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前后的李富春

李勇

1958年，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大躍進”。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作為國家計委主任和多年從事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李富春提出了許多切中時弊的意見和觀點，盡力糾正“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損失，為國民經濟的調整與恢復作出了重大努力。

美好的愿景與困惑的現實

1958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開始了。對“大躍進”嚴重違反客觀經濟規律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在最初包括李富春在內的黨內高級干部并不是立刻能看得那樣清楚的。像當時黨內大多數同志一樣，李富春相信毛主席比自己看得更深遠、更準確。而“大躍進”中，廣大群眾為了改變祖國貧窮落后面貌所迸發出來的生產積極性，也極大影響了李富春的判斷。

但是作為國家計委主任和多年從事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李富春并不是沒有憂慮的。當時黨中央正在修訂“二五”計劃，李富春強調既要看到建設的有利條件，也不能忽視建設中面臨的困難。李富春的這種認識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與“大躍進”的調子不合拍。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李富春不僅親身感受到會議上批判“反冒進”和鼓動“大躍進”的氣氛，還間接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的批評和各部門、各地區“大躍進”的聲浪，對李富春和國家計委都是不小的壓力。

為了跟上“大躍進”的步伐，國家計委重新擬訂了指標，對“二五”計劃草案作了調整。后來經中央財經小組討論，1958年6月李富春向黨中央報告了新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兑c》提出，計劃各項指標以1962年生產6000萬噸鋼為中心來安排，“以鋼為綱”，帶動其他指標。同時預計以鋼鐵為主的工業產量有可能只用三年就可以趕上和超過英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也可能三年就能基本實現。毛澤東看了這個《要點》后批示說：“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辈⒅甘居“l當時正在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1958年夏，李富春在天津東郊新光村與下放的機關干部交談

這個階段的李富春是糾結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他領導的國家計委，與全國人民一起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大躍進”之中;另一方面，作為實際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他不能不更多地考慮那些一再拔高的指標如何落實。他能做的就是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地采取靈活方式糾正一些“左”的做法。在當時的計委、經委聯席會議上，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對高指標落實的擔心。他說，“凡是各部和地方上提出來的項目，都要審查一下，看哪些是應該搞的，哪些不應該搞，把一些小項目剔除，不要納入計劃;大型骨干項目的標準太高了，應該降低一下，免得促進大家貪大”。1958年8月，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富春在第一天的大會上對1959年計劃和“二五”計劃的調整作了說明，并提交了相關文件。但就是這樣一個已經脫離實際而無法實現的高指標計劃以及那個《說明要點》，也遭到毛澤東嚴厲的指責：“這個文件看了兩遍，覺得不大滿意，不能動員群眾……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憋@然毛主席認為李富春和國家計委在經濟指導思想上還缺少“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希望他們打開“大躍進”的局面。

設法走出困局

“大躍進”違背了經濟規律，破壞了國民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作用。國民經濟主要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各項指標畸高而無法實現。固定資產投資遠超實際可能，過高的積累率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大煉鋼鐵等群眾運動勞民傷財，浪費巨大。而在“大躍進”初期，國家計委按照中央精神下放計劃管理權限和實行的“兩本賬”的做法，本意是為了發揮地方積極性，結果造成嚴重的分散主義。從中央到地方都頭腦發熱，大家爭投資，上項目，使計劃管理和經濟秩序陷于嚴重混亂局面。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在全國泛濫開來。

意識到這些問題后，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期間，黨中央積極領導全黨整頓人民公社，調整高指標，作了初步糾“左”的努力。在這期間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很多意見，作出很多指示。李富春作為國家計委主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和錯誤的做法感觸更直接、更深刻。他衷心地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這些決定，也在各種會議上發表了很多意見，并且多次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他的這些意見觸及了“大躍進”中比較普遍的問題，對于糾正實際工作中的錯誤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從“大躍進”開始后，下放計劃管理權限和實行的“兩本賬”的計劃方法，使國家計委失去對全局的控制。計劃指標朝令夕改，經濟統計非?；靵y，李富春和國家計委的工作十分被動。而且這時候解決問題的思路還是在“大躍進”的總體框架內進行的，大環境、大態勢沒有變化，人們對“大躍進”的認識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李富春不可能直接尖銳地指出“大躍進”的錯誤，只能婉轉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有人批評計委李富春同志是‘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薄啊趯⒀远鴩肃?，無非是有各種顧慮?！?/p>

在廬山會議上，因為批判彭德懷的問題，打斷了正在進行的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全黨又開始了“反右傾”斗爭。在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反右傾，鼓干勁”的要求下，全國掀起了繼續“大躍進”的高潮。全國上下各種“大辦”一擁而上，導致工農業生產繼續大滑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局面進一步加劇。

“大躍進”運動迅猛發展的同時，農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調”和吃食堂大鍋飯等做法，造成嚴重平均主義和物質的巨大浪費，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在繼續“大躍進”期間，由于“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尤其是高估產高征購，甚至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也被征走，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果。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緊張。許多地區因嚴重缺糧而普遍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劇增加。

在付出沉重代價后，包括李富春在內的一些同志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種種問題開始有了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在196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李富春針對“大躍進”中只強調“多、快”而忽視“好、省”的問題指出：“我們的老觀點，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點，搞快一點，但是實際經驗證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可能有些方面多我們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費?！薄皣窠洕莻€有機整體，要從全面考慮……”

在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李富春就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作報告，對國內的任務及應該采取的方針和具體政策，提出了五點意見。也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李富春提出了調整經濟的建議。他最初針對當時工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應該對工業實行整頓、鞏固、提高。這就是后來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雛形。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任命李富春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圖為1959年4月28日劉少奇簽署的任命書

8月下旬，國家計委黨組討論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李富春再一次明確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李富春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的有力支持。同時周恩來將計委報告中提出的“整頓”改為“調整”，并增加了“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后經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央基本同意國家計委的意見，并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根據這個報告分別編制計劃草案。

中共中央批準八字方針后，調整工作首先從農村開始。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發出《緊急指示信》當天，李富春在國務院各辦負責人和工交各部黨組會議上講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十個問題。11月中下旬，國家計委召開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李富春在會上深入分析了我國三年來經濟工作的情況和主要問題。這兩個講話，是他提出調整建議以來對“大躍進”經驗教訓較為系統的總結。

1960年12月16日，李富春致信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1961年要在各方面大力進行整頓……指出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必須照顧今年農業歉收的情況，照顧重災區，必須盡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農業為第一位;第二，必須注意在三年“大躍進”的基礎上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各方面大力進行整頓，“要整風、整制度、整管理、整質量、整隊伍”。

1961年1月中旬，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會議聽取和通過了李富春所作的《關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的報告，并在會議公報中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后，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由“大躍進”轉入調整時期。八字方針既作為國家經濟調整的總體方針，也成為李富春后來開展工作的主要依據和“武器”。這期間李富春多次系統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列舉存在的各種問題，明確指出政策上的錯誤是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許多正確的主張，并進行了矢志不渝的努力。

堅定不移貫徹八字方針

雖然八字方針列入黨的決議，但“大躍進”的慣性依然存在，經濟調整的過程是曲折的。直到1961年9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在未來三年應切實貫徹八字方針的決議，經濟調整才真正行動起來。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是黨的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李富春在會上也作了檢討。會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最終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問題上，全黨基本取得了共識。2月，劉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進一步肯定了要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調整。西樓會議后，中央決定恢復設立中央財經小組，任命陳云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組長。中央財經小組明確提出要“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5月上旬，黨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作出大刀闊斧調整國民經濟的重大部署，制定出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的具體方針、辦法和措施，這對進一步扭轉經濟困難局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主持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過程中，采取了多項具體措施，作出了堅忍不拔的努力：

恢復和發展農業，解決好人民吃穿用的問題?！按筌S進”的本意是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日過上好日子，但實際結果給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極其嚴重的惡果，而受沖擊最大的就是農業。農業遇到的困難是全黨的慘痛教訓，因此國民經濟調整中最主要的環節是恢復和發展農業，這也是各類經濟比例關系調整的關鍵。李富春在落實八字方針的過程中，緊緊抓住這個關鍵環節。實際上，從1960年以后，他強調最多的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農業為中心，加強農業建設，并將其貫穿于制定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之中。他在國家計委擬定八年規劃時強調，“今后三年也好，八年也好，第一位的還是農業問題”。在1960年7月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李富春就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作報告時提出了五點意見，對扭轉當時嚴峻局勢最有意義的是以農業為中心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1960年11月18日，在國家計委召開的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李富春作了《經濟工作的十條經驗教訓》的報告，其中第一條就提到“發展國民經濟必須以農業為基礎”。1962年7月，李富春強調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要以支援農業為中心，并提出計劃的方針任務、措施和主要指標。他提出國民經濟各部門必須繼續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集中力量恢復和發展農業。當年11月，李富春主持國家計委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會議形成了《關于一九六三年工農業生產安排的意見》。這個意見依然突出了把農業生產的繼續恢復擺在第一位的思路。1962年12月4日，李富春致信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建議編制十年的長期規劃，提出十年規劃的編制應當按照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把工業轉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李富春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面一排左起：陳云、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

“大躍進”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全國陷于普遍貧困的狀況。李富春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經濟發展和制定計劃的主要目標，同時也作為降低積累率，控制再生產，增加個人消費，調整比例關系的重要內容。他在一次會議上說，馬克思早講過的：任何再生產都必須既要包括生產的消費，也要包括個人的消費;既要包括資本的流通，也要包括一般商品的流通。就是說，搞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不僅要有設備、動力、交通和原材料問題，還要有吃飯、穿衣問題。1962年12月31日，李富春致信毛澤東，專門談長期規劃問題，提出三點設想，其中專門講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問題：農業發展了，工業發展了，吃穿用問題建立了基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可以在十年內前進一大步的……1964年4月底，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這個設想中擬訂的“三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第三，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由于這個《初步設想》是以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為中心的，因此，人們把它簡稱為“吃穿用計劃”。

把過高的計劃指標和增長速度降下來，使之與實際生產能力相適應。我國國民經濟基礎較弱，“大躍進”搞成了個虛胖子。人們開玩笑說是患了“浮腫病”，調整就是要“消腫”。就是要降低積累率，壓縮投資總額和基本建設規模，使之與國力相適應。具體做法就是要加強中央對計劃的管理，糾正地方計劃管理的混亂局面，上收地方政府制定計劃和審批項目的權限，恢復到“只搞一本賬，一個計劃，不搞第二本賬”的做法，這些都是執行八字方針，進行經濟調整的主要任務，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許多人對“大躍進”所導致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不愿意下決心大幅度降低經濟指標;許多地方和部門為了自身利益，爭項目，爭投資。面對這樣的形勢，李富春在中央主要領導支持下，下了很大決心進行調整。通過一系列調整，最終使國家的生產、供給、消費，能源、物資、運輸，財政、信貸等方面實現了更好的綜合平衡;同時做好統計工作，加強經濟核算，提高投入產出比例，提高了國家整體經濟效益和發展水平。

1961年1月14日，李富春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作了《全面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的發言

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數量?！按筌S進”期間，隨著基建規模急劇增長，職工隊伍迅速膨脹，大批農村青年勞動力流入城市，致使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增長過快;同時農業勞動力大幅減少，影響了農業生產，造成職工工資總額和社會購買力急劇膨脹，引起糧食、副食品供應緊張。因此精減富余職工，壓縮城鎮人口成為經濟調整，解決“大躍進”遺留問題的一項重要工作。1961年6月，黨中央有關會議通過了《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緊接著又發出《關于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在1960年底1.29億城鎮人口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這是一項牽涉國民經濟調整全局，關系千家萬戶，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做艱巨而細致的工作。為落實這個部署，中央決定成立由李富春任組長，楊尚昆、安子文參加的三人小組，領導全國精減壓縮人口的工作。這年6月20日至7月5日的半個多月里，李富春連續召集中央各口、各部委負責人，天天開會，聽取各部輪流匯報，一起研究精減人員方案，有時通宵達旦。在李富春等人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經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努力，1961年至1963年6月，全國共精減職工1887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這些人絕大部分回到了農村，有力地支持了農業生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北京舉行，李富春出席大會。左起：劉少奇、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

深入調查研究，改善企業管理。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嚴重困難的教訓，使得全黨逐步清醒過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號召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要求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在此前后，李富春從各部委抽調干部組成調查組，由他本人直接主持，對北京市十個工廠和單位進行調查，他們選擇北京第一機床廠作為重點調查對象。李富春和調查女工情況的蔡暢一起多次深入各車間和工地實地考察。為掌握第一手資料，李富春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分別征詢一線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室干部、車間和廠級領導干部的意見。這些調查為李富春深入了解企業的問題和困難，更有針對性地糾正錯誤，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后來他把調查形成的意見和建議，集中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在一機床廠調研的直接成果就是促成“工業七十條”的產生。1961年6月，中央書記處決定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工業企業條例。李富春在一機床廠的調研材料及給毛澤東寫的信，為條例的起草提供了豐富的依據和堅實的基礎。在起草過程中，薄一波以北京第一機床廠大批調查材料為基礎，赴東北再次進行調查并草擬出《企業工作條例》。后來這個條例由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聯名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黨中央于9月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這個條例，改名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內容共70條，簡稱“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系統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工業管理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國營企業管理的若干指導原則。條例頒布后，對糾正“大躍進”中工業企業管理的混亂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國營企業管理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檢查督促落實，堅持長期調整。1962年三四月份，李富春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部署國務院各部門迅速組成聯合檢查組（團），由各部部長或副部長并配備必要的司、局長組成，到各重點城市、企業和事業單位檢查經濟調整的落實情況。李富春說：“不要老在家里空談，已經談得差不多了，就是要下去抓當前工作，貫徹中央會議精神和要求”。李富春自己也帶領一個檢查組到河南、湖北等地進行檢查。在檢查中，李富春深入基層，一邊考察，走訪群眾，了解實情，一邊隨時同地方負責人共商克服困難，調整經濟的對策。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期間，毛澤東、烏蘭夫、李先念、李富春（右起）在一起

當時中南局根據中南五省的情況，對農業恢復的時間表分別提出不同要求。對于中南局的做法，李富春在中南局常委擴大會上表示贊同說：“‘大躍進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吃了虧，原因就是急了一點。因此在調整恢復國民經濟中也不要急躁，要準備慢的這一手……必須下兩個決心，一是下比較長的決心，至少準備三年踏步;二是要傷筋動骨，不能維持現狀?！逼鋵嵗罡淮涸缭诮洕{整初期就明確提出調整要用三至五年。從1961年9月的廬山會議開始真正執行八字方針，只用了一年多的調整時間，到1962年底，就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這時黨內一些同志提出調整可以結束了，李富春頂住壓力，多次堅持要繼續調整，長時間調整。這些意見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有力支持。堅持長期調整是為了克服“大躍進”頑癥，挽回巨大損失?！按筌S進”從1958年到1960年搞了三年，但調整從1961年到1965年大約用了五年。實踐證明李富春關于長期調整的判斷和決策是正確的。

“辛勞和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由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62年底全國經濟即有了明顯好轉。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全面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逐步恢復欣欣向榮的景象：一是工農業總產值按可比價格同1957年相比，增長59.9%，其中農業總產值增長9.9%，工業總產值增長98%，都超過了1963年的預定目標;二是工農業生產中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實現了在新的基礎上的協調發展。1965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在工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是37.3%、32.3%、30.4%，基本上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三是國民經濟生活中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基本恢復正常。三年“大躍進”期間，積累率過高。1961年由于削減投資，積累率下降至19.2%，1962年又下降至10.4%，幾乎沒有擴大再生產的余力。經過三年繼續調整，到1965年回升到27.1%;四是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岸濉庇媱澢八哪昝磕甓加休^高的財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結余，收入超過支出累計達10.2億元。困難時期實行的高價商品和憑票供應等實行的范圍也陸續取消或縮小。雖然1965年全國人均糧食、食油、棉花的消費量還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個經濟的恢復、國民收入的增長，人民生活仍然有較大的改善?！按筌S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局面，終于得到改變。當時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顧卓新回憶說：“今天我們回憶這段往事，仍然忘不了富春同志勤奮工作，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的光輝形象。三年困難，五年調整，富春同志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辛勞和功績是不可磨滅的?！?p>

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李富春在會上作《關于一九六三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一九六四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李富春在糾正“大躍進”錯誤過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是李富春人生中的一大亮點。李富春的理論著述不多，他的長處是實干和專注——專注于計劃經濟工作。他說的話和作出的一些決定，今天看起來很簡單、很普通，但在“大躍進”時期是十分難得的，他是我們黨在那個時代理性思維的代表之一。他強調做計劃工作要搞“綜合平衡”，做經濟工作要搞“經濟核算”，是我們黨最早具備先進的經濟管理思維的領導干部之一?！按筌S進”時期他很多話都要兩面說，但是通觀他的講話和文章，會發現他的傾向性是很明確的，他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貫的，是堅定的和執著的。在那種環境中能夠堅持自己的主張、把自己的主張付諸實施并取得成功，是需要智慧的。李富春在對經濟工作的判斷和把握上，有很多獨到之處和豐富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李富春與我們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在經歷了“大躍進”的錯誤之后，思想認識都有所轉變和提高。他們不斷從實踐中認識世界，從未停止過探索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腳步。（責任編輯 楊琳）

作者：李富春外孫，高級經濟師，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原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