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國內近代娼妓史研究述評

摘要：近代妓女史的研究，既是中國近現代史也是婦女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之一。改革開放40年來，國內學術界對于妓女史的研究可謂成果豐富，對娼妓、娼業、廢娼、禁娼等方面作了深入探究，對于海外漢學著作的譯介亦有推動，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文章從不同方面加以爬梳，并對現有研究作出評價。

關鍵詞：近代;娼妓;娼業;廢娼;禁娼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娼妓的嬗變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有論者謂妓女是最接近“體面社會”與其“非正常社團”的連接處的邊緣群體，始終處在被社會拋棄的人群和社會的分界線上。① 誠然，娼妓是近代社會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并且涉及到許多復雜的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故而，展開對近代娼妓的研究十分有必要。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史學界研究亦發生了明顯的“敘述轉向”，婦女史研究也受到了影響，研究者的眼光從過去只關注上層、精英、主流敘事逐漸轉移到底層、大眾和邊緣話語。與此同時，社會性別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有力地推動了婦女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其中，有關近代妓女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本文試圖對改革開放40年來國內有關近代妓女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同時基于現有研究提出展望。

一、綜合性研究

國內有關近代妓女史的研究展開較早，但是綜合性成果并不多見。對于娼妓問題在建國以前便已有人論述，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是民國時期較為系統的一部，然而由于時代原因，書中有關近代娼妓的描寫較少。② 新中國成立以后，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有關娼妓問題的研究幾乎是一種空白，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有所改觀。進入80年代，社會史研究熱潮特別是關于文化史、生活史的研究開始興起，學術界對于娼妓這一邊緣群體的研究才逐步展開。孫國群的《舊上海娼妓秘史》是此時較早的一部著作，該書比較全面地考察了解放以前上海娼妓制度產生的歷史原因和當時狀況。③武舟的《中國妓女生活史》體現了這一階段婦女史研究的特點，全書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出發，引入女性文化理論，系統地論述了妓女和娼妓制度起源和發展以及消亡過程。雖然涉及近代娼妓問題的篇幅不多，僅及全書三分之一，但仍然探討了近代以來娼妓制度嬗變及禁娼、廢娼運動。④ 單光鼐的《中國娼妓——過去與現在》從社會學的視角考察娼妓問題，注重思考中國娼妓的歷史和當時的現狀。在90年代初條件受限的情況下，依然探討了香港、臺灣的娼妓問題，殊為不易。⑤ 此外，其他通史性著作如徐君、楊海的《妓女史》對于近代娼妓問題著墨不多。⑥ 整個八九十年代，國內對近代妓女史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側重于傳統的“通史”敘述，對近代妓女史的研究往往置于通史的宏觀視野下論述，研究并不深入，但是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引入新的學科理論如社會學、人類學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有關近代娼妓的史料編纂工作也開始起步，多以口述資料為主，對進一步推動解放前娼妓和娼業的面貌頗有幫助。上海市文史館主編的《舊上海的煙賭娼》是其中之一，盡管屬于資料集，但仍然展現了販毒、開賭、賣淫等社會畸形現象在上海的滋生、蔓延。⑦ 康素珍以其親身經歷記述，后經李書宇等人整理而成的《妓院生活回憶錄》《我的妓女生涯》，描繪了民國時期妓院的罪惡及以康素珍為代表的妓女在解放后從良的艱辛。⑧ 北京市公安局黨史公安史辦公室對建國后參與封閉妓院，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人員進行調查研究，編寫出《北京封閉妓院紀實》，反映了北京封閉妓院，解放和改造妓女的全過程。⑨ 楊潔曾、賀宛男的《上海娼妓改造史話》在搜集大量資料特別是當事人的口述資料的基礎上，再現了50年代上海市人民政府改造妓女的歷史進程。⑩ 馬維綱的《禁娼禁毒》匯集了不少建國初期的禁娼文史資料。{11} 由常淑珍口述，曹明保整理的《細說偽滿妓院》介紹了偽滿時期妓女的悲慘境遇及妓院的經營狀況，刻畫了鴇母、嫖客的丑惡嘴臉。{12} 《文史精華》編輯部向全國各地政協征集整理而成《近代中國娼妓史料》，收入了大量散見的珍貴娼妓史料。{13} 不難發現，這些史料都是回憶錄、口述資料和個人見聞，盡管其真實性、準確性仍有商榷余地，然而大批口述資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為進一步研究近代娼妓問題奠定了基礎。

新世紀以來，隨著資料的豐富和研究的深入，近代娼妓的研究呈現出新的面貌，專門探討近代妓女史的著作開始出現。邵雍的《中國近代妓女史》是第一部系統研究近代中國娼妓問題的通史性著作。全書以時間為經線，全面考察了晚清至建國之初全國各地的娼妓及娼業的歷史變遷，詳細論述了政府對娼妓的態度、對策及社會的救助，并且分析了近年來賣淫等色情業死灰復燃的原因，具有很強的現實關懷。{14} 蔣建國專門對近代廣州的娼妓問題作了探討，《青樓舊影——舊廣州的妓院與妓女》一書從社會史與消費理論的視野解讀近代廣州的娼妓與娼業，探討了廣州娼妓的生存狀況和妓院的經營與管理體制，及近代廣州娼業同社會變遷有著廣泛的聯系。{15} 張超的《民國娼妓盛衰》嘗試借鑒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生物學等不同學科理論，試圖在跨學科方法的基礎上，論述民國娼妓畸形繁榮的原因，發端于知識分子群體的廢娼輿論，民國政府將娼妓納入法制化管理的努力及妓院的運營。{16}

一改八九十年代的宏觀通史敘述，將近代妓女史作為專門的領域進行深入的研究，嘗試將不同學科理論引入歷史研究中并視之為歷史分析的一部分，儼然成為新世紀妓女史研究的新特色，而這一新特色也將引導妓女史和婦女史研究邁上新臺階。

二、專題研究

相比于綜合性研究成果，國內學術界對于近代娼妓問題的各個方面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頗豐。對于近代妓女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娼妓業、娼妓、廢娼、禁娼、救濟等問題。下文以研究成果的時間為經線，以不同專題為緯線，分而述之。

（一）娼妓業和娼妓

娼業和娼妓作為娼妓問題最重要的主體，一直是研究近代妓女史的重點領域?？傮w來看，90年代對娼妓業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數，主要停留在探討其經營特點和興盛原因方面。忻平認為上海青樓業特色如下：高級妓院與以性服務為主的低等妓院并存;妓院呈現出商業化、契約化的新特點。究其興盛原因，則是婦女就業率低，生活困難;多數婦女在傳統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為都市社會所拒絕;妓院成為租界當局一大穩定收入，故而采取放縱態度。{17} 張百慶從城市史的視角剖析了娼業興盛的原因：中國城市現代化在外力作用下啟動;城市早期現代化造成城鄉二元對立，造就婦女就業困難，經濟貧困與城市病導致女子走向極端。{18}

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對近代娼妓業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江沛從社會史的角度以近代天津娼業為對象，考察了天津公娼業的變遷、群體構成，經營與收入分配，以及暗娼的活動及特征。作者通過研究指出，在近代中國，娼業的存在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其次才是一個倫理問題。{19} 左松濤論述了清代色情業，認為色情業在晚清泛濫的原因是近代社會的沉淪，性別比例失調及清政府放松控制。盡管政府采取了對策，但未能改善局面。{20} 秦曉梅探討了民國山東的娼妓從業情況、娼業興盛原因和山東禁娼運動，但較為簡單。{21} 邢穎娜以清末上層文人的文學作品為視角，指出北京八大胡同的娼妓業在清末民初從“藝妓”淪為赤裸裸的皮肉交易，上層文人對此憂思、懷戀與對抗正是當時社會變化和特點的折射。{22} 蘇全有、肖劍獨辟蹊徑，選取“妓捐”為透視娼業的切入點，考察了北京、南京、廣州等地的妓捐征收與管理，各地妓捐或加強了管理或增加了稅源，但僅有少數地區能規范管理。{23} 王玉朋、夏維中詳細梳理了清代秦淮河青樓業的歷史變遷，認為青樓業的負面影響毋庸置言，然而對秦淮河的繁榮亦有積極作用。{24} 劉雅婧以蘇州本地的《吳語》報紙為中心，剖析了民國蘇州娼妓業繁榮的原因和危害，指出娼業帶來“病”“財”“名”“情”“三鳥合一”諸多害處，并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25}

另外，對于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娼妓業也有一定研究。葉揚兵探討了日軍占領南京以后，以“繁榮市面”和取締私娼為名，公然開放娼禁，大力扶植娼妓業，從中征取妓捐，同時為日本人兜售性服務，戰前南京被明令禁止的娼業大肆泛濫起來。{26}王顯成對淪陷區時期北京的娼業作了論述，淪陷區時期偽政權的淫化政策有：娼妓業的合法化，規模擴大化、產業化，管理強化。偽政權的淫化政策使偽北京市娼業惡性畸形發展，造成犯罪腐化，同時給日偽帶來了巨大收入。{27}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婦女史研究逐漸打破傳統學科界限的研究旨趣日趨普遍，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給妓女史研究帶來了新的路徑，這一點在近代娼妓群體的研究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李常寶借用社會學的“公共空間”概念，考察了揚州妓女到成都后作為外來勢力活躍于成都的公共空間，引起當地精英驅逐揚州妓女的風波。作者認為揚州妓女挑戰了當地的傳統勢力和公共秩序，驅逐揚州妓女是一種地域文化的展示，是本地精英對于揚州妓女侵占城市公共空間的回應。{28} 石燕引入經濟學的消費理論，分析上海娼妓的地域分布、住所布置、消費價格三方面的差異，闡釋了不同層次的嫖客在社會空間、消費能力上的差異。論證娼妓作為一種消費品，其內部不同等級的分層是由于嫖客的社會分層，是近代消費社會的體現。{29} 包樹芳以新文化史為視角，考察了上海妓女與茶館之間的聯系，茶館作為消費娛樂場所兼公共領域在上海開埠后興盛，上海妓女與茶館“結緣”，政府為維護風化對茶館禁娼勢在必然。進入民國后，禁娼壓力和新興娛樂場所出現，茶館的妓女逐漸消失，但其實質是娼妓轉移陣地和變換方式。{30} 何江麗從身體政治的角度論述社會輿論和政府作為對待娼妓的差異，社會輿論要求政府對妓女身體進行管理諸如收容、醫治，但政府對此消極作為，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體現，而身體被談論的妓女在這期間始終處于失語狀態。{31}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或是引入新的學科理論，或是嘗試新的研究方法，其汲取、借鑒不同理論方法的研究思路，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廢娼、禁娼和救濟

民國肇建后，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社會上普遍掀起了廢娼的輿論，尤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呼聲較高，并形成較大影響。有關民國時期的廢娼、禁娼的社會輿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研究者普遍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流行的婦女解放思想與之有密切關系，但對于廢娼運動失敗的原因評價不一。黃興濤、劉輝從婦女運動角度出發，認為廢娼運動是民初娼業發達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產物，由于領導者自身弱點以及運動沒有從根本上廢除私有制，所以最后失敗。{32} 林紅指出人權意識的覺醒和婦女解放思潮促使廢娼運動興起，但廢娼理論的裹足不前是由于人權意識的先天不足。{33}

廢娼思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結合，形成頗具影響的社會思潮，如何認識、評判這股思潮成為研究者探討的話題。陳文聯探討了近代廢娼思想的演變過程，分別考察了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個時期的廢娼思想，認為五四時期的廢娼思想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政治實踐性和促進馬克思主義傳播等特點。{34} 尹旦萍梳理了新文化運動時廢除娼妓制度的輿論，認為其意義不僅在于發出婦女解放宣言，也是挑戰父權的嘗試。{35} 蔣美華從女性新社會生活角色期待與新社會生活角色扮演兩個角度來探討五四時期的廢娼問題，認為是女性社會生活角色早期現代化特性的反映。{36} 趙夢穎以五四時期《婦女雜志》的廢娼討論為中心，指出廢娼呼聲延續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廢娼思想，擴大了新式廢娼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新文化傳播和現代倫理覺悟。{37} 可以看出現有研究多是從運動本身出發，作為近代婦女解放運動一部分，如何加強從社會性別角度加以深化應該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面對娼業的猖獗和泛濫，許多政權都曾多次采取禁絕娼業的措施，其中以晚清、民國和解放之初三個時期的禁娼措施最為典型，影響也最深遠。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亦是近代妓女史的熱點。

有關晚清時期禁絕娼妓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和晚清政府的禁娼政策研究。傳統學術觀點認為太平天國時期厲行禁絕娼妓政策，且效果明顯。{38} 近年來的研究對前人說法提出了新的見解。李娟芳認為太平天國在江南地區厲行查禁煙、酒、賭、娼等惡習陋俗，禁娼雖然是太平天國大力推行法令之一，但是在太平天國控制力不足的鄉村社會收效甚微。{39} 王曉南也對太平天國禁絕娼妓一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太平天國統治區域內還保留著封建家妓、官妓遺風，私妓賣淫現象依然嚴重，將禁娼作為太平天國解放婦女的論據并不科學。{40} 遺憾的是，由于太平天國研究的日漸冷清、凋零，有關太平天國時期禁絕娼妓的研究沒能進一步展開。

至于晚清政府的禁娼舉措及其成效，現有的研究并不充分。王娟分析了晚清政府與社會為救濟妓女與廢除娼妓而進行的嘗試與努力，在內外交困的條件下難有成效。{41} 潘洪鋼認為清代禁賭禁娼效果不佳，與其實際操作過程中律令與社會實際脫節的“具文”現象有關。{42} 劉錦濤則梳理了清代治理娼妓業的措施，從法令、執行、世風、濟良、性別比例、文化控制等六方面總結了清代治娼失敗的原因。{43}

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曾開展過禁娼運動，但都收效甚微。研究者從政府決策、社會文化、國家權力、身體話語等不同維度對民國時期的禁娼作了深入探究，主要集中在對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的考察。

宋明軍考察了在抗日戰爭前南京市政府禁娼運動的始末，政府廢除公娼反而造成私娼的驟然增加，加之財政困難，收容所有限，即便是新生活運動也未能遏制私娼的蔓延。{44} 陳蘊茜、劉煒則從空間維度考察了民國時南京市的廢娼運動。文章認為秦淮河是大眾文化空間，南京市的廢娼是一場國家權力對空間全面改造和重構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屬于現代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的較量。國民政府過于相信“革命”的功能和國家權力，忽略了秦淮河大眾文化自身的內在理路與延續性，加之政府自身的社會控制力不足，最終以妥協告終，廢娼運動也以失敗收場。{45}

羅衍軍認為“南京十年”杭州報刊上有關娼妓的書寫，構建了苦難與放蕩的雙重形象。位于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的杭州，同昆明、廣州等地相比，其治娼受到了維護中央政府“臉面”因素的影響。{46} 至于抗戰以后，羅衍軍認為由于杭州廢除公娼制，實行“禁不開放”政策，加之戰后國統區經濟惡化，婦女難以就業等原因，導致杭州私娼激增。但是政府軟弱無力的治理措施和對娼妓“只治不救”的不當處理，導致最終結果的失敗。{47} 蔡禹龍、顧珣探討了民國杭州的拱宸橋治娼，認為盡管治理效果與預期相去甚遠，但治娼表達了政府的執政理念，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體現。{48}

張曉輝、陳育考察了民國廣州廢娼運動的始末并總結了其失敗原因：廣州政局不穩;經濟緊張;政府財政枯竭;領導者自身力量薄弱;傳統觀念與文化習俗根深蒂固。{49}

除以上城市外，對于其他地區的禁娼也有相關研究，但是數量極少。段妍研究了民國時期東北社會問題，認為東北煙、賭、娼大量存在，盡管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治理，但大都流于形式，收效甚微。{50} 熊林以新桂系當政廣西為考察對象，新桂系對煙賭娼“三害”采取弛禁政策，寓禁于征，主要原因是煙賭娼的存在能夠帶來巨大的稅捐。{51}

通過爬梳可以看出，研究者在禁娼運動政府作為、社會配合及失敗原因等問題，均有不同評價和認識，如何對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案例的研究中總結出民國禁娼得失的普遍性的認識，將是今后需要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建國之初，全國各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禁娼運動，其中北京于1949年11月在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后，決定采取斷然禁絕的措施，以極短的時間迅速封閉妓院。之后推廣到全國，稱之為“北京模式”。而以天津為代表的一些城市則采取“寓禁于限”，逐步取締妓院的方式，稱為“天津模式”。此二種模式構成建國之初改造娼妓和妓院的最主要手段，學術界的研究也多圍繞二者展開。解放之初的禁娼無疑是完成民國未竟的歷史任務。而“打通1949”，將20世紀中國歷史視為一個整體，也是史學界一直所倡導的研究趨向。{52} 將建國之初的禁娼與解放前相“溝通”，無疑有利于從整體上把握妓女史。

八九十年代尚無系統研究，仍處在收集、整理資料階段。新世紀以來對解放之初的禁娼運動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從不同角度作了進一步思考。馬慧芳、高延壽認為，建國之初的娼妓治理經驗至今仍然有參考價值：以人為本的機制;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標本兼治的長效治理機制;堅強的治理意志和精干高效的治理機構;社會輿論的正確導向以及對服務業的嚴格管理。{53} 王鈺濤、張金鐘從法學和倫理學角度來考察建國之初禁娼、防治性傳播疾病的歷史，指出道德建設與法治建設的有機結合是禁娼，防治性病的基礎工作。{54} 劉偉對比考察了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與解放之初中共在上海的娼妓治理政策，二者理念不同，決心不同，指導方針不同，對待妓女方式不同，作者認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缺少嚴肅性和政府的支持，加之政策自身缺陷和環境導致治理失敗。{55}

解放后解決娼妓問題雖然以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為主，不過有論者通過研究指出各地區在具體禁娼過程中又有自己的特點，如王晉林認為甘肅在解放之初的禁娼工作與其他地區不同之處。{56} 鄭成林、馮武依據武漢市館藏檔案，系統地考察了20世紀50年代初武漢市娼妓改造的三個階段：管制娼妓、改造妓女、消滅暗娼，指出娼妓改造運動既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關系到社會穩定和風氣凈化，是對中共執政能力的一大考驗。{57} 宋春苓以建國之初四川娼妓改造為研究對象，認為廢娼運動是一場國家權力對空間改造、重構的政治運動與社會文化運動，四川娼妓改造與同時期北京、天津相比較，具有自身的特點：教育改造更加理性、人文民主化;注重結合政治教育、社會勞動進行全面改造;取締花柳診所，鞏固禁娼效果。{58} 付啟元則從女性與國家權力的關系入手，認為建國之初南京的娼妓改造實質是國家權力對城市的全面改造、重構的政治運動，以行政強制和思想教育為特征的運動型社會治理模式，是改造成功的重要原因。{59} 郭艷英《新中國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一書的出版，可謂系統總結了近年來有關建國初期娼妓改造的研究，該書從社會治理的視角出發，深入挖掘和整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相關史料，宏觀分析和微觀個案相結合，將娼妓改造的研究與建國初期整個社會改造相結合，對娼妓改造進行了全景式的呈現。{60}

建國之初的大規模禁娼運動，短期內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失誤和弊端。阮清華對過往上海廢娼運動的研究提出了質疑，通過實證研究指出：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通過各種措施使公娼所剩無幾，廢娼的象征意義更大。對于收容的妓女，除第一批進行認真教育改造外，爾后收容與改造工作發生偏差，效果不佳。改造后的妓女除部分回原籍，多數被送至農場或邊遠省份，由當地繼續監督改造，使得她們很難融入社會，也難以成為社會主義新人。{61} 廖勝平論述了建國之初北京市封閉妓院，對妓女進行教養和改造，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靈活多樣的教育方式，嚴厲取締和打擊妓院同時妥善安置妓女，并注意動員社會力量。同時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未能及時總結經驗，教育內容缺乏系統，案件審訊和財產處理遲緩等。{62} 應當指出，建國之初禁絕娼妓運動的研究已經取得比較大的進展，但尚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諸如政府的政策及成效，及其得失的總結反思，仍有繼續拓展的空間。

相較于近代歷史上禁娼運動研究的成果迭出，對近代娼妓救助的研究則冷清許多，一方面與目前所保存史料有關，另一方面與近代政府救助不力有關。事實上，近代對娼妓的救助不力正是娼妓難以禁絕的一個重要原因。劉榮臻以北洋時期北京城內登記在冊的娼妓為研究對象，對北洋政府征收“妓捐”，頒布管理條例，創辦濟良所等措施作了探討。指出官方一面“救娼”一面“征捐”的矛盾之舉是近代中國社會病態和失語女性生存狀況的寫照。{63}丁芮對清末民初的京師濟良所的設立、管理、經費及社會影響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濟良所作為新型慈善機構，旨在救助娼妓等弱勢女子，具有“官督紳辦”的色彩，盡管自身弊端和經費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些風塵女子的命運，從微觀角度反映了近代慈善組織的發展與演變。{64} 丁芮還另辟蹊徑，從近代娼妓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力量——警察入手，以社會大眾為視角考察北洋政府對妓院和妓女的管理，對傳染病的控制以及對娼妓的救助，揭示出娼妓治理過程中的實際困境。{65} 齊小林也探討了清末民初的北京濟良所，濟良所為改善娼妓生存狀況進行救濟，但娼妓因現實生存壓力對濟良所并不積極，即便進入濟良所后回歸社會者也寥寥可數，救娼活動難有成效。作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國家社會對娼妓的理念與娼妓自身認識之間的巨大張力，妓女進出娼妓業更多的是出于現實生存壓力，而國家對社會控制力的弱化，加之社會因素制約，救濟效果有限。{66}

三、翻譯介紹海外漢學著作

海外漢學對中國近代娼妓問題關注得比較早，成果也很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國內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便捷，國內學術界在展開研究的同時，亦密切注意海外研究，致力于翻譯、介紹海外優秀成果。

國內翻譯較早的是日本學者可兒弘明的《“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豬花”是指被販賣至海外為娼妓的中國婦女。該書主要考察了晚清至民國時期廣東省的“豬花”販賣。作者運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相結合的方法，闡釋了“豬花”的歷史背景、成員結構及興衰變遷，該書不僅研究了“豬花”本身悲慘的命運，還關注了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體系，是一部涉及華僑史、婦女史、殖民地史的著作。{67}

美國學者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被介紹到國內。賀蕭利用種類繁多的文本建構了20世紀上海娼妓的歷史，將上海娼妓置于現代化的復雜環境下研究，將娼妓業的嬗遞同城市的變遷相結合，所探討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娼妓問題的本身，而是希望通過對上海娼妓這一底層群體做“聲音考古”，勾勒出娼妓的歷史意象，論述有關的歷史記憶和知識形成。作者認為，娼妓作為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見證了民族國家建構的歷程。{68} 隨后，法國學者安克強的《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中譯本也在國內出版，作者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近代上海賣淫業的自身活動以及被學術術語掩蓋下的大量事實。{69}

此外，美國學者葉凱蒂的《上?！郏好?、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也值得關注，該書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采用文化史研究方法，以近代上海的名妓、知識分子、娛樂業為考察對象，論述了上海的名妓與知識分子、娛樂業的互動關系，指出了上海名妓對于城市公共文化的影響，名妓以大膽、摩登的形象出現，推動著傳統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70}

國內學術界關注、引介海外學術成果，其目的是借“他知”以期獲得更好的“自知”， 同國內學術成果相比，海外學術成果無論是研究范式還是理論方法，賀蕭、安克強等人的著作都有很大的不同，盡管有一些偏頗之處，但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給國內學者帶來新的思路。

四、回顧與展望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界的近代妓女史研究，不難發現，有關近代妓女史研究的史料整理、出版的工作多開展于80年代，此后便陷于停頓。隨著妓女史研究水平的提高，這方面史料的進一步挖掘、整理，已經逐步落后于研究的進展。近代妓女史的資料多而分散，搜集、整理的難度較大，如何將相關的檔案、報紙、雜志、回憶錄、口述史進行系統地搜集、整理，推動妓女史研究更進一步，成為新時期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妓女史的研究同時兼具婦女史和婦女學研究的雙重身份，同時與城市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關系密切。作為前者的領域之一，必然要遵循以實證為基礎的史學研究路徑，作為后者的分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性別理論的深刻影響。事實上，正是由于史學研究領域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異軍突起，作為底層和邊緣群體的娼妓逐漸走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另一方面，社會性別理論的引入和實踐，給妓女史乃至婦女史研究打上了深深的“婦女/性別”研究的烙印，成為推進研究的力量。

40年來，妓女史研究在對象、途徑和范圍等方面均大大拓展，研究多是圍繞熱點問題展開：娼妓的生存、娼業的嬗變、社會的態度、政府救濟、禁娼舉措等，并取得了較多的成果。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多視角與跨學科研究成為愈來愈重要的力量，在研究娼妓生存和禁娼運動等問題時，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不同學科的相互借鑒與交叉研究，除中國傳統注重實證研究的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還引入了西方社會史、文化史理論，例如前述的公共領域、消費理論、國家權力、空間政治、身體話語等概念，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盡管如此，娼妓作為婦女中一個特殊而復雜的群體，相較于近代知識女性、工人女性、農村婦女等群體而言，學術界的整體關注仍然不夠，制約了該領域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能說不是一大遺憾。從研究內容上看，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等大城市，對于內地的娼妓問題著眼不多，研究并不平衡。從研究時間段而言，對于晚清時期娼妓、娼業生存及社會救助等方面，似乎仍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近代中國地域遼闊、國情復雜的事實也制約了研究者的視野，對不同時段、不同區域妓女史展開研究，其結論往往可能大相徑庭。研究者必須拓寬視野，在尊重不平衡性、差異性的前提下，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此外，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選題重復和“炒冷飯”式研究現象普遍存在，研究成果量多而質低，使得求真務實的學風受到影響。

毫無疑問，社會性別理論的運用和跨學科研究日益深入人心，為妓女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梢灶A見的是，這一趨勢將會繼續下去。今后如何將性別置于開闊的歷史視野中，從社會史、文化史、城市史的視角加以切入，突破史學傳統，加強性別理論色彩的研究，汲取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方法，使之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是值得關注的趨向和思考的話題。但是也要注意實證研究和西方理論之間關系的消化、應用，努力避免食洋不化、食古不化，落入研究的“內在殖民化”陷阱?？偠灾?，如何實現社會性別理論等其他理論方法的本土化，作出具有學術范式意義的研究，是研究者今后應當突破的方向。

注釋：

①[法]安克強：《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生活書店1935年版。

③ 孫國群：《舊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武舟：《中國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單光鼐：《中國娼妓——過去與現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徐君、楊海：《妓女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⑦ 上海市文史館編：《舊上海的煙賭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

⑧ 康素珍口述，李書宇、王延年整理：《妓院生活回憶錄》，內部資料，1988年刊印?？邓卣淇谑?，李書宇、王延年整理：《我的妓女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北京市公安局編：《北京封閉妓院紀實》，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⑩ 楊潔曾、賀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11} 馬維綱：《禁娼禁毒》，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2} 常淑珍口述、曹明保整理：《細說偽滿妓院》，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3} 《文史精華》編輯部：《近代中國娼妓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 邵雍：《中國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 蔣建國：《青樓舊影——舊廣州的妓院與妓女》，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

{16} 張超：《民國娼妓盛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7} 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樓業興盛的特點與原因》，《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

{18} 張百慶：《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的娼妓問題》，《史學月刊》1999年第1期。

{19} 江沛：《20世紀上半葉天津娼業結構述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0} 左松濤：《試論清代色情業的發展與政府應對》，《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21} 秦曉梅：《近代山東娼妓業的興衰》，《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07年第2期。

{22} 邢穎娜：《清末民初北京八大胡同娼妓業變化初探》，《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23} 蘇全有、肖劍：《論民國妓捐》，《安陽工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24} 王玉朋、夏維中：《清代秦淮青樓業的嬗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5} 劉雅婧：《近代蘇州娼妓問題初探（1921—1928）——以〈吳語〉的相關報道為中心》，《近代史學刊》第11輯。

{26} 葉揚兵：《日偽統治時期南京的娼妓業》，《學?！?010年第6期。

{27} 王顯成：《論淪陷區偽北京市政權的淫化政策》，《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28} 李常寶：《秩序的騷動與城市公共空間被侵占后的社會回應——1930年代成都驅逐揚州妓女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7期。

{29} 石燕：《19—20世紀上海娼妓的分層：消費分層的體現》，《理論界》2011年第4期。

{30} 包樹芳：《娛樂、風化、政治：近代上海茶館禁妓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31} 何江麗：《論清末民初北京對待妓女身體的輿論話語與政府作為》，《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

{32} 黃興濤、劉輝：《五四時期的廢娼運動初探》，《史學月刊》1992年第3期。

{33} 林紅：《廢娼與婦女解放的歷史反思》，《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2期。

{34} 陳文聯：《近代中國廢娼思想的歷史考察》，《中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35} 尹旦萍：《新文化時期關于廢除娼妓的思考》，《江漢論壇》2005年第11期。

{36} 蔣美華：《五四時期女性社會生活角色的開化》，《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07年第4期。

{37} 趙夢穎：《民國時期廢娼問題的探討——以〈婦女雜志〉的廢娼討論為中心》，《中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38} 此方面的觀點可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鄭鶴聲：《太平天國婦女運動及其評價》，《文史哲》1955年第8期。

{39} 李娟芳：《太平天國在江南地區的移風易俗舉措及其影響》，《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8期。

{40} 王曉南：《太平天國娼妓問題探析——兼論禁娼不能作為太平天國婦女解放之論據》，《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

{41} 王娟：《清末民國時期北京的“救娼”與“廢娼”》，《婦女研究論叢》2006年第3期。

{42} 潘洪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具文”現象——以清代禁賭禁娼為例的討論》，《學習與實踐》2007年第5期。

{43} 劉錦濤：《試論清代治娼理路、措施與成敗》，《婦女研究論叢》2008年第4期。

{44} 宋明軍：《南京國民政府戰前首都禁娼初探》，《民國檔案》2004年第2期。

{45} 陳蘊茜、劉煒：《秦淮空間重構中的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以民國時期南京廢娼運動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

{46} 羅衍軍：《民國時期的娼妓書寫與治理——以杭州為中心（1927—1937）》，《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47} 羅衍軍：《1945—1949年間的杭州娼妓概況與其治理》，《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48} 蔡禹龍、顧珣：《民國時期杭州拱宸橋娼妓業的治理（1912—1936）》，《理論前沿》2014年第4期。

{49} 張曉輝、陳育：《20世紀20年代的廣州廢娼運動》，《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1期。

{50} 段妍：《民國時期東北地區的主要社會問題及其治理》，《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51} 熊林：《論新桂系時期的煙賭娼禁政》，《廣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52} 馮筱才：《跨過1949：二十世紀中國整體研究芻議》，《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53} 馬慧芳、高延壽：《新中國初期廢除娼妓制度的措施及現實啟示》，《黨史文苑》2008年第2期。

{54} 王鈺濤、張金鐘：《建國初期禁娼、防治性傳播疾病的法與倫理相關性研究》，《中國性科學》2009年第3期。

{55} 劉偉：《南京國民政府后期與建國初期上海娼妓治理政策的比較研究》，《現代婦女》2011年第3期。

{56} 王晉林：《解放初期甘肅改造妓女工作述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57} 鄭成林、馮武：《20世紀50年代武漢娼妓改造述評》，《近代史學刊》2009年第6期。

{58} 宋春苓：《建國初期四川娼妓改造運動述評》，《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59} 付啟元：《拯救與規訓：建國初期南京市的娼妓治理——以南京市為中心的考察》，《學?！?015年第5期。

{60} 參見郭艷英：《新中國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1} 阮清華：《建國初期上海廢娼運動再認識》，《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2009年第4期。

{62} 廖勝平：《建國初期北京解決娼妓問題述論》，《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10年第1期。

{63} 劉榮臻：《“危險的愉悅”：淺析近代北京的娼妓業——以1912—1927年為范圍》，《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10期。

{64} 丁芮：《近代妓女救助機構“京師濟良所”考察》，《歷史檔案》2012年第4期。

{65} 丁芮：《北洋政府時期北京警察對娼妓的控制與救護》，《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66} 齊小林：《國家救濟、妓女應對與社會制約：清末民初北京救娼妓活動新探》，《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67} [日]可兒弘明：《“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8} [美]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9} [法]安克強：《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0} [美]葉凱蒂：《上?！郏好?、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作者簡介：肖曉飛，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南京，210023。

（責任編輯? 劉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