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回憶

蘇北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文學界有許多紀念活動：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20卷的《汪曾祺別集》正在編輯中，紀念文集《百年曾祺》正式出版，故鄉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即將落成……所有這些，都為汪曾祺研究和汪曾祺的經典化，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位有趣的“老頭兒”雖然離開我們23年了，可他似乎沒有走遠。廣大讀者依然在不斷地贊美他、談論他、閱讀他，他究竟有什么樣的魅力，這魅力又來源于何方？

一

1997年5月，汪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們到八寶山送別先生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先生的靈車到了，我走上去，抬起靈柩的一頭。我此前沒有抬過任何人的靈柩，抬著那個窄窄的盒子，人如夢游。這個盒子里，就是汪先生么？先生睡在鮮花叢中，安詳如舊，只是不說話了——永遠不說話了。我忍不住掉淚，這么一個有生趣、有“巧思”的人，就這么走了。

汪先生去世的前一個星期，我還到他家去過，在他那吃了午飯，還喝了兩杯五糧液。我的女兒也去了，他拽了拽我女兒的小辮子，說：怎么叫陳淺，像個筆名！之后就靸著鞋，一會兒下廚房，一會兒過來站著吃兩筷子菜。

1987年，我在縣銀行里，把一本《晚飯花集》抄來抄去，手酸了，就停下筆望著窗外。一個有點理想有點迷惘的青年，在對著書里面的李小龍、王四海、八千歲和陳小手，空想未來，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會走向何方。

1989年，我飛出了縣城，到魯迅文學院進修。剛開學沒兩天，汪先生來了。我一眼就認出了他，一散會，我就把他請進了我的房間。他的高郵在湖東（高郵湖），我的天長在湖西，我們是吃一個湖里的水長大的。

汪先生走進我們的宿舍，他環顧了一下，開口說：“三個人一間，挺好！”又說：“你們天長出了個狀元叫戴蘭芬。那個對子怎么講的？”“天長地久，代代蘭芬?！边@是我們縣的3歲孩子都知道的。汪老又說：“本來頭名狀元是我們高郵的，叫史秋，戴蘭芬是第九名狀元?？傻拦恻c狀元時，這個史秋名字不好聽，聽上去像死囚，道光看到戴蘭芬，天長地久，代代蘭芬，就點了戴蘭芬為頭名狀元?！蔽艺f：“是的，縣志上有記載?！薄拔壹慕o你的四個筆記本收了嗎？是抄的你的小說?！蔽以鴮⒊≌f的筆記本寄給了汪先生?！笆盏?。收到”。汪先生并不很肯定，輕描淡寫的樣子。

可就是這么幾句話，汪先生就接納了我。幾天后，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二

我去過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說過多少話？我沒有記錄。他所有的書，我都反反復復看過無數遍，因此哪些話是書里的，哪些話是他說的，我已完全混淆了。一個太熟悉的人，你要是寫他幾件事，是困難的。你對他只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別人提起某件事，你說，哦，我知道的。汪先生對于我，就是一種溫暖的包圍。

我實在可算是汪先生的門徒了。朋友出了一本徽學的書，他在名片上?。夯諏W專家。我曾開玩笑說，我這輩子爭取當一個散文作家，如果有汪學的話，我還可以在名片上印上：汪學專家。這當然是戲言。

不過話說回來，一個人在創作上，有一脈師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汪曾祺也是有師傅的，多年前我到青島出差，還專門到小魚山福山路3號，去看了一下沈從文先生在青島的舊居。沈從文的湘西我也去過，這算起來，可是我的“師爺”了。我在沈先生舊居樓梯邊的絲瓜藤下坐了坐，我說，沈先生，我來看你了。

其實對汪先生創作有很大影響的，還有一個人——廢名。汪先生自己也說，我受過廢名的影響?？磥?，注重文體的作家，大體上都有某種師承關系。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說。

汪先生從來沒當面在創作上指導過我。我去汪先生家，聊天、吃飯、要書、借書、要字、要畫，但對于創作，他從來沒有說過。我們聊到西南聯大，聊到吳宓。汪先生說，吳宓那個胡子，長得真快，他剛剛刮完左邊的胡子，去刮右邊;右邊還沒刮完，左邊又長了起來。說完，汪先生抿嘴而笑。

汪先生還對我們說到趙樹理，說趙樹理是個天才，有農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說起一件事，說他們有個舊同事，天生風流，他借了趙樹理的皮大衣穿，竟然與一個女人將大衣墊在身下，將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趙樹理回太原工作，那個人也來送行，趙樹理趴下來，給那人磕了個頭，說，老子，我終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說完，又是大笑。汪先生關注的是人，是人的生趣，是人的喜怒哀樂。

三

汪先生偶爾也對我說起過創作。1988年，山西大同的一個叫曹乃謙的人，寫了一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汪先生看后褒獎有加，寫了長文推薦到《北京文學》發表;1993年，我將《小林》等一組小說拿給汪先生，那時他還住在蒲黃榆的小舊居里。那天我去，將小說帶上，吃飯前說了此事。汪先生說，可以，先放這，我看看再說。之后吃飯喝酒，一番熱氣騰騰。汪先生酒后微醺，瞇盹著眼，坐了一會兒。我們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來，轉了一圈，說，稿子呢？這個不能丟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轉身，抱拳，進隔壁一個小房間去了。

幾天后，我與朋友相約，又急不可耐地去了汪先生家。去時我心下忐忑，進門坐下，也不說稿子之事。大家東扯西拉，說說笑話，仍是留飯。飯后我終于憋不住，問：稿子看了嗎？汪先生不說話，汪師母扯他的衣角。過一會兒，汪先生說，《小林》寫的什么，要體現什么，都說不清楚，之后就批評：不自信，手太懶。還說，沈先生剛到北京，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硬是靠一支筆，打下一個天下;老舍先生每天寫500字，有得寫沒得寫，500字！你們這么年輕，手這么懶，一年中不寫幾個字，怎么行！說得汪師母差點扯壞了汪先生的衣角。

從此之后，我不敢給汪先生看稿子了，自己幾斤幾兩，分量還是知道的。每次進門，便首先問一句先生：最近身體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書。師母身體好的時候，會在旁提醒：老汪，剛出的書，給他們拿一本！師母經常笑話他：字、畫都舍得送人，就舍不得送人書。想想也是，書除了出版社贈送的部分，其余還要自己花錢去買，而字畫，完了可以再畫呀。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的這篇習作還在汪先生的書房里。有一年，因為汪先生的北京書房要整體搬遷到高郵的汪曾祺文學館里，子女們整理時，竟在一堆資料中翻出這篇我手寫的稿子。他們拍了照片傳給我看，稿子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如初，而曾經為我看稿子的人已經走了二十多個年頭。

記得有一年，我從山東長島回來，游了海水泳，回北京都好幾天了，到他家去。進門我首先一句：近來身體好吧！而他卻不動，在那怔怔地看著我，之后用手在我臉上一刮，說：剛游了海水泳吧——他怎么看出來的，真是怪了！汪先生不語，笑瞇瞇地泡茶去了——他就是這么關心年輕人的。

1996年初，我到報社副刊工作，請汪先生為我們畫畫，很快他給我們畫了一幅墨菊，一大捧菊花，極有生氣;我又請他給我們的“文苑風”寫刊頭，他一口氣寫了好幾個供選用;再請他寫稿，他又拿出兩篇新作給我（有些磨蹭，有些舍不得，可是他好像又有些回不起面子）。幾年前出版的《汪曾祺小說》，在選用《不朽》和《名士與狐仙》兩篇時，還在文尾注名，原載《中國城鄉金融報》某月某日。其實汪先生不僅僅對我，他對所有的人，包括年青人，總是有求必應。

四

1996年底，一次我去汪先生家，為長江文藝出版社跑《中國當代才子書·汪曾祺卷》的事，去催汪先生為書寫一篇自序。剛進門坐下，見汪先生笑模笑樣的，一眼望去便知先生心情不錯。先生為我沏上茶，電話鈴響了。沒說幾句，汪先生就沉下臉，顯得很生氣，他對著電話大聲說：我知道他們來頭很簡單，就是沖著我汪曾祺來的！我可以向某某同志家屬道歉，他們以為我很有錢，算出來那些精神損失費，可是我們這些人的精神損失費，又有誰來賠？”我知道，電話里說的是《沙家浜》的官司。

1997年初，汪先生和丁聰聯袂在《南方周末》推出“四時佳興”專欄，一周一篇，丁聰畫，汪先生寫。汪先生寫得真快，只要有人“逼”，他肚子里的東西，是越“擠”越多的。一次我過去，汪先生說，你把這幾篇稿子帶給丁聰去畫插圖。當時丁聰住在西三環的昌運宮，我在公主墳工作，離我的住地很近。汪先生給我手寫的丁聰先生的住址和電話的字條，我還夾在一本書里，就那么幾個字，也是十分的秀美。

我給汪先生送的手稿是《聞一多先生上課》《面茶》《才子趙樹理》《詩人韓復榘》。汪先生的文字是再簡約不過了。它們通俗明白，卻出神入化，仿佛有風，有雨，有雷電，有氣息。就是這么一個“巧思”（張兆和語）的人，卻突然說走就走了。汪朗兄那天從八寶山回來的路上對我說，老爺子可惜的是，他的思維還那么活躍，他越寫越有神了?？墒朗戮褪沁@么無奈。

打開《汪曾祺全集》最后幾年的作品，《小姨娘》《仁慧》《露水》《獸醫》《水蛇腰》《熟藕》《窺浴》，雖然短小，然而生氣盎然?！陡Q浴》寫得多么大膽，可又多么美;《露水》寫出了下層人的艱辛和不幸。汪先生熱愛美好的東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東西，他用文學加以彌補。

一種說法很流行，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我專門查了一下《辭?！逢P于士大夫的定義。詞條說：“‘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階層?！犊脊び洝ば颉罚骸鞫兄?，謂之士大夫。鄭玄注：‘享受其職，居其官也。舊時也指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p>

顯然汪曾祺不完全符合上述條款，說他是讀書人，他還真是讀了一輩子的書。在生活中，他并不像傳統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他自己說過接受儒家思想多一點，但他接受的，并不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竹籬茅舍、小橋流水式的。他喜歡《論語》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边@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其實更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

五

從汪先生的晚年作品回觀他早期的習作，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文匯報》發現的汪曾祺早年作品，從內容上來看，都是寫于昆明的。這些佚文都已收進了新版的《汪曾祺全集》里。汪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芋頭》中說過：“1946年夏天，我離開昆明去上海，途經香港。因為等船期，滯留了幾天，住在一家華僑公寓的樓上。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經很敝舊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謀一個職業，一點著落也沒有，真是前途緲茫。帶來的錢，買了船票，已經所剩無幾……”

這樣的文字是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而我對照汪先生《文匯報》這一組佚文，能夠深切地感受到汪先生這組文字的氣息：空虛、苦悶、貧困、無著落。且看：

抽煙過多，關了門，關了窗。我恨透了這個牌子，一種毫無道理的苦味。

醒來，仍睡，昏昏沉沉的，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無好處。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氣清潤，若經微雨，村前槐花盛開，我忽然蹦蹦跳跳起來。一種解放的快樂。風似乎一經接觸我身體即融化了。

聽司忒老司音樂，并未專心。

我還沒有笑，一整天。只是我無病的身體與好空氣造出的愉快，這愉快一時雖貼近我，但沒有一種明亮的歡情從我身里透出來。

這是《花·果子·旅行——日記抄》里的一節，汪先生在文尾注明：1945年寫于昆明黃土坡，1946年抄于白馬廟。我們知道，汪先生在昆明呆了七年，除北京和高郵，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時期，是人生觀、世界觀逐步成形的青年時期。

1944年到1945年，汪先生在黃土坡的一所中學教了兩年書，他的短篇小說《老魯《落魄》都是寫的那個學校的事;他那個有點現代派味道的早期短篇《復仇》也是寫于黃土坡。戰時昆明，生活極其貧困。青年的汪先生，人生的航向往哪去，他很迷茫。

“筆會”上的這組佚文，特別是寫于昆明的那幾則，那種人生飄渺的感覺，無不留在了筆端。但通過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汪先生文風的一些脈絡：重細節，不臆造情節，意象的營造，但早期的文字明顯看出氣盛，如周毅所說“有靜穆與血性的密集交織”。我看到的則是，峻拔，決絕，用字用詞往“險”的方向而去，有“西洋油畫的瑰麗和掙扎于對象中的力度”。

先生晚年的文字，卻沖淡平和得多，但那份靈動，人情的練達，集一生的觀察力及白描功夫，也是青年時所不能及。我手頭有一本《人間草木》，是汪先生談草木蟲魚的散文集輯，其中有一篇《下大雨》：

雨真大。下得屋頂上起了煙。大雨點落在天井的積水里砸出一個一個丁字泡。我用兩手捂著耳朵，又放開，聽雨聲：嗚——哇，嗚——哇。下大雨，我常這樣聽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葉東倒西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鉆進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來的圓洞，很深。大黑蜂是一個“人”過的。

紫薇花濕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著小腦袋。

蜻蜓倒吊在樹葉的背面。

哈，你還在呀！一只烏龜。這只烏龜是我養的。我在龜甲邊上鉆了一個小洞，用麻繩系住它，拴在柜櫥腳上。有一天，不見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來它藏在老墻下面一塊斷磚的洞里。下大雨，它出來了。它昂起腦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文字是這樣的剔透、跳躍、靈動和圓融，有了不起的觀察力，頗能代表汪先生晚年文字的精神。

六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1995年的一天，我和朋友龍冬約好去看汪先生，黃昏時我們趕去，汪先生已經出門了。我和龍冬便在和平門附近的一個小館子邊喝啤酒邊等。我一人飄在北京，龍冬則剛從西藏回來，工作毫無著落，兩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蹌著來到福州會館的汪先生家。汪先生還沒回來，我們倆又著了魔似的來到附近的宣武區工人文化館，在那打臺球。汪先生回來了，我和龍冬便鉆進汪先生的書房，胡吹亂侃到半夜才走。這一節給汪先生的女兒汪明寫進《老頭兒汪曾祺》一書。汪明說我們半夜翻墻頭出了院子?？晌椰F在是一點也記不起來，是翻了墻頭么？

我之所以扯出這一節，是因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龍冬對我說：“汪先生去世了，我們也該長大了?！饼埗@番孩子氣的話，卻讓我一時語塞。

汪先生自己倒是謙遜的。他多次說，我的作品數量很少，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他說：過了六十歲，聽到有人稱我為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薄拔业囊磺?，都是品。就像畫畫，畫一個冊頁、一個小條幅，我還可以對付，給我一張丈二匹，我就毫無辦法”。但同時汪先生又是清醒的、自信的，他對自己的評價也是準確的。他說，“我是一中國式的抒情詩人”。他多次對我們說過，我的作品少，寫得又短。短，其實是對讀者的尊重。短，才有風格。短，也是為了自己。今天的事實，已證明了汪先生的預言。新一代人不斷成長，二三十年已經過去，那些當時風流一時的作品，早已不見蹤影，而汪先生的文字，卻在潤養著一代一代讀書人。

是啊，這二十多年來，我是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汪先生。不管是他何種版本的書，只是剛出版的，我見到就買。過去的山東畫報社出的《說戲》《五味》《草木春秋》，編得真是好。由范用先生修訂的《晚翠文談新編》也好，可現在先生的書太多了，我已經無法集全，更何況，有許多版本更加適合新一代的青年讀者，因為時代在變，閱讀方式在變。而一個好的作家，他本質的東西沒有變，那才是一個作家的靈魂，一個作家的根本。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通人性的，時代在變，人性永不變。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五月的鮮花正在窗外熱鬧綻放?？墒谴颐π凶叩娜藗儼?，你們可知道，一位我們喜愛的作家，他也是在23年前的這樣一個鮮花盛開的五月，邃然離開了我們。23年過去了，時間證明了他的不朽，他毫無疑問已載入了文學史。雖然他自認為和“偉大”無緣，但他終將和那些偉大的作家——魯迅、沈從文、老舍……并列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