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的使命擔當

★陳彥霏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他30年的職業革命生涯中，始終秉持“駱駝精神”，在長期復雜的革命斗爭中堅持正確方向，堅持真理，敢于斗爭，頑強拼搏，直至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他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光輝典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從任弼時踐行初心和使命的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使命擔當是其革命一生的牢固支點。

勇于擔重

1934年夏，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為保存革命力量，中革軍委電令紅六軍團撤出湘贛革命根據地西征，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紅六軍團的西征行動是一次秘密行動，知道的人不多，就是知道要進行西征的蕭克、王震等湘贛蘇區高級領導，也完全不知道為何要撤離湘贛蘇區以及這次西征的真正原因。作為湘贛蘇區和紅六軍團主要領導的任弼時，領悟到了中央的真實戰略意圖，勇敢堅定地挑起了重擔。

8月7日，南方正值酷暑，任弼時、蕭克、王震等率紅六軍團9700多人，告別湘贛蘇區，開始了戰略突圍行動，從江西遂川的新江口、五斗江和橫石一帶出發西征。紅六軍團西征的歷史，是一部悲壯的歷史。紅六軍團官兵們接到中央命令不久，迅即突破遂川敵軍封鎖線，后經湖南桂東、資興、郴縣、桂陽、新田、零陵、嘉禾等縣和廣西北部，進入貴州。紅六軍團進入貴州后，面對的是與湘贛蘇區完全兩樣的環境?！暗責o三尺平”的貴州，山高路險，指揮機關又沒有詳細的軍用地圖，而被彭德懷稱為“只知道圖上作業的戰略家”李德，往往根據不可靠的情報或在地圖上畫直線規定紅六軍團行動路線，而且不準改變。這就使得在湘桂黔3省被敵人圍追堵截的紅六軍團大大削弱了機動性和靈活性，甚至幾番與敵人遭遇，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0月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會師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勝利會師時，紅六軍團僅剩下3300多人。

紅六軍團突圍西征歷時7 8天，跨越湘、贛、桂、黔省境5000多里，沖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歷盡千辛萬苦，探明了沿途國民黨軍兵力的虛實，查明了道路民情，在群眾中播下了革命火種，完成了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任務。在西征途中，任弼時率領紅六軍團官兵表現出一種臨危受命、勇于擔責的忠誠意識，一種不言苦、不怕死的犧牲精神。 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英勇氣概，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的忠誠擔當精神。

善于擔險

1936年6月30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張國燾馬不停蹄地從爐霍趕到甘孜，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他早已策劃好的分化、拉攏、控制紅二、六軍團的行動。張國燾為達目的，使出了兩招：第一招是污蔑嫁禍黨中央，企圖鼓動紅二、六軍團不服中央號令。張國燾以迎接紅二、六軍團為名，派出“工作團”散發反對黨中央、批判“毛、周、張、博”的文件，宣揚他的分裂路線。同時，還派人送來大批《干部必讀》小冊子，攻擊中央及中央紅軍，說他們北上是“逃跑”，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退卻路線”，煽動紅二、六軍團指戰員對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不滿。第二招是把甘孜會師視作“軍團”與“方面軍”的會師，企圖以高壓低、以大吃小，把紅二、六軍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紅四方面軍總部會見任弼時、賀龍時，張國燾先把他倆大大地恭維了一番，然后以紅軍總政委的身份作出兩條“指示”：一是紅二、六軍團的首長要調換，兩個軍團另派政委，要任弼時也離開；二是紅六軍團由他來指揮。這是明目張膽地分化、吞并紅二、六軍團。

對于張國燾的這兩手，任弼時政治上十分清醒，思想上也早有準備，深知跟張國燾斗爭必須依靠黨中央這一堅強后盾。于是，他一方面將張國燾派人送來的《干部必讀》小冊子封存起來，不準下發；另一方面想辦法盡快與中央取得直接聯系。拿到張國燾交出的電報密碼后，他和賀龍立即用密碼取得了與中央的直接聯系。中央為增強紅二、六軍團反分裂的力量，命令以紅二軍團、紅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紅二方面軍的成立，使任弼時、賀龍可以站在方面軍領導者的位置上同張國燾進行斗爭，使其分化紅二方面軍的企圖落空。接著，中央又給任弼時發來電報，要他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并團結紅二、四方面軍一同北上。為落實中央指示，他與張國燾進行了深入交談，同時找陳昌浩、徐向前、傅鐘、李卓然等紅四方面軍領導單獨談話，強調團結，反對分裂。通過任弼時與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向應等領導人的努力，加上以徐向前為代表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思想轉變，張國燾最終不得不同意率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會師。

任弼時、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至長征結束時共有12000 余人，是三支主力部隊中人員損失最少的，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被毛澤東稱贊“是個了不起的奇跡”。圖為1936 年紅二方面軍到達陜北后部分干部合影

敢于擔責

延安整風期間，任弼時曾多次對自己在湘贛蘇區執行“左”傾路線所犯的錯誤作自我批評。他坦言，土地革命時期雖然對“左”傾錯誤有所抵制和批判，但仍然執行過這條路線，對自己一度不自覺地貫徹執行六屆四中全會確立的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一再作出誠懇、深刻、系統的檢討。

1933年6月，任弼時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當時，在王明“左”傾路線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任弼時執行了“左”傾中央的肅反政策，王首道、甘泗淇、張啟龍等原湘贛蘇區領導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罪名撤銷了職務，不少干部受到打擊。由于處于戰爭時期，湘贛蘇區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延安整風時，任弼時組織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對自己由于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時期的工作中，有許多缺點錯誤，執行的路線是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左”的路線，在土地、軍事、肅反等問題上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對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彼麑垎堈f：“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F在我向你道歉！”

任弼時的講話沒有浮飾推諉、掩蓋過錯。他實事求是的態度，使到會同志很受感動。與會的王首道感慨地說：“作為一個領導者，既能坦率誠懇地批評別人，又敢于承擔責任，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勇于自我批評，確實使我和到會的同志深受教育?！?/p>

這次座談會，對統一湘贛各個時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進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有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的率先垂范，延安整風時期，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蔚然成風，為黨的七大提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勤于擔事

任弼時的革命生涯貫穿著與自身疾病斗爭的歷史。他于1928年、1929年先后兩次被捕入獄，遭受酷刑，從此落下病根。長征時，任弼時年僅30出頭，許多指戰員看其外貌以為他已年過半百。他曾經不無遺憾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自己可能活不長，所以要抓緊時間工作。任弼時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錢多，三怕麻煩別人。他對自己的病從不放在心上，經常以常人難以想象的頑強意志日夜操勞。

1934年，任弼時率領紅六軍團西征時，不幸患上瘧疾，身子虛弱得連馬都不能騎，他就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行軍打仗。轉戰陜北時，他與周恩來一起協助毛澤東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其間，他的病情愈來愈重，血壓奇高，心律嚴重不齊，但仍然經常工作到深夜。中央機關移駐西柏坡后，他協同毛澤東等幾大書記徹夜不眠地研究全國戰局。醫生經常提醒他必須臥床休息，他卻說：“我們要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一個新中國，有多少事情急需辦啊，我能躺得住嗎？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1949年，任弼時是躺在吉普車上離開西柏坡進入北平的。一進城，他就立即投入團代會的籌備工作，起草了1萬多字的政治報告，并代表中共中央在團代會上宣讀，直到體力不支，中途由別人代讀。1950年5月他從莫斯科治病回國后，中央嚴格規定他每天只能工作4個小時，可他一接觸工作，就忘掉了自己是個病號。每當頭痛得厲害了，他就回到家中讓孩子們輕輕捶一捶，稍好些便又拼命地忙起來。

由于日夜操勞，任弼時的身體越來越差。1950年10月27日，他突發腦出血不幸逝世，為革命事業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