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譯名問題”中意譯與音譯的取舍

朱思怡

【摘要】 翻譯問題中對于“譯名問題”（即西方學術名詞）的翻譯，歷來就有翻譯家提出不同的觀點，從玄奘的“五不翻”譯論到清末時期章士釗《論翻譯名義》中側重音譯，再到胡以魯《論譯名》中以意譯為原則，與音譯并行，視情況不同而綜合考慮“譯名問題”，通過比較二人的觀點，可分析得出意譯和音譯在翻譯西方學術名詞時的優劣之處。

【關鍵詞】 意譯;音譯

【中圖分類號】H15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6-0072-02

一、論意譯、音譯之義

意譯和音譯都是對“譯名問題”時提出的兩種翻譯方式?！白g名問題”即對西方學術名詞的翻譯問題，亦即對西方專有名詞的翻譯。意譯，原寫為義譯、義譯，是對西方學術名詞意義的翻譯方法，側重理解名詞原意后，在本國文字范圍內選取合適的一二字加以概括，如英文里的“year、month、day”，譯成中文就可對應“年、月、日”。而音譯，則是按照西方文字的發音，在選取本國文字的基礎上，翻譯出來的一種造新詞方式。如“Logic、philosophy”，章士釗先生音譯為“邏輯、斐洛索非”，而“邏輯”一詞一直沿用至今。胡以魯稱音譯過來的名詞為借用語，認為是從外語借用而來，二人的分歧從定義伊始。

二、章士釗、胡以魯二人簡介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黃中黃、民質、秋桐等，是作家、教育家，也是政治家。喜政治、經濟學，又最喜邏輯學，后在日本逃亡時期創辦《甲寅》，以筆名“民質”“秋桐”在《國風報》和《甲寅雜志》上分別于1910年11月22日和1914年5月10日發表《論翻譯名義》和《論譯名》，自此“帶頭展開了一場有關西方學術專名的翻譯方法的討論”。

胡以魯，生年不詳，卒于1915年，字仰曾，著有《國語學草創》一書。讓胡以魯名聲大噪的是他1914年2月15日在《庸言報》發表的《論譯名》萬言長文，此文在這一場關于西方學術名詞的討論浪潮中顯得不同凡響。

三、二人對意譯、音譯的觀點差異比較

章士釗（以下簡稱章氏）在《論翻譯名義》中提出六問，而胡以魯（以下簡稱胡氏）則在《論譯名》中對章氏的《論翻譯名義》進行辯駁。

（一）二人對英文Philosophy、Neuter譯法的不同

章氏在其《論翻譯名義》中關于討論“意譯、音譯之得失”，提出六問，其中有四問是關于意譯之弊害，六問內容如下：（1）以義譯名，果能得吻合之譯語乎？（2）以義譯名，弊害何在？（3）縱得吻合之譯語，果即為適用之譯語乎？（4）如不能得吻合之譯語，吾寧擇其近似者，抑將擲義譯之法乎？（5）如欲得義譯之良譯語，有不可犯者何??？（6）以音譯名，利弊何如？

章氏舉出斐洛索非（philosophy）的例子，認為日人譯為哲學不妥，嚴復嚴氏譯為愛智，是其偏見也。章氏雖未表明音譯能夠恰如其分地表達英文philosophy的意義，卻有其義，因為“吾國字體，與西方迥殊，無法采用他國文字，以音譯名，即所以補此短也”。然而，胡氏在《論譯名》著例第十一條中說道：“取主名之新義，非萬不得已……毋取陳腐以韜晦。例如非羅沙非（philosophy），日人譯為哲學，已得梗概”，胡氏贊同日人的譯法。而到現如今，眾人皆知哲學一詞，而不知斐洛索非，從這可以看出胡氏提倡的譯法，為后人所認可。

章氏舉例“文法中有字性Neuter Gender，非陰非陽，嚴氏因譯之曰罔兩?！闭J為“巧則巧矣，未可以為訓也”。章氏對于該詞的譯法并未提出具體譯法。而胡氏對“罔兩”有自己的一番解讀，在《論譯名》著例第十二條中說道：“取易曉之譯名，毋取曖昧舊名相淆亂。狃脫（Neuter）原謂不偏，譯作中或中立可也，假罔兩之鬼名以混之則惑矣?！必鑳?，《辭?！防锝忉尀樯酱ㄖ械哪臼?。若以鬼怪之名來意譯該詞，確為不妥，不僅無法表達原意，反而還是誤譯。

（二）二人對動名形式詞語的不同觀點

章氏就論理二字發表見解，“論理二字，即言字面，已不甚妥。論理者，論其理，以論字為動詞，抑論之理，以論字為名詞乎？愛智二字亦然，是果以愛字為動詞乎？抑兩字同為懸名乎？”雖然章氏對動名形式的詞語存有疑問，卻并未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有時不得其解，“如欲其字面之明曉，有時或竟不能”。而胡氏卻能夠提出相應的策略，在著例第十七條中寫道：“一詞往往有名字、動字兩用者，譯意寧偏重于名字，所以尊嚴名詞概念也，用為動詞，則或取其他動字以為助?！焙嫌枚x的英文名詞Definition舉例，“日人譯為定義，此譯為界說。就吾國語句度言之，名字上之動字常為他動，其全體亦即常為動詞，定義有兼攝題反（Define）動詞之功，然非整然名詞也。寧取界說雖木強而辭正，欲用為動詞，則不妨加作為等字?！庇纱丝煽闯龊险J為動名形式詞語，對其義的理解重點應放在名詞上，這也表明胡氏文學功底之深厚，能夠踐行實用主義，章問胡答，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做法。

（三）二人對音譯的不同觀點

章氏在其第四和第六問中，雖提到并未絕對否定意譯，卻從意譯的弊端談起，由此顯露出對音譯的情有獨鐘。且他用四問的篇幅講意譯的弊害之處，可看出他輕意譯，甚至認為對于“譯名問題”不如采取音譯，以造新詞的方式引進西方學術和文化。在章氏筆中，音譯別無他害，除了令人讀來生硬之外，其余皆為優勢，可見章氏對音譯顯露出相當高的評價。而胡氏對音譯卻是持批判態度，首先認為音譯只不過圖一時新鮮之感，用久則令人困惑，“義亦流而通俗，粗疏迷離，又如故矣”。其次，批評音譯沒有實義，只是聯想得之，“科學不能私名詞為己有，語無東西”。再者，翻譯嚴肅的學術名詞時，不可馬虎，更不能隨性而為，以自己喜好來評定名詞譯法。接著，胡氏說道，音譯之詞有“包暈之感”。

最后，歷數了音譯種種弊端。即便如此，胡氏卻在《論譯名》文中三十例中的最后十例，列舉出適合音譯的情況，前七例是明確提出主張音譯法，表示人名、地名、官號、金石化學名、機械之屬、理學之名屬和鳥獸草木之名均可采用音譯法，這表明胡氏具有辯證思維，既不過分強調意譯的優勢，也不過分貶低音譯的劣處。正如陳?？邓u，胡氏是位難得的有“辯證意味”的教育家。剩下三例，正如胡氏所說，是仿玄奘“五不翻”譯論而得出，玄學上多義之詞、宗教神秘之詞、民族特有名詞皆不可譯，實際也是采取音譯法。

（四）二人對意譯的不同觀點

胡氏提出，“理之曲直若彼，勢之順逆計之得失若此，于是決定以意譯為原則”。以意譯作為基本原則，而當遇到事物固有名稱，胡氏主張“不妨從其意”，即采用音譯的方式。并舉二十例加以說明，其中有些觀點頗為章氏所深契。概括之，則主要有三點要義，（1）本國固有其名，因襲之，若有不當之處，可加以修改;（2）本國沒有其名、其物，則借用之;（3）名不能求全的情況下，淺陋、迷信、排外、媚外等義不可有等。此外，胡氏還提出詞義的意義隨時間變化，則需斟酌采用，這些具體的主張和例子在當時可以說是影響深遠。

而章氏的意譯觀點大都是對意譯的消極評價，所述不多，在《譯名》一文中頗有闡明，如“英語有glass，吾譯之為玻璃，此義也，非音也，而義又為吾有者也。然夷考其實，玻璃二字，亦由重譯而來，非吾所能有也。且音也，亦非義也”，在他看來，即使是意譯之詞，也只能借用重譯，并評價道：“意譯名詞之最感困苦者，則名為譯名，實則為其名作界說”。由此得知，章氏重音譯，而輕意譯。

（五）二人觀點的相同之處

二人在“譯名問題”上均感到譯事之難，章氏寫道：“愚謂譯事至此，欲于國文中覓取一二字，與原文意義之范圍同其廣狹，乃屬不可能之事……名正理從，談何容易?！碧岢鲎g名欲與原名達到完全對等，非常困難，與此同時，胡氏亦發出“吾國語特木強難變耳”的感慨，國語之難以變通，在于國語名詞的引申處亦有同者。

四、結論

從二人撰寫的文章看出，章氏夸大了意譯的弊害之處，過分強調音譯的利處，提倡造新詞，認為后人用之愈久，也能習慣之，此觀點有失偏頗，且章氏舉例不多，說服力不強，所舉例子部分被胡氏反駁。但即便如此，章氏文章中仍有可圈可點之處，陳?？翟u價章氏，其“論點有可議之處，充分闡釋了譯音的意義和優點，他力主采用的‘邏輯’一名，通行至今，無以越之”。方儀力評章氏，“章士釗將‘譯義’和‘譯音’兩種方法明確對立起來后，《甲寅周刊》《民報》等雜志上的討論將‘譯名’問題引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這也體現出章氏在推動“譯名問題”的浪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氏雖在開篇之初批判過分強調音譯的弊端，隨后便將筆墨著重放在意譯的優勢上，從著例二十條可看出，材料翔實，舉例形象，并在文中的最后十條中提出音譯的范圍，著實體現胡氏扎實的雙語基礎，有著廣博的視野和獨到的見解，考慮全面，論證依據較強，孰優孰劣，由此可知。而在“譯名”統一問題上，胡氏提出“至于切要之舉，竊以為宜由各科專家集為學會，討論抉擇，折中之于國語國文之士”，并舉出日本在學術名詞上的做法，即最終由政府審定，此想法值得肯定。從胡氏的文章中看出，其主張“意譯為主，音譯為輔，不排除音譯，音譯乃不得已而為之……辯證地看待固有之名和借用日語譯名都是可取的”。音譯和意譯都是翻譯策略，不可絕對偏向某一種，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與辯證思維相吻合，即視情況而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章氏和胡氏的熱烈討論，使得音譯和意譯兩種翻譯方法得以發展，并繼而推動了譯名統一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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