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安石的天人觀念和災祥書寫
——以“歌元豐”系列詩歌為例

劉杰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禮記·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盵1](1692?1693)在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和觀念傳入中國之前，祥瑞(“禎祥”)與災異(“妖孽”)一直都在政治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災異問題上，宋代是一個相對特殊的時代：一方面，士大夫將理性的批判精神貫徹到學術領域，漢唐以來的天人感應論備受質疑，災異與人事機械對應的事應說在理論層面被否定；但另一方面，圍繞災異祥瑞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慣例依然在國家機器的運轉中發揮著作用。在激烈的黨派斗爭中，各派勢力也往往會借災異現象挑起是非，最典型的事例便是熙豐變法期間新舊兩黨關于“天變”的爭論。作為變法的核心領導者，王安石的天人觀念及其對災祥的態度自然也成為關注的焦點。起初，王安石是反對漢儒天人感應論的“先鋒”思想家，所謂“天變不足畏”；但在當時的背景下，一味地否定災異天變并不能解決因天災而導致的輿論危機。熙寧中期以后，這種危機愈發嚴重，因此，王安石也逐漸改變了早期強硬的態度，其筆下的災異書寫也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其晚年閑居期間所作的“歌元豐”系列詩歌便是典型代表。這些詩歌的主題和所選擇的書寫策略，既反映出王安石作為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也蘊含著詩人真摯的報國之心。

一、“歌元豐”系列詩歌的創作緣起

元豐四年(1081)初秋，久旱的金陵(今江蘇南京)迎來了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雨，及時的甘霖為魚米之鄉帶來了豐收的希望，也撩起了詩人的詩思。閑居此地的王安石先后作《寄楊德逢》《再次前韻寄楊德逢》二詩[2](14?15)①，向友人楊驥(字德逢，號湖陰先生)傾訴焦躁不安的情緒與久旱逢霖的欣喜之情。此前詩人一直擔心友人楊驥會因旱情而“作苦”不息，以至于顧不上自己的邀約；今見好雨知時，詩人連用兩個佛教典故來形容內心的喜悅，因為這場大雨意味著友人不再需要為引水灌溉忙前忙后，可以在雨過天晴后前來拜訪自己。不難看出，這兩首詩帶有很強的戲謔意味，詩人是想邀請楊驥雨后同游南蕩，但沒有將這層意思直說出來，而是假借天氣的變化，暗示對方應該放下田中的農務來探望自己。詩人寫亢旱，寫霖雨，落腳點都在楊驥的反應，這場對農業生產至關重要的大雨不過是為二人的戲謔搭建了舞臺。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除了這兩首詩，王安石還就這場大雨另作了一首七古贈予楊驥：

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云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

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谷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元豐圣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2](1)②

同樣是寄予楊驥，同樣是記錄久旱逢雨的喜悅，甚至連措辭都高度相似。從表面上看，《元豐行示德逢》(以下簡稱《元豐行》)更像是對之前兩首詩的補充，抑或是更換視角后的重復敘事，但從“三年五谷賤如水”開始，詩人筆鋒一轉，展露出與此前二詩截然不同的趣味追求。在《寄楊德逢》《再次前韻寄楊德逢》二詩中，天變只是戲謔的背景，詩人所掛念的收成也僅限于楊家的“青秧”；但《元豐行》中所描寫的豐收顯然不僅僅為湖陰先生一家獨有，“五谷賤如水”便說明了豐收的普遍，“三年”的時間限定則提醒讀者這般豐饒的景象已經持續了多年。如此一來，詩人筆下的豐收便獲得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雙重延展，詩歌本身也跳出了文人諧謔的小框架，頗有幾分“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意味。這一轉向也引出了下文的感嘆：如此的風調雨順，全是賴于當今天子英明神武，與天相通；有這樣的明君在上，此后的千秋萬歲都會和今年一樣五谷豐登。想到這里，隱居在野的湖陰先生不禁歡喜異常，愿意像上古之民那樣擊壤而歌，贊美當下的元豐盛世。至此，詩歌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次年(元豐五年，1082)王安石還寫了《后元豐行》和一組《歌元豐》絕句③：

后元豐行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

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云皆種黍。

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干掛梁梠。

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

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

乘興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2](1)

歌元豐五首

其一

水滿陂塘谷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一秋。

其二

露積山禾百種收，漁梁亦自富蝦鰍。

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其三

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

家家露積如山壟，黃發咨嗟見未曾。

其四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

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其五

豚柵雞塒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2](528)

這一系列詩歌在王安石晚年的作品中顯得尤為突兀。畢竟詩人自回到金陵之后便基本上不過問政事了，所作的詩歌多為《北山》《南浦》《染云》一類寫景小詩；而這樣一個人突然在元豐中期密集地創作了一批歌詠當朝的政治頌詩，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竇。一向對王安石頗多攻訐的《邵氏聞見錄》便認為這是王安石在得知神宗乾綱獨斷地革新官制后“漸有畏懼上意”，故作前后《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3](190)；甚至還有一些人認為王安石希望用前后《元豐行》來“徹神考之聽，冀復相”(《后元豐行》李壁注)[2](1)。然而事實是王安石罷相后神宗也一直對其禮遇有加，即便略有嫌隙，王安石也不至于“諂諛求保全”。況且王安石也從未流露出希望東山再起的想法，甚至在他人如此相勸的時候還明確表示了拒絕④。除了寫作動機使人生疑，這些詩歌借天變言政事的做法也與王安石往日的主張大相徑庭，很難相信“元豐圣人與天通”的論調竟是出自那位倡言“天變不足畏”的“拗相公”之口。那么，王安石究竟為何要在元豐年間集中創作“歌元豐”這一系列的贊美詩歌呢？“元豐圣人與天通”種種是否是王安石出于某種目的的違心之語？本文試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二、熙豐年間的天災情況

要討論前后《元豐行》諸作的創作動機，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便是元豐年間是否真如王安石所言的那般風調雨順、物阜民豐？換言之，王安石寫作“歌元豐”是面對現實的有感而發，還是罔顧事實的曲意阿諛？

查閱《全宋詩》可知，元豐初年的詩歌作品中也存在著“元豐四年夏六月，旱風揚塵日流血。高田已白低田乾，陂池行車井泉竭”(孔平仲《夏旱》)，“元豐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風終夜發，拔木壞廬室。須臾海濤翻，倒注九溪溢。湍流崩重城，萬戶競倉卒”(郭祥正《漳南書事》)[4](10865,8867)這樣的表述。畢竟對于一個疆域遼闊的帝國而言，零星的自然災害是任何時候都避免不了的，只要這些災害的波及范圍和持續時間在可控的范圍內，對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政治秩序沒有造成超出預期的影響，便已是天從人愿。更重要的是，討論元豐前期的天災和收成情況時，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參照系，即剛剛過去的多災多難的熙寧十年。

在北宋歷史上，年號為“熙寧”的十年(1068—1077)頗為引人注目，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變法”在全國上下引發了劇烈的震蕩。人事方面的不如意已讓年輕的神宗措手不及，偏偏天公亦不作美，水旱、地震等自然災害連年不斷。筆者從李華瑞統計的《兩宋各種災害年次表》中截取了治平元年至元豐五年(1066—1082)的部分，見表1。

由表1可見，就數量而言，熙寧年間的自然災害遠遠多于之前的治平年間和之后的元豐初期，熙寧七年至十年更是多事之秋，各種災害輪番登場，相比之下，元豐最初幾年的災害發生頻率的確有明顯的降低。

當然，在文史研究中，數據的效力是有限的，有關自然災害的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文獻保存情況的影響。況且在政治史的語境下，除了災害發生的頻率、嚴重程度等客觀情況，自然災害的威懾力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時人對災害的看法和實際政治運作中對災異理論的利用情況，帶有一定的主觀性。熙寧年間之所以給人留下災害頻發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為渲染所致⑤：變法既為皇帝本人所支持，而能約束皇帝的便只有主宰一切的“天”，于是反對派紛紛拾起了秦漢以來的災異論，將這一時期的自然災害解讀為上天不滿新法的表現，勸諫皇帝順應天命，廢除新法。筆者從這一時期的奏疏中摘取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論調，足見這一時期災異論的盛行：

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日。(呂誨《論王安石》，熙寧二年[1069])[5](766)

緣累年災變，實為至多，地震朔方，益可驚駭。時覽奏報，至今未已。天有常道，必不虛發，臣大為朝廷憂之。(富弼《上神宗論誕日罷燕雨澤之應》，熙寧二年[1069])[6](997)

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驚疑也?！苏咛煊晖?，地生毛，天鳴地震，皆民勞之象。(范鎮奏疏，熙寧三年[1070])[6](1207)

表1 兩宋自然災害年次表(治平三年至元豐五年)

文彥博稱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賣果實，致華州山崩。(神宗對王安石語，熙寧五年[1072])[7](5810)

頻發的災害加上士大夫有意的渲染，使得熙寧年間朝堂上下的氣氛頗為緊張。表1中的數據或許并非熙豐年間自然災害發生情況的客觀記錄，但頗能反映時人對災變發生頻率的主觀感知情況。這種緊張氣氛在熙寧后期愈演愈烈。自熙寧九年(1076)六月起，全國飽受亢旱之苦，直至次年夏，旱情方有所好轉。是年神宗決定改元，于執政所擬的若干年號中稱“惟豐字可用”[8](6)，可見“元豐”這個年號本身便承載著豐收的希冀。令人欣慰的是，改元后的最初幾年盡管也小災不斷，但災異的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都遠遠低于熙寧年間，各地也頻有“蠶麥豐熟”“豐稔異?！薄斑B歲豐稔谷賤”“是歲大稔”“九谷皆稔”“夏麥大稔”[7](7073,7135,7307,7433,7623,7884)的喜訊傳來，這對久為天災所苦的熙豐君臣來說無疑是相當大的安慰。王安石所在的金陵是以豐饒富庶聞名的魚米之鄉，豐收的景象想必更為動人。因此，前后《元豐行》中所渲染的“三年五谷賤如水”“十日五日一雨風”或許有夸大其辭的成分，但詩歌中的豐收圖景應有一定的現實基礎，更重要的是，這種喜悅的心情是元豐初年人們的普遍心理。熙寧年間苦澀的過往使得人們倍加珍惜眼前短暫的風調雨順，“元豐”的年號也因此被賦予了理想化的色彩。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的孔武仲和蘇轍亦作有“元豐嘉號卜長年”(孔武仲《時雨》)[4](10241)、“今年真不負元豐”(蘇轍《次韻和人豐歲》)[9](222)等詩句。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前后《元豐行》所表達的那種人壽年豐的欣喜是真誠的，絕非捏造事實的媚上之作。

三、王安石的天人觀念與政治實踐

即便如此，“歌元豐”諸作還是籠罩著一個疑團：畢竟王安石一向以天人兩分、不畏天變著稱，在詩中歌頌“元豐圣人與天通”難免顯得匪夷所思。此前王安石對天變的不屑是有目共睹的，“三不足”之說 雖然并非出自他本人之口⑥，但這一說法之所以能流傳開來，還是因為其與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是吻合的。王安石很早便表達過對于災異說的不以為然。在《讀漢書》[2](602)一詩中，他認為京房、劉向等人借災異彈劾宦官弘恭、石顯，表面上是漢室的忠臣，但二人以陰陽災異之說附會政事，同樣后患無窮，其“迷國”與奸宦一般無二。熙寧變法期間面對保守派的攻訐，王安石也一再堅稱“若因天旱人饑，便廢修政事，恐無此理”，“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7](6118,6147)。此外王安石還在學術層面對災異說進行了抨擊。嘉祐、治平年間(1056—1067)，王安石撰成《洪范傳》，對漢儒的傳統解讀發起了挑戰?！渡袝ず榉丁氛妮d“休徵”五事(“肅，時雨若”“乂，時旸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圣，時風若”)和“咎徵”五事(“狂，恒雨若”“僭，恒旸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漢儒將這里的“若”訓為“順”[10](377?380)，即人事有何變動，天便會相應地做出回應。如此一來，天人感應說便內化到儒家經典中。王安石則從訓詁入手，將“若”字解釋為“猶如”，也就是說，“雨”“旸”“燠”“寒”“風”是為了形容“休徵”和“咎徵”所打的比方。以此類推，漢儒的天人感應論便不成立了。不過王安石也并沒有完全否定天變對人君的約束作用，相反，他認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于我”的極端唯物主義觀點是“固而怠”的。在他看來，當天有異變時，人君理應進行全方位的“恐懼修省”，而不僅僅是具體針對某一事件的改弦更張[11](1189?1190)。這種較為折中的觀念其實是宋代士林的公論，不少士大夫都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即否定災異與人事之間的機械對應。但同時士大夫又堅持天變是對人君的警告，主張人君應敬畏天命，修省自身[12](283?296)，最能體現這種觀念的便是歐陽修《新唐書·五行志序》[13](873)。這種災異觀看似理性，實際上卻前后對立，立場模糊。就熙寧年間的情況而言，保守派強調的是這種觀念的后半部分，即天變對人君的警示作用，但在具體操作中不免將天變與新法乃至于與新法具體某一項的實施相對應，陷入了事應說的陷阱。王安石則著重反對災異與人事之間的機械對應，認為天變與新法無關，以“水旱常事”來安撫皇帝的情緒，這距離徹底否定天人相關論便只有一步之遙了。

然而在這場理論博弈中，毫無疑問是保守派占了上風。因為對他們而言，事應說雖然違背了其學術立場，但并非不可觸碰的禁區，為了抨擊新法，他們甘愿重拾漢儒舊說，讓學術為政治服務，例如上文所舉文彥博言華州(今陜西渭南)山崩事。而王安石則不同，在君權神授的語境下，天命是君權的合法性來源，公開否認天的權威也意味著間接否定了皇權的神圣性，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何況作為士大夫群體的一員，王安石也不愿放棄天命對皇權的約束作用。在那場著名的“三不足”談話中，王安石在回答神宗時，曾具體就“人言不足恤”和“祖宗不足法”進行了批駁，但唯獨對“天變不足畏”不置可否⑦。于是乎，每當災變發生時，保守派可以光明正大地借題發揮，而王安石的反駁就顯得投鼠忌器、畏首畏尾。以熙寧五年(1072)華州山崩事為例，文彥博等可以直接上書抨擊新法，而當神宗詢問王安石的意見時，后者只能小心翼翼地回答：“華州山崩，臣不知天意為何，若有意，必為小人發，不為君子?！盵7](5810)這實際上還是承認了山崩是天意的表現，只是因為“天意不可知”，未必是為新法而發。后來的“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傅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7](6597)，其實也只是在強調天文與人事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至少這種對應不是凡人能掌握的，而并沒有斬釘截鐵地表示兩者間不存在關系。也正因為如此，“水旱常數”之說對神宗的安撫作用是有限的：既然承認天變是對人事的警告，那么當下的行為肯定是有錯處的；而當下朝廷的第一要務便是變法，那么天變多半就是針對新法而發的吧。

確實，作為“天命”在直接承擔者，熙寧時期神宗的心理壓力恐怕是外人難以想象的。他一再地按傳統避正殿、減膳食、撤禮樂、下罪己詔，內心的焦慮可見一斑。起初，王安石的“天意不可知”“必為小人發，不為君子”等說法還可以稍稍撫慰神宗，但這種堅持卻并沒有換來天遂人愿，面對愈演愈烈的天災，從熙寧中期開始，神宗的心理防線逐漸崩潰。對此，王安石也束手無策。熙寧七年(1074)四月前后，神宗“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以“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圣慮耳”慰之，不料神宗的回答相當不留情面：“此豈細故？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盵7](6147)就在四月初五天降大雨之時，神宗向群臣出示了鄭俠的《流民圖》，并斥責宰執隱瞞不報，這顯然是在有意針對王安石，此舉也直接導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熙寧五年(1072)的王安石可以說服神宗將借星變請罷免時宰的司天監靈臺郎亢瑛刺配[7](5571)，而到了熙寧八年(1075)再度有星變(彗星出現)時，神宗則直接下手詔表達了對“比年以來，災異數見”的憂慮，令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王安石的上疏看似雄辯，但較之此前“水旱常數，堯湯不免”的從容，這份奏疏中費心羅列的大段史實和“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7](6597)的聲明未免透露出了一種聲嘶力竭的無力感?；实鄣奶炱郊纫褍A斜，這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倔強了。

四、政治危機下的言說策略：“元豐圣人”的塑造

因王安石的災異理論本身的漏洞，熙寧五年之后，災異幾乎成為變法派的死穴。對此，王安石自然是焦慮的。受制于理論本身的缺憾，他始終無法在這一問題上占據上風，只得將目光轉向了災異文化的另一翼——祥瑞。

宋代士大夫對于祥瑞一般持較為鄙夷的態度，因為祥瑞代表了上天的肯定，容易引發人君的驕奢心理，士大夫從行政理性出發，往往樂言災異而抵制祥瑞，如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就對助手下達指令，“妖異”如果“有所儆戒”則可以“并告存之”(《答范夢得書》)[14](1743?1744)，而“符瑞”則是“皆無用，可刪”(《與劉道原書》)[14](1301)。早年王安石的態度也與此無異。嘉祐三年(1058)，交趾供瑞獸二，稱是“麒麟”，一度在朝堂上引起了爭議[7](4515)。為此王安石作古詩《悲哉孔子沒》[2](129)，頗有諷刺之意。熙寧四年(1071)二月一日，司天監奏老人星見，依故事當報送史館，神宗以為無謂可罷，王安石隨即稱善，并建議將群臣上賀表的舊制也一并罷去，神宗從之[7](5337)?？梢娝麑τ谶@些“祥瑞”并不以為然。

然而到了熙寧中期，在保守派災異論的壓力下，他也不得不改變了立場，借災異論的邏輯強調祥瑞的意義：既然上天可以通過災異對人君提出警告，那么它也可以通過祥瑞來對人事進行嘉獎。熙寧六年(1073)三月，司天監奏四月朔日將有日食，王安石請神宗降德音，理由是“民每欲雨，陛下輒一祈未嘗不輒應，此陛下至誠感天之效。然今歲日食正陽之月，恐宜以此降德音”[7](5918)。此年四月朔，因云陰而未見日食，作為宰臣的王安石又率群臣上書稱賀：“陛下祗畏修省，夙宵靡寧，方日食時，陰晦不見，此陛下圣德所感?！盵7](5930)⑧如此種種，與兩年前對待老人星的態度判若兩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并沒有選擇芝草、嘉禾、甘露等“物質性”的祥瑞，而是選擇了“日食不食”這一“原本有災卻被救下”的祥瑞事件，在奏疏中他有意將此事與“祈雨得雨”進行類比?！拔镔|性”祥瑞只代表天命對這一時期的人事表示滿意，突出的是天意；而“日食不食”則強調皇帝憑一己之力終止了災害，突出的是皇帝。如此一來，“天變”的確是“不足畏”的，但并不是因為天人不相干，而是因為“天變”是可救的。通過這一策略，王安石既向神宗傳達了“災害終究都會過去”的信念，又暗示后者其所作所為是可以“感天”的，“祈雨得雨”“日食不食”便是證明，皇帝重新獲得了天意的肯定，正在推行的新法也得到了天意的支持。就這樣，王安石以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為新法找到了天人感應語境下的合法性。從神宗的角度而言，他也樂于接受這種說法——面對連年不斷的天災，能有些許跡象表明他仍然擁有天命的眷顧，也是極大的安慰。因此，盡管嘉祐末年仁宗已下令禁止官員上表稱賀“日食不食”現象，但到了熙寧年間神宗還是恢復了這一舊制⑨。此外熙豐年間流行的“羅漢興雨”軼事⑩也頗能看出神宗進行自我神化的努力，他也在積極地利用這一套邏輯為自己和新法尋找精神支持，而這也正是王安石一再鼓吹神宗“圣德感天”的目的所在。熙寧后期神宗之所以能夠頂住各方壓力堅持推行新法，或許也與王安石為他找到的這一精神支柱有關。

因此，在元豐四年(1081)夏秋之際，又一次久旱逢雨的經歷使王安石聯想到了曾經的“祈雨得雨”“日食不食”，欣喜之下他便寫下了“元豐圣人與天通”等詩句。至于王安石為何在元豐四五年間突然集中創作這樣一批詩歌，筆者以為可能與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有關?！渡凼下勔婁洝穬H注意到這些詩歌作于元豐新官制頒布之際，而忽略了此時朝廷的另一項大政——西北戰事。熙豐變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強兵，王安石制定了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等一系列新法以加強軍隊的戰斗力。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豐四年，機會似乎來了。這一年六月，西夏發生內訌，幼主秉常之母梁氏發動政變，將有意歸順宋廷的秉常囚禁起來。神宗以為這是征伐西夏、收復失地的大好機會，在元豐四年和元豐五年兩次出兵，然而遺憾的是，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永樂(今陜西米脂西北)二役均以慘敗告終。靈州之戰發生在元豐四年冬，永樂之役則在次年九月，可見“歌元豐”系列詩作正寫于兩國用兵如火如荼之時。一面是戰事的持續吃緊，一面是籌劃已久的新官制的實施，元豐四年、五年可謂是多事之秋，新法面臨著又一輪考驗。不難想象，如果此時再來一場熙寧末年那樣的大旱，將會給神宗乃至變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幸運的是，這幾年一直沒有出現大范圍的災害，各地又頻傳豐收的喜訊，種種跡象表明，天命還是眷顧這位圣明天子的。王安石雖然閑居鄉野，但也始終沒有忘卻那位曾與他“如一人”(曾公亮語)[15](10234)的皇帝和他們一同描繪的新政藍圖：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

西望國門搔短發，九天宮闕五云深。[2](599)

此詩題為《六年》，自王安石熙寧九年(1076)第二次罷相算起，王安石退居金陵的第六年恰為元豐五年(1082)。身在江湖，心懷魏闕，此時的他雖然早已無心東山再起，但仍希望用自己的方式鼓勵皇帝堅持下去，“元豐圣人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寄托的正是這位曾經的名相對神宗和新政的殷殷祝福。其所描繪的事實或許有所夸大，但感情是真摯而熱烈的，在表面的頌圣背后，佇立著的是一個“西望國門搔短發”的寂寞身影。

五、結語

綜上可知，王安石在這組“歌元豐”詩歌中對久旱得雨現象的關注其實與他在熙寧后期對“祈雨得雨”“日食不食”等祥瑞的鼓吹一脈相承，“元豐圣人”的提出也包含了對新法成效的肯定，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性。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感觸都是建立在詩人的真實體驗之上的，這種“在場”的體驗使得詩歌中的頌圣內容帶有了情感溫度。這其中既有作為政治家的言說策略，也飽含著詩人的一腔真情?？梢哉f，“歌元豐”中的災祥書寫為晚年王安石提供了一個同時表達政治立場和私人情感的契機，其中所流露出的欣慰之情也使得詩人在同時期其他詩歌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從容閑適心理具有了合理性?。由王安石的案例也可以看出，災異和祥瑞既是政治文化概念，也是現實中的自然現象，這都成為文學書寫的題材。就宋代詩歌藝術本身的發展來看，一方面，災祥書寫這一題材本身的嚴肅性和神秘性造就了一種兼顧理性與感性的寫作模式。宋代詩歌原本便以淑世精神和理性思辨見長，而災祥現象所具有的政治寓意和學理內涵使得宋詩的這些特長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與政治和思想領域的言說不同，大多數情況下文學書寫是一種較為私人化和非功利化的行為，故而更能反映士大夫對于這一命題的復雜態度，相關議論也帶有一定的感性色彩。換言之，詩歌中的災祥書寫實際上處于理性與感性、公共與私人的臨界狀態，極富張力，充分體現了宋代士大夫文學的復雜性，構成了文學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

注釋：

① 有關二詩的系年，李德身認為其內容與措辭皆似《元豐行示德逢》，故系于元豐四年(《元豐行示德逢》的系年則詳見下文)。參見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系年》，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 頁。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則認為二詩系于元豐五年(1082)作，但并未交代原因，參見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090 頁。相比之下，筆者認為李德身的觀點更有說服力，今從之。

② 李德身將《元豐行示德逢》系于元豐四年(1081)，根據是其中有“三年五谷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之語，而“所謂‘三年’，蓋指元豐以來之三年；今復豐稔，則當作于元豐四年秋”。(《王安石詩文系年》，第267 頁)其說可從。至于此詩與《寄楊德逢》《再次前韻寄楊德逢》的創作時間的先后，從詩意來看，筆者傾向于《寄楊德逢》二作在先，《元豐行示德逢》在后，因為《寄楊德逢》和《再次前韻寄楊德逢》分寫了雨前和雨后的情景，應該是在兩種天氣下的及時反映，而《元豐行示德逢》則記敘了天氣變化的整個過程，還提到了秋后的收成(大雨應該是在夏末初秋時)，遣詞造句也像是《寄楊德逢》二詩的“濃縮版”，應該是事后的追憶之作。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這一問題還難下定論，但這三首作品內容相近、措辭雷同，大約是在同一年就同一事而發應沒有疑問。

③ 按《后元豐行》顧名思義當作于《元豐行》之后，首句“歌元豐”亦是在接續《元豐行》的末句“擊壤至老歌元豐”。李德身分析認為《后元豐行》提到了“麥行千里”，應該是夏季的景象，故將此詩系于元豐五年(1082)夏。參見《王安石詩文系年》，第274 頁。按此說可從，宋代東南地區實行稻麥兩熟制，農歷五月前后是農家最忙的時節，小麥豐收，水稻插秧，此詩所寫的“麥行千里”“水秧綿綿”與之正合。參見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8頁?！陡柙S》五首的系年較為復雜，李德身認為這五首詩是在分詠元豐元年至五年的收成情況，為避免詩意的呆滯，后三首沒有出現“第三秋”等字樣，其詩意又與《后元豐行》多有呼應，故應是元豐五年(1082)所作，劉成國從之。參見《王安石詩文系年》，第274 頁，《王安石年譜長編》，第2092 頁。但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這一組詩是作于元豐二年(1079)，畢竟詩歌正文中沒有出現以后的紀年，且第一首的末句“共賽元豐第一秋”在嘉靖本《王荊文公詩箋注》亦作“共賽元豐第二秋”，第三首的“湖海元豐歲又登”也可以理解為是元豐二年。這種意見的代表是劉逸生執筆的《宋詩鑒賞辭典》此詩條目，參見繆鉞主編《宋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 頁。筆者認為，盡管第二種意見亦有道理，但就“歌元豐”的題目和“遙和豐年擊壤音”等內容來看，這組詩的最終完成應該與前后《元豐行》在同一時期，還是以元豐五年為宜。

④ 《四六話》卷七：“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游金陵，以啟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答以啟，略曰：‘起于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為，云胡不止？’”參見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 頁。劉成國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載劉誼行實，考證出此事當發生在元豐五年(1082)，參見《王安石年譜長編》，第2089 頁。

⑤ 李華瑞先生書中表格的統計依據是傳世文獻，因此，嚴格而言，表1所反映的是“當時的人提及災害的頻率”，而未必是“災害發生的真實頻率”。在熙寧變法期間，保守派將災異論作為攻擊新法的工具，故而在各類文書中頻頻提及災害，這就給人留下了當時災害頻發的印象，也反映在表1的數據中。其實當時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的自然災害很多都并不嚴重，如果沒有新舊黨爭的背景，這些災害未必會得到朝野上下的關注，也不會留在歷史文獻中而為后人所知。換言之，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即熙寧年間自然災害的發生情況并沒有那么嚴峻，只是由于保守派熱衷于渲染災異論、頻頻提及各種自然災害才給人(包括當時人和后人)留下了其時災害頻發的印象。

⑥ 學界有關“三不足”的討論參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2 頁；黃復山《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辯》，《漢學研究》，1993年第1 期；林天蔚《為王安石辯誣二事》，林天蔚《宋代史事質疑》，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王宇《王安石“天變不足畏”新論》，《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⑦ 熙寧三年春，神宗向王安石提及朝野上下流行的“三不足”之說，王安石辯解道：“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茍當于理義，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不足恤，未過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蔽í毼粗苯臃瘩g“天變不足懼”。參見楊仲良撰，李之亮校點《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五 九《王安石事跡(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047 頁。

⑧ 有關唐宋時期當食不食、陰云不見是否是祥瑞的爭論參見陳侃理《儒學、術數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210- 258 頁。

⑨ 陳侃理據《文獻通考·象緯考》統計，“神宗一朝共有9 次日食記載，其中陰云不見、當食不食或食不及分者竟有7 次，占了絕大多數，比率較真宗、仁宗朝的約30%大幅度提高，也是宋代歷朝的頂點?！眳⒁婈愘├怼度鍖W、術數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236 頁。

⑩ 此事見載于《石林詩話》《墨莊漫錄》和《東軒筆錄》。參見葉夢得《石林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2 頁；張邦基撰，孔凡禮點?！赌f漫錄》卷九“羅漢興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8- 249 頁；魏泰 撰，李裕民點?！稏|軒筆錄》卷四，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