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創建過程與運行機理探究

王雪麗 彭懷雪

摘要：近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產業扶貧”“文化扶貧”思想的指導下，各類非遺項目助力精準扶貧，成效顯著，但也存在潛在風險。非遺扶貧項目是多元行動者在合作網絡中經由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個利益聯盟，呈現出典型的政府主導特征。作為核心行動者，地方政府通過設置強制通行點（目標路徑）方案，能夠快速促成合作網絡的形成。然而，政府的過度參與會降低項目后續運行中的韌性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因此，政府在“扶上馬”“送一程”之后，宜選擇合適時機出讓核心行動者身份，引導非遺扶貧項目從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推動轉向主要依靠市場驅動。

關鍵詞：非遺產業;文化扶貧;政府主導;行動者網絡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3.7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0）03-0018-008

一、問題的提出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繼續“強化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深化扶志扶智，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同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要“加大就業扶貧力度，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業機會”。要實現全面脫貧目標，同時確保脫貧后不返貧，必須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特別是傳統工藝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有助于提升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就業增收，且具有就近就業、靈活就業的獨特優勢，是當前產業扶貧領域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近年來，為了貫徹落實文化扶貧工作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和推動非遺助力脫貧。2018年6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大力振興貧困地區傳統工藝助力精準扶貧的通知》，同年7月11日，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國務院扶貧辦綜合司聯合下發《關于支持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的通知》，在全國選取10個“非遺+扶貧”重點地區，探索通過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以下簡稱“非遺工坊”）實現就業脫貧。

2019年12月，為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脫貧攻堅的總體部署，在總結前期試點地區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國務院扶貧辦綜合司聯合印發《關于推進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建設的通知》，旨在“依托各類非遺項目，支持設立一批特色鮮明、示范帶動作用明顯的非遺工坊，幫助貧困人口學習傳統技藝，提高內生動力，促進就業增收，鞏固脫貧成果”，全面推進非遺助力精準扶貧。2019年全國共設立2310個非遺工坊，帶動46.38萬人就業，20萬建檔立卡貧困戶因此脫貧。（1）可見，非遺產業扶貧不僅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訴求，同時也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原生動力。[1]本文擬引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框架，結合實地調研資料，嘗試打開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創建過程的“黑箱”，為非遺助力扶貧工作提供有益參考。研究涉及非遺扶貧項目的合作網絡，合作網絡創建過程中的行動者參與和相互作用，行動者參與網絡的動機（目標），以及如何進一步優化網絡結構，維護網絡的穩定性，保障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二、行動者網絡：研究的理論視角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ANT）由法國科學社會研究者米歇爾·卡?。∕ichel Callon）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該理論的代表人物還有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和約翰·勞（John Law）。[2]行動者網絡理論最初用于科技技術研究（STS） 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3]，后逐漸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多個領域。國內學界對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關注始于21世紀初。2001年浙江大學的謝周佩撰寫的《兩種文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4]一文比較早地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視角引入中國，隨后郭俊立（2007）[5]、吳瑩等（2008）[6]又進一步對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哲學意蘊和理論方法進行了更為系統和全景式的闡釋，為后續更多學者應用該理論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奠定了比較好的研究基礎。截至目前，行動者網絡理論已經廣泛應用于諸如旅游管理（張環宙等[7]，2008）、虛擬社區創建（周桂林、何明升[8]，2009）、城市治理（趙強[9]，2011;汪雪[10]，2018）、教育研究（左璜、黃埔全[11]，2012）、社會互助組織（陳東平等[12]，2013）、志愿服務（劉威[13]，2019）、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戴祥玉、杜春林[14]，2017）、鄉村治理（謝元、張鴻雁[15]，2018;鄒明妍等[16]，2019）、公共項目運行（趙宇翔等[17]，2018）、媒體融合發展（趙高輝[18]，2019）等社會科學的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之中。

行動者網絡理論涉及三個關鍵概念，即行動者（Actor）、轉譯（Translation）和網絡（Network）。其基于廣義對稱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將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全部納入網絡，并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通過轉譯過程來分析各行動者的利益、進入網絡面臨的障礙，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用和影響。隨后，將各行動者的利益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動態的行動者利益聯盟。（圖1所示）

（一）行動者

根據廣義對稱性原則，無論是人類行動者，抑或是非人類行動者，只要在網絡創建中發生作用，均可被視作合作網絡的行動者。行動者網絡理論給予非人類行動者以十分獨特的地位，非人類行動者可以通過有資格的代言人（spokesmen）來獲得主體的地位、資格和權利。所有行動者的參與能力在本體論上沒有區別，不存在主動被動、主體客體之分。[19]無論是人還是非人行動者，都被看作具有能動性。[20]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相比于其他行動者，核心行動者在網絡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共同目標和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2）方案的提出者，是網絡中各個行動者之間矛盾與沖突的協調者。

（二）轉譯

轉譯是指行動者網絡創建的過程，包括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利益相關化（Interessement）、征召（Enrollment）、動員（Mobilization）四個主要環節。[21]這四個階段均有可能出現需要克服的異議（Dissidence）。問題化是轉譯的第一個步驟。在此期間，核心行動者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問題，提出解決當前問題的廣泛策略，設置強制通行點，同時強調該問題的解決會影響到其他行動者各自問題的解決，以使其自身成為網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核心行動者實際上已經把自己置于網絡的核心地位。問題化階段的首要任務就是通過明確核心行動者，進而建立有助于各方問題解決的強制通行點（目標路徑）。利益相關化的階段主要是由核心行動者對其他行動者在網絡創建過程中的獲益情況進行分析，進而說服其他行動者相信由核心行動者定義的利益與他們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22]，從而提升其他行動者參與網絡的動力。征召的過程就是各個行動者加入網絡的過程。在這一環節，核心行動者通過與各行動者的協商將其吸引到網絡中，并給每個行動者分配相應的任務。動員是核心行動者采取各種措施將網絡中的所有行動者高效地組織起來，在即將創建的網絡中按既定安排發揮各自的作用，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組成利益聯盟的過程。

異議不是轉譯的具體環節，但在網絡創建與運行過程中隨時可能產生。異議是對核心行動者的代表性質疑、討論、協商、拒絕等所有表現形式。[23]異議產生時，其他行動者拒絕跟隨核心行動者，不接受方案中的角色定位和行動承諾，表現出對網絡的“背叛”。因此，無論異議發生在哪個環節，都需要第一時間進行處理，否則就會影響到合作網絡的創建和穩定運行。

（三）網絡

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網絡”是一個概念，而不是物理意義上的實質性網絡，既不同于Internet這樣的技術網絡，也不是非正式聯結的結構化網絡，而是一種對連接方法的描述。[24]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網絡”的主體是行動中的行動者，因此，我們需要通過追蹤行動者的行動軌跡，呈現行動者彼此聯結的行動過程。由于不同的行動者在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利益取向、行為方式等是不同的，也有學者稱之為“異質性網絡”（Heterogeneous Network）。正是由于網絡所具有的異質性特征，需要我們格外關注不同行動者在網絡創建過程中的利益協調問題。

三、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創建

依托非遺文化產業實現非遺傳承與就業扶貧雙贏的“非遺扶貧”模式，是在扶貧進入攻堅期的背景下，以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傳統工藝與現代商務無縫對接，實現貧困戶增收的一種扶貧創新模式。[25]無論是河北豐寧的“滿族剪紙”，還是四川成都的“蜀繡”，抑或是貴州赤水的“赤水竹編”，當非遺遇上扶貧，不僅可以使非遺在瀕臨困境之時重新煥發生機，而且有助于形成非遺傳承、產業發展和就業扶貧的多贏格局。從項目管理和推廣的角度，客觀呈現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創建過程與運行機理，有助于揭示可能影響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潛在風險，并進行提示。

成都市高家灣村“蜀繡扶貧”項目依托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蜀繡，由當地政府牽頭創建起一個多方協作的行動者合作網絡，采取“免費培訓+居家靈活工作+包銷產品”的方式運作，初步探索出一條非遺助力扶貧的發展之路。本文選取高家灣村“蜀繡扶貧”項目作為典型案例，以點窺面，借助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框架，剖析各個行動者在合作網絡中的角色與分工，全景解析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創建的轉譯過程。

（一）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確定核心行動者與強制通行點

問題化是行動者網絡創建的首要環節。核心行動者需要指出每一個行動者在實現各自目標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從而使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案成為其他行動者實現目標的強制通行點。因此，在問題化階段首先要明確誰來作為核心行動者。隨后，核心行動者需要對其他行動者面臨的問題與目標進行逐一呈現，并提出實現共同目標的強制通行點。

以高家灣村“蜀繡扶貧”項目為例，該項目合作網絡的創建過程涉及地方政府、以村兩委為代表的村集體、蜀繡企業、村民、蜀繡五類行動者。其中，蜀繡作為非人類行動者，不具備成為核心行動者的可能性。村兩委雖然在動員村民方面能夠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協調與企業主體的爭議方面缺乏權威性，不是核心行動者的最佳選擇?；诮洕б婧蜕鐣曌u的雙重考量，蜀繡企業是該項目的積極參與者，但在項目運行初期，由于缺乏足夠的消除其他行動者進入網絡障礙的能力，暫時也不適合作為核心行動者。村民是該項目的重要參與主體，但其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局限性無法保證其中的每個個體都能夠最終參與項目，并且村民對同處于網絡節點中的其他行動者也無法起到足夠的約束與示范作用，因此，也不可能成為該網絡的核心行動者。作為項目的發起方與主導者，地方政府的地位相對超脫且具有公權力屬性，使其很容易獲得其他行動者的信任與支持，擁有足夠的權威和能力協調各行動者之間的矛盾與爭議，能夠提出被其他行動者認可和接受的強制通行點方案，因此，地方政府可以視為該項目合作網絡創建初期的核心行動者。

作為核心行動者的地方政府需要對其他行動者面臨的問題與目標進行逐一呈現，以便將自身的目標（也可視為網絡的共同目標）與其他行動者的目標相關聯，進而讓其他行動者相信：只有加入合作網絡，并通過政府設置的強制通行點，才能實現其各自的具體目標。行動者的目標不同，其實現目標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也不同。在“蜀繡扶貧”案例中，高家灣村沒有二、三產業，農業以傳統種植業和漁業為主，集體經濟薄弱，基礎設施仍在“補欠賬”，缺乏好的項目和致富帶頭人，資源優勢無法轉化，這是擺在高家灣村村集體面前的一道難題。蜀繡企業面臨的問題有兩個：其一，在運營中缺少好的合作伙伴與其共擔風險、共謀發展;其二，由于蜀繡人才存在“斷層”，企業缺乏足夠的繡工人才儲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高家灣村的村民則面臨著賦閑在家、增收困難的問題。首批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蜀繡，隨著繼承人的老齡化和新生力量的匱乏，依靠口傳心授的技藝面臨技術斷層的挑戰，發展危機逐漸顯露。作為核心行動者的地方政府提出了解決所有行動者面臨的問題的強制通行點——實施并推進“蜀繡扶貧”項目運行。

作為非遺扶貧項目的一個縮影，“蜀繡扶貧”項目在問題化階段呈現出來的特點具有非遺扶貧項目的普遍性。（如圖2所示）

（二）利益相關化（Interessment）——行動者的利益呈現

每一個進入合作網絡的行動者都會面臨一定的障礙，此時需要核心行動者通過利益呈現，讓其他行動者有理由相信：進入合作網絡的障礙是可以通過協調手段得以清除的，加入網絡并通過核心行動者設定的強制通行點，能夠讓自己獲得預期利益。以“蜀繡扶貧”項目為例，對于村兩委來說，“蜀繡扶貧”項目的落地，使蜀繡產業有潛力成為該村的致富名片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助于改變高家灣村集體經濟薄弱的現狀。對于蜀繡企業來說，參與“蜀繡扶貧”項目能夠實現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雙贏，具體體現為四個方面的收益：其一，來自當地政府的產業扶植政策和資金，有助于企業快速成長;其二，村兩委代表村集體以場地、基礎設施入股企業，有助于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其三，經過培訓出徒的村民為企業儲備和提供大量的繡工人才，可以緩解企業的用工壓力;其四，參與“蜀繡扶貧”項目，可以提升蜀繡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對于村民來說，通過3個月的免費培訓，能夠掌握蜀繡基本技藝，獲取一定的勞務報酬，工作地點靈活，可以實現居家就業，使好手藝成為增收的“金鑰匙”。對于蜀繡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可以在產業發展中得到活態傳承，有助于形成非遺發展的自發動力與長遠機制。對于核心行動者——地方政府而言，“蜀繡扶貧”項目的順利實施與可持續運行，可以助其完成脫貧任務，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同時，隨著項目落地后的成效初顯，當地政府的公信力與權威性也會隨之得到鞏固與提升。

由此可見，只要各個行動者都能夠按照核心行動者的設計進入網絡，并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各方的利益訴求就能夠得到滿足。如此，各方行動者便有了加入網絡的動力和積極性，進而為征召階段的開始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三）征召（Enrollment）——行動者的加入

在征召階段，作為征召主體的地方政府通過與其他行動者的協商，吸引其按照核心行動者的設計進入到網絡中來，進而將自身利益與其他行動者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并為每個加入網絡的行動者分配具體的任務，將其鎖定在合適的位置上。

以“蜀繡扶貧”項目為例，地方政府通過政策引導、平臺搭建、資金注入、場地籌建等舉措盡力促成項目落地，并為該項目的后續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合作網絡創建中扮演項目組織者角色。在“蜀繡扶貧”項目中，成都市區兩級政府撥付80萬元財政資金用于產業基地項目建設（3），指導村集體對廢棄村小學校舍進行裝修，將其改建為培訓室、生產工坊、大師工作室、銷售展廳等，為項目的可持續發展預留了必要的生產空間。村兩委在合作網絡中扮演動員者和經營參與者兩種角色。作為動員者，村兩委接受地方政府的委托，通過入戶宣傳、思想工作等手段動員村民積極參與項目，組織村民建立蜀繡專業合作社;作為經營參與者，村兩委代表村集體以場地、基礎設施等作為出資條件與蜀繡企業建立合資公司，參與蜀繡企業經營過程。蜀繡企業緊緊依靠村兩委和駐村工作隊，組建混合工作組，合力共建“蜀繡扶貧”項目。作為培訓者，蜀繡企業在高家灣村建立扶貧培訓生產點，派遣高級繡師長期駐村授課培訓，并提供全部授課教材和實訓工具材料，向村民傳授蜀繡技藝;作為經營者，蜀繡企業根據市場供求狀況安排生產，回收村民繡品，對產品進行統一包裝與銷售，推動“指尖技藝”轉向“指尖經濟”。村民承擔生產者和蜀繡技藝傳承人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村民通過參加培訓，掌握刺繡技藝，為蜀繡企業生產符合標準的繡品;另一方面，作為蜀繡非遺傳承的后續力量，通過參加培訓和實操訓練，不斷提升繡法水平。蜀繡作為唯一的非人類行動者，雖然無法直接表達觀點和行使權利，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是“蜀繡扶貧”項目成立的先決條件。一方面，蜀繡技藝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需要融入項目培訓與生產的全過程;另一方面，作為文化產品，蜀繡作品的質量與文化意涵將直接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產業發展走向。通過征召過程，核心行動者實現了對加入合作網絡的每個行動者的角色定位與任務分工。

（四）動員（Mobilization）——利益聯盟的形成

在動員階段，核心行動者需要將網絡中的所有行動者高效率地組織起來，使各行動者更好地承擔角色、發揮作用，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結成相對穩固的利益聯盟。動員的重點是盡最大可能清除各行動者進入合作網絡的障礙，以此保障每一個行動者的積極性都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調動，從而推動項目的順利實施和持續運作。

以“蜀繡扶貧”項目為例，在合作網絡創建的動員階段，地方政府委托駐村工作隊作為代理人，負責項目的具體對接工作，隨時掌握項目的最新進展狀態，消除了自身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無法及時掌握項目動態的障礙。為了調動村兩委的參與積極性，切實解決村集體面臨的“參與項目需要資金投入，但村集體資金有限”問題，當地政府積極支持村集體以場地、設施入股的形式參與企業經營，并給予了必要的財政支持。為了幫助蜀繡企業克服“市場存在不確定性，企業經營與產品銷售存在風險”的障礙，政府駐村工作隊會同村兩委研究制訂《農商文旅全面融合發展規劃》，計劃利用高家灣村交通區位優勢，整合土地、資金等各類資源，發展“蠶桑絲織刺繡全鏈條體驗式消費和文創旅游產業”，積極幫助企業搭建蜀繡產品銷售平臺，拓展產品銷售渠道。（4）

村民是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主體，對其進行充分的動員，吸引更多的村民參與項目，是項目順利實施并持續運作的重要保障。以“蜀繡扶貧”項目為例，為了吸引村民參加項目，當地政府為參與一個星期以上、且每天堅持5個小時以上的學員發放了人均每天20元的務工補貼，并為學員提供免費午餐。在前兩期培訓結束后，為了進一步調動村民參與積極性，駐村工作隊向成都市高新區政府申請項目培訓專項資金，準備實施“培訓獎勵+生產性獎勵”的激勵計劃。具體做法是：在培訓階段，為完成3個月基礎培訓并獲得大師工作室結業證書的學員一次性發放1500元的獎勵，優秀學員另外追加600元獎勵。在產品制作階段，根據工作業績為繡娘提供數額不等的生產性獎勵。除此而外，當地政府還通過駐村工作隊協調蜀繡企業，采取村民居家靈活就業的模式，使村民能夠兼顧家庭與就業，盡量規避時間成本的制約作用。為了解決學員不足的問題，駐村工作隊還將學員招募范圍拓展至全鄉。通過以上措施，初步達到了動員村民參與項目的目的。

由于歷史積淀深厚，多數非遺技藝復雜難學，準入門檻較高。針對這一障礙，高家灣村“蜀繡扶貧”項目合作企業負責人陳德兵大師經過多年探索實踐，幫助學員重點練習8種常用針法技法，將3年的入門期縮短到3個月，成功摸索出一套降低門檻、分級培訓、邊訓邊產、逐級提升的方法，大幅降低了入門的技術門檻，提高了從蜀繡學員到蜀繡產業工人的轉化率，為蜀繡的傳承發展提供了新的經驗。同時，針對蜀繡產品缺乏創意、與市場脫軌的問題，蜀繡企業積極推進產品研發，將“四大名繡”之一的蜀繡與“四大名錦”之一的蜀錦相結合，在蜀錦上進行蜀繡創作，將非遺文化與地方特色融合，挖掘蜀繡產品的文化內涵和經濟價值。通過上述努力，終于克服了蜀繡這一非人類行動者進入合作網絡的障礙。至此，標志著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創建過程完成。

四、總結與引申

非遺扶貧兼有產業扶貧和文化扶貧內蘊，對于進一步筑牢脫貧根基，促進鄉村文化振興意義重大。借助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框架，通過轉譯過程的呈現，揭示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生成與運行機理后發現：非遺扶貧項目運行初期階段通常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導特征，地方政府是合作網絡創建的核心行動者。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在項目啟動初期能夠快速將其他行動者征召進入合作網絡，但是在后續運行中，行動者之間的利益聯盟隨時可能面臨各種風險挑戰。因此，聚力對合作網絡長效運行的保障機制提供支撐，及時排除網絡“異議”，有助于推動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一）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的運行機理

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中的行動者主要包括地方政府、鄉村集體、非遺企業、村民等人類行動者和非遺這一特定的非人類行動者。在合作網絡中，各個行動者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為實現共同目標而結成相對穩固的利益聯盟。從實踐層面來看，非遺扶貧項目在發展初期多數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因此，地方政府通?？梢员灰暈楹献骶W絡創建的核心行動者。在問題化和利益相關化階段，地方政府通過確定共同目標和強制通行點方案，把其他行動者的目標與其自身的目標捆綁在一起，通過征召環節將各個行動者納入合作網絡并賦予其各自的角色分工，最后通過動員采取各種措施盡力化解來自異質行動者的網絡障礙，促成利益聯盟的形成，并將鎖定在網絡中對應位置的各個行動者高效率地組織起來，進而推動非遺扶貧項目的啟動與運行。如圖3所示，地方政府、鄉村集體、非遺企業、村民以及非遺五類行動者在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缺少其中任何一個行動者，合作網絡都無法創建成功。相比于其他行動者，核心行動者——地方政府的運動軌跡往往更值得被關注。在非遺扶貧項目中，地方政府作為合作網絡創建時期的核心行動者，充分發揮了其在項目立項與啟動初期的主導作用。地方政府在合作網絡創建中可謂“一手托兩家”：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扶植非遺產業發展，同時為非遺技藝的傳承提供發展平臺;另一方面，通過項目扶貧的方式助力貧困鄉村脫貧和村民就業增收。非遺企業、鄉村集體、村民和非遺等其他行動者在地方政府的征召下紛紛加入合作網絡，并對地方政府主導的非遺扶貧項目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在充分動員的基礎上，各個行動者在合作網絡中積極行動，在鎖定的位置上扮演各自的角色。非遺企業積極參與扶貧項目，與鄉村集體合作經營，為村民提供培訓服務和就業增收的崗位，同時通過創新提升非遺產品的市場價值，助力非遺扶貧和非遺傳承。鄉村集體與非遺企業合作對接，搭建非遺產品營銷平臺，同時承擔起動員和激勵村民參與項目的責任。村民作為項目的重要參與主體，應召參與項目，既為非遺企業貢獻了勞動力資源，同時也擔負起非遺活態傳承的重任。非遺作為非遺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為政府扶貧、企業盈利和村民增收提供了基本的生產要素和產品。由此可見，合作網絡中的每一個行動者都是彼此需要的，非遺扶貧項目為各個行動者搭建了一個利益彼此關聯的合作網絡，最終促成了利益聯盟關系的形成。

（二）保障合作網絡長效運行的幾點思考

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網絡”并不是一個靜態的空間之網，而是處于永恒變化之中的時間之網。[26]網絡的創建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已有的網絡不斷地被改變，而新的網絡也在不斷地生成。即便是已經創建起來的合作網絡，也并非一勞永逸，網絡中各個行動者彼此創建的利益聯盟隨時可能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挑戰。

第一，從實踐層面看，非遺扶貧項目呈現出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特征。精準化的項目要求需要治理者對治理對象形成一套系統而完整的認識。[27]在非遺扶貧項目后續推進階段，核心行動者需要特別關注不同行動者的態度變化，警惕隨時可能出現的“異議”或“背叛”風險。當風險成為威脅網絡穩定的現實因素時，應當及時梳理各行動者的利益訴求，通過一系列磋商與溝通，重置強制通行點（OPP），盡快排除異議，甚至不惜選擇更換核心行動者，以便經由持續不斷的轉譯過程重新達成共同目標，盡快把行動者的“背叛”行為拉回到網絡正常的運行軌道上來，創建長效性的利益聯結機制，以鞏固利益聯盟關系，促進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在非遺扶貧項目合作網絡創建初期，作為核心行動者的地方政府確實能夠對項目的立項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并快速促成合作網絡的形成。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推動以及地方政府對項目的過度參與，極有可能強化項目參與各方對政府的“等靠要”思想，導致扶貧項目內生動力的嚴重不足。如此創建的合作網絡始終處于政府行為與市場邏輯的巨大張力之中[28]，在后續運行過程中常常缺乏足夠的韌性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因此，如果不能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關系，那么，慣于依賴政府一條龍式保護發展的非遺扶貧項目，在脫離保護、回歸市場競爭后將會面臨因缺乏市場活力而導致合作網絡不可持續的潛在風險。因此，政府在“扶上馬”“送一程”之后，應當及時調整角色定位，轉變運作軌跡，規避上述風險，著力實現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地方政府不可能長期在合作網絡中扮演管理者和協調者的角色，過度依靠政府支持的非遺扶貧項目也極易形成“政府失靈”。非遺扶貧的效果取決于非遺產業的發展，而非遺產業發展是具有極強經濟屬性的市場行為，因此，為了保證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運行，需要在適當的時機轉換核心行動者，將非遺扶貧的動力源逐漸從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推動轉變為主要依靠市場驅動，并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內外聯動的強大合力。[29]但同時要特別注意政府離場的時間點選擇問題。政府離場時機的選擇應重點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一，網絡中的各行動者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多方獲利”，不再對政府形成長期依賴，即使脫離政府的保護，也能夠在利益驅動下保持網絡的高效運轉，不至于后續乏力;其二，排除政府的權威因素，其他行動者依然能夠保持良好的彼此信任關系。如果同時滿足上述兩個條件，政府宜及時讓出核心行動者身份，在合作網絡之外適當承擔“保駕護航”角色，推動非遺扶貧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最后，在政府逐漸離場后，非遺扶貧項目由誰來繼任核心行動者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由于每一個特定的非遺扶貧項目都有其具體的運行情境，因此由誰來接替地方政府，繼任項目的核心行動者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一般而言，繼任的核心行動者需要具備這樣幾個基本條件：其一，自身的利益訴求與合作網絡強烈相關，對網絡的依賴性強;其二，在網絡前期運行中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公信力，能夠獲得其他行動者的信任與支持;其三，具備清除網絡運行障礙的強大動員能力和話語權，能夠有效協調其他行動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隨時糾正網絡“異議”。

注釋：

（1）參見中國日報網：《“非遺+扶貧”須強化“造血”功能》，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001/14/WS5e1d2480a3107bb6b5799cea.html。

（2）強制通行點通常由網絡的核心行動者在確定共同目標的基礎上提出，需要得到其他行動者的認可和接受，是網絡中各個行動者實現各自目標的必經路徑。

（3）數據來自成都市高新區政府官網，http：//www.cdht.gov.cn/cdhtz/c143045/2019-07/18/content_759bb482

f0a54a43899f5d8887554ef1.shtml。

（4）引自高家灣村駐村工作隊第六期《工作簡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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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吳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