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研究
——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

包劍飛，張杜鵑

(山西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新常態”逐漸被引入，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促進經濟轉型和多元化發展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策略。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旅游業以強有力的態勢發展，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并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如何維持旅游業和經濟的協調發展，是當下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國內外學者也將重心逐漸由旅游業對經濟的影響轉移到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上來。Lee C等[1]通過計量分析工具測算出旅游產業對區域經濟具有重要的貢獻作用。研究尺度上，文獻[2-3]分別以四川省和湖南省為研究區域，通過構建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耦合協調模型從時間和空間2個方面研究旅游產業對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狀況。高楠等[4]基于中國31個省區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兩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研究方法上，關偉等[5]基于ESDA法以東北41個地級市為研究單元對旅游經濟增長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鄔瑋瑋[6]運用Moran’s I指數測度了省份之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研究內容上，楊麗花等[7]運用引力模型等方法對京津冀雄等地區的旅游經濟的空間結構進行分析。徐東文等[8]以湖北省為研究區域，研究湖北省旅游經濟的時空差異演變特征，并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王璐璐等[9]利用耦合模型和熵值賦權法對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進行耦合協調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優化措施。

目前國內對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之間的研究方向較寬，但是對于某一個區域的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發展研究較少，選取時間較短，難以分析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性。本文以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為研究單位，選取多項指標，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協調模型評價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協調情況，在ArcGIS10.3軟件平臺上探討其時空演化規律，擬為推動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1 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機理

旅游產業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產業，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同時，區域經濟的增長也為旅游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保障，兩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1.1 旅游產業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旅游產業促進經濟的增長：1)發展旅游業需要旅游企業和相關部門的共同服務，因此其收益一部分為旅游產業帶來直接效益，另一部分相應地投入到相關部門，帶來間接的經濟效益；2)入境旅游也為當地帶來了外匯收入；3)旅游產業是一個密集型的綜合型服務產業，就業門檻相對較低，因此發展旅游產業有利于緩解就業壓力；4)旅游產業是一個關聯性很高的產業，在發展的同時，間接地帶動交通、住宿、餐飲等行業的發展，同時，一個地區發展旅游產業有利于人員的流動并促進當地經濟交流和合作。

1.2 區域經濟發展推動旅游產業發展

旅游產業的發展依賴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需要一定的經濟水平作為支撐條件。1)經濟的發展增加了人們收入，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刺激人們旅游需求的產生，為旅游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旅游產業是一個關聯度很高的產業，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持，有利于政府加大對旅游產業的投入力度，增強旅游競爭力；3)經濟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將先進的技術用到旅游產業中，有利于旅游產業的轉型與升級，提高旅游產品的質量，提高旅游服務效率。

總而言之，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進而為社會進步和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但由于二者發展速度不同步，發展環節不耦合，常常造成二者脫節，而只有二者耦合協調，才能實現相輔相成，實現雙贏。

2 研究區域、指標體系與方法

2.1 研究區概況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見圖1)，以上海為中心，位于長江入海之前的沖積平原，包括上海、江蘇南京、浙江杭州等26市，面積為2.117×105km2。截至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6.52萬億元，約占全國的20.1%，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近十幾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旅游業發展迅速，旅游總收入由2000年2 647.3億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29 624.9億元，約占全國旅游總收入的49%，可見長三角地區是名副其實的旅游經濟活躍地區，加快旅游業發展是未來該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綜合分析該地區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協調性，對促進該地區經濟和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10-11]。

①審圖號：GS(2016)1580號；②審圖號：GS(2016)1612號圖1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概況Fig. 1 Urban agglomeration map of Yangtze River Delta

2.2 指標體系建立與數據來源

2.2.1 指標體系建立

本文涉及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2個系統，系統協調發展是各因素之間在演化過程中良性互動關系和協調性的定量測算。本文在借鑒其他學者研究[12-13]的基礎之上，結合指標選取的代表性、科學性和可獲得性原則，建立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系統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

2.2.2 數據來源

文中相關數據均來源于2000—2017年《上海市統計年鑒》《江蘇省統計年鑒》《浙江省統計年鑒》《安徽省統計年鑒》及各市的統計公報。數據可視化分析所需的行政矢量邊界，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行政區劃數據庫(http://www.webmap.cn/store.do?method=store&storeId=2)。

表1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較為客觀的賦權法，根據各項指標的數值來評價權重的大小，可降低運用其他方法的主觀誤差性，所得權重較為客觀真實。本文采用熵值法量化各指標權重，標準化處理原始數據，分別計算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綜合指數[14]。

2.3.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從物理學容量耦合概念及模型入手，借鑒其他學者的研究[15]，探討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之間的耦合模型,具體計算公式為：

(1)

(2)

T=αu1+βu2。

(3)

式中：C為耦合度值；D為耦合協調度值；T為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協調指數；u1、u2分別代表旅游產業系統和區域經濟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α和β為待定系數，通常取值為0.5。D的取值為[0，1]，當D的值越接近1，表示兩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協調性越好；當C的值越接近1，表示旅游產業系統和區域經濟發展系統耦合度越好。參照生延超等[16]對耦合度的劃分研究，可將該區域的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劃分為表2所示的等級。進一步將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進行對比分析：若u1u2，表示旅游產業的貢獻作用大于區域經濟對旅游產業的促進作用，即區域經濟滯后型。當u1=u2，表示該地區的區域經濟和旅游產業是同步發展，即協調發展型。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

3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的時空分析

3.1 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分析

根據熵值法計算出2000、2004、2008、2012、2017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指數(表3)。2000—2017年長江三角洲各市旅游發展指數均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上海的旅游發展較快，整體呈上升趨勢，平均增速為23%。馬鞍山、銅陵、鹽城的發展較為緩慢，平均增速分別為36%、38%、2%，主要是由于當地工業基礎雄厚，經濟發展以工業為主。截止到2017年底，該區域旅游總收入為29 940.07億元，而馬鞍山、銅陵、鹽城的旅游總收入分別為262.6、157.36、317.11億元，僅占該區域旅游總收入的0.8%、0.5%、1.1%，占比較小。從國民生產總值看，該區域生產總值為165 229.64億元，而三市的旅游總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1%、0.1%、0.2%，占比也較小。由此可見，這3個市的旅游發展緩慢，政府應加大對其重視程度，深度挖掘其發展潛力。

從時間序列上看，浙江的寧波(0.870 9)、湖州(0.858 5)，安徽的合肥(0.838 0)、池州(0.702 9)均年際變化差異較大，表明4市的旅游發展速度較快，2017年較2000年發展指數分別增長了11倍、7倍、5倍、4倍。江蘇揚州(0.219 7)、浙江舟山(0.210 6)，年際差異較小，平均增速分別為9%、14%，發展緩慢，主要是該地區旅游發展水平質量較低，因此需加強推廣有助于提升其發展潛力。其余城市呈現上下波動的趨勢，發展較為平穩。

在空間序列上，旅游發展水平指數整體呈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0.604 5發展到2017年1.910 6，表明研究期內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逐漸增大，呈現區域不平衡發展。

表3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發展水平指數

3.2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析

根據熵值法計算出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指數，結果見表4。2000—2017年各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上海市作為東部發展最快的地區，其發展指數位居各市首位，緊接其后的是南京、杭州、合肥，這3個城市作為省會城市，集聚眾多資源、人才等，其發展水平指數位居該區域首位。安慶、蘇州發展水平指數遞增，增速分別為84%、94%，其余各市的發展水平指數呈現上下波動的趨勢。

從時間序列分析，蘇州(0.840 0)、南通(0.806 7)、鹽城(0.807 1)、合肥(0.858 5)、蕪湖(0.838 4)等城市的年際差異較大，均在80%以上，表明2000年以來，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升，發展速度較快。其中，平均增速最大的是合肥，增速為98%。從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看，該區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合肥等，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是銅陵、安慶、池州、宣城等。截止到2017年底，該區域國民生產總值為165 229.64億元，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市占比為18.0%、7.1%、7.6%、4.2%，而銅陵、安慶等市占比僅0.4%～1.0%。由此可見，安徽的銅陵、安慶等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最為緩慢，主要是當地的工業基礎較為雄厚，政府對新興產業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其發展潛力較大。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經濟發展較為成熟，增長空間相對小，所以發展速度較緩。

2000年合肥經濟發展水平低，因此發展潛力大。在空間序列上，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指數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0.784 6下降到2017年0.599 3，表明研究期內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逐漸縮小，由極化向均衡分布發展。在2017年，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在整體上出現緩慢的提升，安徽等地也在該區域東部發達地區的帶領和輻射作用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指數逐年增高，但相對旅游業發展，其發展速度仍相對緩慢，格局相對穩定。安徽省的工業基礎較為穩固，政府對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夠重視，這也是該地區發展落后東部地區的原因之一。各省市應加強所轄城市的經濟發展，積極汲取發達地區的發展政策，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縮小各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指數。

表4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指數

3.3 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2000—2017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表5)，結果表明：研究期內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市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合肥、池州，平均增速分別為74%、65%，這與該地區政府加大對旅游產業和經濟的資金投入有關。

表5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

為了更清晰直觀地表達出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性，根據表2中耦合協調度的等級劃分，借助 ArcGIS軟件對測度結果進行可視化分析，結果見圖2。

圖2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演變Fig. 2 Types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000年耦合協調度值最高的是上海，為0.341 3，屬于輕度失調階段。其次是南京、杭州，分別為0.289 4和0.271 5，屬于中度失調階段。耦合協調度值最低的是銅陵和池州，分別為0.062 1和0.065 4，屬于極度失調階段，其余城市介于0.077 0～0.230 3。據圖2可知，安徽省除了蕪湖市耦合協調度值為0.100 8(為嚴重失調階段)，其余安徽省的部分城市均介于0.062 1～0.095 9(為極度失調階段)。

2008年，耦合協調度值大于0.6的城市是上海、蘇州和杭州，但蘇州和杭州的耦合協調度值已反超上海，成為耦合協調度值最高的城市，分別為0.668 5和0.639 8，已經由原來的輕度和瀕臨失調階段提升到初級協調階段。耦合協調度值大于0.5的是南京，為0.556 9，處于勉強協調的階段。安徽省的8市除了合肥和安慶處于中度失調階段，其余6市仍處于嚴重失調階段，雖然耦合協調度的值仍低，但整體呈緩慢發展的趨勢。

2017年，耦合協調度值高于0.9的城市為上海和無錫，分別為0.984 2和0.909 6，領先其余城市進入到優質協調階段。南京、蘇州、杭州、合肥等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值已達到0.8，屬于良好協調階段。在這一時期，耦合協調度值在0.30～0.39的城市為馬鞍山、銅陵、滁州、泰州，主要是當地的工業較為發達，政府對旅游重視較弱，因此該城市耦合協調度值雖在逐年增長，但發展較為緩慢，仍落后于其他城市，處于輕度失調階段。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水平的趨勢由東南集聚向西北呈現擴散的趨勢，該區域東南部以上海市、浙江省為中心，進入極度協調發展階段。上海市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和東部海上城市的門戶，交通便利，發展最為迅速。浙江省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臨近上海，發展僅次于上海市。西北方向的安徽省部分地區，由于當地工業基礎雄厚，政府對旅游產業的重視程度不夠，相對于東南地區的發展較為落后[17]。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長江三角洲城市群26市的旅游發展水平在時間上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上海市發展最快，平均增速為23%?？臻g上旅游發展水平指數呈增大趨勢，從2000年的0.604 5發展到2017年1.910 6，空間差異偏大，出現不平衡發展。

2)經濟發展水平逐年呈現增長趨勢。時間上，上海、南京、無錫年際差異較大，均在70%以上?？臻g上，經濟發展水平指數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0.784 6下降到2017年0.599 3，表明研究期內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逐漸縮小，由極化向均衡分布發展。

3)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市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合肥、池州等市，鹽城、南通、馬鞍山等市發展較為緩慢。

4)耦合協調度的整體發展由東南集聚向西北呈現擴散趨勢。東南部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發展迅速，西北部地區由于政府重視程度不夠，發展較為緩慢。

4.2 建議

1)建設管理機制。長三角城市群旅游業發展層次不齊，應組建區域協調發展的管理機制。旅游業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行業，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等相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組建長三角區域管理部門，有利于該地區旅游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旅游更好地合作發展，推動旅游一體化發展。

2)以經濟帶動旅游發展。區域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重要保障，健康有序的經濟為旅游業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該地區應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培育地區經濟增長點，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經濟活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保障該地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3)加大產品研發。長三角地區旅游資源豐富，這為旅游產品的挖掘和深度開發提供了條件，建議在現有旅游資源的基礎上，打造長三角地區特色的旅游產品和旅游項目，開辟新的旅游線路，加大旅游產品開發的力度，推動旅游產品向鄉村、休閑、研學等多元化方向發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地區的旅游綜合實力。

4)分工協作，優化布局。上海市是該區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建議以上海為中心，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和輻射作用，可以分為蘇州、杭州、合肥、南京四大旅游圈，依托獨有的江南水鄉、濃厚的歷史根基，發揮各旅游圈之間的合作，按“全域旅游”的理念加快跨江跨省合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應服務配套設施，發揮各地區的旅游特色，推動長三角地區旅游發展[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