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發展耦合關聯性測度及空間相關分析

許金富 陳海春

摘 要：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的互動融合發展是當前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構建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探討中國大陸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綜合水平及耦合協調度時序、空間分異特征。結果顯示：我國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綜合水平均表現出增長態勢，空間分布呈東中西階梯分布，旅游產業綜合水平好于體育產業水平;耦合協調度發展緩慢，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兩個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呈正向聚集特征，且聚集程度逐年遞增;東部沿海地區耦合協調度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并提出如下建議：建立區域協同發展機制，促進體育產業均衡發展;挖掘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關聯性，完善體育產業發展體系;協同發揮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進程中的政府引導作用和企業創新管理能力。

關鍵詞：體育產業;旅游產業;耦合關聯;協調度

隨著我國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市場需求變化中，體育、旅游等生活性服務業在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已經成為培育中長期經濟增長點和發展新動力的重要領域[1]。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要積極推動體育旅游，加強競賽表演、健身休閑與旅游活動的融合發展，加快體育旅游等相關業態發展[2-3]。2015年11月，國務院頒發《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再次指出，進一步推動集觀光、度假、休閑、娛樂、海上運動于一體的濱海旅游和海島旅游，促進體育旅游、體育傳媒、體育會展等相關業態融合發展[4]。隨后，國家旅游局和國家體育總局簽署了《關于推進體育旅游融合發展的合作協議》《關于大力發展體育旅游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擴大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等政策文件，均對進一步提高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提出了針對性的指導意見。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作為“十三五”時期需要大力發展的五大幸福產業的兩個重要產業類別，二者的融合發展已是當代服務業發展的熱點。

從相關文獻梳理來看，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對體育旅游的要素以及發展的途徑和對策等進行了討論，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體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市場培育、評價指標體系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也碩果累累，但真正從產業融合視角出發分析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的研究成果卻鮮少[5-10]。當前針對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的相關研究，多為理論層面的論述，雖然有少數學者結合數據和模型來驗證兩者的關系，但僅僅是對單個地區典型案例進行研究，受到研究區域的限制，不能全面反映我國現階段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現狀?；诖?，本研究采用2013—2017年中國大陸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以下簡稱“省市區”）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相關面板數據，對我國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趨勢進行量化考證，探究我國兩個產業發展的綜合水平、產業融合狀況和空間上的分布特征，以期為促進兩個產業的協調發展提供借鑒。

1 研究方法與指標體系

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2013—2017年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情況，采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型（ESDA）探討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空間關聯特征。

1.1 研究方法

1.1.1 熵值法

為了保證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及準確性，采用熵值賦權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熵值賦權法不受評價數據是否線性的影響，依據指標的變異性以及指標數值的意義來確定權重，有效避免了人為因素的干擾，賦值過程透明且可再現，權重具有較高的可信度[11-12]。

1.1.2 耦合協調模型

借助物理學中的耦合概念及原理，分析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過程中的耦合作用及協調程度。由于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和關聯性，因此兩者的相互作用關系可以用耦合協調理論進行研究。耦合協調模型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構成，耦合度是用來衡量系統間相互影響的強烈程度，耦合協調度反映系統間協調配合、良性循環的關系[14]。

1.1.3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型

為了解釋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空間關聯現狀，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ESDA）進行定量分析。采用Global MoranI指數探測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整體空間關聯模式，當值大于0時，表示兩個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整體呈正相關;反之，則表示呈空間負相關;當值越接近0，表示空間關聯度越低或呈隨機分布[16]。為了進一步找出可能被掩蓋的局域空間關聯特征，采用Local MoranI指數來測度某一省份與相鄰省份之間的空間差異程度和顯著性，當值為正數時表示該省域與鄰近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相似（“高-高”或“低-低”），值為負數時表示該省域與相鄰省域的耦合協調度不相似（“高-低”或“低-高”）[17]。

1.2 指標體系

對于存在耦合互動關系復雜系統的耦合協調性研究，應該在兩個系統多指標綜合評價的基礎上進行[18]。為了將不同年份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關系進行縱向比較分析，揭示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之間發展的協調程度，依據兩個產業融合機理，結合現有相關文獻[19-23]，構建兩個產業發展的耦合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數據應用支持系統、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馬拉松官方網站等。

由于目前全國各省市體育產業統計數據尚未完善，在保證數據可靠性、可獲得性以及方法科學性的原則下，參考姚松柏、周正宏的研究指標[20，24]，采用第三產業中的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企業法人單位營業收入與制造業中的文教、美工、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作為體育產業收入指標;關于替代指標的有效性解釋，姚松柏、張金橋指出體育產業與文化和娛樂業具有非常高的融合程度[20，25]，因此，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相關指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體育產業的相應指標。并將指標體系向該領域專家征詢意見，進一步對建立的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優化，得到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表2）。

2 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時序演變特征分析

依據熵值法中的綜合水平指數計算公式，采用Matlab軟件計算出2013—2017年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按照2013—2014年、2015—2016年、2017年分成三個階段，并劃分東部、中部、西部，進行時序演變對比分析。

2.1 體育產業綜合水平演變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各省市體育產業綜合水平整體呈增長態勢，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水平有所差異，其中東部地區整體水平高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整體水平低于中部地區。三大區域內，東部地區各省市間的差距最大，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差距最小。

2013—2014年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體育產業綜合水平平均指數為0.1922，標準差為0.1409。綜合水平指數高于平均指數的省市共13個，主要分布在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北京、福建、河北、上海、遼寧等東部地區，以及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部的四川。2015—2016年各省市區體育產業綜合水平平均指數為0.2385，標準差為0.1753。其中東部地區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北京、福建、河北等省市，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部的四川等11個省市的發展水平依然較高，中部地區的安徽呈現出較快的發展速度，其指數均高于平均指數。上海和遼寧兩省市的水平低于上一階段，指數低于平均指數。相比兩個階段的平均值與標準差，2015—2016年我國體育產業綜合水平呈增長態勢，同比增長24.14%。其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最快，增長率為25.72%，東部地區增長率為25.34%，中部地區增長率為20.15%。 2017年，各省市體育產業綜合水平平均指數為0.2729，同比增長13.33%，標準差為0.1978，說明該階段我國體育產業在上一階段的基礎上，整體雖然表現出了強勁的發展速度，但是各省市間的差異程度也進一步擴大。該階段，西部地區依舊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增長率為15.93%，東部地區次之，增長率為14.27%，中部地區增長率為13.80%。在上一階段的基礎上，水平指數高于平均指數的省份減小為11個，中部的安徽發展速度減緩，指數低于平均指數。

依據圖2，不同階段各省市區綜合水平趨于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水平存在差異，其中東部地區整體水平最高，西部地區整體水平最低。三大區域內，東部地區各省份間的差距最大，西部地區次之，中部地區差距最小。

2013—2014年，我國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指數均值為0.2709，標準差為0.1575。該階段共有12個省市綜合水平指數高于均值指數，主要為廣東、江蘇、山東、浙江、遼寧、河北、北京、上海等8個東部沿海省份，以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4個旅游資源相對豐富的中部省份。2015—2016年，我國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指數均值為0.2827，標準差為0.1490。發展水平較好的省市在上一階段的基礎上，新增東部地區的福建省。中部地區綜合水平增長速度最快，增長率為6.70%，西部和東部地區增長率分別為4.66%、3.03%。2017年，我國各省市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指數均值為0.2874，標準差為0.1467。綜合水平指數高于平均指數的省市區增加至14個，新增省市為西部旅游業發展勢頭強勁的內蒙古。東中西部地區增長率分別為2.79%、3.88%、-2.92%。

2.3 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綜合水平分析

在考察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綜合水平發展是否同步時，當U=G時，表示兩個產業處于同步發展型;當U>G時，說明體育產業發展優于旅游產業，屬于旅游產業發展滯后;當U圖2 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演變

3 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分析

將Matlab軟件計算得出的耦合度和綜合評價指數帶入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得到我國大陸31個省市區耦合協調度指數。耦合協調度是在耦合度的基礎上建立的，所以能更加準確地反映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協調關系[26]。

3.1 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時序演進

由圖4可知，2013—2017年間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呈緩慢上升態勢，說明兩大產業的耦合協調度正在逐步提高。但從具體指數來看，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整體耦合協調度指數較低，耦合協調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耦合協調度時序演進為了進一步探究各省市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發展狀況，選取2013—2017年各省市區耦合協調度指數的平均值，繪制耦合協調度等分位圖。我國有6個省市屬于起步階段，25個省市區屬于萌芽階段，說明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耦合發展協調度總體處于萌芽發展階段，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其中東部沿海地區的浙江、山東、江蘇和廣東4個經濟文化發展大省，憑借豐富的旅游資源和優越的體育產業條件處于勉強協調等級，領先于其他省市區;河南和北京兩省市為瀕臨失調等級，河南省為體育發展滯后于旅游發展，北京為旅游發展滯后于體育發展，且河南和北京兩個產業的綜合水平處于全國中等水平，其耦合協調度指數高于萌芽階段的25個省份，說明河南省的旅游產業能夠帶動體育產業的發展，北京的體育產業具有推動旅游產業發展的作用，使得兩省市的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能較好地相互融合、促進發展;輕度失調等級共有12個省市，占所有省市的38.71%，有9個南方省市區（廣西、江西、云南、四川、上海、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和3個北方省份（陜西、遼寧、河北）;中度失調等級由8個北方省市區（新疆、甘肅、貴州、吉林、天津、內蒙古、黑龍江、江西）和南方的重慶構成;嚴重失調等級的省市為青海、寧夏和海南;西藏為極度失調等級。在空間分布上，多數同一等級的省市區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關聯性，區域性寡占市場特征明顯。因此，可以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對其進行深入分析。

3.2 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發展耦合協調空間特征分析

為了揭示我國各省市區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空間關聯現狀，采用ESDA方法，運用Geoda軟件對各省市區耦合協調度數據進行定量研究。ESDA方法是用一系列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和技術的集合，以空間關聯測度為核心，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某種屬性的分布特征和規律，彌補了經典統計學忽略地理空間方位的缺陷[27-28]。

3.2.1 全局空間特征

2013—2017年，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Global MoranI指數值均為正數（圖5），均通過了5%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數值整體呈增長趨勢，說明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具有明顯的正向空間聚集特征，相鄰省份間呈正向聚集狀態分布，且聚集程度表現出逐年增強的趨勢。

3.2.2 局域空間特征

通過對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全局空間特征分析可知，兩個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存在空間聚集現象。為了進一步探究在局部空間上的聚集情況，采用2017年各省市區耦合協調度指數，通過Geoda軟件繪制LISA聚類圖，在LISA聚類圖中，31個省市區依據各自的屬性分布于4個象限中?！案?高”象限表示該省市與相鄰省市區的耦合協調度都較高，“低-低”象限表示該省市區與相鄰省市的耦合協調度都較低，“低-高”象限表示該省市區的耦合協調度低于相鄰省市區，“高-低”象限表示該省市區的耦合協調度明顯高于相鄰省市區。

結合表3和圖6（c）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各省市區多集中在“高-高”和“低-低”象限上，呈正向集聚特征，這與全局空間特征分析結果相符。其中“高-高”象限包含了除江西、海南和廣西以外的7個東南沿海省份以及河南、河北、湖北、山東，從空間位置上可以看出這些省市圍繞江西省彼此毗鄰，各省間相互促進，溢出效應明顯，形成了具有良好發展態勢的聯通區域?！暗?高”象限上的省市區耦合協調性相對較弱，體育產業發展滯后于旅游產業發展，在地理位置上較為分散，均與“高-高”象限的省市區相鄰，但并未受到正向輻射效應[24]?！暗?低”象限包括了除廣西、重慶、四川以外的全部西部地區以及東北的吉林、黑龍江等11個地域聯通性強的省市區，由于受到西部開發問題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再發展問題，這些省市區兩個產業的耦合發展成為全國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所在?！案?低”象限由四川、遼寧和北京組成，北京與天津相鄰，遼寧和四川均被“低-低”象限省市圍繞，說明這3個省市兩個產業的耦合基礎較好，未受到周邊地區的不良影響。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 2013—2017年間我國大陸各省市區體育產業綜合水平顯著提升;全國各省級區域水平發展差異程度逐漸加大，東部地區差異最為明顯;綜合水平較高的省份數量呈緩慢減少趨勢;綜合水平呈現東中西梯度分布，綜合水平增長速度呈現出西部最快、中部最慢的態勢。

2）2013—2017年間我國旅游產業綜合水平快速發展的省市區范圍逐步擴大，各省市區發展水平差異逐漸減小，綜合水平呈現東中西梯度分布，中部地區綜合水平增長速度快于東部和西部地區。

3）除了福建、江蘇、北京3個省市的體育產業綜合水平高于旅游產業，其余省市區均表現為體育產業發展滯后于旅游產業。

4）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呈緩慢發展態勢，整體處于較低等級，東部沿海地區兩個產業的耦合發展好于中部和西部，我國大部分省級區域處于耦合發展的萌芽階段。全國耦合協調度存在正向空間聚集特征，分布主要以“高-高”象限和“低-低”象限為主，且聚集程度逐年遞增;東南部沿海的山東、江蘇、福建、安徽，中部的四川，西部的新疆、甘肅和青海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4.2 建議

1）建立區域協同發展機制，促進體育產業均衡發展。各省市區體育產業綜合水平不均衡，應重點關注西北部地區體育產業的發展。當前我國體育產業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不同地域的體育產業綜合水平差距逐漸加大。因此，應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對不同地域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傾斜、資金支持和技術指導，落實好“體育援藏”等促進各地區體育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抓住“西北優勢”、發展冰雪體育事業。相鄰省市區間應加強技術和人才等領域的交流，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的指導思想，優化市場環境、完善政策措施，實現先發展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發展快的地區影響發展慢的地區，建立區域間協同發展機制，減小各地區的差距，形成東、中、西部體育產業良性互動發展格局。

2）挖掘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關聯性，完善體育產業發展體系。旅游產業綜合水平整體好于體育產業，旅游產業的發展已經十分成熟，其產業鏈緊密結合、動力效應顯著，價值效應不斷提升，帶動作用突出;相反，體育旅游產業在管理、經營、產業鏈和宣傳等諸多方面還未完善。因此，體育產業應該借鑒旅游產業的相關管理制度和營銷方法，從技術、業務和市場等層面挖掘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的關聯性，讓旅游產業帶動體育旅游產業的蓬勃發展，進而達到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的高度融合發展。

3）協同發揮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進程中的政府引導作用和企業創新管理能力。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呈現空間正相關，整體耦合協調度等級較低，區域間差異較大。當前，我國體育與旅游產業的管理體制上呈現條塊分割與行業壁壘并存;二者在融合發展過程中，存在經營方式、產權結構等方面的缺陷 [8]。而當前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模式正在從觀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轉變，體育則為度假旅游提供豐富的支撐內容。因此，應從政府和企業層面出發，加大資源開發程度、完善旅游和體育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產業鏈、建立完善的體育旅游產品體系和產業政策體系、強化政策落地、培養專業人才等;進行合理規劃布局，加大招商引資、產業扶持和項目建設力度，探索在適宜的景點景區開展運動體驗項目，增加優質產品的有效供給;在培育旅游消費新業態的同時，擴大體育旅游消費，全面推進體育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提升市場管理和綜合執法水平;利用“高-高”和“高-低”省市區的資源打破“低-高”和“低-低”聚集的局面，實現各地域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進而達到東部地區各省市區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輝.促進體旅互動融合 助力經濟轉型升級[N].中國體育報，2016-05-16.

[2]國務院（國發[2014]31號）.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Z].2014.

[3]國務院（國發[2014]46號）.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Z].2014.

[4]國務院（國辦發[2015]85號）.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Z].2015.

[5]許金富，陳海春.我國體育旅游研究的知識圖譜分析[J].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2019，37（3）：27-33.

[6]雷波.我國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互動融合模式分析[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2，35（9）：40-44.

[7]莊靜.都市體育業與旅游業的產品耦合機制研究[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14，34（6）：16-19.

[8]劉曉明.產業融合視域下我國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研究[J].經濟地理，2014，34（5）：187-192.

[9]邵明虎.運動休閑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發展評價——基于中國首個運動休閑示范城市的實踐[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5，41（5）：70-76.

[10]黃瑋，李鋒.我國體育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對策研究[J].經濟問題，2017（10）：116-120.

[11]郭顯光.改進的熵值法及其在經濟效益評價中的應用[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1998（12）：98-102.

[12]王富喜，毛愛華，李赫龍，等.基于熵值法的山東省城鎮化質量測度及空間差異分析[J].地理科學，2013，33（11）：1323-1329.

[13]顏廷峰，孔月月，李潔婷.基于熵值法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評價研究——來自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證據[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0（5）31-38.

[14]林勇虎，林正根.基于產業融合的體育產業與旅游產業協同創新研究[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6，35（1）：25-28.

[15]劉耀彬，李仁東，宋學峰.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05，20（1）：106-111.

[16]沈體雁，馮等田，孫鐵山.空間計量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0-43.

[17]魏德樣，雷雯.基于ESDA_GWR的我國體育彩票銷售額及其驅動因子的空間異質性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3，28（4）：304-309.

[18]Thomas B F. Policy， plan and programm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England， Netherlands， and Germany：practice and prospect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2002（29）：159-172.

[19]陳清，張梓瑞，謝義平，等.基于熵-耦合模型的區域經濟、社會環境與體育產業的協調度研究[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8，52（7）：49-55.

[20]姚松伯，劉穎.體育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J].體育科學，2017，37（11）：21-29.

[21]汪艷，王躍，殷廣衛，等.空間關聯視角下體育產業聚集的時空演化研究——基于ESDA的實證[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8，35（3）：281-288.

[22]翁鋼民，李凌雁.基于空間統計分析的我國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研究[J].生態經濟，2015，31（10）：90-94.

[23]翁鋼民，李凌雁.中國旅游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及空間相關分析[J].經濟地理，2016，36（1）：178-185.

[24]周正宏，李行云，陳若愚.區域體育產業集聚與增長的政策效應——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J].財經科學，2018，（7）：121-132.

[25]張金橋，王建.論體育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2，36（5）：41-44.

[26]時朋飛，李星明，熊元斌.區域美麗中國建設與旅游產業發展耦合關聯性測度及前景預測——以長江經濟帶11省市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8（2）：86-101.

[27]靳誠，陸玉麒.基于縣域單元的江蘇省經濟空間格局演化[J].地理學報，2009，64（6）：713-724.

[28]張雪玲，吳明.網絡時代下地區信息化發展空間關聯分析——基于探索性空間數據（ESDA）方法的應用[J].浙江學刊，2018（1）：13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