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與1952—1953年中蘇商談

黎博雅

1952年8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蘇聯外交部部長維辛斯基同中國政府代表團合影。右二起：李富春、陳云、周恩來、什維爾尼克、維辛斯基、張聞天、粟裕、師哲

五年計劃是指導新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綱要，1953—1957年“一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耙晃濉庇媱澱Q生于共和國建立初期，是中蘇經濟合作的重要體現。圍繞著經濟合作、“一五”計劃，中蘇兩國政府自1952年8月至1953年5月開展持續性商談，最終簽訂91個項目，這些項目是“156項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編制“一五”計劃的核心內容。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重要領導者，李富春全程參與“一五”計劃的編制過程，更是作為1952—1953年中蘇商談的主持者發揮了關鍵作用。

1954年12月31日，李富春給毛澤東的關于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的信

1952—1953年中蘇商談的歷史背景

實行計劃經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經濟建設的思路。1951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計劃經濟建設的構想。此后不久，毛澤東在北京西郊別墅召集有關人員研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周恩來在會上提議成立六人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李富春是這個小組成員，并且實際負責了五年計劃編制的大量具體工作。1954年4月，編制五年計劃的領導小組由六人小組改為八人小組，李富春仍然是核心成員。8月，陳云和李富春主持新的領導小組對“一五”計劃草案初稿進行審議，后又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的仔細討論。到1955年7月5日，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李富春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作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一五”計劃是中國國民經濟長期規劃的第一階段，基本任務是為國家的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力求工業基礎的迅速建立是基本思路，因此“一五”計劃建設的重點是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薄弱經濟基礎上，蘇聯的技術設備援助成為決定計劃能否如期實現的中心環節。同時大量增加對蘇出口以換取外匯，也是購買國家建設所需大量設備的保障。所以，中國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蘇聯商談“一五”計劃內容。就主觀方面而言，當時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經驗和成果最豐富的國家，學習其經驗教訓可以少走彎路。

1952—1953年中蘇商談啟動

李富春在“一五”計劃草案的編制工作中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李富春工作細致，對于中央各部門和各大區報送“一五”計劃的有關材料都會親自過目。為了統籌各部門情況，他還多次專門召集中央各部門座談，了解情況，互通信息，為制定計劃提供可靠依據。1951年，李富春組織完成了第一次試編工作。因為抗美援朝戰爭進入相持階段，1952年初“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開始加快進行。3月7日，陳云與李富春主持、中財委草擬的《關于加強計劃工作大綱》下發，要求地方根據《大綱》提出本地的經濟發展計劃。1952年5月，中財委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李富春發表講話分析“一五”計劃。會后，該計劃草案又進一步修改。1952年7月，中財委向中共中央和政務院提交《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之后，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討論上述計劃草案，撰寫設計項目說明，推敲計劃內容，為赴蘇商談做準備。

1955年7月，李富春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1952年8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團長為周恩來總理。李富春當時是中財委副主任，與陳云副總理同任代表團副團長，代表團中還有黨、政、軍相關部門負責人。8月20日，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陳云、李富春等人也參加會議。9月3日，周恩來與斯大林就“一五”計劃展開會談，陳云、李富春等人同時參會。9月6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向蘇方轉交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部文件。9月8日，周恩來與莫洛托夫會談，陳云、李富春等人出席。會議討論了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具體問題，包括組建軍工廠、派蘇聯專家到華、提供貸款等。

鑒于蘇聯方面需要兩個月時間來核算和討論中方提交的計劃方案，在與蘇聯談定原則問題后，周恩來、陳云于9月22日回國，李富春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留蘇，與蘇聯方面商談援助的具體內容，商談近十個月之久。之所以需要如此長的時間來商談，一方面，陳云、李富春在致薄一波、葉季壯的電報中，提到赴蘇貿易代表團每次在蘇商談都需要耗費五六個月時間，原因在我方準備不足，致使對蘇商談往往陷入被動;另一方面，中方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時恰逢蘇共十九大召開，蘇聯方面沒有足夠的精力研究中方提交的“一五”計劃，所以需要較長的研究和討論時間。

實際領導1952—1953年的中蘇商談

周恩來、陳云回國之后，李富春著手進行實質性談判階段的大量工作。1952年9—10月間，李富春領導的中方代表團成員分別具體地向蘇方詳細說明了中國情況和“一五”計劃內容。李富春將中央財經委員會編制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以及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基建等具體領域的計劃發展材料交給蘇方，并作了說明。從11月開始，蘇聯政府有關部門分頭找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具體討論建設任務和項目，以及蘇方可以提供的援助。當時李富春與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計委第一副主席、外貿部代理部長、外貿部總顧問等五人組成中心組，集中負責審查“一五”計劃輪廓中的問題。李富春還要跟進各個部門的商談進度和內容，主持與蘇方主要領導人的會談，一個個落實合作項目，如12月23日與蘇聯汽車拖拉機制造部商談長春汽車制造廠的擴大生產規模問題。同時，李富春還要與北京聯系，向中央及時報告、請示、建議、詢問。

商談過程中，中蘇關于“一五”計劃的增長速度和基調也逐漸明確。1953年1月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和蘇聯國家計委首次舉行小組會談。蘇方給出的總體意見是要調低經濟增長速度，減少各項主要產品的產量指標。李富春按照對方意見，電告國內補送蘇方需要的硫磺等原料，以及鐵路、橋梁、技術人員等13種數據資料。2月1日晚，在與薩布羅夫再次長談后，李富春同宋劭文、葉季壯討論了計劃修改問題，并且同駐蘇大使張聞天通氣，決定將“一五”計劃的基調確定為穩妥、實事求是，但必須建設的重點項目，比如大冶、包頭的鋼鐵廠，包頭、蘭州的水電廠等，仍應爭取蘇方幫助設計。在統一意見后，李富春安排各組與蘇方開始第二輪商談。2月9日，綜合各小組的意見后，李富春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蘇方的總體意見。2月14日，周恩來等人向李富春表示，通過研究一致同意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對“一五”計劃的意見，主要內容是：長期計劃中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擬定為13%—15%，年度計劃中根據實際情況定為20%左右，以保證長期計劃的提前完成。同時將關于“一五”計劃的指示初稿、參考資料草稿帶給李富春詳加審查修改。3月8日，周恩來赴蘇參加斯大林葬禮，3月10日、11日，李富春再次向周恩來匯報了幾個月來商談工作的進展和改進意見。

1952年8月，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3月17日，米高揚、李富春在克里姆林宮進行會談。李富春向米高揚表示，中國對不恰當的建設項目已作了改變，強調哪些項目是中國重視的項目，并對米高揚提出的具體問題一一作了解釋說明。3月30日，米高揚再次約見李富春，發表對“一五”計劃草案和蘇聯援建中國的意見：建議注意設計中的企業規模、工廠間的配合和設備自給的問題，并保證蘇聯在設計、派遣專家、接受實習生和留學生方面的優惠政策。

4月4日，米高揚約談李富春并告知蘇共中央、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經濟專家對“一五”計劃的意見，并與李富春敲定中國供應蘇聯的物資，如有色金屬、橡膠。會后，李富春派宋劭文回國匯報中蘇商談進展。4月8日，周恩來聽取了宋劭文的匯報。中共中央隨即復信李富春，認為蘇方“砍掉的部分砍得好”，同意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簽字，并授權其對中蘇協定文字作斟酌。至4月中旬商談接近尾聲時，中方原本計劃委托蘇聯設計的150個新項目中有60項左右沒有被蘇聯接受，最終確定的項目是91項。當時蘇聯方面對于中國提交的“一五”計劃的輪廓（草案）的意見主要有三點：一是資料不健全，設計工作落后，技術干部和技術工人不足，這些是計劃草案的薄弱環節;二是速度定得太快，指標定得太高，計劃實現難度太大;三是中國經濟應該獨立發展。

1953年4月，蘇聯部長會議決議為中國“一五”計劃提供援助草案。草案提出同中國政府代表就各種工業、企業的設計工作的執行、設備供應、建設和修復等問題進行磋商;蘇聯政府具體承擔的工作有：保障設計工作、設備供應，在建設中提供技術幫助、安裝設備，使企業投入生產，并且派出專家考察、跟進、提供幫助。而中方具體承擔的則是在1953—1960年向蘇聯提供總價值為36億—42億盧布的商品，在計劃實施中承擔余下比例的設備等。

4月25日，米高揚交付李富春總協定草案及附件。李富春在研究協定草案后電告中共中央，認為協定符合蘇聯全面援助我國建設精神，符合商談精神。

4月30日，中共中央電示李富春，完全滿意并感謝蘇方提供的援助，委托李富春簽訂相關文件。5月7日，蘇聯駐中國大使庫茲涅佐夫與毛澤東會談，轉交蘇聯政府的《備忘錄》和《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年計劃任務的意見》。毛澤東表示，中國方面將全權委托李富春簽訂中蘇協議及蘇聯對華援助的備忘錄。5月15日，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6月4日，李富春與米高揚代表兩國政府在“協定議定書”上簽字，1952—1953年中蘇商談告一段落。

對于1952—1953年中蘇商談的回顧與總結

1952年8月至1953年5月，李富春領導中國政府代表團與蘇聯方面圍繞“一五”計劃開展事無巨細的談判，并取得重大成果，蘇聯方面對于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國防工業，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思路也是高度認可的。這些碩果的取得與李富春等人的辛勤工作有直接關系，他們既研究蘇方客觀條件，又詳細說明中國具體經濟狀況，進行了大量創造性的工作。1953年6月，李富春在圓滿完成中蘇商談任務后回國。6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會議聽取李富春作的《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劃問題的幾點體會（提綱草案）》報告。該報告可以看作是李富春對“一五”計劃編制過程，尤其是對中蘇商談過程的回顧與總結。

1953年3月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左起：李富春、郭沫若、周恩來、張聞天、羅瑞卿

一是經濟計劃要有實現的把握，不能過于冒進。五年計劃一經制定就一定要完成，甚至要爭取超額完成。因為這不僅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有政治、輿論和人民情緒上的考慮。因此，制定的計劃既要有挑戰，又要有實現的把握，不能一味求高。蘇方認為中方計劃輪廓內的建設項目設計或者進度太趕，或者規模過大、項目過多，反映出主觀愿望過高、過急，這樣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分散，反而使得重點項目捉襟見肘。在編制“一五”計劃初期，中財委提出工業發展速度約每年遞增14%較為合適，李富春在赴蘇商談前將這一數據改為20.4%，后來蘇聯專家建議把這個比例調到14%更加合適。李富春在總結報告中檢討認為，作為五年計劃來看工業發展速度20.4%是過高的，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在于草案不是建立在精確計算現有企業設備能力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預期完工投入生產的新廠的基礎上，但新廠建設排列的速度太緊，不能按照預期進度投入生產，這樣便無法實現每年遞增20%。

二是要有全局概念，將國民經濟作為整體進行研究。國民經濟計劃應該“使需要與可能結合、經濟與技術結合，從發展整個人民經濟的觀點出發，努力學習全面計算平衡，如此才能適合人民經濟按比例均衡發展的規律”，如原有的計劃輪廓過于重視工業，忽視了手工業、小工業對于增加財政收入和國民經濟積累的重要性。李富春認為：“準確的統計資料是編制計劃的基礎，合理的定額是對各種計劃指標進行核算的根據”，以后一定要加大對國民經濟的綜合研究，從過去已有的情況中預計未來經濟發展的規律及各部門的比例，研究生產、需要和分配。同時，李富春認識到自身財政經濟學素養、對經濟的熟悉狀況方面尚有不足，因此向蘇聯申請安排代表團的學習考察行程。代表團學習了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草案，請蘇聯各部門負責人講授怎樣做計劃工作，在莫斯科參觀各類工礦企業。即便是在沒有工作安排的白天，李富春也讓翻譯為他讀《真理報》《消息報》，自己抽空去上課，無法上課的時候就自學講課筆記。

1953年3月，李富春在莫斯科主持討論與蘇方談判的準備工作。右起：李富春、王士光、陳平、袁寶華

三是要獨立自主，克服依賴蘇聯的思想傾向。堅持獨立自主、不依賴外部力量是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也是李富春在中蘇商談期間始終秉持的理念。在莫斯科的一場招待會上，李富春在向米高揚敬酒時詢問能否增加一些項目、成套設備或其他緊俏物資。然而，米高揚脫口而出：“你們不要像個小孩子一樣，看見什么東西都覺得新鮮，什么都想要?！崩罡淮涸谶@頗為難堪的局面下，堅定地回應：“我們提出建議，你們考慮有無可能，互相洽談嘛！怎么可比作小孩子呢？米高揚同志，你的說法有失禮貌……”米高揚這才意識到失言，向李富春表示道歉。李富春后來和俄文翻譯李越然說：“我們國家剛解放，百廢待興，需要援助，我們不是白拿，現在沒有白拿，將來更不會白拿?！庇纱丝梢?，李富春對于援助、合作的正確態度。他在報告中強調，接受蘇聯援助是為了能夠自力更生，依靠蘇聯、學習蘇聯但不是依賴蘇聯。實際上，李富春也是這樣做的。李富春多次和專家們一起到中國各地進行實地考察，主張中國盡可能自行承擔五年計劃的建設項目，通過長期計劃來挖掘本國工業的發展潛力。這種思路與實踐，令與之接觸的蘇聯專家也大為贊揚。

四是工作方式要靈活多樣，堅決維護自身利益。秉持原則并不意味著李富春是一個刻板的人。他雖然清楚地認識到國家的發展歸根到底是靠自己，但不會錯過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機會。在1952—1953年中蘇商談的過程中，李富春采用了被蘇方稱為“口頭外交”的方式。這一方面可能是確實資料數據不全，另一方面卻有可能是希望不以紙面形式“白紙黑字”確定下來，觀望能否爭取到更符合期待的條件。與李富春商談的時任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康·伊·科瓦利對此深有體會。商談期間，科瓦利每周三同李富春會晤。他抱怨中國方面要求范圍甚大，客觀上帶來頗大的難度，況且還有一些不太清楚、很麻煩的外交問題?！懊看闻c李富春會晤后，我都請中國方面就已經談妥的問題作書面說明?？墒?，到下次會晤時，李富春還只是口頭表示贊同，而不提出任何書面申請和文件?！笨仆呃疽詾橹袊窍搿白屘K聯方面把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方針和規模的決議的主動權承擔起來，讓蘇聯對這些決議負責”。1954年初，周恩來在與赫魯曉夫會面后請求其加速關于大規模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重工業項目的談判，而其基于政治上的考慮答應了這個要求?？仆呃@才明白過來，李富春的“口頭外交”是指望從政治上解決余留的蘇聯經濟和技術還未仔細研究過的“硬骨頭”。

1953年9月，李富春就與蘇聯商談工業建設、編制五年計劃大綱等問題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

總之，不論是在“一五”計劃的實施，還是在包括中蘇談判在內的“一五”計劃制定過程中，李富春為新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科學技術落后面貌的改變立下了汗馬功勞。阿爾希波夫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在領導崗位上的全部活動，都是與中蘇之間廣泛、互利關系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宋劭文也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是在缺乏經驗和統計資料的情況下，根據毛澤東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示精神，在周恩來直接領導，陳云、李富春的具體指導和蘇聯的幫助下，編制成功的?！薄耙晃濉庇媱潓嵤┖?，尤其是作為重點的“156項工程”的逐步完成，徹底改變了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中國走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第一步，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更長遠地看，在“一五”計劃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國家集中調控配置資源，大力吸收引進國外先進工業技術，逐步推動本國經濟科技發展的思路在當今仍然有著影響和啟示。（責任編輯 葉松）

作者：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