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虛構：古史辨派的神話與歷史觀

王倩

摘 要：? 作為新一代知識分子，古史辨派學者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主義影響，對中國古史持全盤否定態度，欲采用民俗學方法重構以歷史書寫為載體的科學的中國古代史體系，其學術意圖帶有明顯的顛覆性與建構性。古史辨派將歷史視為漢代以前以文字形式表述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以口傳或圖像形式出現的歷史，亦將神話限定在文獻表述的敘事范疇內，表明了其重視歷史文獻與神話文本的認知態度。一方面，他們強調中國神話形象由“層累”與“分化”兩種方式演變而成，神話形象演變與時間具有密切關聯;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強調中國古史由神話的“層累”與“分化”而形成，以此突出中國早期歷史的虛構性與建構性。由此可以看出，神話與歷史被古史辨派視為虛構性產物，兩者本質上是二元一體的，而不是二元對立的。

關鍵詞：? 古史辨;神話;歷史;層累;分化

中圖分類號： I27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0）02-0077-（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09

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影響力較大的學術流派，古史辨派學者主張將中國古史從神話中剝離出來，還原中國古史的真面目。以往不少關于古史辨派的探討多數集中在其關于歷史研究的“層累”說及方法論意義，譬如，胡適先生就高度贊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層累”說，并專門闡釋“層累”的內涵。

還有一部分學者傾向于闡釋古史辨派學者神話觀點的價值，像楊寬先生就極度稱贊顧頡剛先生關于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意義，認為顧頡剛先生的神話研究具有兩個方面的價值：從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打破了虛構性古史的敘事體系;但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又將保留在史料中的神話挑選了出來，可以將其作為研究原始社會信仰的第一手資料。

楊寬：《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光明日報》1982年7月19日。 但我們同時也發現，當下學界關于古史辨的研究，鮮有人關注古史辨派關于歷史與神話關系的探討;并且迄今也很少有學者注意到，古史辨派關于神話與歷史的界定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二元一體的，即神話與歷史皆為虛構這一本質性觀點。因此，本文從跨學科視角，將古史辨派置于具體的歷史與文化生成語境中，首先探討古史辨派的學術旨趣，指出古史辨關于神話與歷史的探討本質上雙重虛構的觀點，進而探討古史辨派該觀點生成的內在邏輯與學術機制，以此展示古史辨派關于神話與歷史的探討在中國學術史進程中的地位與價值。

一、科學史觀：古史辨派的學術旨趣

古史辨派涉及的學者頗多，從初期的顧頡剛、錢玄同，到后期的楊寬、童書業等人。雖然這些學者各自有其研究領域與專長，但其目的卻非常明確，那就是將古史中不可靠的成分剔除出來，還原中國古史的本相。換言之，古史辨派學者要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辨別、推翻古史，并還原古史。用顧頡剛先生的話說，就是要做三件事情：第一，考辨偽史的起源與發展，理清其演化的脈絡;第二，考辨偽史中的真實性成分，并對其虛構性敘事因素加以甄別，以此反觀虛構性因素的發展;第三，考察虛構性敘事的敘事模式與結構，進一步探討其發展規律與動向。

不難看出，顧頡剛在上述這三件事情中表明了一個非常鮮明的觀點：中國的歷史是非常不可信的，中間夾雜著太多虛假的信息，因此有必要重構中國歷史的真實性。這三件事做起來的先后順序實際上就是疑古，辨古，繼而釋古，這也是古史辨派得名的主要原因之一。依照當下的學術理念來看，就像神話一樣，歷史有多重面孔：書寫的，藝術的，口傳的，圖像的，等等。這些歷史的面孔都是中國歷史的表現形式，因此，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辨工作按理應該涉及上述四種歷史的表現形式。但實際上，古史辨派學者探討的歷史范疇并不全部涉及上述四種形式的歷史，而是具有特定所指。

本質上說，古史辨派所說的“古史”指的是書寫的歷史，即史載的歷史，而不是以口傳或圖像形式出現的歷史。對于書寫歷史的時間限度，顧頡剛先生有明確的說明，認為古人原本是不分神話與歷史的，只是到了漢代之后，神話與歷史才開始分離。但歷代的學者對于神話并不十分關注，而多半關注歷史，因此造成了神話的丟失與渙散;而歷史則與此相反，被學者們整理得非常有體系。

這實際上界定了古史辨派關于古史探討的時間范疇，即漢代以前以文字形式表述中的歷史，也就是古代典籍中的歷史。至于古史探討的空間與族群范疇，顧頡剛先生并未做具體的界定。不過，從古史辨派相關學者所依據的史料來看，他們辨別古史的實際上全部是漢字書寫的歷史資料，其中涉及漢族與非漢族兩類族群。從當下的學術視野來看待，以顧頡剛為主的古史辨派所探討的古史范疇有很大局限性，它排除了文字書寫之外的其他歷史形式，即以口傳、圖像、儀式這類形式表述的歷史。我們知道，古史辨派的生成時間為20世紀20年代，當時中國學界關于歷史本質及其表述形式的認知依然停留在文字書寫的歷史層面，因此不能以現代史學的視野來批評古史辨派關于歷史范疇的限定。

古史辨派要對古史進行辨別，將信史與偽史進行區別，這種學術目標實際上并不是依靠史學方法而是借用民俗學的方法來進行。關于這一點，顧頡剛先生有過明確的解釋，他說主要是因為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看了不少戲，生病回蘇州老家之后，又在當地踏踏實實做了一年的歌謠整理與搜集工作，從中體會到民俗學做學問的便利與好處。

歷史研究者借用民俗學的方法來對古史進行辨偽工作，這看上去有些奇怪，但實際上很容易理解。顧頡剛曾經于1918年6月到1919年9月在蘇州休養期間，因受到北京大學歌謠運動的影響，先后搜集蘇州的歌謠、方言、諺語、謎語、唱本、風俗、宗教等各種材料。

后來，顧頡剛又曾經進行過歌謠的分析與研究，深諳民俗對于歷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因此，當投入到歷史的辨偽工作中時，顧頡剛便自然地運用了民俗學的方法。

對于古史辨派而言，中國古史根本不可靠，需要重新對其加以認識。胡適對于中國古史的評價乃是：“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賬。二千余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出它是假造的?！?/p>

童書業后來在《古史辨》第七冊“自序”中再度公開其關于古史的態度：“時到現在，誰都知道古代史有問題，誰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話，并非事實。甚至有人著中國通史，不敢提到古史二字?！?/p>

這種全盤懷疑的態度幾乎是古史辨派學者所持的歷史觀，而他們的任務便是要從歷史表述中分辨哪些是事實，哪些是神話與傳說，進而重建中國古代史。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種全盤否定中國歷史書寫的態度，并且目的性非常明確，帶有一定的顛覆性與建構性。顧頡剛甚至為其古史辨別的學術工程列出了六個學程，準備用21年時間來做這樣一項艱巨的學術工程，

中間幾乎不做停滯。從顧頡剛如此堅決的態度來看，古史的虛假性因素必然到了使其無法忍受的地步，要用幾十年的時間來進行辨偽。上述學者的言論也反映出古史辨學者對于中國古史書寫所持的全盤否定態度，即零度容忍中國古代歷史書寫。那么，為何古史辨派要全盤否定中國古代史呢？或許有人說，按照古史辨的說法，中國的古史不是信史，而充滿了神話與傳說的偽史，因此要全盤懷疑、否定，然后重建可靠的中國古史。這類回答是站在古史辨的角度來回答問題，無法解決問題的本質所在。要回答這個問題，須要將眼光放回到古史辨派生成的語境即20世紀早期的中國，去探討問題發生的背景。

古史辨派生成之際，正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也是破舊立新觀念大行其道的時期?！拔逅倪\動的領導者，來自中國新近現代化的大學和中學，除了反對帝國主義之外，目的在于滌蕩中國過去封建制度下的污泥濁水，建立科學的與民主的新文化。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已明顯從對傳統價值觀核心之點的懷疑，轉向對傳統價值觀徹底的否定?！?/p>

對于當時的史學界知識分子而言，建立科學的歷史觀，這是治學的前提。此時的學者接受的是西方的進化論思想，在此視野下，新一代知識分子看待歷史的角度就與之前的學者不一樣了，由懷疑到否定，再到重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作為新一代研究史學的知識分子，顧頡剛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加之自身對于中國古史的熟知，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對于中國歷史可信度的懷疑與否定態度，也就油然而生了。落實到具體的研究上，這種科學的歷史觀就表現為顧頡剛本人的治史方式。許冠三先生指出，顧頡剛史學的對象并不僅僅局限于疑古與辨偽，他在考據方面的能力卻是超過了前兩者。具體說來就是，顧頡剛在1928年之前傾向于做疑古研究研究，20世紀30年代之后則轉向了辨偽工作，到了40年代，則又轉到了考據領域，60年代之后基本就將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考據方面。概括地講，顧頡剛先生的古史研究工作，主要是通過古史傳說的考辨與清理，達到去偽存真的目的，以此重構一個可信的古史架構。

實際上，不管是哪一種方式治史，顧頡剛先生都是為了建構一個科學的歷史框架，以此還原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通常意義上的疑古、辨古與釋古，都不過是古史辨學者，尤其是顧頡剛先生用來建立科學歷史觀與科學歷史體系的手段而已。

只不過，在方法論上，顧頡剛一方面受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蘭克實證史學思想的影響，于是逐漸形成一定要將中國古史中不可靠的因素剔除掉的觀點，重新建構一個完全可靠的、以歷史事實為主的中國古史體系。古史辨派全盤否決中國古史的原因乃是，歷史并不是史實建構起來的，而是充斥著神話與傳說，因此，歷史也不是真實的，而是虛構的。神話與歷史，在古史辨派學者看來并非水火不容，我們接下來要探討古史辨派的神話與歷史觀，以此獲知其對于歷史敘事的基本態度。

二、神話的演化方式：層累與分化

古史辨派形成之際，中國的神話研究剛剛起步，中國學界關于神話的概念尚停留在虛構性敘事這一層面的界定上。此時西方神話學已出現各種關于神話的界定與學派，譬如，以弗雷澤、簡·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為代表的神話-儀式學派，以麥克斯·繆勒（Frederick Maximilian Müller）為主的語言學派。

因時代局限，這些神話學派均將神話界定為虛構性敘事，與真實相去甚遠。20世紀早期的中國神話學界，深受西方神話理念與研究范式的影響，自然也將神話視為虛構性產物，同時將歷史看作是與神話相對立的一個概念。最早將神話概念引入中國的蔣觀云先生，同樣也將神話與歷史置于二元對立的范疇之內：“一國之神話與一國之歷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響?！C萃此植字者，于古為神話，于今為歷史。神話、歷史者，能造成一國之人才。然神話、歷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國人天才所發顯之處。其神話、歷史不足以增長人之興味，鼓動人之志氣，則其國人天才之短可知也?！?/p>

對于古史辨派學者而言，神話是與歷史相互建構的一組范疇，不論是性質還是范疇均是如此。就書寫方式而言，古史辨派將歷史限于典籍中表述的相關敘事，相應地也就將神話置于書寫的神話范疇內。這種局限乃是時代與學術環境所導致，我們無法以當下學界關于神話的范疇指責古史辨派學者的做法，但古史辨派將神話與歷史并置的做法，反映了該學派在真實性層面重視史實而忽視神話的趨向。

從神話的存在范疇來看，神話主要有四種形式：書寫的、圖像的、口傳的、儀式的。

就范疇而言，古史辨派學者的研究對象是書寫形式的神話，其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上古神話的發展與演變。這里神話的發展與演變，主要指的是神話形象的發展與變化，并不是神話異文的發展與變化。從顧頡剛，到楊寬、童書業，這些學者在實踐與理論上不斷探討，最終形成了古史辨派獨有的神話理論體系。早在1923年，顧頡剛就提出了中國上古神話發展的特征為“層累”這一觀點。為了深入說明“層累”這一觀點，顧頡剛給出了三點闡釋性說明：第一，時代愈往后，傳說的古史歷史愈加長久。比如，周代人眼中的圣人只有一個大禹，而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人們眼中的圣人便有堯、舜二人，到戰國時期便有了黃帝、神農等人，再往后去，到了秦代，人們的眼中便有了三皇五帝，到了漢代便是盤古等。第二，時代越是往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的神圣事跡便會愈多。比如，像舜這種神話人物，他在孔子時只是一個推行“無為而治”政策的圣君，到堯典的時代就變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大圣人，再到孟子生活的時期，舜是一個極其孝順的兒子，成為后人的楷模。第三，在關于“層累”的問題上，學者們可以從中發現歷史的真實面目，以此了解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與最初樣態。

在五四時期，對于這種“層累”的學術觀點，當時的學術界褒貶不一，幸運的是，這種觀點得到了胡適先生的大力支持。

胡適先生高度重視顧頡剛關于神話“層累”演進的說法，專門撰文對此加以闡釋，并重點強調了如下三點內容：

第一，時代越往后，傳說的古史期就越長;第二，時代越往后，傳說中的核心人物就越加重要;第三，在層累演進的基礎上，可以厘清事情的最早樣態與真實狀態。

這里尚需特別指出的是，顧頡剛的“層累”神話觀原本是針對古史與神話的演變而言的，但胡適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這篇專文中將其理解成一種治史的方法與工具，并冠以“剝皮主義”之名而加以強調，認為這三層含義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路徑，一層套一層，循序漸進，漸入佳境，就像將剝掉竹筍的外皮一般。

不可否認，顧頡剛的“層累”說具有一種歷史演進的意味，但這是針對神話演變的特征而言的，并不是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與路徑，胡適卻將其理解為一種治史的方法，并將其應用在井田制的研究上。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將神話與歷史混淆在一起的做法，也是對“層累”神話觀的一種誤讀。

顧頡剛的“層累”僅僅考慮到時代變化對于神話造成的變化，而忽視了地域與文化，以及族群類型差異而造成的神話的演變，使得該觀點并不具有十足的說服力。關于這一點，楊寬有明確的批評性話語，認為其研究的方法偏重于時間性方面的探討而忽略了地方性因素，即忽視了空間因素的考察。

基于此種批評，楊寬后來提出了神話演變的另外一種模式，即分化演變。不過楊寬并未在理論上深入闡釋這種觀點，他是通過研究實踐表明中國神話此種發展與演變的路徑。在當時的學術界，以案例研究來表明理論，是一種比較受歡迎的方式。因此，當楊寬將此種觀點冠以“神話演變分化”之名提出時，得到了童書業先生的高度認可：“楊先生的古史學，一言以蔽之，是一種民族神話史觀。他以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出自各民族的神話，是自然演變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偽?！囊娊?，雖然有些地方我們還嫌簡單或不能完全同意，但他確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觀的最高峰！”

這種評價表明，古史辨派關于神話演變的觀點并非出自一人，恰恰相反，它是一代學者不斷努力與探索的學術任務。也是基于這種學術理想，童書業這樣界定楊寬倡導的神話分化主張：“所謂神話分化說者，就是主張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會得在大眾的傳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無數。例如，一個上帝會得分化成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好幾個人;一個水神會得分化成鯀、共工、玄冥、馮夷等好幾個人?！?/p>

從中可以看出，不管是顧頡剛的“層累”說，還是楊寬的“分化”說，實際上針對的都是神話形象，是關于神話形象的演變;并且兩者都忽視了地域、空間與族群差異，而單單強調神話形象演變與時間之間的關聯。

一言以蔽之，古史辨派關于神話演變的探討主要集中在神話形象的“層累”與“分化”這兩個方面，即顧頡剛主張神話形象的“層累”說、楊寬倡導神話形象的“分化”說。前者指的是神話形象的生成，后者指的是神話形象的演變或嬗變。盡管兩者探討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但卻同時指向了神話形象，尤其是神話形象與時間之間的關聯。值得思考的是，不論是顧頡剛還是楊寬，他們關于神話演變的探討基本限于漢代之前的神話，漢代之后的神話并不在其探討范疇之內。另外，顧頡剛與楊寬關于神話的“層累”與“分化”主張，其探討的范疇基本是史載的神話，即書寫形式的神話。上述這兩個方面的特征，決定了古史辨所探討的神話演變問題具有特定的內涵，那就是漢代之前的史料表述中的神話形象。本質上說，這種關于神話發展模式的探討并不適用于以口傳或圖像形式出現的中國古代神話，或其他文化類型的神話。不少學者會認為，這與中國當時學術界的理論水平有關，也是時代的限制所導致。但實際上，顧頡剛與楊寬等人這種關于神話的探討模式，本質上是由其歷史觀所導致的。關于這一點，筆者比較贊同學者梁韋弦關于批評楊寬神話研究的觀點，即楊寬關于神話的“層累”與“分化”的觀點僅僅是質疑古史的一種研究方法，并不是神話研究的方法。

換言之，古史辨派的神話觀實際上反映的是其歷史觀，他們關于神話的探討，是建立在關于中國歷史的探討基礎之上的。這就涉及古史辨派的歷史觀，下文加以深入探討。

三、古史的演化路徑：神話的層累與分化

古史辨派通常被學界稱為“疑古學派”，由此可以看出，疑古與辨偽乃是古史辨派的主要學術宗旨。所謂疑古，指對史料中虛構性敘事加以甄別;所謂辨偽，指的是將虛構性敘事從史料中剝離出來，其目的乃是打破現有的古史體系，重建一部沒有虛構性成分的中國古史體系?？梢钥闯?，古史辨派認為中國古代的歷史是不可靠的，因此要重新建構一部可靠的中國古史體系。需要指出的是，古史辨所強調的歷史，實際上是史載的歷史，其他相關史料并未被考慮到;并且，古史辨派所說的歷史，指的是中國古代歷史，具體來說是漢代之前的歷史。至于這一段歷史的本質，顧頡剛有著明確的界定：“中國號稱有四千年（有的說五千年）歷史，大家從《綱鑒》上得來的知識，一閉目就有一個完備的三皇五帝的統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實，這里邊真不知藏垢納污到怎樣！若能仔細地同他考一考，教他們渙然消釋這個觀念，從四千年的歷史跌到二千年的歷史，這真是一大改造呢！”

顧頡剛以為中國的古史不可靠，其中混雜了神話與傳說，因此要加以辨別，將神話與傳說剝離出來，從而將真正的古史還原出來。這種觀點到了楊寬那里就比較激進了，造偽的古史就變成了神話，歷史就是神話敘事：“夏以前之古史傳說，其原形本出自神話，經吾人若是之探討，可無疑義，然吾人尚須由其原始神話而檢討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原有之價值，然后古史學之能事盡也?！?/p>

楊寬先生將夏以前的古史全部默認為神話，認為神話構成了夏代的全部歷史。這里的問題乃是，為何古史基本都是神話？換言之，古史為何由神話構成？神話是如何構成古史的？

顧頡剛認為，古史是由神話與傳說“層累”構成的。對此，楊寬有其明確的界定：“古史之層累造成，實由神話之層累轉變，非出偽托也?！?/p>

換言之，中國古代歷史是由神話“層累”而成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此種古史觀本質上是神話歷史觀，即承認中國歷史學術中神話的成分偏多，神話敘事某種程度上建構了中國的歷史書寫。至于楊寬的古史觀，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分化說”。楊寬自己這樣解釋：“古史傳說之先后發生，自有其層累，亦自有其演變發展之規律，非出向壁虛構，廟號之神祗稱號之混淆，實為神話轉變為古史之主要動力，此多出自然之演變;智識階級之潤色與增飾，特其次要者耳。古史傳說之產生與演變，由于無意之自然者多，出于有意獨撰者少，出于時代潮流之漸變者多，出于超時代之突變者少，視大眾意識而轉變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變者少。持托古改制之說者，竟謂少數諸子之力足以辨偽古史，此未免夸大其辭矣！”

這種觀點是對顧頡剛層累學說的另一種補充，它解釋了“層累”說所不能解釋的諸多歷史現象，比如，中國古史表述中眾多神話形象名字與身份的演變與分化。

童書業對楊寬的“分化說”高度認可，他這樣評價：“有意造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傳說怎樣會‘層累起來的呢？我以為這得用分化演變說去補充他?！杂辛朔只f，‘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越發顯著：分化說是層累說的因，層累說則是分化說的果！”

概言之，在古史辨派看來，古史的演變是由神話的層累與分化而形成的，尤其是神話形象的層累與分化造成的。這種觀點的本質乃是，將中國古史的發展完全轉化為中國古代神話的敘事性介入，即神話如何進入歷史并架構歷史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概括古史辨派的歷史觀：借助于神話形象的層累與分化這兩種路徑，中國古代神話，尤其是夏代之前的神話，完全進入了中國歷史敘事體系與框架，并且成為中國古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從西方新史學的理論維度來看待上述問題的探討，古史辨派探討本質上是虛構如何建構真實，也就是神話敘事如何進入歷史書寫的問題，即下面要探討的神話歷史（mythistory）問題。

概括地講，“神話歷史”這一概念與術語是西方新史學20世紀80年代以來提出的關于神話與歷史關系的新理論，用來反思西方歷史的屬性與功能。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神話歷史由兩個術語組合而成，即神話（myth）與歷史（history），把兩者的英文單詞寫法合起來是“mythhistory”，該新造的詞語中有兩個h，去掉一個重復的h就變成了“mythistory”，也就是神話歷史?！吧裨挌v史”一詞最初的創造者是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威廉·H. 麥克尼爾（Willian H. McNeill），他于1985年在美國歷史協會舉辦的第100屆學術年會上首次提出這個術語。

在威廉·H. 麥克尼爾那里，神話歷史這一概念指的是歷史表述的虛構性，即神話般的歷史。換言之，歷史并不是真實的，而是像神話一樣，充滿了虛構性。歷史就像神話一樣不可信，是某些特定的集體與族群用來建構既得利益的表述性工具。因此，神話歷史就是不可靠的、虛構性敘事與真實性表述并存的歷史，即小寫的、復數的歷史。從本質上說，威廉·H. 麥克尼爾的神話歷史概念探討的是歷史的屬性問題，進一步說也就是歷史學科的本質問題。麥克尼爾借此概念來反思作為科學的史學這一傳統歷史觀點，同時對科學的歷史觀這一論調提出挑戰。在麥克尼爾神話歷史的范疇中，神話是虛構性的代名詞，與真實的歷史相去甚遠。也即是說，麥克尼爾強調的是歷史的建構性與史學學科的非科學屬性，他并未對神話做任何新界定。

在神話歷史這一概念下，麥克尼爾之后的學者開始將神話與歷史并置起來，開始反思歷史與神話在歷史敘事建構層面的共建問題。美國學者唐納德·R. 凱利（Donald R.Kelley）與以色列學者約瑟夫·馬里（Joseph Mali），這兩位學者提出了新的主張。我們先看看唐納德·R. 凱利的觀點，再看約瑟夫·馬里的觀點。唐納德·R. 凱利認同麥克尼爾的神話歷史觀念，即歷史的虛構性敘事這一事實，但同時強調神話的真實性這一特征。所謂神話的真實性，指的是神話在表述歷史的原初本相這一歷史事實。在這一維度上，神話就像歷史事件一樣是真實的。

因此，凱利的神話歷史概念在堅持歷史是詩學這一前提下，強調神話在表述歷史起源敘事的真實性這一歷史事實。在此基礎上，約瑟夫·馬里對神話歷史的內涵與范疇做了進一步的界定。在約瑟夫·馬里看來，歷史神話這一概念應該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神話的真實性與歷史的神話性，即真實的神話與虛構的歷史。

馬里的神話的真實性這一范疇不同于凱利神話的真實性的范疇，馬里強調的神話的真實性首先承認，神話是不同于歷史而單獨存在的一種范疇，神話并不依附于歷史而獨立存在。再次，神話在表述人類共同體的神圣起源敘事層面，創建了具有歸屬意義的情感象征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神話是真實的。馬里的歷史的神話性則強調的是歷史的編撰詩學性質，即就像藝術、文學以及其他具有詩學性質的學科一樣，歷史的表述具有詩學性質，這種性質賦予了歷史一種神話般的色彩。

概括地講，西方新史學強調的神話歷史概念，既強調歷史的虛構性與詩學性質，又突出神話在建構歷史起源敘事方面具有的整合性作用。這種觀點的最終意圖在于，通過神話歷史這一整合性概念，反思歷史的存在本相，并試圖重新建構歷史表述的框架，進而重構歷史。

從這個層面來看，西方新史學神話歷史理念與古史辨派的意圖是一致的。因為古史辨派關于歷史由神話的“層累”與“分化”兩種方式建構而成的觀點，本質上探討的就是歷史的虛構性，以及神話與歷史的共建問題，只不過古史辨派的探討比西方新史學早了半個多世紀。盡管古史辨派的學術概念中沒有神話歷史這個術語，他們關于古史的“層累”或“分化”的觀點本質上探討的就是神話歷史的問題。但是在部分傳統史學的批評者看來，古史辨派關于古史發展與神話之關系的探討，違背了中國史學的傳統：“顧頡剛及其后起學者重新將上古的史學研究轉化為古代神話學的研究，結果仍然是對于中國上古史和中國古代史學傳統的否定，是以古代神話學取代了上古史學?！裨拰W的提出本身便已基本違背了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其作用正如許旭生所指出的，是‘盡量想把傳說時代擠出歷史范圍之外?！?/p>

這種誤讀乃是基于傳統史學的眼光，并沒有看到西方史學關于歷史屬性的后現代探討;同時依然拘囿于歷史由史料建構這種觀點看待古史辨派，并未意識到古史辨派的探討在中國歷史源頭的建構，以及歷史的演化與發展方面具有的創建性意義。以今日西方神話歷史的視角來看，古史辨派提出的中國古史由神話“層累”與“分化”轉化而生成的觀點，乃是基于中國神話與歷史發展的實情而提出的主張，也是最早在理論上探討中國神話如何進入中國早期歷史話題的中國學派，其學術價值與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四、結語

古史辨派關于神話與歷史的認知是極為復雜的，一方面他們將神話視為虛構性敘事，歷史為真實性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中國古史是由神話建構而成，尤其是夏代以前的古史。具體說來就是，神話的“層累”與“分化”，兩者共同作用而建構了中國古史敘事的體系。這就意味著，古史辨派法的歷史觀是二元悖論的：他們一方面承認歷史具有虛構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歷史的真實性，然后再竭力將神話從歷史書寫體系中剔除?；诠攀返奶摌嬓耘c不可靠性，古史辨派決意辨偽古史并加以考證，將作為虛構性敘事的神話從古史體系中剝離與剔除，進而還原古史的可靠性。顧頡剛、楊寬，乃至于童書業，均未意識到作為虛構性敘事的神話，在中國古史體系的建構層面具有巨大的塑造性作用。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早期的學者看到了中國古史中的虛構性敘事因素，即神話歷史問題，并指出中國早期的歷史實際上是神話敘事建構起來的;他們同時指出，后期的中國歷史也是神話敘事建構起來的，這就是神話學者葉舒憲先生所強調的“神話中國”。

我們同時還看到，因學術語境、學術視野，以及學者自身的原因，古史辨派依然局限于將神話從歷史中分別出來這種研究模式，以此重建一個可靠的信史體系。殊不知正是早期的這些神話敘事進入了中國歷史，才使中國古史具有了最初的面目，否則中國古史就失去了敘事體系，幾成空白。因為在缺少可靠性敘事的古史傳說時代，即神話歷史時代，正是神話敘事保留了古史的敘事性因素。由此可見，古史辨派關于神話歷史的關聯探討，尤其是神話如何進入歷史這個問題上，他們傾向于將神話視為無關重要的虛構性敘事，而忽視了作為虛構性敘事的神話在歷史敘事層面具有的塑造性作用。

Double Fiction： The Concept of Myth and History of “Gushibian” School

WANG? Qian

Abstract：

As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the scholars of the “Gushibian” school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cientism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y took a total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wanted to adopt folklore methods to re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al writing. Therefore， its academic intentions were obviously subversive and constructive. The “Gushibian” school regarded history as historical facts expressed in written form before the Han Dynasty instead of appearing in an oral or a graphic form. The school also limited myths to the narrative category of documentary expressions， and indicated that the school attached importance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exts of myths. On the one hand， the school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mythological image was evolved in two ways：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evolution of mythical imag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hool also emphasize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was formed by the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yth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fictional and constructiv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It can be seen that myth and history were regarded as fictional products by the “Gushibian” school， and the two were not the binary， but the binary integration in one.

Key words：? ?Gushibian， myth， history， accumulation， differentiation

（責任編輯：陳 吉）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宗教美術史（17ZDA23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王 倩，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蘇 揚州 2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