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兆騫，1964年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部副主任、編審，《當代》雜志副主編。在幾十年的編輯生涯中，他與諸多文學名家相識相知，并給他們的作品“做過嫁衣”。

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語境中，我們無論從哪個角度討論1980年代的文學，汪曾祺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在1980年代，汪曾祺的小說所具有的現代性內涵，不僅因為繼承1940年代的遺傳關系而獲得，還因其與80年代歷史語境之間的張力關系而獲得。古語說“斯文有傳，學者有師”，汪曾祺的人生與文學羈旅，與他的恩師沈從文的教育、引導、護佑、扶植相關。從他們師徒的文學創作上看，有明顯師承關系，他們的小說都避開當代主流文化，都取材于湘西山水或蘇北民情風俗，以散文化的筆調表現出普通人的健康活力與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動蕩的時代、變動不居的歷史相參照，表現出民間生活的真、善、美，及恒久的人性價值——正所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杜牧《長安秋望》）。

【師生情深】

識得汪曾祺的大名很早，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在大學中文系上學時，因我的文學引路人嚴文井的推薦，讀了很多沈從文的書，嚴先生又領我去小羊宜賓胡同三號，拜見過蝸居在前院一間東廂房的沈從文先生。后來我多次登門請教，聽到過不少關于沈先生高徒汪曾祺的故事，還讀了一些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如《復仇》《雞鴨各家》及上世紀60年代初的小說集《羊舍一夕》等。老實說，汪先生的作品并沒有太打動我，倒是沈先生和夫人張兆和講的關于汪曾祺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抗戰時期，沈從文先生到昆明西南聯大國文系教寫作課，每天身著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去教室上課。沈先生講課很認真，但口頭表達遠不如腕下書寫那般行云流水、得心應手。他講課時操一口濃重的湘西口音，在講臺上非常自制，聲音又低，因此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唯獨汪曾祺越聽越有興致。

沈從文更多的精力是用在給學生輔導寫作、修改習作上。他教授的創作方法，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鼓勵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汪曾祺等一干學生的優秀習作，沈先生經精心修潤后，就以一個小說名家的身份，憑借他在文學界的聲望，向熟人朋友推薦。為節省郵資，他還會剪去稿紙的留白，自費幫忙投寄出去。等學生的習作在報刊發表之后，沈從文便笑瞇瞇地將報刊和稿費交給汪曾祺他們，聽他們興奮地呼叫，老師也很高興。

沈從文剛到西南聯大，就受到傲岸的劉文典教授百般嘲諷，在討論沈提升教授之事時，這位大學者勃然站起來反對曰：“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錢鍾書、穆旦等也對沈從文多有非議。只有和學生汪曾祺等在一起，沈從文才感到輕松愉快。除了教書育人，他自己也經常在深夜伏案，忙著編撰自己的小說集《春燈集》《黑風集》及論文集《云南看云集》。

有天晚上，沈從文參加一場演講會，深夜回家途中，忽見昏暗燈下有人倒臥街頭，他忙去救助，孰料竟是喝得酩酊大醉的汪曾祺。沈從文便把他弄回家，熬釅茶灌醒，此事讓汪曾祺不勝羞窘。還有一次，汪曾祺到沈從文家請教問題，老師見汪曾祺因牙齦上火，臉腫得老高，忙上街買回幾個大橘子給學生吃，說此物治牙痛療效甚好。

抗戰勝利后，汪曾祺回到上海，此時的上海民生凋敝、遍地瘡痍，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非常困難。汪曾祺在求職時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完，即將落魄街頭，以至于他情緒低落，甚至想到了自殺。在北平的沈從文得知，十分生氣，立刻寫信教訓弟子：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么！”寫完又怕嚴厲的語氣傷了學生，因此特別讓張兆和寫信再去安慰，說你能寫一手好文章，“將來必有大成就”。

接著沈從文又忙著致函好友李霖燦、李晨嵐，請他們幫汪曾祺找工作，信中說：“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F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p>

1960年放寒假，春節前一個下雪的日子，我去看望沈從文，夫人張兆和也在家，她剛從醫院回來，說沈從文因病住院了。她告訴我，病中的沈從文見窗外大雪紛飛，惦記著身處逆境的汪曾祺，忙從筆記本上撕下12張紙，匆忙在小桌上寫了六千多字的長信。告別張兆和，我又到一箭之遙的嚴文井家，將此事說給他聽，他長久地保持了沉默。開學前，我又到沈從文那間小屋，得知沈從文出院回家后，我將寫給汪曾祺的長信，重新用毛筆抄寫在宣紙上，然后寄了出去。信中，沈從文鼓勵學生不要放下筆，以自身及家庭的艱難經歷，循循善誘，啟發開導：“一句話，你能有機會寫，就還是寫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實，后來人會感謝你的！”又說，汪曾祺的作品“至少還有兩個讀者……事實上還有（黃）永玉！三人為眾，也應當算有了群眾……”“只要有機會到陌生人群中去，就盡管去滾個幾年吧。趁年齡還來得及，有的是可學的東西。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時代大，個人小得很，惟小小個人有時擱的位置如恰當，也會做出許多有益事情”。

1962年10月，沈從文在致程應镠的信中，批評了北京市文聯的個別領導讓汪曾祺“竟像什么也不會寫過了幾年，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空讓他蹉跎歲月，然后又自己承擔了責任，說“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值得深思的是，沈從文在信的開頭，便開宗明義地說汪曾祺“人太老實了”，并對汪曾祺的文學才華，作了驚世駭俗的判斷，“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沈先生這些信，是他人格的寫照，他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有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湘西人的剛勇，他對北京文聯個別人輕慢汪曾祺有不滿，他對自己不得體言論影響了汪曾祺有自責，毫不虛與委蛇，有道義擔當。特別是他目光如炬，對汪曾祺的文學價值有睿智準確的判斷，這才有了1980年代汪曾祺橫空出世的榮耀，也為文壇譜寫了一曲師生情深的佳話。

【“我守住了‘京派的遺風流韻”】

我與汪曾祺神交久矣，而與他晤面相交，卻是在1970年代末。我與軍旅作家王愿堅去小羊宜賓看望沈從文先生，見屋里有位中年的“黑臉”客人，沈從文給我們相互介紹，便開始相識。王愿堅早就與我說過，他與別人合作寫《閃閃的紅星》時，汪曾祺也在當編劇，有時在一起開會，彼此不陌生。汪曾祺笑著對我說：“聽先生說過你，有空到我家去玩?！?/p>

見汪先生待我熱情，我心里有些忐忑，因為我曾向沈從文很委婉地表達過我對汪先生的微詞。沈從文是被美學家朱光潛認定“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但他卻一直被誤解和封存，不得已離開了鐘愛的文學，去博物館致力于古代服飾和文化研究。盡管在新領域也獲得極大成就，但離開文學之痛，一直在折磨著他。因此，他很理解高徒汪曾祺的遭遇與苦衷。

1980年代伊始，汪曾祺發表小說《受戒》，立刻成了文壇的熱門話題，也讓我重新認識了他。每次到沈從文崇文門新居去拜訪，話題似乎總圍繞著汪曾祺的新小說。在談到《受戒》時，我說：這篇小說寫小和尚明海與船家女英子間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表現了“出世”與“入世”的航渡上，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向往，洋溢著像曉風露珠般的人性和人情的情趣與詩意，與鋪天蓋地的傷痕文學的訴苦和批判，走的不是一條路子?！妒芙洹贰洞竽子浭隆肥沁x取中國文化中真善美的一面，以一種傳統的民俗民情與源遠流長的人格精神，映出恒定的人間之生活美、人性美。汪曾祺復出后的小說，一出手就真正回歸了文學作為人學的本性。

沈從文先生一直微笑著耐心地聽我“高談闊論”。最后，他說：請注意《受戒》《大淖記事》的風格，不是汪曾祺獨有的，它繼承了廢名的文學傳統。我們的文學史，一直低估了廢名和他的鄉土文學。是廢名把鄉土詩化和理想化，將一種屬于人類永恒的記憶和想象的詩性帶入到文學鄉土里。

沈先生的話，對我很有啟發?！妒芙洹贰洞竽子浭隆凡粌H受廢名的《橋》影響，還受他恩師沈從文《邊城》等的影響?！稑颉防锏男×峙c細竹，邊城》里的儺與翠翠，再看《受戒》里的明海與英子、《大淖記事》中的十一子與巧云，他們的戀情或單純或憂傷，心中都有許多不如意。從廢名到沈從文再到汪曾祺，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脈相承的文學傳統。

有論者說，汪曾祺小說鄉土文本趨向于和諧和唯美，似可商榷。太過和諧唯美，導致優美詩化的同時，會泯滅文學的尖銳和深刻。其實，《受戒》《大淖記事》中，也蘊含著對社會不公的批判。還有人說，汪曾祺的小說比他師父的小說多了些儒雅氣和文人境界，我認為此說有溢美之嫌。沈從文小說彌漫著文雅氣、學院氣和閑適氣，是文壇公認的。他的小說在呈現湘西世界的悲涼的同時，還寫出了湘民的野性和血性。汪曾祺的小說，從容澹定地敘述鄉土市井風情，寄寓著一種與傳統文化延續的悠長人生，透露出社會和歷史信息。恬淡的人生、質樸的人性，構成了他小說的精神魂魄。師徒二人都本著文學家探幽燭微的勇氣，行其所當行。

1990年代初，作為《當代》的負責人之一，我曾受邀到魯迅文學院講課并輔導學員寫作。學員曾明了創作了中篇小說《風暴眼》交給我。沒過幾天，汪曾祺先生笑瞇瞇地來到我家，正是談這篇小說。他說這是篇寫荒漠中人物對自然進行抗爭，充滿神秘和詩境的好作品，說罷從大信封中抽出他為這篇小說寫的評論，讓我立即就看?？春?，我對老爺子說，您比我看得深透。小說在《當代》發表之后，70多歲的老爺子又參加在魯院舉行的該作研討會。會上老爺子高度評價了《風暴眼》，我委婉地指出小說對自然的神秘花費筆墨太多，人物略顯單薄。

會后，老爺子順路一定要去我家。喝了幾杯小酒，他的談興正濃，指著書房的藏書說：“我家沒幾本書，但我都熟讀了，你這一屋子書，讀了幾本？”勸我一定要認真讀書，或會有大出息。但話題最終還是離不開他和沈從文。我把他的作品，如《受戒》歸納為從1930年代逐漸形成的，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具有“誠實、從容、寬厚”特色的“京派”小說。

微醺的汪老，談鋒正健，他如數家珍般，從廢名、沈從文到蕭乾、蘆焚，再到楊振聲、李健吾、林徽因，講“京派”小說的發展脈絡。我都認真作了記錄，后來我把這些內容寫進了我的書里。老爺子最后拍著我的肩頭，說了句極有分量的話：我守住了‘京派的遺風流韻！”

我想，文學流派，尋根溯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寫什么、怎么寫。我記得汪曾祺先生在《關于〈受戒〉》一文中，曾鄭重地宣稱：“我要寫，就寫美，寫人性……”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都始終流淌在美和人性的河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