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禮制下的胡同文化

歐陽煒

《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為攝影集《胡同之沒》所寫的一篇序言。所謂序言，就是放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作者自己寫的叫“自序”，一般用來說明作品的內容、寫作緣由、經過、旨趣和特點;別人代寫的序叫“代序”或“他序”，內容多是介紹和評論該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逗幕肥且黄?，但又不是一篇常規的他序，作者雖然對胡同的認識和情感與攝影集基本保持一致，但并未對作品進行詳細介紹，僅在文章最后提及“看看這些胡同的照片”，指向了《胡同之沒》。

《胡同之沒》是沈繼光先生的攝影作品集。從1984年開始，因為“預感這是消失前的最后記錄”，沈先生對胡同進行了長達8年的艱苦的“踏勘拍攝”。沈先生曾說，當他看到“一片片青堂瓦舍的舊院被拆除，往日的門墩、上馬石、護墻的磨盤埋入了建筑工地的深坑”，他“強烈地感覺到一個時代就要嵌入地層了”。于是他拿起相機，對日漸消逝的胡同進行搶救性的記錄。1992年，沈先生挑選了部分作品，在北京語言學院舉辦“胡同之沒”作品展并籌備攝影集出版，后經趙園先生推薦，由汪曾祺先生為其作序，也就是《胡同文化》。

汪曾祺在文中這樣說：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我們通常說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

他以此為核心，按照“胡同建造的特點—胡同文化的特點—對胡同文化命運的思考”的順序，構架了《胡同文化》整篇文章。在這里，胡同只是一個引子，由胡同而形成的胡同文化才是作者著力討論的重點，因此要讀懂《胡同文化》，就必須深入探究“胡同文化”的內涵。

一? 皇城禮制的影響

“胡同文化”是怎樣的文化呢？

汪曾祺說，“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居住方面，“安土重遷，不大愿意搬家”;生活方面，“易于滿足”“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處事方面，“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精神方面，“安分守己、逆來順受”。這些只要通讀文本是不難發現的，但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不能僅僅局限于對文本信息的篩選整合，還需要去追尋現象下的深層原因。比如，北京人為何會形成諸如“忍”“各人自掃門前雪”這樣的“封閉”的胡同文化呢？

文章一開頭便說，“北京城方方正正，像一塊大豆腐”，又說“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認為是北京城的方正導致了胡同文化里的疏離和封閉呢？我想這只是最表層的原因，如果繼續往下追溯，還得追問為什么北京城是四方四正的，像一塊大豆腐??？為什么跟北京胡同形似的江南弄堂，卻沒有形成與胡同文化類似的弄堂文化？歸根到底，北京這座城的特殊性被讀者忽視了。

北京城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皇城。從元代起，北京城就作為王朝都城來建設規劃，到明代整體建設規制大致固定下來，清代基本沿用未有大規模的變動。而傳統儒家的治國理念向來將“仁政”“禮制”作為核心要素，封建王朝往往通過禮制、禮儀的各種規定，來體現帝王威儀，構建社會禮儀秩序。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就其表現形式來看，就是“禮制文化”。因此作為封建王朝核心的北京城，是深受禮制文化影響的。北京城的建造以皇宮為核心，講究“方正端莊、經緯分明、中軸對稱”;一般市民的居所不能面朝大街，只能建在幽深的胡同里，體現的都是傳統禮儀秩序。盡管隨著封建王朝的覆滅，傳統禮制文化的影響已經大大削弱，但是積久而成的習慣仍會滲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像文章開頭說“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實際上就是百姓習慣以皇城為基點，給自己進行空間上的定位的具體表現，而與之相對的許多南方城市，市民往往只知左右，不知東西，或許正是缺失了這樣的意識源頭。

傳統禮制限制人的行為，同時也維系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它雖然是附著在傳統政治體制上的，但隨著長時間的滲透浸染，禮制、禮儀連同其背后的禮義訴求，都內化為國人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北京市民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比如北京人習慣“各人自掃門前雪”，但也特別講究“處街坊”，特別是婚喪嫁娶，就必須得隨一點份子錢，怕失了禮數。

北京人易于滿足。汪曾祺在文中列舉了北京人五個層次的代表性吃食，“窩頭”“大腌蘿卜”“小醬蘿卜”“臭豆腐”，后面還忍不住來上一句京腔京韻：“蝦米皮熬白菜，嘿！”一個“嘿”字，把北京人容易知足的心理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但作者舉在國子監當過差的老人的例子，說“哪兒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似乎又超出了知足的界限，甚至有點自得了。這當然有對長期生活的地方的眷戀和推崇，也有對這個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一種心理崇拜以及身處其中的自豪之情吧。

北京人善忍，這個忍既表現在對政治時局變化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比如作者舉的《八月驕陽》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也表現在日常的人際相處方面，比如小伙子打了開電梯的小姑娘，旁人卻勸誡“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叭獭逼鋵嵤潜本┤嗽陂L期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生存智慧。你可以將這理解為北京人“自掃門前雪”的冷漠疏離，也可以理解為北京人對生存環境的清醒認識。對此，作者并沒有直接表態，而是有點含糊地說：“北京人，真有你的！”有學者認為，這句話將“對北京人的嘲諷、揶揄、批評與警醒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認定作者是在批判和否定胡同文化，這樣理解未免有失偏頗。聯系上下文，我以為作者更多的是一種理解。理解作為平頭百姓的北京人在風云變幻的逼仄局勢下求生存的心理，理解在長期求存中磨煉出來的生存智慧，以及對這種文化未來去留的思考。

二? 對胡同文化的評價

汪曾祺對“胡同文化”的態度是復雜的：一方面他看到“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這讓他感到惋惜和不舍;另一方面他又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這并不是意味著作者認可胡同和胡同文化消失的合理性。站在實用性的角度，“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棱角的石頭棋盤”，這些都說明了胡同的衰敗，在新時代或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但其歷史文化價值是不能輕易泯滅的，不應該將其簡單地認定為無用的東西。我們也得承認，作為一種傳統禮制的具象化表現，胡同文化天然地帶上了等級、秩序、封閉等落后文化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它也代表著忍耐、堅持、樂觀知足等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這就注定作者對胡同文化的“悵望低回”，不僅僅是一種懷舊式的傷感，而是隱藏著對優秀傳統文化日漸消逝的擔憂，不可能輕松地與之作別。我們細細品味作者在文章結尾提到“商品經濟”時，使用了“大潮”“席卷”這些充滿力量感的詞語，不也是對拆除胡同、破壞胡同文化的粗暴行為隱隱地嘲諷嗎？

《胡同文化》完成于1993年，今天我們重讀《胡同文化》，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作者的復雜態度做同情式的理解，而是要深入思考如何保護城市文化遺存，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繼承下來等問題，否則胡同就真會如“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烏衣巷”一樣，只保留一兩個名目，我們的子孫也只能到老照片中去觸摸它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