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

【摘 要】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雙邊貿易不斷擴大，直接投資也不斷增加。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有助于我國提高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水平和優化貿易結構。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數據建立了模型結合搜集的面板數據進行檢驗，得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總體貿易效應為正相關。

【關鍵詞】 “一帶一路” 直接投資 貿易效應

“一帶一路”政策利用沿線國家的比較優勢、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和產業結構的差異性開展國際貿易，現已經與65個國家進行合作。2014年至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達646.4億美元，年均增長6.9%。 宋勇超（2017）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中長期貿易效應較弱， 但短期貿易效應十分明顯[1]。王怡安，許啟航（2017）選取了“一帶一路”沿線 14 個主要國家 2010 年至 2014 年五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2]。任雪梅（2020）選取沿線45個國家為樣本，基于貿易引力模型，對中國在“一帶一路”地區投資的貿易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中國對“一帶一路”地區投資的貿易效應為替代效應[3]。本文基于之前學者的研究內容分析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有助于我國提高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水平和優化貿易結構。

一、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投資總規模

2004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流量為3.8億美元。截至2017年，這一數額已經增長至201.7億美元。13年間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金額增長超過五十倍。2018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9%，占同期總額的13%。由近年來的統計數據可知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不斷增加。

（二）投資區域分布

截止2018年底，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65個。65國按經濟狀況劃分可劃分成三類：發達經濟體（13）、發展中經濟體（35）和轉型經濟體（17），“一帶一路”戰略貫穿亞洲、歐洲、非洲大陸，我國與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均開展了貿易合作，尤其與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合作密切。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額前幾名的國家為新加坡、老撾、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越南?？梢钥闯鑫覈鴮Α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選擇重點在與我國接壤或鄰近的部分國家。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截止到2018年底中國與65個國家開展了“一帶一路”貿易合作?？紤]到分析數據的可獲得性與連貫性，本文選取了2009-2017年間“一帶一路”沿線38個國家作為研究樣本：蒙古國、俄羅斯、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菲律賓、緬甸、柬埔寨、老撾、文萊、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阿富汗、尼泊爾、沙特阿拉伯、阿聯酋、阿曼、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威特、伊拉克、卡塔爾、也門、吉爾吉斯斯坦、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匈牙利、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

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數據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投資流量數據根據各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得，38個國家的GDP金額源自聯合國貿易數據庫。

本文研究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考慮到投資規模主要由對外投資流量所反映，貿易額很可能受到該國經濟發展規模的影響。所以考慮引入對外投資流量、GDP作為其中兩個主要解釋變量。

構建回歸模型如下：

LNTRADEit=αi+β1LNOFDILit+β2LNGDPit+εit

其中，變量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個體第t年的數據，選擇的變量是影響LNTRADE的主要原因。是待估的第i個截面個體在第t期的截距，是邊際值，是待估的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為隨機誤差項。OFDIL為對外投資流量，GDP為各國國內生產總值，TRADE為貿易額。

首先對變量做描述性分析：

根據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所有數據的標準差都是小于均值的，變量是波動較小的。

（二）模型的選擇及實證分析

在進行面板模型分析之前，需要通過豪斯曼檢驗確定本文數據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從中選擇一種模型進行分析，從而最終確定模型的結果。

模型的豪斯曼檢驗值為36.419154，相對應的prob值為0.0000，即在0.0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混合模型的原假設，即固定效應模型的檢測水平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作為本文的研究模型。

固定效應模型結果：調整R-squared為0.979071，即模型擬合優度為97.91%，F值為322.6618，對應的prob值為0.0000，在0.0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整個模型不顯著的原假設，即整個模型是顯著的。解釋變量LNOFDIL在0.1的顯著水平下存在顯著的影響，且為正向影響，控制變量LNGDP在0.01的顯著水平下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OFDIL（投資流量）每增加1%，均會引起被解釋變量貿易額增加0.023821。

根據模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所有解釋變量對應的相關系數均為正值。也就是說，對對外投資流量的增加對貿易產生了正向的效應。驗證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對貿易產生了促進效應。

三、結論

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得出：當前我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規模雖逐年攀升，但對外投資區域過于集中，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等問題。又通過實證分析檢驗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為正，說明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對貿易起到了促進作用。綜上我國應該在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基礎上，優化投資區位。

【參考文獻】

[1] 宋勇超.“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06）：82-85.

[2] 王怡安，許啟航.“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J].經濟師，2017（11）：50-52+54.

[3] 任雪梅;陳漢林.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實證.統計與決策.2020年（03）：99-101

作者簡介：郭林波（1995-），女，蒙古族，河北省秦皇島市人，研究生在讀，單位：延邊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國際商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