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張聞天力主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張家康

相識相知在瑞金

毛澤東長張聞天7歲，他們在1920年初就相互知道對方了，因為他們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他們入會的消息及活動都曾經在《少年中國》上發布和披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都時有文章在報刊發表，張聞天注重文學，毛澤東注重時論，把讀書讀報視為生活之必需的他們，顯然早就在報刊上認識了彼此，只是尚未謀面而已。

張聞天曾在莫斯科學習，帶回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經驗，對毛澤東的農村革命的經驗，一時還難以認同。193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常委會，其中一項內容就是討論中央蘇區問題，他在會上同意博古的意見，“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并提出“澤東可調后方作蘇維埃工作”。這個意見同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安置不謀而合。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遷往中央蘇區瑞金時，毛澤東、張聞天才得以相識。張聞天是分管政府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很為他欣賞。他們之間有了接觸，有了了解，而且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諸如，共同抗日三條件、同十九路軍的合作、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而這些又都與博古、李德產生了重大分歧。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國務院總理），乍看是很正常的人事變動，其實是博古醞釀已久的“具體步驟”。張聞天說：“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于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黨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p>

到臨時中央政府任職后，張聞天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的地方也緊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接近了，心與心也貼得更近，兩人在思想認識上有不少的契合點和共同點。博古和張聞天的分歧與矛盾，促使張聞天從“左”的宗派中分離出來，與毛澤東走到了一起。

張聞天在自己主編的《斗爭》上，分6期連載毛澤東的兩篇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崗鄉的蘇維埃工作》《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他學習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召集幾個區的負責人開調查會，共同商討區對鄉的領導工作。1934年4月，張聞天、毛澤東合著《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標志著張聞天、毛澤東合作的開始。

廣昌戰役的發起和失敗，是張聞天與博古、李德沖突的爆發點。戰役發起前，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批評過博古、李德的瞎指揮，反對與強大的敵人死打硬拼。廣昌失守，中央蘇區失去了屏障，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并且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全面領導戰略轉移的一切工作。

為了剝奪張聞天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博古特意派張聞天到閩贛省巡視，而這種巡視在此時全無必要，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剛剛完成對那里的長時間的巡視。張聞天服從了這個決定，于7月上旬赴閩贛巡視，直至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貋砗?，他發現他這個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已被邊緣化，所有決策概由“最高三人團”發出。他明顯感到“已經處在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從贛南會議到寧都會議，再到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長期被晾在一旁，備受冷落。10月初，毛澤東從于都回到瑞金。此時，“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紅軍就要離開中央蘇區遠征了。在這前途未卜的戰略大轉移前，張聞天與毛澤東進行了好幾次交談。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晚年回憶說：“毛澤東同志親口對我說，聞天同志細心地傾聽了他的談話。毛主席還告訴我，聞天同志對他的病十分關切，還用手撫摸他的痛處，對他表示親切的慰問?！?/p>

1934年6月24日，張聞天在《斗爭》上發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文章毫不含糊地提出同“‘極左主義’進行堅決斗爭”，批評黨內比較普遍的“‘左’傾總要比右傾好”的觀點，希望全黨同志“不要懼怕‘左’傾革命家的威嚇”。這表明，他已基本掙脫“左”的桎梏，與毛澤東的思想路線臻于一致。

通道、黎平、猴場會議

長征出發時，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被要求分散到各軍團中去。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而由他們把持一切（后因毛澤東同志提議，未分散）?！薄坝浀迷诔霭l前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p>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三人中，毛病王傷，坐的是擔架，張多是騎馬，偶爾也坐擔架。他們一起行軍，一起宿營，時刻在一起。而“最高三人團”忙于戰略轉移，無暇顧及他們。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幽默地專寫一章“擔架上的‘陰謀’”。他寫道：“有意思的是，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臺……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張聞天），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祥之間進行?！甯讉€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李德對于擔架上的‘陰謀’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澤東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于他的事業沒有好處?！珴蓶|、洛甫、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稱，這三人正漸漸地奪取著長征的領導權?！?/p>

當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后，立刻部署幾十萬大軍追擊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毛澤東提議乘兩大敵軍主力尚未聚攏，尋機殲滅敵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最高三人團”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p>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工業化的興起，貴州省成為了我國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的省份。外出務工提高了人們的收入，但是也帶來一些問題，尤其是對民族傳統。這給民族文化遺產的旅游資源開發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除此之外，在旅游開發中面臨的同質化競爭也將是其發展旅游業的一大挑戰。

這些建議并沒有被“最高三人團”采納。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強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遭遇了敵人兇猛的阻擊。湘江之戰，中央紅軍傷亡慘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中央紅軍失去了原先設定的到達湘西的先機，一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在中央紅軍翻越老山界后，由私下議論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改為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從湘桂贛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討論?！?/p>

部隊前進到湖南通道地區，有情報反映，蔣介石已識破中央紅軍將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戰略意圖，遂在前方集結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形成了一個大口袋。博古、李德明知前路險惡，仍然堅持原定目標不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里鉆。張聞天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去找反對博古、李德主張的毛澤東，商量避免危局的對策。

1934年12月11日，紅軍攻占通道縣城。次日，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史稱通道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在會上還是堅持原定的方針——這無疑是自投羅網，將3萬多中央紅軍往虎口里送。毛澤東在會上首先反對，建議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張聞天堅決支持這個建議，強調應該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改變自己的行動和方針。當天下午，中革軍委發布進軍貴州的命令。

中央紅軍改道西進，15日攻占貴州黎平。18日，周恩來在黎平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戰略方針，決定“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會議還決定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經驗教訓。

李德、博古對黎平會議不服，仍然固執己見，不愿放棄他們錯誤的戰略方針。張聞天感到在目前的情況下，改變軍事領導已是刻不容緩。12月下旬，他在隨軍行進至黃平時，與王稼祥交換了這一意見。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的耿飚后來回憶說：

“那時張聞天同志身體不太好，長征路上坐著擔架，同時王稼祥同志因為有傷，也坐著擔架，兩副擔架走在一起。在樹上掛滿橙黃色橘子的一個橘子園里，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時，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后目標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瘜埪勌焱具@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后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來指揮?！?/p>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史稱猴場會議。會上，與會者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進一步肯定和堅持黎平會議的決定，指出：紅軍戰略方針、作戰方向及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就這樣被取消了。

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像這樣重要的會議，按照慣例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后方可召開?？墒?，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上海遷來瑞金時，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是上海中央局，隨著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盛忠亮的先后被捕叛變，地下電臺也被敵所破獲，這種電波聯系在紅軍長征前就已經中斷。正是因為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國共產黨才有獨立自主地為自己的命運做出正確決定的機會。

會議由博古主持。會上，他做了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雖然做了一些檢討，但卻一味強調客觀上的困難，而不承認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做副報告。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后，張聞天馬上做反對中央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當時中央書記（同時稱政治局常委）只有4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項英留在了中央蘇區，張聞天的地位和周恩來相等，可見他的“反報告”的分量之重。耿飚后來回憶說：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聞天同志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相當于現在政治局常委。他在當時中央的這個職務，是長征路上最先反對錯誤路線的三個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認真想起來，遵義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會議就不可能開。事實上，如果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呀?！?/p>

在張聞天的“反報告”后，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先后發言。毛澤東講了一個多小時，分析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張聞天曾經這樣評價遵義會議：

“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p>

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張聞天欣然領命。他起草的這個決議批評李德、博古“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對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反“圍剿”的軍事戰略思想。這個決議在2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

遵義會議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又回到軍隊的領導崗位，直接參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3月初，紅軍二進遵義城，張聞天從戰爭的實踐中更加相信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委員”。

鑒于博古缺乏民主作風，對軍事指揮獨斷獨行，遵義會議后“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一改博古的舊習，凡是軍事行動都要召開會議討論，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意見，決定軍事行動。3月10日，在討論攻打新打鼓場的軍事行動時，面對滇軍、黔軍的會合，以及川軍和中央軍的側擊，毛澤東不贊成以卵擊石，硬碰硬。盡管毛澤東費盡口舌，仍然沒有說服與會的大多數人。毛澤東著急了。會議結束后，他先是說服了周恩來，接著又說服了更多的人，終于停止了行動，避免了軍事上的損失。

這次事件后，考慮到兵貴神速，戰場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隊。張聞天通過這件事看出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高明之處，而自己在軍事上又是外行。他十分清楚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如果以會議表決實施軍事行動，那往往會貽誤戰機。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茍壩召開會議，張聞天把成立“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從瑞金出發以來，張聞天對毛澤東心悅誠服，正是由于他的理解和力挺，毛澤東才全面恢復了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