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先鋒”

王彪

葉立文，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珞珈特聘教授，入選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耶魯大學公派訪問學者，兼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主持多項國家及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著有《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史鐵生評傳》等多部專著，合作主編有《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中國現當代小說名作導讀》等叢書。在《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百余篇。曾獲第四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獎、屈原文藝獎、湖北文藝論文獎等多種獎項。

將“考古”與“先鋒”兩個截然相反的詞疊合來形容筆者對葉立文教授文學批評的整體印象，雖看似唐突卻實有所據。葉教授早年修考古學，碩、博轉習文學，主攻先鋒小說。一身受兩業，這是其一。就專業而言，兩者雖風牛馬不相及，但考古學訓練出的那種“簡單執著的讀書治學精神”[1]卻貫穿著他之后的文學批評。業異而神通，這是其二。因性靜喜思，葉教授對薩特、?？碌热说奈鞣浆F代思想有深入探究，并借助譜系學、知識考古學的治學方法對八十年代以來先鋒小說的萌生、發展及轉型做了細致地考辨與解讀。研西以資中，這是其三。因此，以“考古”之精神、方法對先鋒作家及其創作進行持續二十余年的研究，是作為70后批評家的葉教授給我最為深刻的印象。這廿年如一日的追蹤先鋒之旅又大致可分為三個交錯著的階段：先鋒小說本體論，以專著《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及單個先鋒作家創作論為代表;先鋒小說發生論，以專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為代表;先鋒小說流變論及單個作家的傳記批評，以追蹤先鋒小說、作家批評的系列文章及專著《史鐵生評傳》為代表。

一

對勇于在生活事業上探索、突圍的人，筆者總是抱著特別地興趣和敬意。不管這變軌是生存所迫、興趣所使或理想追求，這在他人看來突兀訝異的背后定有著必然的邏輯，有著伏脈千里的因緣、積蓄已久的破力以及莫大的勇氣毅力。葉教授正是讓我感到溫暖又充滿著敬意的批評家。不過他卻是吝于筆墨、謹于著刊的。我們很少從他的自述中，得知其從考古專業跨到文學專業，放棄前途明朗的工作轉向追求學術的漫漫長路背后的動因與機緣。不過，我們從他與師友交往的零星文字中卻能窺得其轉向后的最初過程。正如業師李遇春教授在《戲贈葉兄》所云：“小小圍城思存在，大大先鋒辨是非”，葉教授的文學批評之途始于以存在主義之刃剖析錢鐘書的《圍城》，繼而走上研究先鋒小說的康莊大道。這不僅和新時期思潮相契，也反映了他當時的精神狀態與批評動向。

70后批評家是和新時期一起成長的一代學人。在那個蘇醒與開放的時代，雖然仍有著很多限制，一切還是那樣粗糙模糊，但五四啟蒙話語的重啟與西方現代思潮的接引給予了人們猛烈地沖擊與蓬勃的希望。對宏大敘事神話的消解、個體存在困境的關注以及文學本體論的回歸等訴求逐漸匯成一股新熱潮，解凍著僵硬的文壇。年青的批評家們因與先鋒作家們有著同構的思想資源與認知思維，更易跳脫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以敏銳的眼光與寬容的態度去發掘與評介文學創作的新動向與新特質。受時代浪潮影響著的葉教授順著碩士期間對個體存在困境的思索，也在不斷的突破與革新。博士期間，他將批評的視野由現代轉向當代，由單個作品轉向群體思潮，對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小說中先鋒話語的背景、生成、主題內涵及敘事藝術做了深入系統的研究。這項研究不僅是國內先鋒小說整體性研究的一個重要開拓，也成為其先鋒小說批評體系的一塊厚重基石。

在這篇博論中，葉教授首先界定了作為研究對象的“先鋒”的內涵?！跋蠕h”是針對此時此地主流傳統的一種反叛與顛覆。因此當這個主流傳統需要且必要被“針對”時，引援它時它地的資源是先鋒形成的重要助力。同時，“先鋒”是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傳統既是先鋒所針對的對象也是它的培養基?？此仆蝗活嵏驳谋澈笥兄鴱牧孔兊劫|變的隱秘鏈條。循此，葉教授博論中所討論的“先鋒”并非一個既定名詞，而是“一個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中，不斷發生著變異與前趨的不穩定因素”[2]，包含了多種消解主流傳統的小說派別。它“不僅僅是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中國當代小說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思潮中啟蒙主義嬗變的結果。二者之間的結合，實際上從藝術表現與主題話語兩方面促成了先鋒小說的出現”[3]。它的形成經歷著從現實主義新變中的先鋒話語到先鋒小說再到其內部變異這樣一個內在發展機制。核心概念的界定也基本上確定了該論著的整體架構。論著首章在意識形態與啟蒙話語同構語境中探討現代主義在中國新時期傳播的誤讀、策略與變異;第二章從意識流小說、反思小說、現代派小說與先鋒小說中梳理出新時期先鋒話語從增長到繁榮的演進軌跡;第三章從啟蒙嬗變的視野考察先鋒小說“尋找民族身份”、“重構歷史敘事”及“個體存在困境的關懷”三個主題;第四章以西方現代主義為參照論述先鋒小中的精神真實、心理時間與生存空間三個敘事法則。由此，葉教授完成了他新意迭出先鋒小說整體論，并最終以《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為書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刊行。

需要指出的是，葉教授該著屬于對先鋒小說的本體論研究。首先，他將先鋒小說視為一個從發生、發展到最終形成的自足體，側重于對“其內部的自我生長機制”的探究。其次，無論是存在哲理的思考還是社會歷史的考察，他都力求回到文本自身，從語言、形式及內容的細致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論。這種本體論的先鋒文學研究理路在之后先鋒作家個案研究中依然被承續且發展著。其中的代表即是刊發在《文學評論》的兩篇力作《言與象的魅惑——論韓少功小說中的語言哲學》（2010）、《形式的權力——評余華長篇小說敘事結構的歷史演變》（2015）。兩文分別從小說自身的語言藝術與敘事結構出發，在形式與意義的纏繞中探求小說文本顯現出的啟蒙訴求與權力意味。

二

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大陸新時期的傳播不僅構成了先鋒小說生成的邏輯起點，也從形式到觀念全面更新著主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成為八十年代以降中國文學生長、繁榮的背景底色之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葉教授將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的轉播接受研究從博士論文中的一章擴充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課題，并順利獲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最終以《“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為題裒以成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刊行。葉教授以知識考古學與譜系學的方法“考察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介紹、闡釋和翻譯等傳播活動”，藉此還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大陸合法化進程。這項研究既緣起于先鋒小說形成的背景，又著力于為“厘清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先鋒小說的知識譜系做出了有益嘗試”[4]，因此，將其歸于“考古”先鋒系列之“發生學研究”也大略能講得通。

這種對先鋒小說所展開的“理論尋根”，并非正本清源地追問現代主義的精準內涵，而是在大量傳播接受史料的梳理中彰顯出西方現代主義本土化過程中“誤讀”背后隱含的復雜問題。通過策略性誤讀，異質的現代主義能夠部分地與中國受眾的期待視野相契合，這樣它既獲得能夠被接受的基本條件，又能對接受者造成沖擊與啟發。由之，葉教授認為“誤讀”是現代主義文學能在中國大陸傳播且為人們接受的必要策略與路徑。引介者通過在政治、思想、美學、歷史等諸層面進行實用主義的策略性解讀，現代主義獲得進入中國大陸的許可證，但同時也被加諸上現代性、啟蒙話語、國家民族意識以及現實主義等與本身相悖的意義內涵。因此，本土化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方能不斷滲入并刷新著人們的認知，“使新時期的作家、藝術家和批評家對西方現代主義文藝諸流派及其復雜性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從而獲得了反思和推進我們文藝的外在的同時又是現代意義的參照，并在橫向的比較中獲得一種自覺地走向世界的氣質和愿望”[5]。在了解之自覺中，從創作到批評，各方在新時期文學場域中不斷地對話、論爭甚至于批判，一種融合的、側重自足性與文學性的文學批評價值體系才漸漸樹立。在知識考古學式的考辨與梳理之外，葉教授還側重對理論（“三個崛起”與“三只小風箏”）與創作（從“意識流”小說到“擬現代派”小說）接受個案扎實縝密的分析，呈現出圍繞現代主義“誤讀”的文學力量博弈及最終導向先鋒小說出現的內在邏輯。

在本課題接續的研究中，葉教授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對新時期先鋒作家作品影響較大的外國作家在中國的傳播接受上，如卡夫卡、馬爾克斯等人。通過對中國新時期小說影響深遠的個案傳播接受史研究，印證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文化旅行“如何受制于意識形態和啟蒙話語的權力游戲”[6]，又是如何在被誤讀、被闡釋中廣泛傳播的。之外，葉教授也特別關注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新時期的傳播接受中是如何對“五四”資源進行追溯與借重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傳播的五四源流》即是其中的代表性論文。

三

對先鋒小說發生的溯源與轉型的追蹤是葉教授先鋒本體論研究向前、后的兩個必要拓展。葉教授在對先鋒小說的國外資源進行考古學式發掘之后，也對80年代末以降先鋒小說的發展、流變與分化有著持久地關注。由此，葉教授全面系統的先鋒小說研究體系得以建構，我們對先鋒小說的前世今生也有了更為立體的認知。其實，對先鋒小說轉型或續航的問題從九十年代末就一直為學界所關注，陳思和、陳曉明、孟繁華、吳義勤、陶東風、謝有順、吳俊等學者對此多有論及。諸人或從文學史格局定位，或從先鋒作家群體演進，或從具體作家作品細察等視角做了很多建設性的探究。相較而言，葉教授對先鋒的追蹤有其獨到之處：從形式到精神對先鋒小說流變的主脈與復雜性進行梳理并藉此對當代文學史寫作進行反思;對單個先鋒作家的創作生平追蹤，作“資料翔實、史論結合”的傳記式批評;通過對先鋒作家們的“文學筆記”與新時期作家駐校制度的研究，探索當下“先鋒作家批評”現象。

80年代大放異彩的先鋒小說進入90年代已風光不再，不過其自身在變異中仍得承續，且其在敘事藝術與思想觀念上的探索也為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等所廣泛借鑒。葉教授對先鋒小說的追蹤往往始于形式的自覺，從富于價值意味的形式變遷中梳理出先鋒的發展脈絡。在敘事視角上，從小說全知全能的第一人稱“我”到限制性敘事“我—你”的轉向中，葉教授洞察出先鋒作家的生存價值憑依從“自失哲學”轉向“相遇哲學”;在敘事話語上，通過對80年代以降小說敘事理念與方式的考察，葉教授認為先鋒小說存在著從啟蒙敘事到新神話敘事再到世俗化敘事的整體演進，并形成一條連續的話語譜系;在敘事策略上，通過對小說“游移敘述”的“無事生非”與“閑中著色”功能的分離到融合之流變，葉教授發現其背后折射出的先鋒話語嬗變歷程;以時間敘事與語言哲學為切入點，葉教授還細致地辨析了先鋒小說中“家國情懷”與“極地之思”兩大思想主脈的沉浮與交融。之外，他還從先鋒小說的巫術傳奇與意象之魅在不同階段的變遷佐證先鋒作家在“追求文學現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變”。正是在以上這些卓有成就的研究基礎上，葉教授反思當代文學史書寫中因片面強調“知識共同體”與“文學譜系學”而帶來的遮蔽與問題，并提出以“懷疑與否定精神”重寫文學史的新途徑。

史鐵生是新時期最具先鋒氣質的作家之一。他的人生及作品中透露出的那種對自我存在的追問與宗教神性的訴求不僅開拓了新時期文學的精神內涵，也深深地吸引著葉教授的矚目。從啟蒙視野中對其小說思想價值的審視到“無我之我”中探尋其宗教意識里的悖論，葉教授孜孜于其人其作的深入理解。而專著《史鐵生評傳》（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則是葉教授這方面努力的集中呈現。該著是葉教授最具個人性情與氣質的研究成果，是批評與創作遇合的一次致敬先鋒之旅。誠如於可訓先生所言，葉教授這部“深悟傳主之道、深得傳主之心”的評傳，是“用體悟的方法而不是邏輯的方法”[7]，從傳主的生活史、創作史與疾病史三條平行的線索來追蹤其內在精神世界的知音之作。

隨著研究的深入，作為先鋒小說“延伸與轉化”的重要體現之一的先鋒作家批評也為葉教授所關注。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高校人事與教學政策的革新，作家駐?，F象凸顯。這其中先鋒作家格非、馬原、余華、蘇童、莫言等人都先后入駐高校。在高校生態中，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影響著作家們進行文學批評。先鋒作家們通過“文學筆記”、創作談等方式介入批評，一方面為重構當前學院派的文學批評話語格局提供新的資源，另一方面這些更具創作特質的批評，傳遞著作家自身創作經驗，是其早年先鋒小說創作的某種延伸與轉化。葉教授正是從先鋒作家批評的催生機制、批評特質、創作屬性、復述藝術等諸多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考察，探討作家們的“文學筆記”的獨特價值。近日，葉教授申報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作家駐校制與文學教育的變革研究（1990—2020）”已中標獲批。此項目正是先鋒作家批評研究的進一步拓展。筆者在文末特表祝賀，愿葉教授的文學批評在循循漸進中開拓出更為廣闊的新空間。

注 釋

[1]葉立文：《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頁。

[2]葉立文：《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頁。

[3]葉立文：《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

[4]葉立文：《“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封面。

[5]陳晉：《當代中國的現代主義》，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24頁。

[6]葉立文：《論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新時期初中國大陸的傳播》，《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5期。

[7]葉立文：《史鐵生評傳》，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