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御災敘事對民眾應災心態的理性思考

摘 要：? 明清敘事文學中應災、御災行為及心理書寫，體現出多重意義：一是被災者消極索賑，缺少自救意識，而投機者趁災斂財，更使社會進入叢林法則的強力循環中。二是聚眾鬧賑、騙賑與糾集團伙“逃荒”惡俗，寄生依賴心態成為應災的“潛意識”反應。三是無恒產、無恒心的食客心態，使“換工自救”模式難以有效實行;缺乏科學合理的應對饑餓觀念，使救饑藥劑也因饑民虛弱體質而致命。遽飽而死的悲劇，不僅與體制及管理不善有關，也與災民素質及群體習性分不開。文學文本的御災民俗書寫，還揭示了惡勢力集團網羅民眾，無災也外出的“逃荒”惡習，有著國民性改造的認識價值。

關鍵詞：? 明清文學;御災民俗;應災心態;消極索賑;換工自救

中圖分類號： 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0）02-0052-（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06

災害是一種自然存在，也是一種社會存在。其文學書寫必然會由此生成正負社會效應，而對民眾心理等產生難以估量的文化影響?？陀^正確認識古代災害派生的諸多負面社會現象、心理現象，也是災害民俗學研究不可獲缺、很有價值的內容。誠然，無辜的受災者值得憫惜、同情，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因受災勃發的人性丑陋一面，就刻意回避、回護。應該說，對被災者素質、民俗習性的評判，往往很難得到及時載錄，而從文學文本中檢視則可窺見一斑。應該說，基于“大文科”觀念的明清應災心態、御災書寫研究，

一定程度上或可對災害史研究“缺少人文精神”有所補益，也是體現古代文學研究之現實功用的努力。

一、被災者消極索賑與投機者趁災斂財

被災民眾如何應對突發的自然災害？他者又如何進行有效救助？這在中國古代荒政中一直備受關注。如水災具有突發性和破壞的徹底性，救災能否及時、善始善終？被災民眾如何“自救”、自救效果如何？這些在明清文學中的描述，不僅滲透著對被災者的人文關懷，也折射出對災荒成因的理性思考。概言之，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部分被災者消極索賑，一味坐等救助。

這因主體觀念、行為不同而有所別。一些被災者懶惰坐等，有意依賴不勞而獲，客觀上加重了災情。清末小說寫撫臺派人駕船送食物，告知次日有船送災民到北岸：“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為啥，他說在河里有撫臺給他送饃饃，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您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這種依賴賑災“送饃饃”的災民，豈止缺少自救意識，更因賑濟而加劇了得過且過的惡習。關于災民陋習的民俗記憶，也是“體制外”退隱官員的無奈哀嘆。問題是，災民吃不到饃饃怎么辦？賑災如何持續自救？否則，有今天沒明天就等于沒救災。何況像水災這樣刻不容緩的災害，外援往往難以持續。也正因引導、協助被災者本身自我施救，加以配合，賑濟才有實質意義。毋庸諱飾，一些被災者卻因獲賑濟，反倒滋長了不勞而獲、伸手索要的惡習，這當然并非災害降臨時才形成，但卻在賑災時充分暴露。等食、套賑等雖屬局部現象，卻搖撼了賑災救難工作的公正性與普適性，使有限救災物資更加難以公平分配。

其次是賑濟執行者應付差事或乘機斂財。

明代小說寫清官于公就洞察到落實“捐輸濟困”時遭遇敷衍：“不思本院推誠勸諭，反設言阻塞其尚義良心，且言今捐百金不難，恐他日又有別項大役;又有言捐貸不難，倘又要人去買谷輸倉，則人財兩為賠累……”

于是，不得不張榜勸諭。如果說應付差事是缺乏社會責任感，那么，趁機斂財則是由災致荒的可怕推手了。如捕蝗，被認為是官府滲入鄉村社會的一種政府控制機制，但差役素質導致“執行力”差則構成擾民弊端橫生。乾隆十七年監察御史周燾指出蝗災來時：“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即不得不張皇撲捕。于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煙戶，設場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漠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唯恐拋荒農務，往往囑托鄉地，溝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為買夫，免一村為買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舊。若無來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為己利。每于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等應差撲捕之時，蹂躪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于蝗蝻?！?/p>

為了應付官府御蝗任務，竟然培育蝗蝻以備交差，以公謀私，捕蝗變得事與愿違，反倒助長蝗災孳生。這既可視為小農經濟條件下缺少公德心的劣行，也是區域經濟不發達的鏡射反應。因為物，也是實施個人自由投射的一個積極方式。捕蝗等活動中所體現出小農心理的自私、短視，曾引起蒲松齡《農桑經·打蝻》的注意：“蝻出蠢蠢，非若大蝗可以驚逐，必糾合鄰村，掘壕數處，并力逐殺，務使盡絕。要知鄰禾既盡，我亦不免，勿謂蝻不在我田畝，遂袖手旁觀，竊幸旦夕之無事也……”他熟悉農事，也了解捕蝗之弊，實在是因勸說難以奏效，才建議訴諸行政手段的。

其三是強梁橫行，聚眾搶掠。

地方上的刁惡之徒，乘亂公然撕裂原有秩序，發災荒財，幾乎是與災害相伴生的一個社會丑惡現象。吳世涵《鬧荒》詩就體察到救荒須安眾、“閉糶貧民懼”的來由：

閉糶乃惡富，鬧荒亦奸民。奸民何為者？一二無賴人。平時既橫恣，睚眥在鄉鄰。一旦遇歲歉，乘勢煽諸貧。號召百十輩，徒侶來侁侁。武斷市上價，搜索人家囷。既以泄其忿，兼可肥厥身。眾人米未糶，奸人已千緡。眾人腹未飽，奸民酒肴陳。事勢偶相激，搶奪遂紛綸。救荒在安眾，貧富情皆均。閉糶貧民懼，禁閉令宜申。鬧荒富民恐，止鬧非無因。此輩弗懲創，釀禍豈為仁。

煽動饑寒交迫的災民哄搶，投合民眾“仇富心理”，災荒之時更易爆發。囤積居奇，即多誘發群體流血事件?！读髅駷榛肌芬晃膱蟮懒?897年夏蜀東饑荒，兩湖和上游成都等地米運來，“以致成都米價由五百文漲至九百文，省垣貧民過多，殊有不可支持之勢，相約成群，名曰‘吃大戶，在四川各富戶需索錢米，雖經地方官飭役彈壓……然流民仍有搶劫拐帶等事”，

導致許多流民在凄苦的漂泊之中淪為乞丐或強盜。山林之盜也成為市井之盜的成因之一?！渡陥蟆妨硪黄恼隆掇k理流民贅說》稱，逃荒饑民為盜，扮乞丐，“路中求乞，至夜間皆寓于小客棧，男女雜坐，飲酒食肉，共相取樂……”

官府的精力被賑災等牽扯，地方蟊賊興風作浪、趁火打劫，使饑民采用“越軌”方式更有可能存活，于是鋌而走險者變得互相策應。蒲松齡《記災前篇》描述，康熙四十二年起，淄川三年酷旱，“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賊二。五月猶不雨，存亦漸逃。惟賊不逃，如虱附物，物雖瘠未死，尚可附也”。災害中，人口謀生的叢林法則突出，社會倫理觀念被擠壓，體現在占人口比例較小的盜賊增多。而某些正常社會環境下的民俗事象，災害時就可能成為一種觸發越軌、悲劇的活動。如朱綬《斷結行》寫嘉慶丙子年間邳州“大饑”之時迎親被劫慘案：“村落有劫者劫新婦車，奪釵釧衣裙盡，將去衵（內衣），衵帶為多結。邳俗：婿解結。新婦佯語：‘結易斷耳，畀我刃。授刃，遂揕胸洞而死?！边@起女性反暴事件的民俗內核是女性智慧、剛烈，可惜萬般無奈下被用于自殺。樂府詩“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在此不亞于小說敘事的表現力：

冬十一月雞狗鳴，紅氈車子來親迎。親迎奈何當此日？邳州大饑，人不得食。（一解）……此日邳州人食人，娶婦親迎一何遽？（二解）……民耶盜耶刃在手，夫婿倉皇棄車走。（三解）新婦前致辭：“胡乃迫我為？汝曹利我有，脫我腕釧，拔我頭上釵?！被⒗琼耥?，側睨人肉。新婦白璧軀，安能坐受汝曹辱！求死不得當如何？結帶解帶心咨嗟。（四解）心咨嗟，新婦志已決。結帶復解帶，好言斷帶當斷結……憗甘寸寸銼婦骨，婦身有心心有血。（五解）彼饑者民何為乎？令牧不恤災，新婦罹此辜……（六解）?此詩對災害時節如何處理婚喪嫁娶活動進行了批評和反思。須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得滿足時，平素的自律和社會規范都不起作用。饑民已屆“人食人”程度，其并非圖財，而要新娘的新鮮人肉充饑。詩作兩次發問：“親迎奈何當此日？”“娶婦親迎一何遽？”明確質疑迎親不合時宜，“令牧不恤災”更是悲劇根源所在。實際上，明代已有災荒食人現象的思考。如萬歷戊子歲（1588）三吳大旱，武林某婦薄暮獨行，被群丐剜啖其肉;一送飯童子被饑餓的母親以女相許。載錄者感慨：“夫人為同類，誰忍食之。又無可食而甘死，情斯窮矣。即老人年近百者，亦謂未睹云?！?/p>

其四是趁著災荒饑饉販賣人口，牟取暴利。

自然災害醞釀時，人為災難即來襲婦女、老幼，販賣的銷贓處則瞄準一些富庶地區。清末《申報》上的《旱荒續聞》一文報道，清末丁戊奇荒，“有一日前后共見女子十二人已為人買定帶去。次日，在臨朐山內小客店住宿，見有男子七八人皆販賣人口者……”

《災區慘況》一文稱，黃河決口，一位見證者告知友人周家口上下汪洋如海，“鄉民死者十有七八，其幸免于厄者多上高山暫避。匪徒四出，攫取婦女，用船裝往他埠。將姣好者售錢入己，橐老丑者推墜水中，此種情形直令聞者傷心，見者墜淚，誰為民牧竟置若罔聞耶”。

災害中的弱小者因這類趁火打劫行徑更顯得無助，人為的社會因素增大了災害的傷害力度范圍，有時還形成了一種產業。有論者指出，饑荒很少是一種突發性的，通常積聚數月：“直至天旱或水浸持續到超越農民所能承受的程度，而私人的糧食貯存以及用作種子的谷物被漸漸地耗盡。饑荒發生時，很多人已無力購買商人所運來的谷物，特別是按饑荒時所出售的價格去購買。當饑荒程度加深，甚至一個如海鹽縣那樣在經濟上緊密協調的地區也不能期望引入商品化的谷物。除非政府或有錢的慈善家出錢資助購買和運輸，商品化的谷物才會流入一個饑荒襲擊的地區，然而這些津貼往往來得太遲而不能產生作用。在饑荒地區，唯一有利可圖的交易是人的買賣，正如徐咸指出，區外的掮客，以每人數千文的價格，大量購買婦人、女孩及少量的男童，然后將他們運往大商業中心——蘇州，并將之賣為娼妓、妾侍及奴仆。這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貿易，而被賣出者也部分地得以繼續生存?！?/p>

這闡明了那些受災害之人不得不或早或遲外出“逃荒”的必然與無奈。

二、鬧賑、騙賑與糾集團伙外出“逃荒”惡習

災害激發了隱伏的舊有社會矛盾，也觸發新的社會問題，鬧賑，往往是賑災的題中自有之義，而鬧賑又多與蒙騙活動緊密相連。人性中的無良表現，在這過程中正以反社會的丑惡行為方式展現。

首先，是在被賑者這里的借災“鬧賑”。

小說《綠野仙蹤》描寫了賑災過程中群體惡性事件的起因。望眼欲穿的饑民聞來賑濟：“各呼兄喚弟，覓爺尋兒，吵鬧起來。內中有好事奸民，見廟門緊閉，便大聲倡率道：‘我們被這大風刮的又冷又饑，這冷秀才現放著幾十萬銀兩，坐在廟中，毫不憐念。等他放賑，等到幾時？不如搶他個干凈，便是歇心。那些少年不安分人，聽了此話，齊和了一聲，打倒廟門，一哄而入。跑至殿中，一無所有，個個失色。那廟外饑民見有許多人入廟搶奪，誰肯落后？”應該說，所謂“好事奸民”，很難從災民中剔除，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煽惑越軌。亂成一團的災民爭先恐后，造成擠踏事故，頃刻將火神廟四面廟墻弄倒，廟里的出不來，廟前的進不去，踏傷了好些人。有人大叫何不將餅面飯食鋪子搶了充饑？眾饑民在一頓飯時就把四關外飯食鋪子搶遍。

哄搶，是因得到了即將獲賑的消息，而群體心理互相感染，又沒及時滿足，越軌行為就頓時爆發。群體性的“哄搶”又與個體的“恐懼”心理有關，因為被災者因天災所遭到的刺激，更加沒有道德底線。倫理學認為，人在“希望與恐懼的情緒”夾擊下，往往顯得“知識的缺乏，和心靈的軟弱無力”。

由于災荒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人們更少受到約束，行動更缺乏理性。上述場面描寫，警示了賑災秩序與效率的重要。賑災的及時性如未把握好，很可能釀成大規模群體事件，因而不能輕易抹煞諸如巫術式水旱禳災的功效，其實它們有著延緩或消減民眾失望、無望心理的重要調節功能。

其次，是與此相關的“騙賑”，捏造或夸大災情。

光緒五年（1879）刊行的獨逸窩退士編《笑笑錄》卷四引《丹午雜記》載：告荒者言麥收三分、棉花收二分、稻收二分。官怒問：有七分年歲，“尚捏稱荒耶”？告荒者答曰：“某活百幾十歲矣，實未見如此奇荒?！彼^“活百幾十歲”，原來是將他自己、長子、次子年齡“合而算之”。民俗學家曾關注到此類笑話仍活在賑災民俗記憶中。

笑話作為傳播較廣的通俗文藝形式，其表層結構下隱含著深刻的民俗心態和社會心理。救災敘事中涌現出如此“哄堂大笑”的傳聞，也可見出謊言騙賑的普遍性，而可悲之處也在于大眾“見怪不驚”。

晚清小說《林公案》描寫林公了解到惡勢力利用朝廷賑災，網羅民眾無災時亦外出“逃荒”：“忽見酒肆門前人聲嘈雜，走過許多難民，扶老攜幼，宛如乞丐?！绷止涍^“田野調查”，微服私訪，發現同一片田地昨日稻苗很好，今忽變成汪洋澤國，實為“騙賑”。這正是江北“特別風氣”之下的有組織活動：“有一班難民，視逃荒為一種好生意，本則經商開店，恐怕蝕本;耕種田地，恐遇荒年。逃荒一事，既不須資本，而且到處有里鎮鄉董，招待食宿，臨行還有銀錢相贈，因此本處有幾個不肖的武舉人文秀才，既沒有本領巴圖上進，便拋棄了正當職業，情愿做逃荒難民頭腦，空手出門，滿載而歸，由是習成風氣，荒年固然要出去逃荒，就是熟年，也要做成荒年，出走逃荒?！?/p>

多數有田地的參與者，本是被強制的，“那逃荒頭腦，就同著保正來干涉，不許栽種，說是此項田畝已經注入荒冊，呈報省憲，不消耕種，將來自有賑款發給你們的。你若順從他們便沒事，若不順從，他們到了夜間，就打通堤岸灌水入內，好好的熟田，變成了滿水荒田。你若到縣里去告狀，那狀詞送進，如石投水，憑你三張五張訴狀，連批語都沒有一字。原來一班猾吏、劣紳、土棍、地保，通同一起，朋比為奸，靠著逃荒賑濟為唯一收入。南京制臺派著委員查辦，也被他們弄得叫苦連天，故像今年本來不是荒年，也照樣的要報荒請賑”。陳登泰《逃荒民》詩曾形象地描繪何以不知廉恥、季節性地外出乞討：“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甘心棄顏面，踉蹌走塵途。如何齊魯風？仿佛鳳與廬。其始由兇歲，其漸逮豐年。豈不樂故土，習慣成自然。高秋八九月，禾黍既登場，麥田亦已種。綢繆裹糇糧，扃我白板門。輦我只輪車，約略挈家具……”

他們離鄉遠走他鄉是一旦入伙不由自主，因災荒時節留下了思維與行為慣性，遭受過饑餓折磨，才非要去找尋更多新資源：“借問何所往？樂國即所耽?；蛟诿芍?，或在江之南?！庇谑窃娙撕粲鯌皶r發現苗頭，采取多項措施，“必挽頹敗風，無為積重難。激之以廉恥，溫之以陽春。水旱一見告，汲汲為拊循。饑者為之食，寒者給衣裈。游惰懲以法，柔懦加之恩。三年或不效，十年當還淳……”該詩采用設問、自問自答的方式，說明這一災害陋俗已嚴重到引起時人的困惑、焦慮?？墒?，陋俗難改，內幕復雜，不僅是游惰之徒借災荒斂財的社會丑惡現象。

再次，“騙賑”廣義上講也包括相當一部分集團性逃荒，即無災而人為地聚眾流徙他鄉造災。

借災興事，有人強迫家道小康、不?？糠N田生活之人群起逃荒，《林公案》中“酒客忘形說出逃荒惡習”就指出，離開熱土“逃荒”者很多是被逼、被迫的，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已被掠奪消耗掉了：“土棍就率領無數難民，趕來食宿，把你家中存儲的米糧，吃個干凈，這個叫做‘吃大戶，逼得你走投無路，不得不跟著他們去做逃荒的難民。因跟他們打伙同行，家中可免騷擾，回家時還有銀米分派，因此習成風氣，有許多身家殷實的農民，也成群結隊地出去逃荒，一面由地保土棍串同漕書猾吏，向府縣衙門報荒請賑，等到上司核準，撥款賑濟，那一班荒蟲，便先期趕回家鄉領賑。如此一來，逃荒竟有兩宗收入，比較種田的出息多上幾倍，并且不勞而獲。如此情形，又哪得不要十年九荒呢？”

吳世涵的《流丐》也揭示了流丐中實有災荒年間被催逼、被裹挾的：

居民已嗷嗷，流丐復四集。百十成其群，布滿鄉與邑。借問從何來？滁、鳳與宣、歙。連年遭水旱，少壯俱失業。逃荒遂至此，冀得賑窮乏。其中有良家，逢人掩面泣。自云不愿來，無奈眾迫脅。流離誠可憫，男女何冗雜。尤多黠猾徒，獷悍不知法。藉茲逃荒眾，遂以逞奸俠?；囊凹案F村，往往肆行劫。吾邑久被災，民食百不給。那堪此輩至，取求日紛沓。寄語長民者，厪心善撫輯。速為遣之去，留我烝民粒。

滁州、鳳陽等地水旱災患造成大量“流丐”，其中不法之徒甚夥，并占主導，不容受裹挾者不隨之走村過鎮。他們能索則索，能搶則搶，而被強制入伙的良民痛苦無法擺脫，變得墮落，“長期持續地沒有財產安全，毀滅了勤勞精神。這不僅破壞了國家的力量，甚至毀滅了越出野蠻的愿望”。

良民受災難成就了強徒的狂歡，逼良為丐危害頗巨。

逃荒往往派生出的“荒蟲”，自有對付朝廷派委員災區復勘的體系性的招數。小說對地方官多有回護和美化，實情他們未必不知?！读止浮分羞€揭露出賑災過程中的“執行力”問題。當林公問起朝廷派委員復勘、調查、編戶口冊而又有監察，還能怎樣舞弊呢？義生答道：“這也是一種‘瞞上不瞞下的勾當，莫說朝廷不會得知，就是省方大吏，也蒙在鼓里，那一班吞沒賑款的猾吏、土棍、劣紳、惡保，手段通天，每次賑款，少至二三萬，多至十數萬，由他們暗中把持包辦。造冊時，把家丁佃戶混入丁冊;領款時，派流氓乞丐，持票代領;復勘時，拔去熟田中的禾稻，連夜灌水滿田，變作荒田。百計把持，就是龍圖再世，也難掃清積弊。至于他們領到的賑款，不論多少，概作田份分派，災民一份，逃荒頭腦與該區地保合一份，土棍和劣紳合一份，猾吏和漕書合一份。國家歲糜巨款，盡行飽入奸宄的私囊……”

特定體制下的賑災方式，催生了“利益階層”的共同體，結為“死黨”瓜分利益，而“鬧賑風潮”也因“換了他人代辦”導致他們“利權旁落”，由這些壞人教唆鼓動。

小說“鬧賑”風潮書寫更為形象地說明了集團預謀、有計劃“鬧賑”的復雜社會動因?！读止浮分姓f候補知縣李家駒被委派到里下河一帶查勘被淹田地，畝數不符;次日復查被災戶口，只查兩個村，忽有許多婦女兒童趕來，齊聲高嚷要餓死了。她們說：“委員還要復勘復查，挨延時日，等到發賑，我們早已餓死。一邊說，一邊拋磚擲泥，把轎子打壞，又有十幾個潑辣農婦，聲言要把委員拖去咬死……馬上回省請示，林公點頭道：‘可見背地里必有劣紳、土棍教唆，否則鄉村婦女決無如此膽量，現在勢非徹底清查不可?！憋@然，假造受災的“荒蟲”們進行“集團作案”，也是災害派生的社會丑惡現象。一般來說，只有經過“受災→獲得賑濟→再次受災→再次獲賑”的反復過程，而由州縣到朝廷又滿足于賑災良效的夸飾回饋，才滋長了特定地區壞人靠賑災牟利的惡劣風習。清官能吏“田野作業”般深入基層微服私訪，的確能勘察出利用賑災生事的諸多弊端。

鄉里壞人利用朝廷賑災制造一批批“荒蟲”，以假亂真，形成大量涌入富庶地區的“災民潮”，所生成的“無災之災”社會毒瘤蔓延傳染，或許這也是社會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如善惡相伴的存在價值，“畸形和罪惡具有一種價值，類似自然界里明與暗相輔相成，或者繪畫上的光影比例。易言之，它們顯示整體的和諧。有些人則說，甚至怪物也是美的，因為他們有生命，有生命者對整體的和諧就有貢獻;罪孽的確破壞事物的秩序，但秩序可由懲罰來重新樹立，因此下地獄者正是和諧定律的例證?！?/p>

因此，其認識價值正在于折映出明清吏治與荒政的不足之處。

三、 “換工自救”的困難、超常態貪婪與暴飲暴食心態

有證據表明，以工代賑、換工自救這一賑災措施具有可持續的意義，北宋名臣范仲淹首倡此舉?！耳Q林玉露》載，吳中大饑，范仲淹指示，趁荒歲價廉，諸寺廟可大興土木，又建倉廒吏舍。他奏稱：“正欲發有余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恼?，莫此為大……”

這一舉措的多重意義在于：災民可獲飲食，能解決募集勞工難問題，有助于社會秩序維護并減輕區域災情。但事實上，雖“荒政之施，莫此為大”，但具體實施問題多多，尤其是地方官貪污腐化成風，如影隨形的災害恐懼令被災民眾重建家園的信心被銷蝕殆盡，不容忽視。

首先，是災荒之時“換工自救”具體實行的困難。

一者，災荒造成人口減少、勞動力緊張，勞力市場供需關系的變化也帶來了多數災民的奇特“應災心理”。勞動力報酬的期望值被人為提高，勞動的動機與目的也往往有違常理，成為伴隨災情而來的新困難?！缎咽酪鼍墏鳌分袑懘鬄倪^后人死一半，短工稀缺，勞力缺乏滋長了其索求欲：“更兼這些貧人，年成不好的時節，賴在人家，與人家做活情愿不要工錢，情愿只吃兩頓稀粥。如今年成略好得一好，就千方百計勒掯起來，一日八九十文要錢，先與你講論飯食，晌午要吃饃饃蒜面，清早、后晌俱要吃綠豆水飯。略略的飯不像意，打一聲號，哄的散去。不曾日頭下山，大家歇手住工。你依了他還好，若說是：‘日色見在，如何便要歇手？他把生活故意不替你做完，或把田禾散在坡上，或捆了挑在半路，游游衍衍……”勞工哄然走散，急得主人只得叫苦。

二者，災害觸發了被災個體心理上、情緒上的“非常態化”。面對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缺乏，社會正常秩序被打破，曾受災害折磨之人仿佛驚弓之鳥，不再奢望生命的長度，不適當地珍愛起了“生命的密度”，于是個人口腹需求和責任感都發生了難以預料的“逆向”變化?！皠诹φ摺鄙鐣A層因其所受教育缺乏，目光短淺，可能出現更多失控狀態。被災者對“生的恐懼和死的恐懼”及其無奈心理的對象化反射，正如心理學家所說：“我們就能理解，生存悖論意味著什么：使我們苦惱的東西的確是不和諧的東西，是如此這般的生活?！?/p>

三者，不正確的御災態度使得責任感與義務感消失，當被災民眾因自然無常而無安全感時，就促使其以反常行為打發殘生，得過且過、無節制的消耗成為常態。

其次，是生存需要帶來被災者衍生出超常態貪婪、反社會行為，人為增大了賑濟的工作量。

為此，救災措施推行的復雜、困難程度可能超乎常理與想象，這多半要從“畏災民如虎”的應對措施中體察。比如，明代孫繩武《荒政條議》認為，粥廠設立須選擇相距地點不遠不近，“立為施賑煮粥之處，大抵相距不過十五里”。

這正是針對隨意、重復領賑的亂象。受賑忌無序，潘游龍《救荒》中則強調了秩序維持的操作辦法：“今既每方二十里，則以當中一村為爨所，州縣出示此方，東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內居住饑民報名者，方得每日至中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之內者，令還本方，不得預此方之食?！?/p>

這些管理措施希望借國家機器加以約束，而更重要的是，或許能激發被災者的自主精神，煥發族群生命意識。

而如何利用賑災強化鄉民的凝聚力，使其不至于因災而離開本土熟悉的“共同體”，不會因災成為游民，仍舊保持各處一方的穩定性，同時防止可能發生的重復“冒領”，是實施賑災者需要絞盡腦汁的。比如，發放救濟金時手上涂墨，仍洗掉后再來，“每當干干凈凈的手伸出來，我們就會懷疑這些人早已領過救濟金，只不過用力把墨汁洗掉罷了。這樣，我們只繼續向剩下的那些依舊臟兮兮的手上發救濟金”。在具體操作上，還會采取災民坐原地，賑銀直接發到手上的做法，“人們是那樣安靜，就像在參加一場宗教儀式”，“數千遭受饑餓之苦的貧民感激地接受了這些小小的捐助……”這類頗具賑災技術含量的操作，也包括傳教士們先調查災區、記災民名發票證，而后憑票領取。

一旦米糧能運進災區，則要馬上將發放銀錢改為直接發米。

此外，激發“物傷其類”的憐憫情感，破除族群間壁壘，喚醒被災者互救意識，也是實施賑災者需要充分考慮的。曾任大名府知府、保定知府的方受疇（？—1822）在《撫豫恤災錄》主張：“凡有境內乏食鰥寡殘廢老幼男婦，蓋行收養。其過往饑民、外來流丐，另設一廠，廣為施賑?！?/p>

這成功地利用了古代鄉土鄰里“彼此了解，‘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特點， 提高了熟人之間的制約、約束及其自控力，如此則便于對災民“分而治之”，集中力量管理外來者，使其持續“陌生化”，從而不了解本地，避免串通鬧事。同時，這樣也能在賑濟時避免造成混亂和重復發放、過度賑濟。賑糧有限，熟人照顧時時成為賑災公正合理的干擾，鄭觀應先生曾提醒：“若散給糧食設立粥廠，尤不宜用本地人為司事，恐因情通弊?！?/p>

概言之，賑災操作規定的不斷完善，客觀上也反映了施賑面臨的艱辛困苦。

再次，是“久餓貪食”造成“驟飽”傷人問題。

施粥反而害民傷人，成為賑災施行中一個慘痛教訓。明代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四十載，王錫爵親見枵腹已久者，驟然進食，“一飽而死者累累相籍”;而驟飲滾燙熱粥，也往往使人性命不保。陸曾禹、倪國璉《康濟錄》則載，崇禎庚辰年（1640），浙江海寧雙忠廟賑粥，“人食熱粥方畢，即死。每日午后必埋數十人，與宋時湖州賑粥、粥方離鍋猶沸滾器中，饑人急食之已，未百步而即死者無異。后杭人何敬德知之，遂于夜半煮粥，置大缸中明旦分給，死者寡矣”。

這些賑粥操作的細節，如果實施者不負責任、注意不到，就會事與愿違，導致“急食”驟飽而斃?！缎咽酪鼍墏鳌分凶屑毧坍嬃损I久“驟飽”傷人，比率很高，官府宣傳多半無效，因久饑之人急于果腹，不曾夢想有足食而克制慢用：

縣官恐怕那饑民餓得久了，乍有了新麥，那飯食若不漸漸加增，驟然吃飽，壅塞住了胃口，這是十個定死九個的。預先刊了條示，各處曉諭。但這些貧胎餓鬼，那好年成的時候，人家覓做短工，恨不得吃那主人家一個盡飽，吃得那飯從口里滿出才住。如今餓了六七個月，見了那大大的饃饃，厚厚的單餅，誰肯束住了嘴，只吃了半飽哩？肯信那條示的說話？……多有吃得太飽，把那胃氣填塞住了轉不過來，張了張口，瞪幾瞪眼，登時“則天畢命之”！

小說中提示了賑災操作環節的一些具體問題，除了救濟地點過遠，難解近渴，特別強調了提防“饞餓貪食”，“驟飽”而死。甚至救饑藥劑“不饑丸”也因久饑者“腸薄”而受不了。

四、小結

總之，對無法回避的自然災害，明清被災民眾往往表現出或消極應付、或主動出擊，以致成為次生災害的可怕推手，文學文本在揭露、批判的同時，也折射出更深層的個體心理與多維社會心態：一者，被災民眾的反常行為，往往有持久而反復的特定情景的心理反應，必須正視、有足夠的通盤應災準備來應對。二者，社會組織動機不純的潛在影響，如“吃大戶”與集團性逃荒，可以說是某些個人利用“組織”這個工具，去“尋求和建立與他人的互動和聯系，去協調個體與群體的行動，去支配或強迫他人”，

因此，災荒時朝廷作為“利維坦”式的強力組織者，如何能更有效地維護與恢復原有社會秩序，有效杜絕無秩序社會組織的無序擴張，則是應災關鍵。三者，那些被災者因恐懼、私利而生發的反社會行為，既促使賑災經驗措施完善，也推動荒政文化對如何借此引導大眾不斷探究，從而理性地將災害納入社會運作中不斷調整。這類應災自救到20世紀40年代才在民國武俠小說中，借助民俗記憶，延伸到面臨生存危機時個體人性、人的倫理素質提升的表現。應該說，明清賑災實踐的文學書寫，為御災文化留存的國民性改造及其審美視野，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Thinking on the Publics Response to Disasters in Prevention Narrativ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Weiying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disaster response， prevention behaviors and mentality in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embodied multiple significance. Firstly， the victims passively sought to be rescued lacking of self-saving consciousness， while the speculato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disaster to collect money and brought the society into a cycle of the law of the jungle. Secondly， the parasitic dependence mentality became a “subconscious” response to disasters， like gathering a crowd to make disturbances， cheating in disaster， and mobilizing groups to “escape famine”. Thirdly， the parasite mentality of no property and no perseverance kept the mode of self-saved by exchanging labor from carrying out effectively. Lack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deas for coping with hunger made the anti-hunger drug fatal due to famine refugees fragile health. The tragedy of getting full fast to death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system and poor management， but cannot separate from victims quality and group propensities. The writing of disaster prevention custom in literary texts also revealed the evil practice that evil force netted the public to flee from famine in spite of no disasters， which had cognitive value of national trait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folk custom of disaster prevention，disaster response mentality， passively sought to be rescued，the mode of self-saved by exchanging labor

（責任編輯：申 浩）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明清災害敘事、御災策略及民間信仰研究”（17FZW01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劉衛英，文學博士，大連外國語大學漢學院教授（遼寧 大連 116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