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新議

摘 要：? 紀昀批評《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他追求文體的純潔性，反對“一書兼二體”，即破體。第二，他認為文體愈古愈好，文體的發展愈趨愈下，漢魏六朝志怪簡澹雋雅的文風是最高的藝術境界。侯方域等散文家以小說為古文辭，紀昀則以古文辭為小說。第三，清初倡揚程朱理學，乾嘉學派興起，紀昀認為傳奇才子之筆，描摹兒女情事，價值不大，而志怪著述之筆，有寓勸懲、廣見聞、資考證之社會和知識功能。

關鍵詞：? 紀昀;聊齋志異;一書兼二體

中圖分類號： 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0）02-0060-（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07

《聊齋志異》雖然一般被視為傳奇體短篇小說集，但其實文體比較復雜，學界對其文體定性不一，因其中有傳奇體、筆記體、散文體等，幾乎無體不備。盛時彥跋紀昀《姑妄聽之》，引述紀昀的話批評說：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玄之傳，得諸樊嬺，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于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庵偽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見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

由此可知，紀昀認為，《異苑》《續搜神記》是小說體，《飛燕外傳》《會真記》是傳記體，《太平廣記》是類書，故可并收，但《聊齋志異》是文學創作，不能“一書而兼二體”;并且，《聊齋志異》中對男女之間的閨房隱秘之事描寫得非常細膩，作者不可能得知，顯然不可靠。學術界一般認為，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紀昀不懂小說最重要的特點是虛構。其實，明末至清康乾時期，對古文的傳奇化及文言小說的文體普遍存在爭議，這與當時的文言小說創作實際及理學思潮、社會風習的變遷等因素密切相關。本文就從這些角度切入，對紀昀的批評做進一步的探討。

從盛時彥的跋文可以看出，紀昀將文言小說的文體分為兩組，一組是“小說”，一組是“傳記”，按著述之法分別是“著書者之筆”和“才子之筆”，對應現在的文體概念就是“志怪”與“傳奇”。它們分別具有不同的藝術表現特點。志怪小說只能敘述見聞，不能隨意虛構;而傳奇小說可以細致描摹，馳騁想象。但從古代小說史的創作實踐來看，文言小說“一書而兼二體”甚或“多體”，并不是從《聊齋志異》才開始的。自漢代開始，小說就與多種文體互參與融合。如魏晉志怪小說《神女傳》《杜蘭香傳》等就有傳奇化的傾向。唐代戴孚的《廣異記》、皇甫枚的《三水小牘》等，既有傳奇體小說，也有筆記體小說。即便宋代洪邁的筆記體小說《夷堅志》，其中也有不少傳奇小說，但當時并未引起非議，最多是給目錄學家帶來困惑。至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時，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需要對所收書籍進行分類，他們將各種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并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其次，通俗小說向來為傳統士人所不屑，不管其如何一書而兼數體，他們都不會在意，但文言小說地位較高，其作手中不乏位高權重之士，所以很有辨體的必要。筆者認為，紀昀對《聊齋志異》“亂體”的指責，主要與文體自身發展的趨勢、他個人的審美喜好，以及社會思潮的變遷等因素有關。

一、對文體純潔性的追求

一般來說，唐代以前，文體出現之初，較為“體純”，但六朝以后，在各種文體發展的過程中，作者為創新而借用，出現各種文體交叉互參的現象，如小說中包容詩詞曲賦等，詩文中借用小說的技法，等等。這種“亂體”現象早就引起了學者的不滿，元人劉祁《歸潛志》在論及文體互參問題時就要求捍衛文體的純潔性，除四六主張宜用前人成語外，幾乎禁止文體任何互參的發生。其中，詳細條列了許多文體的禁忌：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暗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明代的王世懋在《藝圃擷余》中也說：“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仿，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體純”，不可“亂體”。清初文人王應奎指責詩文自南宋以后隨意相參，造成“靡濫極矣”的后果：“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p>

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還批評明末八股文法借用小說的技法：“明末社稿率以三字命名，有類傳奇小說，文皆荒唐怪誕，虛渺淺俗，大都不讀書而專騖聲氣之士居多?！彼Q之為“文妖”。

退一步講，若發生相犯，也只能是文體地位低者參高者，文體產生后者參早者。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文體有尊卑高下之分，經史子集依次排列，通俗小說、戲曲不入流;在集部中，詩最尊，其次為散文、詞、曲;而從文體產生的時間看，愈早愈尊，愈后愈卑。對此，蔣寅先生有過精彩的論述，并概括為“以高行卑的體位定勢”。

按照紀昀的分類，志怪小說屬于子部，傳奇小說屬于史部，將子部作品與史部作品混雜在一起、“一書而兼二體”是不恰當的，不能“以傳奇法而以志怪”。

四庫館臣對很多體例不純的著作都有批評，如說《彥周詩話》“雜以神怪夢幻，更不免體近小說”;《詩話總龜》“多錄雜事，頗近小說”;《后村詩話》“泛及史事，皆與詩無涉，殊為例不純;《漁洋詩話》載劉體仁倩人代書等事，“皆與詩渺不相關”，“有乖體例”。

四庫館臣將許多所謂浮妄不實的著作從史傳中清理出去，歸入了子部小說家。如《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但四庫館臣認為，其雖“體近乎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征”，“以為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說家”;

《飛燕外傳》“實傳記之類”，“然純為小說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與《漢武內傳》諸書同一例也”;

《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

《南唐近事》“此書雖標南唐之名，而非其國記，故入之小說家。蓋以書之體例為斷，不以書名為斷”。

從上引幾條提要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并不是從小說的特點出發論述這些著作之所以歸入小說家類的原因，而是論述它們之所以不能歸入史部的原因;在說明它們的價值時，也是從子史的角度立論。因此，《四庫全書》雖在小說歸類上趨于規范，但并不能說明其在小說觀念上有了進步，而是史學觀念走向正統化的結果。

直到嘉慶時期，馮鎮巒在其《讀聊齋雜說》中云：“《聊齋》以傳記敘小說之事，作《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愛之，俗人亦愛之，竟傳矣。雖有乖體例，可也?！倍凹o公《閱微草堂筆記》四種，頗無二體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別是一種，其生趣不逮矣”。

馮鎮巒說《聊齋志異》“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但未具體明言“弊”在哪里，且又承認“非此精神不出”，即不用傳奇法寫志怪就不可能達到生動傳神、雅俗共賞的效果?？梢?，他雖受到紀昀的影響，但已注意到小說本身的特點，能較為客觀地評價《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的積極作用。

二、對復古思潮的呼應

紀昀特意創作了《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相抗衡，在漢魏六朝與唐宋文言小說文體之間，他為何選擇前者而不是后者？這與文體的崇古觀念有關。從大背景而言，中國是個農業國家，重視經驗和閱歷，無論是政治理想還是社會習俗都有濃郁的崇古情結;特別是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以恢復漢唐衣冠為號召，因而在文學界，從弘治至嘉靖，文壇上興起過兩次聲勢浩大的復古運動，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愈古愈好。先出現的體裁地位高，后出現的體裁地位低，故古體高于近體，古體可參近體，近體不可入古體。明代許學夷在《詩源辨體》一書中以書法為喻，曰：“古之于律，猶篆之于楷也。古有篆無楷，故其法自古。后人既習于楷，而轉為篆，故其法始敝。漢魏有古無律，故其格自高。后人既習于律，而轉為古，故其格遂降?！?/p>

他認為“詩體之變，與書體大略相類”，“代日益降”。

明人何良俊特別推崇漢代及以前的文章，他引楊慎的話說：

漢人文章，遠非后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绷嫘讹w燕外傳》云： “以輔屬體，無所不靡?！惫訖M《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贝说冉蕴迫怂荒艿?，無論后代。

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何如？猶《悟真篇》比于《參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他感嘆道：“世變江河，蓋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于人品、語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p>

因此，何良俊認為不但文章水平越來越低下，而且人品、語言等皆遠不能望前人項背，可見他完全是持世界發展退化論的。

蔣寅先生從美學的原則解釋道：

也就是說，高是由古決定的?！肮拧睆膩砭褪莻鹘y美學的理想范疇，它包含著雅、正、清、淳、和、重、厚、樸、淡等諸多正價的美學要素，與之相對的“今”則與俗、邪、濁、漓、厲、輕、薄、巧、艷等負價的美學要素相聯系。在以古為尚的傳統觀念觀照下，古代藝術史基本上就是一個由雅變俗、由淳變漓、由厚變薄、由樸變巧的墮落過程。

小說文體也如是，從明代復古運動至清初都存在著崇古鄙今的現象。明人胡應麟說：

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余》等話，本自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家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他還引用楊慎“唐小說不如漢”?的話支持自己的觀點。他把《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通俗小說通稱為“演義”，驅逐出小說的范疇，認為“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

可見，在胡應麟等看來，唐不如漢，宋不如唐，明不如宋，一代不如一代。

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將“偏記小說”視為“史氏流別”，具體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十類，

其中“雜記”相當于志怪小說，傳奇或對應于“逸事”“別傳”等，可見在唐代志怪小說的地位低于傳奇。至明代，胡應麟云：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于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于史，又有類志傳者?！彼研≌f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

前三類屬于“史”，后三類屬于“子”。在胡應麟的排序中，志怪排名第一，傳奇次之，雜錄位居第三。作為《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紀昀繼承了胡應麟的“子部說”觀點，同時又有類似“史”的說法，并進一步將胡應麟的分類法簡化為三類：“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p>

“雜事”置于首位，“異聞”次之，相當于志怪，傳奇不著錄。在收錄的32部志怪小說中，唐前作品13部，唐代作品10部，宋代作品8部，明代無一部，清代僅收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但從實際創作及留存的作品看，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宋明清時代都遠超先唐。由此可見，在以紀昀為代表的四庫館臣看來，志怪的地位高于傳奇，先唐志怪的地位高于唐，唐高于宋，宋高于明。實際上，乾嘉學派抑宋揚漢的學術風氣影響了四庫館臣的小說分類思想和價值判斷，他們重新接受了漢代人的目錄學思想。

四庫館臣認為，“小說稗官，無關于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于勸懲”。

因為小說家言“侈談迂怪”，??“頗涉語怪”，?因而他們在選擇著錄時，只“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尤其是他們認為，“才子之筆”，描寫兒女情愛，徒供娛人眼目，無益世道人心;“著書者之筆”，則能發揮“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四庫館臣批評《輟耕錄》“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之體”，

這完全是儒家小說觀的翻版，即孔子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陳文新先生指出，《閱微草堂筆記》與集部敘事傳統的差異主要表現為與傳奇小說的差異。傳奇小說的基本特征即傳、記的辭章化。所謂辭章，即集部作品，包括詩、賦、駢文等。傳奇小說就其本性而言是以集部的修辭方式改造史家傳記的產物，集部的敘事傳統在傳奇小說中表現得較為充分。

傳奇辭章化的美學旨趣顯然與紀昀重視著述的社會功能追求不相侔。

簡言之，明末清初的侯方域等散文家以小說為古文辭，紀昀則是以古文辭寫小說，他創作《閱微草堂筆記》時選擇了小說雅化的路徑，把小說從“才子之筆”引向“著書者之筆”，進行小說文體的學術化改造，從而幫助小說度過體卑的困境。

他凜遵經、史、子的取材原則，即經書經世教化、史書“事所實有”、 子書“理所宜有”，在語言上“尚質黜華，追蹤晉宋”，摒棄傳奇小說的“隨意裝點”（即虛構），所謂“如登矩重規，毫厘不失，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

在紀昀的小說中，本有一些很好的素材，若進行適當的加工、虛構、渲染，會成為生動感人的傳奇小說，但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只用簡潔的筆法敘其梗概。如《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附錄吳鐘僑之《如愿小傳》，紀昀評論道：“此鐘僑弄筆狡獪之文，偶一為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p>

在他看來，敘事簡澹、語言雅潔乃“著書之體”;細微曲折、摹繪如生則是“才子之筆”。

“才子之筆”“隨意裝點”，害人不淺。如《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附有紀昀之子紀汝佶的六則小說作品，紀昀的題記中提到：其子汝佶曾中舉人，“乃自從詩社才士游，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后依朱子穎于泰安，見《聊齋志異》抄本（時是書尚未刻），又誤墮其窠臼，竟沉淪不返，以訖于亡”。

他把兒子的早夭歸咎于反理學的公安、竟陵詩派及《聊齋志異》的虛妄。此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其他幾則事例，如卷十三有一則寫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因熟讀《聊齋志異》中青鳳、水仙等故事，冀有所遇，結果為狐所戲?？傊?，紀昀借用這些故事討伐傳奇的“隨意裝點”。

三、對倡揚理學的配合

明王朝覆亡后，明遺民認為陽明心學是罪魁禍首之一，因而又重新倡導程朱理學。而程朱理學的文學觀念最為保守，主張治經窮理，反對操瓠染翰，小說更為其所不屑。比如，從唐代開始韓、柳的古文已傳奇化，明初繼續發展，宋濂、高啟等散文大家有些作品都呈現出傳奇化的傾向，明中葉后，由于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古文傳奇化更是蔚然成風，袁宏道、袁中道、王猷定、侯方域等人的散文“多近小說家語”。對此，使得具有理學正統思想的汪琬頗為痛惜，他說：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說者，蓋自柳子厚始。如《河間》《李赤》二傳、《謫龍說》之屬皆然。然子厚文氣高潔，故猶未覺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則遂以小說為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 搢紳先生難言之?！狈蛞孕≌f為古文辭， 其得謂之雅馴乎？ 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為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曾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嘆息。

何良俊認為，造成文章退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后人專事蹈襲模仿”;二是“自漢以后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為文章”。

這就是說。古人的文章皆有自己的見地，而且寫文章有明確的用世之心，不為人云亦云、娛樂游戲之文。

于慎行在《谷山筆麈》中則分析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厭， 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相效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他顯然認為古文的小說化與社會風氣的墮落有關，其根源是士人“不務經學所致”。所以，倡揚理學的桐城派對此尤為憤慨。他們追求義理、辭章、考據三者的統一，即在思想上倡揚理學、語言上追求雅潔、內容上講究考據，基本都與小說的特點相沖突。方苞云：“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p>

因而他編選《古文約選》，“以為群士楷”。

桐城派嚴禁小說入古文，吳德旋指出：“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p>

《四庫全書》編纂的宗旨，主要就是樹立當時皇權所需要的社會道德觀與價值觀。在編纂開始之前，在搜匯天下書籍時乾隆皇帝便詔令：“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系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p>

New Views on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of? Liao Zhai Zhi Yi

WAN Qinchuang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Ji Yuns criticism of Liao Zhai Zhi Yi. Firstly， he opposed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namely， broken style， due to his pursuit of pure style. Secondly， he believed that the older the style was， the better the article was. In his opin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yle showed a worse trend， and literary style in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was the highest artistic realm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and elegance. Hou Fangyu and other essayists took novels as classical prose， while Ji Yun took classical prose as novels. Finally， the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 Zhu was carried forward and the Qian Jia School ro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 Yun believed that the excellent writers depiction of love was of little value， but the writers who recorded fantastic stories he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warning the society， enhancing the publics knowledge， and demonstrating function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Ji Yun， Liao Zhai Zhi Yi，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責任編輯：申 浩）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術語考釋與譜系建構研究”（19ZDA24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萬晴川，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蘇 揚州 2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