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短篇小說翻譯研究

方英姿，童兆升

（黃山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胡適翻譯實踐涉及詩歌、小說和戲劇等領域，其詩歌翻譯一直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相關成果屢見不鮮，但專門針對其短篇小說翻譯活動展開的研究并不多見，《胡適早期翻譯小說《〈決斗〉的文化解讀》一文認為胡適翻譯《決斗》和《新青年》刊發這篇譯作標志著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訴求已經從個體性訴求轉變為群體性訴求。[1]《胡適翻譯小說底本及與其〈紅樓夢〉研究之關系考》一文考察胡適翻譯小說的底本和轉譯問題以及論述胡適翻譯理念與《紅樓夢》研究之關系。[2]有學者認為，胡適的小說翻譯遠比詩歌翻譯成就高[3]，因此值得更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全面梳理胡適短篇小說翻譯活動，結合胡適個人生活經歷和其所處的時代大背景以及他同時期撰寫的日記和學術文章等資料分析胡適短篇小說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同時參照翻譯目的論和翻譯適應選擇論等翻譯理論對其短篇小說翻譯活動進行闡釋，最后對胡適短篇小說翻譯影響進行簡要述評。

一、胡適短篇小說翻譯作品

胡適共出版過兩本《短篇小說》翻譯集。1919年，胡適《短篇小說第一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收錄從1912年至1919年間胡適翻譯的10篇短篇小說，包括《最后一課》《柏林之圍》《百愁門》《梅呂哀》《二漁夫》《決斗》《愛情與面包》《一件美術品》《一封未寄的信》《殺父母的兒子》。1920年《短篇小說第一集》再版時又增加了《他的情人》。1933年，胡適《短篇小說第二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收錄胡適1922年至1930年間翻譯的6篇譯作，包括《米格兒》《撲克坦趕出的人》《戒酒》《洛斯奇爾的提琴》《苦惱》《樓梯上》。除了這兩本翻譯集上收錄的17 篇短篇小說翻譯外，胡適還有4 篇短篇翻譯作品，包括《暴堪海艦之沉沒》《生死之交》《國殤》《心理》。以上21篇翻譯作品中，除了《心理》沒有正式發表過，其他作品都曾發表在各類刊物中。根據時間先后順序，表1詳細列出各篇作品發表年份、出版刊物以及原文作者（作者姓名保留胡適原譯）等信息。

表1 胡適短篇小說譯作一覽表

二、胡適短篇小說翻譯目的

翻譯目的理論的代表人物漢斯·弗米爾（Hans Vermeer）將翻譯的目的分為以下三種：一般性目的（如譯者謀生）；交際目的（如教育目的語讀者）；特殊的翻譯方法或策略要達到的目的（如再現原文風格）。[4]胡適翻譯短篇小說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教育民眾；二是改良文學；三是個人需求。

（一）教育民眾

1902 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認為國民思想愚昧、生活萎靡皆“惟小說之故”。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5]梁啟超的觀點雖有過度強調文學工具化之嫌，但他在嘗試給當時病入膏肓的社會開一劑良藥，借助新小說之力喚醒民心，激發民智，引導民眾積極向上，救亡圖存。梁啟超作為學界巨擘，一呼百應，眾多學者紛紛投身新式小說的創作和翻譯之中。但這一時期的翻譯家如林紓等人多翻譯外國長篇小說，對短篇小說較少問津。1909年，魯迅和周作人合譯出版的《域外小說集》是國內首部短篇小說翻譯集，他們主要翻譯北歐、東歐和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就其翻譯動機和翻譯策略而言，他們都希望其翻譯的短篇小說能夠擔當振奮國民靈魂的重任”。[6]1917 年，周瘦鵑出版《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共三冊），“涉及西方十四國五十篇作品，譯者遴選的主題，或頌揚愛國主義情操，或謳歌純正高尚的愛情，或闡述人性高義，或記載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令讀慣了‘王侯將相’‘才子佳人’‘花妖狐媚’等傳統敘事主題的讀者耳目一新，該譯本被魯迅贊為‘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盵7]

1904年，胡適從家鄉來到上海，開始接觸到新思想新潮流，尤其是梁啟超《新民說》諸篇令他大開眼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高等的民族和文化。[8]1906年秋考進中國公學之后，胡適與同學們組織競業學會，目的是“對于社會，競與改良；對于個人，爭自濯磨”。[8]81競業學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創辦白話的《競業旬報》。同年12月，胡適在該報上發表第一篇譯作《暴堪海艦之沉沒》，在譯作前言中，胡適指出，“中國人有一宗大毛病，只曉得顧自己，全不顧別人……后來讀外國書，看見了一篇故事，真正可以給我們中國人做一個絕好的榜樣，所以把他譯成白話，給大家看看?！盵9]1908年4月，胡適發表譯作《生死之交》，指出，“我們中國人，把朋友看得極不要緊，……我記得外國書上有一件極可敬的事，遂把他譯成白話，請這本《競業旬報》把這事傳播出去，給我們中國人做一個榜樣?！盵9]4511909年發表譯作《國殤》，繼續宣傳教育民眾的理念。1917 年周瘦鵑譯本的成功從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胡適的短篇小說翻譯熱情，他在1919年連續發表5篇短篇小說翻譯作品，并在同年出版了《短篇小說第一集》，文本的主題也從早期倡導愛國主義逐漸放寬到描寫普通人的愛情與生活。但胡適通過譯作引導讀者向好向善再塑國民靈魂的人文情懷一直延續到后期的文本選擇中。1928 年發表的譯作《米格兒》還受到蘇雪林的贊揚，蘇在《生活》周刊上撰文，認為“胡適翻譯《米格兒》將會有助于拯救日益滑坡的公眾的道德?！盵10]“說我們應該多翻譯這一類健全的，鼓舞人生向上的文學作品。蘇女士這個意思我完全贊同。所以我這回譯這一篇我生平最愛讀的小說。[9]396胡適所言的生平最愛讀的小說是《撲克坦趕出的人》，因為小說主人公“都各自努力做人，努力向上”。

胡適1918 年6 月發表的《易卜生主義》是其教化民眾思想的最好注解，該文認為易卜生的長處是敢于把社會陰暗齷齪的一面揭示出來，其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的法律不夠入情入理，宗教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并指出，個人要想有益于社會，必須先把自己鑄造成器。[11]1925年發表的《愛國運動與求學》再次強調易卜生所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是走向國家主義的唯一出路。青年學生應充分利用學校里的資源把自己鑄造成器。[12]胡適宣揚易卜生主義，他本人就是“先救自己”“再救國家”的勵志典型。胡適自父親去世后家道中落，但他立志要讀書成才。1909年10月，中國新公學解散，胡適諸事不順，開始放縱沉淪，但幾個月后他痛定思痛，決定振作起來。1910年，胡適北上報考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并一舉成功。在美國7 年的學習不僅使胡適本人脫胎換骨，成為聲名鵲起的青年才俊，同時他也扛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他在著書立說的同時還能從事短篇小說翻譯幾十載，正是梁啟超所倡導的利用新小說教化民眾理念的一次次實踐。

（二）改良文學

20世紀早期翻譯活動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社會政治因素，另一個是文學性因素。[13]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將。1915年春，胡適與在美國的同學們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并提出“文字革命”的主張。同年夏天，胡適與他們就中國文學的問題展開討論，梅光迪不承認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對此胡適激烈反對，他認為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通過幾個回合的討論，“文學革命”的口號形成了。[8]1281916 年，胡適在日記中提出，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14]1916 年 10 月 1 日，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寄陳獨秀》，提出“從八事入手”改良文學。1917 年1 月1 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 號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更是如平地驚雷，讓胡適“暴得大名”，文中詳解“八事”。胡適的觀點也得到陳獨秀、錢玄同的響應，三人書信不斷，并將書信都發表在《新青年》上，《新青年》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陣地，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就此展開。此后，胡適還四處發表演講，并與朱經農、盛兆熊、汪懋祖等人以書信的形式互相切磋，胡適的建設新文學的思路也變得越發清晰。1918年4月15日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是對前期討論的系統總結，把“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建設新文學的宗旨，并在最后的方法部分提出了要大量翻譯國外文學作品，引進西洋文學方法的主張。

與前輩梁啟超一樣，胡適、錢玄同等人對傳統小說很不滿意，認為傳統小說誨淫誨盜，“非青年所宜讀”，尤其是不喜傳統小說的結構，“適以為論文學者固當注重內容，然亦不可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盵11]35-36《官場現形記》《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說，“大都是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11]62對于國內所謂的短篇小說，胡適更是不敢茍同，并直言傳統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爛調小說。[11]124因此，建立新文學，需要大量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模范，尤其是西方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里面藏著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前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盵11]67“無論娛人淑世，小說之法不出兩端：一在狀物寫生，一在布局敘事。吾國小說蓋以狀物寫生勝，西方小說則兼二者之勝。今當以西方之結構，補吾之不足?！盵15]胡適還擬出了翻譯方法，提出只譯名家著作，規定了各類文學作品的翻譯數量，其中短篇小說有500篇。

因此，胡適翻譯短篇小說無疑是其改良舊文學建立新文學學術思想的實踐。他在《論短篇小說》中指出，“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彼€稱“寫情短詩”“獨幕戲”“短篇小說”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11]125-126雖然他沒有創作過短篇小說，但他想通過翻譯“給新文人做參考的資料”。胡適主張“只翻譯一流作家的作品”，兩本短篇小說翻譯集共收錄了17篇作品，雖然數量不算多，但涵蓋了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俄國、瑞典等不同國家優秀作家的作品，其中世界短篇小說三大家莫泊桑、契訶夫和歐·亨利的作品共有7篇。其他作家也是胡適眼中的優秀作家，吉百齡（今譯吉卜林）是1907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來夏甫是俄國“新晉的文豪”，高爾基是“多產作家”，“哈特是短篇小說的一個大師”，史特林堡（今譯斯特林堡）是“瑞典最大文人”，卡德奴勿“是意大利一個最老的文豪”，莫理孫的短篇小說集《陋巷故事》備受文學界賞識。胡適不僅看重作家本人的名望，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品質，《決斗》寫作傳神，力透紙背，《梅呂哀》“情韻獨厚”，《米格兒》“是哈特最著名的小說的一篇”，《撲克坦趕出的人》不僅“是哈特小說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胡適“生平最愛讀的小說”。這些作品從語言表達、情節安排到思想表達都別開生面，給新式小說的創作帶來新的啟發。

（三）個人需求

胡適對國外短篇小說情有獨鐘，尤其喜歡契訶夫、歐文和哈特等人的作品，外出講學和游玩總少不了帶上他們的作品集，在《洛斯奇爾的提琴》前述中寫道，“此篇為契訶夫短篇中最可愛的一篇。幾年來，我曾讀過十幾遍，越讀越覺得它可愛。近來山中養病，歐文書籍都不曾帶來，只有一冊莫泊三和一冊契訶夫，都是英譯本?！盵9]419胡適非常樂意翻譯敘事主題和風格與自己的文學理念相近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第二本《短篇小說》翻譯集里的6 篇小說中，歐·亨利、哈特和契訶夫等人的作品占了5篇，因為這些作品關注普通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敘事平實易懂，與胡適熱愛自由的天性相吻合。他也曾嘗試翻譯風格多樣的作品，比如他與徐志摩曾一起翻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胡適與徐志摩譯成曼殊斐兒）的作品，但因無法體會其細密的文風，以致《心理》翻譯了一半就擱置了。[16]

胡適翻譯短篇小說還有個人經濟需求。1895年，胡適父親去世，“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8]103-109，但后來二哥性情大變，經營不善，導致家中虧空。1908 年至1909 年，胡適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胡適不得不勉為其難在中國新公學教習英文掙點微薄收入。1909年10月，新公學解散后，胡適“手頭除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8]103-109雖然這時在華童公學代課，但收入甚微，他只得接受王云五先生的建議在課余多譯小說，“日譯千字，則每月可得五六十元”。[17]1910 年，胡適北上考試的路費和生活費以及后來出國的旅資全靠親朋好友籌措。美國留學期間，雖可以領取一定數額的官費，但因家中老母還要他寄錢贍養以及后來轉專業和轉學校等原因，胡適經濟上依然捉襟見肘，?！皩に挤琴u文不能贍家”[18]，“為《大共和日報》作文，以為養家之計”。[18]69胡適一生只發表了20 篇短篇譯作，其中14 篇是在1919 年及以前發表的，而這正是胡適經濟最為緊張的時候，他甚至一稿多投，《最后一課》先后發表兩次。1919年，《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后大受歡迎，一版再版，胡適的其他書籍和文章也陸續問世，版稅和稿酬已成為胡適重要的經濟來源，胡適的經濟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的短篇小說翻譯熱情也在減退，從1920年到1930年的10年時間里，他只發表了6篇譯作，1933 年，等待良久的上海亞東圖書館不得不在收錄區區6 篇譯作的情況下出版《短篇小說第二集》，此后，胡適再無短篇小說譯作發表。

可以看出，胡適學生時期翻譯短篇小說有謀生的需要，但更主要的目的是教化民眾和改良文學。在胡適學成回國任教后，新文化運動隨著“五四運動”的開展而達到高潮，國民的愛國情緒已經被點燃到極點，文學改良也隨著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而取得階段性成果，胡適個人的經濟狀況也得以改善，他開始更自覺地選擇翻譯他最喜愛的作品。當然，很多作品的翻譯動機不能簡單地歸為某一類，比如《米格兒》《撲克坦趕出的人》出自胡適鐘情的優秀作家哈特之手，但也是勸善之作?？傊?，胡適的短篇小說翻譯之路是一條個人與時代相互選擇、相互成全的道路。

三、胡適短篇小說翻譯策略

胡適短篇小說翻譯活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17 年以前，胡適尚在求學，其短篇小說翻譯處在實驗階段；1919年是胡適短篇小說翻譯厚積薄發的一年，共發表5 篇譯作，達到歷年來數量之最，并且出版《短篇小說第一集》，堪稱全面實踐的階段；1922年至1933年，胡適短篇小說翻譯進入平穩地自發選擇階段。20世紀初，正是改朝換代、新舊交替、各種力量相互碰撞相互博弈的年代，時代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和胡適本人生活經歷的變化決定了胡適短篇小說翻譯活動必然要經歷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這種動態變化不僅體現在翻譯目的和翻譯文本的選擇方面，也體現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

（一）實驗階段的文言和白話

早在上海求學期間，胡適就在倡導用白話文寫作。1906 年秋，胡適曾與同學們創辦白話的《競業旬報》，并于同年12月在該報上發表白話文譯作《暴堪海艦之沉沒》，此后發表的《生死之交》《國殤》《最后一課》都是白話譯作，但1914 年發表的《柏林之圍》、1915 年發表的《百愁門》和1917 年4 月發表的《梅呂哀》均為文言文，從1917年9月發表《決斗》開始，胡適的短篇譯作全部是白話文。這種變化體現了1917年之前的胡適還處在語言實驗階段，尤其是1915年前后是胡適語言革命轉變的關鍵時期。

一方面，胡適是一個求新求變、喜歡嘗試的人?！耙粦稹敝?，西方文藝界涌現出許多新思潮新流派，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時常參加先鋒派實驗派的藝術活動，感受到其“實地試驗”之精神并深受鼓舞。[19]這些活動在胡適心里種下了實驗的種子，白話詩成了他的實驗田?！坝喑踝靼自捲姇r，故人中如經農、叔永、覲莊皆極力反對。兩月以來，余頗不事筆戰，但作白話詩而已。意欲俟‘實地試驗’之結果，定吾所主張之是非?！盵14]182他如此喜愛實驗，以致于轉投杜威門下，從此“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鋵嵨覍憽断惹孛麑W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盵18]2

但另一方面，受時代的影響，胡適的“文字革命”之路經歷了從猶豫到堅定的過程。20 世紀早期，國內印刷業空前繁榮，大量報紙和雜志發行，但通行的語言依然是文言文。1914 年11 月，胡適在《甲寅》上發表《柏林之圍》，這是胡適的第一篇文言文譯作，究其原因，多半是緣于迎合《甲寅》刊物保守的文字觀念。1915年春，胡適在與梅光迪等人辯論時，“文字革命”的主張并非十分堅定，并沒想到白話可以完全替代文言，只是想通過改良使漢語易于接受。[8]123-126但通過討論，胡適逐漸認清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有文而無質”。怎么才能救這“文勝質”的毛病呢？那時的答案還沒敢想到白話上去。[8]1331916 年二、三月間，胡適對古今中外的文學史進行了一番考察，認為，“歐洲各國文學的復興就在于拋棄了已死的拉丁文，用了活的文字作為工具。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盵8]135此時胡適才敢正式承認中國需要用活的文字取代老死的文言文的革命。1916 年6 月，胡適已經有了具體的方案改良中國文學，用白話取得文言，“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臺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盵8]141-142胡適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可能產生一流文學，他決定從白話作詩開始試驗，但這種實驗又遭到梅光迪、任叔永等人的反對，胡適感嘆“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而行”。尤其是好友任叔永的不支持，讓他倍感失落，他甚至在詩中以蝴蝶自比，“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钡∏∈峭ㄟ^與這些朋友們的長期的“筆墨官司”，讓胡適散漫的思想匯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1916 年8月，在與朱經農的信件中，胡適首次提到了“八事”，同年10 月，在與陳獨秀的通信中，提及“文學革命”的八個條件，并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完成了《文學改良芻議》，并同時投給《留美學生季報》和《新青年》，可見他的急切心情。1917年1月1日，《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號上，也許胡適是被他的幾個美國同學反對久了，不敢冒然用“革命”二字，而是用“芻議”，而且全文基本上是用文言文寫就。但幸運地是，《文學改良芻議》在國內得到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聲援和搖旗吶喊，尤其是常乃德發表《文學革命論》在國內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到此，一場本由胡適與幾名美國朋友們的課余討論逐漸轉變為國內文人學者響應的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此后，胡適徹底放開手腳，完全投身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之中。1918 年4 月，胡適通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堅定地宣布，“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盵11]56

胡適翻譯短篇小說是語言革命思想的實踐，三篇文言譯作《柏林之圍》《百愁門》和《梅呂哀》均發表在1915 年前后，這是胡適在過渡時期的無耐之舉，也反映了他語言革命思想的不夠堅定，但隨著《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和白話文運動在國內的開展，1917年9月開始，胡適完全主張用白話文譯書作文了。1919 年，胡適《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胡適在《譯者自序》中言：我這十篇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9]299

（二）“直譯”與“達意”之間的矛盾抉擇

理論上講，胡適一直都是主張直譯。1916 年2月，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譯事正未易言。倘不經意為之，將令奇文瑰寶化為糞壤，豈徒唐突西施而已乎？與其譯而失真，不如不譯。此適所以自律，而亦頗欲以律人者也。[14]1171923 年，胡適高度評價周作人的譯文，“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20]1935年，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附會傅斯年的“歐化的主張”，指出白話文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更能夠傳達復雜的思想和高深的理論?！胺簿哂谐浞治瘴餮笪膶W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們的成績往往特別好，他們的作風往往特別可愛?！盵21]可見，胡適是主張直譯甚至“歐化”，為“文字革命”服務。同時，他不太喜歡像辜鴻銘那種自由的意譯，讀其《中庸》英譯本后大失所望。[8]94

但從翻譯實踐來看，胡適又是以“達意”為宗旨，尤其是其早期短篇小說翻譯。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反映了胡適在翻譯策略選擇方面的務實精神。國內學者胡庚申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該理論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作為哲學理據，認為最佳的翻譯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累計結果，翻譯方法可以簡略地概括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22]胡適的翻譯策略就是對翻譯生態環境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累計結果。20世紀前后，國內譯家翻譯活動有“西學為用”的目的，也有順應印刷業的興盛發表譯作娛樂大眾的目的，翻譯策略選擇比較自由，很多翻譯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直譯或意譯，而是摘譯、編譯甚至是改譯，林紓的小說翻譯就是典型例子。漢斯·弗米爾指出，“翻譯的目的還有助于決定源語文本應該被‘翻譯’（translated），‘意譯’（paraphrased）還是‘改編’(re-edited)?！盵23]胡適早期翻譯目的是為了激勵國人，所以特別看重讀者對譯本的接受度，即譯本與讀者之間的交際維度，“但文學書是供人欣賞娛樂的，教訓與宣傳是第二義，決沒有叫人讀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學書而能收教訓與宣傳的功效的。所以文學作品的翻譯更應該努力做到明白曉暢的基本條件?！盵9]379一旦語言維度和文化維度對交際產生障礙，胡適會選擇背叛語言與文化維度以達到交際的順暢。在早期的譯本中，胡適會在小說開篇，或者中間或者結尾，增加一些信息，介紹故事的創作背景、要點和主題意義，甚至他的翻譯策略，帶有明顯的歸化傾向?！侗┛昂Ｅ炛翛]》《生死之交》都以“話說……”開篇，中間部分還有“列位看官呀！”這樣常見于舊體中國小說中的句子，而且《暴堪海艦之沉沒》最后一段基本上是作者的評價，并以“咳，可敬呀！”作為結尾，贊揚英國“兵丁”。兩篇譯作中都有拿中國人打比方的句子穿插其中，完全是以胡適自己的口吻在向中國讀者講國外的故事，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最多算是編譯?！秶鴼憽吩恰秱惏偷诘男刹閱T》，胡適在附錄中說，是因“屈子《國殤》篇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倍浴皣鴼憽泵??！蹲詈笠徽n》的譯文發表過兩次，但第一次發表時是民國初年，胡適有感于當時中國割地賠款、幾近亡國的境狀，與彼時法國極為相似，為激起國人的愛國熱情，初始譯名為《割地》，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24]不僅如此，胡適的短篇小說翻譯素來刪節極多，《割地》中與情節關聯較小的景物描寫和人物語言被刪。后來還有人比照法文原作對胡適的這篇翻譯加以指責。[25]事實上，刪減策略一直延續到胡適后期的短篇小說翻譯活動中，1928 年翻譯《戒酒》時，胡適將原作開篇的美國土話大膽地并成一句，以便于讀者閱讀。[26]在《戒酒》前附錄中提到，“我譯小說，只希望能達意。直譯可達，便用直譯；直譯不易懂，便婉轉曲折以求達意。有時原文的語句本不關重要，而譯了反更費解，我便刪去不譯。此篇也刪去了幾句?！盵24]99“話須通俗方傳遠”，胡適深諳此道，他雖高度肯定周氏兄弟的直譯，“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但同時也看到了他們譯本的失敗，“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20]280-281胡適不希望自己的譯作受此冷遇，他甚至將譯作讀給自己的太太和孩子聽，以確保婦孺皆能理解。[26]

白話文運動在國內全面開展之后，魯迅和傅斯年等人都主張直譯甚至“歐化”，經過幾次論爭，直譯占了上風。1928 年3 月，胡適在復曾孟樸的信中表示:“近年直譯之風稍開，我們多少總受一點影響，故不知不覺地走上謹嚴的路上來了?！盵12]8041933 年6月，他又在《短篇小說第二集》譯者自序中寫道:“這六篇小說的翻譯，已稍稍受了時代的影響，比第一集的小說謹嚴多了，有些地方竟是嚴格的直譯?！盵24]133相比《短篇小說第一集》，《短篇小說第二集》中的譯文的確嚴謹很多，胡適這個時候的翻譯目的也發生了變化，從教育讀者為主逐漸轉向推介優秀的國外小說佳作為主，因此，原文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盡可能保留，這個時候交際維度讓位于語言維度和文化維度。但胡適的譯作依然語言流暢，沒有明顯的“歐化”，這是他著書譯文一以貫之的語言觀，“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盵8]84盡管如此，還是能看到胡適在翻譯方面的創造性，1930 年胡適發表《撲克坦趕出的人》，原名是 The Out Casts of Poker Flat，“Flat”直譯應該是“平地”，“我們徽州山里的鄉村常有叫做什么‘坦’的，坦字正合Flat 的意義，故我譯Poker Flat為撲克坦?！盵24]88胡適將家鄉方言引入小說翻譯，符合他文學改良的主張。1926 年，他曾為《海上花列傳》重版寫序，稱贊這部小說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指出國語的文學需要從方言的文學作品中去尋找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12]520-522

四、胡適短篇小說翻譯意義和影響

1919 年10 月《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后大受歡迎，1920年4月即再版，11月又出第三版。1933年，胡適在《〈短篇小說第二集〉譯者自序》中寫道：“《短篇小說第一集》銷行之廣，轉載之多，都是我當日不曾夢見的。那十一篇小說，至今還可算是近年翻譯的文學書之中流傳最廣的?！盵9]379據統計，《短篇小說第一集》自1917 年出版至1940 年間先后累計重印多達二十一次。[25]可以說，兩部短篇小說翻譯集讓胡適名利雙收。

胡適的短篇小說翻譯給國內讀者介紹了一批國外優秀作家和作品，有些作品一經發表就引起轟動，《最后一課》在《留美學生季刊》上刊載后即在中國留學界和思想界引起強烈反應，“在當時給中國學生以多大的影響，是現在所想象不到的……市民的革命的文學，在當時并未有大量的介紹，而《最后之一課》一類東西，成為重要的東西了?！盵27]很多青年學生正是通過讀胡適的短篇小數譯作知道了都德、莫泊桑、歐·亨利、哈特、契科夫、高爾基等名家，有些年輕學者甚至因此走上了文學翻譯的道路，法語文學翻譯家李劼人在談到自己從事寫作時說：“胡適之先生所譯的《最后一課》，更成為眾人皆知的作品……從此，在未能直接閱讀法文之前，都德的文章，已是為我所愛好?！盵28]時至今日，《最后一課》《國殤》《二漁夫》等作品依然是學生教材和兒童讀物中的?？?。

胡適短篇小說翻譯對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胡適沒有創作過白話文短篇小說，總體來看，他的兩本《短篇小說》翻譯集成為他的白話文實踐的重要成果?！鞍自捨脑谝磺袑懽魑募隙汲闪苏?，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盵29]1920 年1 月和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先后頒布訓令，在國民學校中分批廢止古文教科書，逐步采用經過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參改語體文”。就這樣流行了幾千年的文言文被白話文取代了。從“文學革命”方面來看，“胡適及時地翻譯介紹易卜生和莫泊桑，對于我國現代翻譯文學和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盵30]胡適的短篇小說譯作讓國內讀者見識了不同于傳統中國小說的素材和新穎的風格，這些小說的表現形式、寫作方法和積極健康的內容都給中國文學帶來一股清新之風，對促進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發展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