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讀汪，讀他的高郵

楊早

【“三代讀汪”的緣分】

這20年間，去高郵的次數不算多，一共才五次。每次回去，心情都大不同，收獲也大不同。

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去高郵肯定不是因為旅游景點的吸引，畢竟揚州、蘇州、南京這些重點旅游城市都離得不遠，到高郵也還沒有火車?！肮庞星厣儆?，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郵的兩張名片，而汪曾祺在當下的閱讀熱度，正方興未艾。恰好他又是我定義的“城市傳記作者”。不知有多少“汪迷”、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想親身來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淖記事》中的大淖，《異秉》里王二賣熏燒的保全堂，《戴車匠》《八千歲》里的老街，《徙》里高北溟執教的五小……或許看了之后，多少會有些失望，但小說里的地名與人物會立時變得鮮活起來，不再是憑空想象。

而我的身份，比較多重。我既是一個汪曾祺的研究者，也算是高郵流散在外的子孫。雖然從小沒在高郵呆過，但戶口本、學生證上填的“籍貫：江蘇高郵”，總是一種印記與提醒。

1987年，生長在四川的父親頭次回高郵。當時汪曾祺已是文學名家，但還沒有今日的地位。因此父親去高郵，還是為了追尋從小在曾祖母、祖父、三祖父口中聽得太多的故鄉。他在游記里寫道：

站在汽車站前面的公路上，往南，可望見建于明萬歷年間的凈土寺塔;往東，可望見文游臺。西面有三條馬路通向城內：居中一條通至北門口，兩旁是機關、住宅和商店，可算作新城的中心。北邊的一條環城而行，接通繼續北上的公路。南邊那條馬路通向舊城東門。三條馬路都是新修筑的，我挑了南邊那條路進城。

城門口是縣立中學，似頗大，未入。過縣立小學（今名實驗小學），記得父親說過他曾在此就讀，便入內看了看。房屋大抵還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沒有什么新的氣象。

父親看到的高郵，32年來變化當然巨大，但舊城格局仍在。他那年去高郵，最想看的是造成這座“盂城”（高郵縣城低于運河與高郵湖水面，形似覆盆而得此名）的大運河，只因“祖母在世時常常說起，運河高郵段河床高于街面，發大水時河面竟與城墻一般兒高，一旦堤潰，水頭勢不可當，淹至屋檐。人們只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或坐進洗澡的大木盆，隨水漂去。結局可想”。

現在去看運河故道，夕陽西下，漁舟二三，波光映日，柳影婆娑，于清風碧草中徜徉，大概很難想象1931年大水決口時城為澤國、人為魚鱉的凄惶圖景。只是我每逢走到運河堤上，總會想起父親當年在此的“招魂”：“魂兮歸來，祖父！魂兮歸來，祖母！魂兮歸來，?叔！你們遠離故鄉，顛沛流離，飽經苦難。愿你們魂歸故土，永得安寧！”

關于那段家史，也是大時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見運命，不必細說。

所想說的，是我與汪曾祺的因緣，不只是原籍同鄉，也不只是沾親帶故，或許最大的緣分，是“三代讀汪”的連續性。

【表哥表弟的各自人生】

我在讀《汪曾祺全集》的時候，總忍不住想起我的一個長輩，他叫楊汝?——我祖父的三弟。如果說《汪曾祺全集》有“最好的讀者”，他便是一個。楊汝?出生于1930年，剛好比汪曾祺小10歲。很多“汪迷”都知道，汪曾祺3歲時生母楊氏去世，他小時候常在舅舅家玩，這個舅舅家就是楊家。汪曾祺和楊汝?的大哥（即我爺爺）是同歲，汪曾祺曾在信里問楊汝?：（你大哥）是不是有一個外號叫道士？”其實汪老記錯了，我爺爺小時候外號叫“和尚”。而叔祖父楊汝?比汪曾祺小了10歲，可以想見，兩人小時候應該沒有太多的交往。

1939年，汪曾祺離開高郵，輾轉從上海、香港到河內，再到昆明去考西南聯大。前一年，楊汝?剛好8歲，他跟著在國民政府交通部任職的父親從南京到了重慶。兩個人的道路從此分開，后來楊汝?考上了內遷的南開中學。

1946年，汪曾祺離開昆明去上海，他在上海找工作不順利，曾經跟沈從文寫信說他想自殺，沈從文回信把他大罵一通。同一年，楊汝?從重慶回到南京，就讀于金陵大學的附中。

1948年，汪曾祺的女朋友施松卿到北京大學任教，汪曾祺跟著到了北平，在故宮任職。這一年，楊汝?上高中二年級，因為家中貧困輟學，便常去南京的各家書店站著看書。一次，他突然發現了一本小說集《邂逅集》，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楊汝?看后很驚奇，他沒有錢買書，是站在書店里把這本書看完的。

1949年春天，長江以北已經解放，長江以南沒有解放，因為大哥的工作丟了，在南京待不下去，楊汝?便隨著兄嫂再度回到四川，到了我奶奶的老家四川富順。因為文科學得不錯，他以高二學生的資歷被富順的中學聘為初中語文教師。

1980年，一度離開講壇的楊汝?重執教鞭，這時他又在雜志上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汪曾祺。汪曾祺在這一年前后連續發表了《受戒》《異秉》《大淖記事》幾篇小說，復出當代文壇。表哥表弟的人生河流先是各自流淌，到了一定時候，又開始出現交集。

楊汝?看到汪曾祺的小說以后很激動，他直接給發表《受戒》的《北京文學》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侗本┪膶W》的編輯把這封信轉給了汪曾祺，汪曾祺看到后，按照上面的地址給楊汝?回信。就這樣，從1980年到1984年，他們一直保持通信來往。

汪曾祺寫給楊汝?的信，至今還能找到四封，在這些信里，汪曾祺談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學問題，而楊汝?的回信，有兩封他當時就已經整理成文章，發表在四川的刊物上。楊汝?在信里告訴汪曾祺，說他讀到汪曾祺新發表的小說，最大的感覺是“如逢故人”。因為從《邂逅集》到這一系列小說發表，已經過去30年，他終于看到這位表哥在文學上的重生。

汪曾祺讀信后表示很驚訝，他說：“你對《邂逅集》記得那樣清楚，使我感動?！薄拔覜]有想到我還有這樣一個讀者，你提起我的一些舊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會想起，比如《背東西的獸物》，我連這個題目都忘得干干凈凈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寫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我真沒有想到，你對我過去作品中一些細節記得這樣清楚！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記錄了生活的真實;一個是由于你對生活、對文學的敏銳而精細的感覺?！?/p>

【“汪派”】

在兩人的往來信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問題，直到現在，我們仍在關注和討論。

比如說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不僅僅是汪曾祺復出文壇后出版的第一本書，而且收入了1940年代的一些創作，比如《復仇》《雞鴨名家》《老魯》《落魄》等等，這些小說大大拓寬了我們對汪曾祺的認知。

1982年12月，汪曾祺在給楊汝?的信里提到外間對《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的篇目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輕人問我為什么不照第一篇《復仇》那樣寫下去？有的文藝界的長者則認為，第一篇（《復仇》）不該入選。有人喜歡《受戒》《大淖記事》，而有的人認為寫得最好的是《異秉》和《七里茶坊》?！薄拔矣悬c被他們搞糊涂了，前些日子北京作協舉行了我的作品討論會，討論了一篇，讀了幾篇論文，有人是全程肯定，有人頗為憂慮，甚褒微貶，我都表示衷心感謝。不過，如果我還繼續寫下去，也還是只能按照我想寫的那樣寫下去”。

汪曾祺后來談到《受戒》《大淖記事》和《異秉》這幾篇小說的創作背景，那時候汪曾祺在北京京劇院，因為此前編寫樣板戲的問題，他賦閑在家，心情不佳。汪曾祺甚至覺得自己寫的小說沒人敢發表（他說過發表《受戒》“是需要一些勇氣的”），所以他寫的這些可以算是寫給自己看的“抽屜文學”。

汪曾祺后來說，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能感到一種“鳶飛魚躍的快樂”，因為這是我想寫的東西。他還說：我現在變成一個為人矚目的作家很不舒服，我希望不要有人注意我，我就是悄悄地寫寫，悄悄地發表，讀者們悄悄地看看，這樣最好?！边@個觀點，汪曾祺一直比較堅持。

收到這封信以后，楊汝?給汪曾祺回了一封信，主要談對剛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的看法。他的態度非常鮮明，他把《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分成四組，第一組只有一篇，就是爭議比較大的《復仇》;第二組是《邂逅集》里面選入的幾篇——《老魯》《落魄》《雞鴨名家》;第三組是汪曾祺新寫的《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第四組是其它，包括像《寂寞和溫暖》《黃油烙餅》等描寫人和事的小說。

楊汝?的態度非常鮮明，他說《復仇》是有趣的嘗試，但是你嘗試一下就可以了，這種嘗試還是留給別人去做吧?！安还苁遣皇浅鲇谄?，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你的本色當行的小說”，所謂“本色當行小說”專指的是《異秉》《受戒》《大淖記事》和《歲寒三友》。楊汝?說：你是熟悉京劇的，我覺得正可以借用梨園行的習慣說法，這些小說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p>

接下來楊汝?提出了關于鄉土的問題，用了很長篇幅為他的結論作了辯護。高郵出過不少文學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的詞人秦少游，但是楊汝?說：秦少游也沒有怎么寫過高郵，寫高郵不僅僅在于寫一個小小的蘇北縣城，而是在于我們國土上任何一個哪怕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都有它發掘不盡的特有的魅力，越是寫出它的個性，就越有普遍的意義。很難想象老舍最好的小說會不帶北京味，李劼人最好的小說會不吹揚著成都平原的風，孫犁最好的小說會不彌散著白洋淀水鄉的氣息。

楊汝?說：“你八十年代初發表的這些小說，還有像《雞鴨名家》那樣發出陳酒香味的舊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鄉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筆下，這兩種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鄉土？不就是我們生于斯、長于斯，喂養我們的心靈，用他們特有的帶有土味的風吹開我們的眼睛，指點我們進入人生認識世界的一種奇妙的力量嗎？……我自己離開高郵四十多年了，離開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對家鄉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你寫我們家鄉的小說中那份濃郁的氣氛，仍然能夠撥動我心上的鄉情之弦，你筆下的余老五、陸鴨、陳相公、陶先生、小明子、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以及《歲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親愛過的鄉親。這種魅力只能來自你對家鄉、對家鄉人的摯愛和稔熟，正如你的老師沈從文先生小說中的魅力來自他對湘西和湘西人的摯愛和稔熟一樣……”

正是基于這種對故園強烈的熱愛和呼喊，楊汝?后來把這封信作為文章發表的時候，起的標題是《人和鄉土的美與本色當行的歌》。

【“在他的領域里，他是主人”】

這封長信發給汪曾祺以后，汪曾祺在1983年9月份回了一封信。一開始他先贊揚了楊汝?，他說：“這種Essay（隨筆）式的文論現在很少有人寫了，一般的評論硬得像一塊陳面包，我的牙不好，實在咬不動（汪曾祺的牙疼跟了他一輩子），至少咬起來很累。文筆也很秀?，F在評論文的文章多不好，缺少可讀性，我建議你多寫寫這樣的Essay。唐弢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很缺隨筆式談論文藝和文化問題的小品，這種東西很不好寫，一要學養，二要氣質——一種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氣質，你是具備這樣條件的?！?/p>

在這封信里面，汪曾祺還講了一件軼事：“王蒙當了《人民文學》主編，新官上任別出心裁，要集中發一堆五千字以內的短小說，幾次逼上門來，讓我趕出一篇，我于酷暑之中給他趕了出來——不是一篇，是三篇。三篇還不到八千字，題目是《故里三陳》。王蒙這位老兄一沖動，竟想用其中一篇作為頭題，他到我的住處來商量，時值我到密云開會未遇，他怕我不同意（因為用第一篇打頭的話其他兩篇不發），所以只好三篇一起發了，放在稍后?，F在還在跟印刷廠商量能不能重調版面，仍然用那一篇做頭題。如果辦成，這是一個有點爆炸性的大膽做法，因為我那篇是寫舊社會的，與四化無關?！?/p>

從這里可見，汪曾祺小說的命運，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尤其像《異秉》（《受戒》可能好一點），《異秉》當時由林斤瀾推薦給南京的《雨花》雜志，主編是葉至誠和高曉聲。后來很長時間沒有回音，林斤瀾便問那個小說怎么樣，回說編輯部有意見，有人說發這樣的小說，好像顯得我們沒有小說可發——這簡直是認為《異秉》不是小說。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汪曾祺的寫作方式是相當另類的，在那時，他的小說幾乎上不了文藝期刊的“頭條”。

在這封信之后，汪曾祺與楊汝?應該還有不止一次通信，我們能找到的還有一封，楊汝?重讀了小說《異秉》，給汪曾祺提出很多細節上的問題，比如：牛肉、兔肉，你寫的“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是高郵的做法嗎？還有，入冬以后賣一種美味的“羊糕”，楊汝?說我早先在家鄉吃過，記得是紅湯，不是《異秉》里面說的白煮。然后談到王二攤子上還賣豬頭肉，里面有一句話說“拱嘴、耳朵、臉子——臉子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大肥”。楊汝?說：“何止是臉子有專門名詞，豬頭上的各部分，我想汪曾祺大概不曉得，各部分如在四川都是各自有專門名詞的?！薄拔遗d之所至地寫了以上三條，心想汪曾祺看了一笑置之可矣，但是不料很快來了回信，而且回信里面有半封信是回答我的質疑”。

汪曾祺的回信一開始就鄭重聲明：“王二的熏燒制法確實如我寫的那樣?！比缓笏劦脚Ｈ?、兔肉加鹽白煮、染紅曲等問題，但他后來補充一句：“這種做法現在似已改變，前年我回高郵看到熏燒攤上的鹵味，一律都是由醬油鹵過的?！彼酝粼饕膊环裾J，現在的肉不會再染紅曲，但他堅持說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的。

關于羊糕，汪曾祺說：一種確實是紅燒以后凍成的羊羔，高郵人家制的就是這種，你記的不錯，上海、蘇州、北京的稻香村賣的也是這種。但是還有一種是白煮凍實的，這種羊羔也叫做“冰羊”，有別于白煮熱吃的湯羊。這樣一直寫下來，簡直可以寫一篇“羊糕小品”。

寫到第三點，就更加放開了，說豬頭肉各部分都是有專名的，不過高郵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就叫“耳朵”，舌頭的“舌”跟腐蝕的“蝕”古音是同音的，很多地方都避諱，所以無錫的陸稿薦叫做“賺頭”（音），跟四川把舌頭叫“利子”是一樣的，都是反其意而用之。廣東人也叫做“利”，不過他們創造一個詞叫做“脷”。汪曾祺說，我初到廣東館子看到“牛脷”不知道為何物，端上來一看是牛舌頭，而昆明的牛肉館給牛舌起一個很費思索的名稱叫做“撩青”，不過高郵人對動物的舌頭沒有這樣一些曲里拐彎的說法，一概稱之為“口條”。

楊汝?在文章里說：

汪曾祺的這封回信給我的暗自得意澆了一點冷水，但是我很高興于這場問難的失敗，也高興于自己的若有所悟——

當然，汪曾祺的小說使許多讀者感到風味別具的原因不只是這個。但是，這種雜學旁搜的廣泛的生活興趣和知識，不也是使汪曾祺小說“有味道”的一個重要原因嗎？作家的這門學問，不是單靠讀書就能得到，讀書當然也可以補一點這些知識之不足……我看汪曾祺寫縣城小店，寫寺廟生活，寫夫妻放鴨、迎神賽會、民間繪畫，寫“閑挑野菜和根煮”，寫舊時南京城外趕驢子的光腳小姑娘“戴得一頭的花”……寫與此相關的下層社會的各色人等，他不僅是“知之”，而且是“好之”“樂之”的，不然的話，怎么會寫得那么情趣盎然？

但是楊汝?也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可能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下的事情全知，寫什么都能寫好的。楊汝?舉例：汪曾祺要是寫引灤入津，他寫不過李延國。要是寫自衛反擊戰，他寫不過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作者），就是舊社會的事，要是寫苗民、寫水手、寫大兵，他恐怕也寫不過他的老師沈從文……但是他有一個獨特的庫藏，有他自己的地盤，在他熟悉的那個天地里，他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使我這個忝為同鄉的讀者存心挑漏眼也終于挑不出。在他那個反映生活的領域里，他是主人?！?/p>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楊汝?寫的最后一篇對汪曾祺信的回復，楊汝?因為長期患病，1985年在成都去世了，他跟汪曾祺的文字因緣也沒能夠再延續。

汪曾祺曾經寫過多篇談沈從文的文字，汪曾祺寫沈從文的很多話，都像在說他自己。他說魯迅之所以痛苦，就在于他深刻。沈先生不痛苦，但是沈先生很寂寞。寂寞在于沒有多少人能懂得他的內心真的在想什么、他要追求什么。包括后來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在他去世后，整理沈先生作品的時候，也曾經發出過這種感慨，說一輩子都沒有真正了解他。反過來說，汪曾祺是不是也是寂寞的呢？我覺得1980年代以后，就當時整個文壇氛圍和文學潮流來說，他肯定是潮流之外獨自探索的一個人。

其實汪曾祺晚年的時候，能夠真正從精神層面上跟他達到契合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是被他的某種名氣或者是某種特質所吸引，但他們沒有辦法在同等的層面上跟他進行交流。尤其汪曾祺當年接受采訪時說到他的創作上銜接1940年代，可是大家根本看不懂他那個時期的作品，又如何理解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呢？有楊汝?這樣一個從《邂逅集》開始就一直看他作品的讀者，跟他有這樣的交流，也是汪曾祺晚年很難得的一個機遇吧。

【“我這個人沒什么研究頭兒”】

我父親跟汪老的交流主要有兩個段落，第一是1981年夏，我父親楊鼎川那時候剛剛上研究生三年級。那時候的研究生畢業前有300塊錢的學術經費，可以到處去找資料、探訪、考察，他就從紹興、烏鎮這些現代文學大家的故鄉一路往北，最后到了北京，見了好幾位學者和作家，其中包括汪曾祺。

具體談什么不是很清楚，只有兩點細節留了下來，一是汪曾祺在談話當中提到當時正時興的“意識流”這個手法，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當時是最有名的，但是汪曾祺說王蒙的意識流“流得還不夠美”。另外一點是1981年時，汪曾祺剛剛重出文壇，還挺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我父親跟他聊好些事，他都是含糊其辭的。

1994年，我父親到北大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曾經幾次訪問汪曾祺，尤其是1994年12月13日下午4到8點，他對汪曾祺做了長達四個小時的訪談，談的主要是上世紀40年代的文學創作，但這里面也涉及一些挺有意思的問題，比如說一直爭議特別大的《復仇》。我父親問汪先生，寫《復仇》到底是受誰的影響？汪曾祺明確說，他是受一個日本新感覺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影響。他不說這話之前，好像沒有人看出這篇小說是受谷崎潤一郎的影響。

再往后聊到高郵家鄉。我父親問他：“有人問你還寫不寫戲，你說不寫了。戲不寫了，小說還在寫。慢慢地重心會不會移到散文那邊去？”1990年代汪曾祺寫散文比較多，小說相對少一些。汪曾祺明確說：“不會。我的看法是文學里面的主人還是小說，散文不能成為主要的什么東西?！彼终f：“我寫過一篇文章得罪過一些人，我說有新潮的詩，有新潮的小說，還沒有見過有新潮的散文，但是我現在認為散文還是可以用現代派的方法來寫的?！?/p>

而在散文的內容方面，汪曾祺反對什么呢？他說：現在的女作家們寫散文，就是寫她們自己的事，這個東西我覺得不行。同時談到對一些作家的評價，比如周作人、巴金。其實巴金對于汪曾祺是有恩情的，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就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主持出版的，而且汪曾祺的太太施松卿跟巴金的太太蕭珊（陳蘊珍）也是同學，所以他們關系比較緊密。不過在訪談中汪曾祺說，周作人的散文看起來很隨便，但是他下了功夫，這個巴金簡直是想都懶得想——這是針對當時的一個趨勢，把《隨想錄》捧得太高。

最后他們聊到的一個話題是：能不能編一個汪曾祺研究專集？汪曾祺說了四個字：“我不同意?！蔽腋赣H說：“為什么？覺得沒有必要編嗎？”汪曾祺說：“我這個人沒什么研究頭兒，不值得，我這是很真誠的，不希望有人去寫研究我的書?！碑敃r文化界對汪曾祺還有一個說法，說他是“一條活魚”，不希望被人切成頭、中、尾三段來看待。他對批評和研究是持一種拒斥的態度，而這種拒斥的理由在哪里？就像他說“氛圍即人物”一樣，他不認為這個東西可以拆開來討論，比如光討論小說的語言藝術，光討論里面的女性形象，光討論里面的高郵特色等等。

后來我父親寫了一篇論文，叫做《汪曾祺四十年代小說的兩種調子》。我覺得汪曾祺是一個這樣的作家：第一，他看上去很好模仿，但是你會發現真正能夠學得像的，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特別好的。第二，他的作品很難研究。汪曾祺生前反感很多流派標簽，比如說他是鄉土派、市井小說、文化小說，他唯一認可的一個標簽，就是“京派”。

【一位城市傳記作家】

1947年，汪曾祺27歲的時候，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的本質》。在這篇文論里面，他把自己的追求說得非常清楚：“日光之下無新事，就看你如何以故為新，如何看，如何撈網捕捉，如何留住過眼煙云，如何有心中的佛，花上的天堂?！睋Q句話說，可能有人覺得汪曾祺小說題材比較狹窄，但如果一位作家獲得這樣一種藝術變形的能力，不需要寫特別宏大的題材，也不需要尋覓特別多樣化的題材，就寫自己的故鄉，像郵票一樣大小的地方，沒關系，你可以把它寫得：第一，為人所不及，第二，可以讓它從個性里面又透出普遍性。

我將汪曾祺視為一位“城市傳記作家”。如果一位史學家，或一位歷史地理學家，你給城市作傳，可以從歷史源流，從地理位置等等這些方面探討，但是作為文學家，不能以之為主要出發點。文學的特性、長處，在于對人情、心態、世道的把握，所以文學家給城市做傳，不管是魯迅寫紹興，沈從文寫鳳凰，蕭紅寫呼蘭河，其實有兩條線，一條線是汪曾祺說的，要關心那些小人物他們平時在吃什么和想什么，因為小人物才是組成這座城市的主體部分。

吃什么和想什么，前面是物質生活，后面是精神生活，這是一條線。把握一座城市的話，就應該去吃它最地道的小吃，了解一下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不同的境況，每個地方的人想法有哪些不一樣。包括楊汝?信里面說，高郵人稱舌頭為“口條”，那為什么廣東人這么叫，四川人那么叫，這其實是一個地方的常規思維模式體現在吃食的名稱當中。小人物們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去想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地方、一座城市最基本的文化表現。

許多地方的鄉土教材，往往會羅列景觀：我們有什么樣的古跡風景，有什么樣的名特產，這些可能對提高當地人的自尊心有好處，但是它真的不能反映出一個城市的基本性格。

吃什么和想什么，這是靜態的。之外還要加一道線，就是一座城市在“?！焙汀白儭眱煞N狀態下的反應。比如說“?！?，王二擺熏燒攤子數年如一日，這是常。變呢？《歲寒三友》里面不管是做草繩、打草帽，還是做炮仗，這些匠人都要面對這些行業正在死去的危機，這時候這些人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應？汪曾祺正是因為抓住了高郵這個小縣城在近代的“?！焙汀白儭敝g的轉換，才能夠寫出這個地方特殊的世態和人情。

一個作家怎樣面對自己長期生活的城市，把自己的認同投射到這座城市，從而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這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做到的，能夠做好的作家，在整個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汪曾祺與高郵之間，很顯然做到了這一點。

汪曾祺曾表示“我認為我創作的源泉還是在高郵”。汪曾祺不走出高郵不行，如果他留在高郵，就會變成他說的“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聲名不出里巷”。而汪曾祺走出去以后，再回看高郵，他這種回看，跟對鄉土的批判式書寫、啟蒙式書寫、介入式書寫都不一樣，甚至跟沈從文那樣把它變得更異域化一點，也不太一樣。汪曾祺這種回望式的鄉土寫作，抱有對小人物的溫愛，又能夠看到他們面對時代大潮沖擊的艱難和無奈，但在這些艱難無奈里，又能找到人性的光輝和可愛之處，這是汪曾祺獨一份的本事，這是他的特點。

高郵只是汪曾祺最熟悉的地方，他對其他地方的書寫，比如后期在北京寫的一系列所謂的“京味小說”，還包括到各地采風等等，其實都是一以貫之的，他是同樣的一種筆法，或者說一種關照，在寫他認知的鄉土、他認知的中國。正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汪曾祺筆下的中國故事，跟別人筆下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故事。從這個角度去研究汪曾祺，才能從他那些看上去很窄小、就寫了一個地方、看上去不那么深刻、顯得很和諧、很容易被人摘引成雞湯的作品當中，真正看到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包括中國文學）的波瀾起伏、潮起潮涌，這才是我們說的，為什么汪曾祺是一個“貫通性”的作家，從他那里，我們可以看見大半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