太宗時期基本為“高腰掩乳”式（圖6），而后腰線較為下落，高宗時期基本為“高腰乳下”式（圖7）。

除開裙腰位置的顯著不同，間裙裙片的數量與寬度也存在著較大的不同。

觀之上文所述的高松?！帮w鳥美人圖”（圖2）、正倉院所藏間裙（圖3）及藥師寺吉祥天畫像（圖4），可明顯發現日本間裙的間數是十分多的，正面所觀即有二十余破，推測全裙約有40～50余片，因此條紋細窄、間色綿密。隋至唐初貞觀年間的中國間裙大多呈“十二破”式（圖6），即間裙由12片裙片構成。而觀之圖像資料（圖7），可發現唐高宗時期（650—685年）裙片數量是大量增加的，也由于裙片數量的增加，裙片的間色寬度逐漸變窄，間色條紋進而變為細窄。雖《舊唐書·高宗本紀》記載有“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靡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但可發現此期間間數遠超“七破”，也遠甚“十二破”，而這后期的間數倒是與日本所見間裙的間數較為相似，在此可推測間裙傳至日本的時期也許更為接近唐高宗時期。

2.2.2間裙色彩的比較

高松冢壁畫中的間裙顏色為紅、綠、白、縹四色，縹色即為高明度的薄青色。對應持統天皇四年（690年）《日本書記》記載服色制度：“其朝服者，凈大壱已下，広弐己上黑紫。凈大三已下，広肆已上赤紫。正八級赤紫，直八級緋。勤八級深綠，務八級淺綠。追八級深縹，進八級淺縹?！币赃@四色合而成的間裙作為飛鳥時代天武、持統朝女官朝服，從服色制度來看也是合理的。關于正倉院所藏的間裙，正倉院將其命名為“錦紫綾紅臈纈絁間縫裳殘欠”。同時，對應《養老律令》衣服令（718年）記載“蘇方深淺紫綠纈裙”（內親王、內命婦一位禮服）和“蘇方淺紫深淺綠纈裙”（內命婦二位、三位禮服）[9]可確定，此間裙是與之對應的紫、蘇方色、綠三色間裙，為高位貴族女性的禮服。蘇方色是略帶黑色調的紅色，近似紫紅色，植物原產地為南亞，于飛鳥時代輸入日本，《養老律令》衣服令中蘇方色次于紫色，高于緋色，是高位者的服色。藥師寺吉祥天畫像由于絹畫年久，顏色不能清晰辨認，大致推斷裙由帶花紋深色、白色、暖淺色、綠色四色構成，其中帶花紋深色根據吉祥天女高貴身份推測應為紫色。

通過考古實例論證，萬芳在《考古所見晉唐時期間裙研究》中指出晉唐時間間裙皆為二間色，而不是“兩種以上顏色間隔”，最為常見的間色樣式為朱綠間色及紫碧間色，而日本間裙為三色或四色間?？梢钥吹?，雖日本仿中國唐代的服色制度，但在間裙這一具體服裝上顏色的數量及顏色的應用是有較大的差異性的。

2.2.3間裙服用場合的比較

由《養老律令》衣服令記載“蘇方深淺紫綠纈裙”（內親王、內命婦一位禮服），即為直系皇室公主、皇后禮服;“蘇方淺紫深淺綠纈裙”（內命婦二位、三位禮服）為中宮、妃禮服，可見間裙為高位貴族女性的禮服。日本京都風俗博物館也將高松?！帮w鳥美人圖”中間裙裝束作為典型的日本飛鳥時代天武、持統朝女官朝服。再者，藥師寺吉祥天女像也說明了間裙的一個高規格服用場合。由此可推斷，間裙在日本飛鳥、奈良時代是高位貴族女性的朝服、禮服，服用等級較高。在此，筆者認為正倉院間裙的“樂舞著裝”一說是有待商榷的。

《新唐書·禮儀志》記載有“（內命婦、夫人鹵簿）執者間彩裙襦、彩裳、革帶……”結合隋至初唐圖像資料（圖6）可知，間裙在此時是非常流行的，且年輕女子穿著較多，但其服用地位等于貴族女性的常服，宮中侍女也常著間裙。由此可見，間裙在中日的服用功能及地位還是很不相同的。

3中、日間裙的傳承與變異

間裙通過隋唐時期中日絲綢之路被傳播至日本的，但對中、日間裙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中、日間裙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流行的時期也經由傳播而產生了時間上的滯后，在日流行時段為飛鳥時代晚期至奈良時代晚期，即7世紀晚期至8世紀晚期。在款式結構方面，不同于唐代中國間裙的“高腰掩乳裙”“高腰乳下裙”結構，日本間裙為下裳，腰間為系帶，且內部著帶褶皺的內襯。日本間裙裙片的數量遠多于唐代中國間裙的“十二破”規格，因此間色條紋更加細窄顯得間色細密。從色彩方面看，在唐代中國間裙呈現二間色的形制下，日本間裙間色則多達三至四色，為對應服色制度的紫色、蘇方色、綠色、縹色及白色等。此外，唐代中國間裙基本作為貴族女子的常服穿著，但在日本是作為朝服或禮服，服用等級存在較大的差異。

日本于飛鳥時代圣德太子執政時期派遣隋使與中國交往，恢復中斷1個多世紀的中日國交，600—614年間共有6次遣隋使出使。而后不久，間裙出現在天壽國繡帳中，并有橫間裙與豎間裙2種間裙形象。618年隋滅唐興，其后日本遣唐使始于630年（唐太宗貞觀四年）并于632年歸日，正值間裙流行時間段。但其后遣唐使中斷了23年，第2次遣唐使為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并在唐高宗統治時期（650—683年）有6次遣唐使出使（分別為653年、654年、659年、665年、667年及669年），而后天智天皇八年（669年）派遣第6次遣唐使以后，經過長達30年之久的斷絕，日方才于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派遣第8次遣唐使[10]。經由唐高宗時期（650—685年）間裙款式發生更改，高松?！帮w鳥美人圖”中間裙形象（7世紀末8世紀初）不同于隋至唐太宗時期“十二破”“高腰掩乳裙”樣式，而更相似于高宗時期的多間數的間裙款式，可猜測飛鳥時代晚期及奈良時代的間裙極大可能是通過高宗時期這一頻繁交流的時代傳入日本。

日本為在政治上加強皇室統治，使古代日本從部落式的氏族制度逐漸完成為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在文化上直接與隋唐文化相交通，及至奈良時代，日本全方位接納、吸收唐文化，形成了“唐風時代”[11]。漢民族服飾制度的政治功用性被日本當政者采用，也使此時期服飾顯著“唐風化”，上衣下裳式唐風服飾體系即被模仿應用。日本于飛鳥時代孝德年間（645—654年）始用唐服，701年制定的《大寶律令》使模仿唐朝的封建服飾制度得以確立，718年頒布的《養老律令》則進一步規定了服制。其中能顯著代表封建制度的服色制度，也在服飾制度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響[12]。對應《養老律令》衣服令中“蘇方深淺紫綠纈裙”（內親王、內命婦一位禮服）“蘇方淺紫深淺綠纈裙”（內命婦二位、三位禮服）等記載，這或許可以解釋為日本在學習唐朝服飾時，也對應其本國社會情況，將服色制度也運用于間裙之上，因而形成了多間色而非二間色的間裙，并以此來體現貴族身份。通過以上間裙在日本的傳承與變異，可以發現，日本奈良時代作為“唐風時代”，一方面對唐朝制度及服飾進行了模仿，一方面存在本土化的革新。

4結語

間裙作為隋至初唐時期的女性流行服裝，經由絲綢之路被傳播至日本，是日本奈良時代作為“唐風時代”在服飾及生活時尚上的一個顯著體現，這是中日絲綢之路所帶來的服飾文化交融。在隋唐間裙的樣式之上，日本根據其本土的社會、文化、風俗等原因進行適應性調整后，呈現出多間色條紋細密的下裳型日本間裙款式。雖無法明確判斷《繪因果經》中特殊間裙款式的成因，但可推斷其與中日絲綢之路及日本奈良時代作為“唐風時代”的仿唐習俗應有較為密切的關系。而從唐朝文化角度，間裙本身就是由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西域外來文化、漢傳統文化雜糅交融發展而來的服飾。間裙在絲綢之路沿線經過傳播與不斷演變，及至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絲路終點”——日本奈良，又演變出一種新的形態，這也印證了絲綢之路的服飾交融與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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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515; 修回日期： 20191208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6ZDA173）

作者簡介： 張焱維（1995），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服裝染織史論。通信作者：劉瑜，教授，liuyu32@d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