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遺產教育宣傳模式研究及其啟示

王冬冬

（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 北京 100083；金澤大學 日本金澤 9201192）

內容提要：考古遺產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傳承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脊胚z產保護工作中公眾的理解和參與至關重要，而激發公眾遺產保護意識，使之自覺參與到遺產保護活動中，與持續開展考古遺產教育宣傳密不可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遺產相關教育宣傳形式分為課堂教育、鄉土教育、終身教育和媒體宣傳四類。多樣化的教育宣傳形式相互補充，形成較完善的體系，有助于提高公眾遺產保護意識，凝聚地方文化認同，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考古遺產教育宣傳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考古遺產是重要的文化資源，在文化傳承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其脆弱且不可再生的特點使得當前保護工作形勢緊迫?！犊脊胚z產保護與管理憲章》強調考古遺產保護是全人類的責任，除由文物部門制定保護政策、開展保護行動并提供保護資金外，公眾的理解和參與有助于遺產保護工作的順利進行。特別是當遺產涉及當地居民時，這一點顯得更加重要［1］。而激發公眾考古遺產保護意識、使之自覺參與保護活動，從而共享保護成果，與持續開展的教育宣傳密不可分?！侗Ｗo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強調：“本公約的締約國應通過一切適當手段，特別是教育和宣傳計劃，努力增強本國人民對本公約第1和2條中確定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贊賞和尊重?！保?］考古遺產即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文化遺產。由此可見，教育宣傳是激發公眾理解和參與考古遺產保護、發揮遺產文化傳承作用的重要途徑。

圖一// 日本考古遺產教育宣傳模式關系圖（來源：作者自制）

目前日本公眾參與考古遺產保護意識較強、參與形式多樣，這與20世紀中葉以來日本持續開展各類考古遺產相關的教育宣傳密切相關。這些影響深遠的教育宣傳活動，按照對象、內容和方式可分為四類：課堂教育、鄉土教育（感動教育）、終身教育（生涯教育）以及媒體宣傳。課堂教育和鄉土教育以學生為主要對象，是考古遺產保護的基礎；終身教育和媒體宣傳面向一般公眾，是考古遺產普及的重要途徑（圖一）?？脊胚z產與教育活動的有機結合從根本上源于管理體系的同根同源和思想認識的高度一致。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機關文部省統籌負責文化、教育等事務，縣級教育委員會內設“文化財科”“學校指導科”“生涯學習科”等部門，教育工作者普遍將文化遺產傳承納入學生教學工作的重要一環，而考古工作者、博物館館員、資料館館員等能自覺擔負起文化遺產教育宣傳的責任。

本文基于對日本教育中心以往教材的梳理，以及平城宮、三內丸山等典型考古遺址教育活動的實地調研，詳細闡述日本各類考古遺產教育宣傳形式的起源、發展與特征，分析各類形式如何相互補充、形成體系，共同促進考古遺產的保護乃至地方史的重建和地方文化認同的凝聚，從而為完善我國考古遺產教育宣傳、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提供借鑒。

一、歷史遺產課堂教育

日本的近現代教育事業起源于“明治維新”時期，其關鍵一環是普及學校教育，提高一般國民的文化知識水平。日本的義務教育始于三年制的小學教育，至20世紀初增至六年制，普及度超過99%；隨后中等教育逐步落實，至20世紀70年代，普及度已達到99.8%［3］。在近現代學校教育中，教科書是教育學生的重要媒介。歷史類教科書內容的編排，尤其是對科學發掘的考古資料的重視，對于增加青少年歷史知識、樹立正確歷史觀等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對于一個國家歷史類教科書內容的梳理，可在一定程度上解讀這個國家對于國民教育的指向，了解國民對于國家認知的形成過程。

明治維新至二戰前（19世紀60年代—20世紀30年代）日本使用的歷史類教科書為統一編訂的《國定歷史教科書》（共計七期，最后一期用于戰后）［4］，前六期內容以天皇的世襲傳承為主線，從天照大神到后世的天皇，串聯起日本的起源和發展，因而這一時期歷史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忠于天皇的統治。戰后日本的教育事業發生了重大變革，尤其是在歷史類教科書的內容編排和出版方式上有了重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考古材料，正經補史

文部科學?。ㄒ韵潞喎Q“文部省”）于1946年編訂的《國家進程》作為戰后使用《國定歷史教科書》［5］，摒棄了以往教科書中關于神話傳說的部分，將考古資料加入其中，客觀介紹遠古的生活，如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制作、貝塚遺址所見古人的飲食，闡釋農業的起源和人類定居生活的開展及其對文化發展和近現代國家產生的重要作用。文部省編訂的另一部《日本歷史》［6］在介紹日本狹長的海島地理和來自大陸與南洋的多民族起源后，詳細論述了繩紋時代人使用的豎穴式房屋、圓形灶、石器、骨角器、繩紋式陶土器等，以及彌生時代人使用的銅鐵等金屬器和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大規模家族生活。

（二）一社一書，無償提供

1965年以后，日本正式實施一社一書體制，各出版社自行編制歷史教科書［7］，有利于學校對教科書的選擇。各中小學校既可使用文部省編訂的《國家進程》《日本歷史》等，也可使用各出版社編訂的教科書，如東京書籍的《新社會》［8］、清水書院的《中學社會 日本的歷史與世界》［9］、教育出版的《標準中學社會》［10］等。同時根據《義務教育諸學校的教科用書無償相關的法律》（1964年）和《義務教育諸學校的教科用書無償措施相關的法律》（1965年）［11］的設定，日本實現中小學校教科書的無償提供。

（三）改版頻繁，內容更新

各出版社不斷更新教科書內容，頻率多為三年一更新，關于考古資料的介紹呈先增后減的趨勢。以修訂頻率較高的東京書籍為例，昭和時期考古資料隨改版逐漸豐富，而至平成時期內容卻略有簡化，如登呂遺址的介紹逐漸消失，專門介紹平城宮和平城京遺址的篇幅被取消。學校書籍、教育出版、清水書院、中教出版等出版社的教材中對于考古遺址的介紹詳略不一，吉野里遺址、三內丸山遺址和平城宮跡等重大發現基本一直保留，部分還刊布地方重大考古發現。

20世紀后半葉，日本已基本實現普及中學教育和無償提供教科書，這為針對青少年的歷史遺產課堂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教科書內容改革的核心是將考古學知識融入到早期日本歷史的發展中，用考古資料取代神話傳說解讀日本歷史的起源，從而有助于青少年樹立科學的歷史觀、國家觀和文化觀；各歷史時段均有考古資料作為內容支持，尤其是登呂遺址、三內丸山遺址、吉野里遺址、平城宮跡等重大考古發現為教科書的改版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地方性的考古發現也在部分教科書中占有一定篇幅。需要注意的是隨著重大考古發現的熱度消退，登呂遺址等在考古學史和考古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考古遺址介紹隨之減少。

二、鄉土遺產體驗教育

日本還注重培養青少年學習歷史的自覺性。鄉土教育便是從學習和接觸家鄉獨特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和民俗開始，深刻了解自己家鄉的發展現狀，從而有所觸動的教育形式。鄉土教育同樣始于明治時期（19世紀60—90年代），并于大正時期（1912年—1926年）深入發展，內容強調理論聯系實際，課本知識與實際應用相結合。1891年頒布的《小學教則大綱》中明文規定，結合日本地理、歷史、自然和理科等課程，就“鄉土地形”“鄉土歷史”“本地動植物”“本地自然風貌”等進行講授，并由教師帶領學生現場觀察、欣賞和研討等，借以培養學生熱愛家鄉的思想情操［12］。

古都奈良歷史積淀深厚，受到城市化浪潮影響劇烈，如此張力下的鄉土教育極具代表性。奈良曾于710年—784年作為日本都城平城京，城市格局仿照古代中國，中軸對稱，宮城位于中軸線北端，寺廟、市場、住宅等星羅棋布；為后世留下了平城宮跡、東大寺、興福寺、藥師寺、元興寺、唐招提寺、春日大社和春日原始森林等豐富遺產，1998年登錄《世界遺產名錄》。奈良地區從20世紀60年代起完善鄉土教育，通過出版鄉土讀本和開展鄉土見學加深當地中小學生對于家鄉歷史、地理、風俗和文化的了解，增強審美和創造能力，激發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環境的意識。

奈良市教育委員會下屬的奈良市教育研究室編寫的《研究紀要》［13］詳細記述了鄉土讀本的制定及修訂，以及奈良市內開展的鄉土見學活動。奈良市教育研究室設立于1962年，隨即以奈良市立中小學校的教師為核心組成研究班，開始以“鄉土資料收集與研究”為主題的研究計劃。通過實地調查、資料收集與分析，制定鄉土讀本《我們的奈良市》，并發放給奈良市內各中小學校。市內各學校通過教學、現場見學、實物觀察和調查等方式讓學生了解當地的地理（自然及人文地理）、交通（鐵路及公路建設）、街貌（商店街的發展）、產業（工廠）、農業（農具及農作物）、交流（市町村間、與大阪和其他觀光都市間）、觀光（古遺址、古墓葬、歷史建筑）等內容，通過今昔對比，培養學生關注家鄉從古至今的發展變化，從而致力于改善家鄉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多l土研究“徒步”指南》［14］是指導中小學生前往遺址和大自然參觀的活動手冊，共設計有10條線路，每條線路均標注有適合對象、距離、用時和目的等具體內容，大部分線路均涉及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等（表一）。

鄉土教育在反思開發思潮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所使用的鄉土讀本是對教科書中鄉土知識的極大擴充與深化，鄉土見學則是充分運用課本知識在家鄉開展實際體驗。鄉土歷史考古教學和體驗，有助于青少年更加直觀地了解家鄉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培養審美能力和創造能力，樹立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意識，反思遺產保護與城市開發的關系，從而激發青少年熱愛家鄉、致力于家鄉建設的思想情操。鄉土教育的持續開展直接影響了日本公眾，他們積極參與遺產保護運動，組建遺產保護地方團體，支持文化財的指定和世界遺產的申報，極大地推動了考古遺產的保護利用。

三、考古遺產終身教育

除上述針對青少年群體的教育形式外，日本也注重通過多樣化的手段達到一般公眾精神生活的充實和提升，這便是終身教育或生涯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1990年6月，日本頒布了第一部終身教育的法律《關于健全振興終身學習體制的法律》。為推進其實施，日本文部省設立了終身學習政策局，各都道府縣乃至部分市町村都設立了負責終身學習的部門，以擴大終身教育的機會，豐富終身教育的內容［15］。

與文化遺產密切相關的公共教育設施主要有學校、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學習中心和遺址公園等。至2018年，日本全國的文化館數量達到14 281所，博物館1286所，博物館類似設施［16］4452所，圖書館3360所，生涯學習中心478所［17］。各地主要通過舉辦學習班、講座、展覽、祭典等活動滿足不同公眾對于文化遺產知識的需求，這也是公共考古的重要內容，主要活動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學習類活動夯實遺產內涵理解

二戰后，日本考古遺址等文化遺產地逐漸開始舉辦現場說明會、講座、展覽等活動，并逐步規范內容、細化流程、形成制度，成為終身教育的主要形式?，F場說明會旨在第一時間宣傳考古發現的內涵和價值，并通過遺跡和遺物等實物資料的展示加深當地居民對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認同，從而助力遺址保護利用等后續活動的開展；講座或研討會的舉辦讓專家和學者更為深入地探討遺址的內涵與價值，并以此為契機提出保護利用的課題；以新研究和新發現為核心的特別展覽更是公眾接觸考古的常規途徑。

學習類活動的開展還促進了市民自主學習和知識測試體系的形成，進一步提升生涯教育的內涵。市民自發組織的學習會由地方文化遺產保護團體組織，專家和學者指導，對公眾的疑問進行詳細的解答，促進當地居民深入了解遺址在地域發展中的地位，使其自主地將遺址融入到地方文化建設中，進而積極開展遺址保護與利用活動。知識測試種類繁多，全國性的“世界遺產知識測試”由NPO（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法人世界遺產學院于2005年開設，旨在加深人們對于世界遺產的了解，提高民眾的素養［18］；專題性的“繩紋檢定”由NPO法人三內丸山繩紋發信會于2011年組織，是民間對于繩紋文化了解程度的考試，分初、中和高三個等級?？荚囃ㄟ^可獲得相應認定證，是自主學習考古知識的成果與榮譽。

表一// 鄉土研究步行參觀路線

（二）體驗類活動擴大遺產影響力

20世紀末，許多遺址針對個人、團體、學生、老人、家庭等舉辦多樣的體驗活動，如手工藝制作、古代生活體驗、祭典等。手工藝制作包括仿制陶器、石器、玉器（勾玉）及繩子、樂器、土偶等的制作，還有鉆木取火、水稻種植和房屋搭建活動，大部分遺址開展2～3個項目。一些遺址開展繩紋/彌生一日體驗活動，觀眾穿上古代的服裝，佩戴古代的配飾，拿上古代的勞動工具，全方位體驗古代生產生活。如在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大中遺址），參觀者可以通過栽培古代植物理解古代環境；通過古代房屋的搭建，獨木舟的制作，石器、土器、農具等的制作體驗古代的衣食住行；還有狩獵、采集和農耕生產的體驗，祈雨和收獲的祭祀活動等全方位體驗彌生生活。祭典活動多以凝聚地域文化的考古遺址為舉辦地，比較著名的有茨城縣美浦村的陸平繩紋村祭典、平城京天平祭、三內丸山的繩紋祭典等。三內丸山遺址的繩紋祭典分為繩紋大祭典和四季祭典，繩紋大祭典規模最大，源自1994年青森縣政府組織展開的繩紋慶典，后逐漸擴充內容，具體包括現場說明會、講座、朗誦會、音樂會、手工藝制作以及青森縣特產販賣會等。此外，許多考古遺址還間接開展與遺跡遺物相關的教育活動，如攝影、徒步、自然保護、民俗傳承等。

考古遺產終身教育是對以青少年為主的歷史考古教育的極大豐富和補充，有助于培養公眾熱愛考古遺產的意識，提供參與遺產保護利用的途徑，提高考古知識和文化素養，豐富社交形式和文化生活，全面提升公眾參與考古遺產保護利用的意識、機會和能力。公眾既可以是考古遺產學習和體驗活動的參與者，也可以是策劃者或組織者，在享受遺產成果、放松身心的同時為遺產事業作出奉獻并提升個人能力，真正將考古遺產保護利用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實現遺產保護利用的可持續發展。

四、考古遺產媒體宣傳

隨著傳播手段日新月異、傳媒業日益發達，媒體宣傳對于日本考古遺產保護利用的影響愈加廣泛和深遠。傳播手段主要可分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類，前者包括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等，主要為單向傳播；后者包括互聯網、移動終端等，更具互動性與及時性。兩類傳播手段出現時間不同，對于日本考古遺產保護利用工作發揮的作用也存在較大差異。

（一）傳統媒體助力20世紀后半葉的遺產保護

傳統媒體對于考古遺址發掘、研究、保護和利用的報道，有助于宣傳遺址文化內涵，促進公眾理解考古遺址，主動參與遺址保護運動。報紙和紀錄片是最早宣傳日本考古遺產內涵、呼吁遺產保護的重要途徑。例如平城宮遺址保護中，最先意識到破壞危機，呼吁開展保護的是《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媒體；平城宮歷史公園建設中，揭露、協商、解決與當地居民在土地收購、房屋改擴建、違法耕作等方面諸多矛盾的也是《奈良日日新聞》《大和時代》等媒體［19］。又如三內丸山遺址的保護最早源于“繩紋映畫制作實行委員會”拍攝遺址發掘紀錄片，以及多家媒體持續報道最新考古發掘成果，從而營造遺址保護的輿論氛圍，最終建成考古遺址公園；隨后《三內丸山繩紋file》《三內丸山通信》等相繼創刊，持續發布遺址動態，并免費發放到當地學校、博物館和圖書館，與公眾共享遺址研究最新成果。

（二）傳統媒體轉型、互聯網和手機等新媒體推進21世紀的遺產共享

隨著互聯網技術和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轉型后的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對于大范圍內共享文化遺產研究成果，豐富公眾日常生活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媒體，可通過多種途徑迅速傳播最新考古發現與展覽信息，讓公眾更加直觀地了解考古遺跡和遺物，從而引發公眾主動深入探索的興趣。作為綜合多種媒體形式并及時傳播遺址內涵的官方網站、社交媒體平臺和App已成為考古信息傳播不可或缺的方式。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遠程存在（Telexistence）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不僅推動新媒體傳播內容的提升，也優化了遺址公園和博物館的展示利用。自21世紀初，日本文部省便大力支持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和利用中運用科學技術，例如文物的數字化記錄、考古發掘的VR展示、博物館展覽的VR展示［20］，以及分享文化遺產的網絡資源“文化遺產在線”［21］和“國家指定文化財等數據庫”［22］。

媒體宣傳雖被質疑專業性較弱、內容呈碎片化，但途徑多樣、受眾面廣，注重轟動性、時效性和趣味性，有助于激發一般公眾對于考古的興趣。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內容和受眾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共同促進了考古遺產的宣傳，見證了日本從公眾被動參與遺產保護向公眾主動共享考古成果的轉變。因而，在引導和規范傳播內容準確性的基礎上，以融合媒體作為傳播的重要載體，是未來考古遺產傳播的必然趨勢。

五、日本考古遺產教育宣傳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通過課堂教育、鄉土教育、終身教育和媒體宣傳等多層次、立體化的教育宣傳形式向公眾普及考古遺產，構建了多方參與、共建共享的日本考古遺產教育宣傳體系，對保護考古遺產、凝聚地方文化認同、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正處于文化遺產大國向文化遺產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日本經驗對于我國考古遺產保護和全民教育的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一）構建立體化遺產教育體系，促進考古遺產保護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義務教育的普及，中小學課本對于北京周口店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西安秦始皇兵馬俑的介紹已呈常態化，2019年浙江良渚遺址也因其重要性納入中小學課本；此外，講座、展覽、體驗活動、媒體宣傳等公眾考古活動日益增多，上述舉措均對考古遺產保護發揮重大作用。雖然我國考古遺產教育宣傳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從日本相關經驗來看，培養公眾保護意識，使之自覺參與保護活動往往需要長時間的醞釀，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因此考古遺產教育宣傳需要持之以恒；教育宣傳體系的完善也非一蹴而就，既要穩步推進已經成熟的學校教育、學習類活動、傳統媒體宣傳等，也要不斷開拓視野，關注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應用以及借鑒適用于我國國情的形式，還要防范類似日本重大考古發現熱度消退后的教育空白問題。

（二）加強青少年遺產教育宣傳，推動文化認同形成

《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強調“文物的社會價值體現在文化知識和精神傳承、社會凝聚力的產生等方面”［23］，加強青少年遺產教育宣傳是傳承文化和凝聚認同的關鍵。中國已普遍注重中小學歷史教育、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并開始編寫考古課外讀本，開展考古研學等活動，體現出對于青少年遺產教育宣傳的重視。日本相關經驗有助于其進一步完善，具體體現為兩點：一是豐富符合青少年身心特征的遺產教育宣傳方式，完善青少年體驗教育、加強針對家庭的終身教育、拓展適用于青少年的媒體宣傳途徑等；二是汲取鄉土教育經驗，開展針對家鄉歷史、考古和文化的教學、參觀和探索，幫助青少年了解地方和國家歷史文化脈絡，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三）促進遺產與教育結合，服務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

在構建服務于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當中，應當注重發揮考古遺產的教育價值，使之成為提升我國素質教育的重要資源。日本相關經驗指出了這一構想的具體實施路徑：首先在組織管理上，應加強文物部門與教育部門的有機結合；其次在人員思想上，應充分認識遺產與教育的內在聯系；再次，需進一步提高公共教育設施的人均占有率，尤其是基層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及地方遺址公園等；最后，應關注活動的整體構架和具體細節，如策劃方案、人員組織、開展頻率、服務對象、資金來源等。正如杭侃先生所言：“我們必須面向未來地重新審視傳統文化，使之更好地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公民素質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保?4］

考古遺產教育宣傳對于加深公眾理解遺產內涵、推動遺產保護、提高公眾文化素養、建立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需要持之以恒才會顯現成果。

［1］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考古遺產保護與管理憲章》，《中國長城博物館》2013年第2期。

［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國長城博物館》2013年第2期。

［3］萬峰：《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教育》，《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6期。

［4］〔日〕海后宗臣、仲新編：《日本教科書大系歷史》（日本教科書大系歴史），東京講談社，1963年。

［5］日本文部科學省編訂：《國家進程》（くにのあゆみ），1946年。

［6］日本文部科學省編訂：《日本歷史》（日本歴史），1946年。

［7］〔日〕永芳弘武、中村紀久二、加藤宗晴：《教科書檢定總覽》（教科書検定総覧），東京小宮山書店，1968—1971年。

［8］東京書籍編訂：《新社會》（新しい社會），1966年。

［9］清水書院編訂：《中學社會 日本的歷史與世界》（中學社會日本の歴史と世界），1966年。

［10］教育出版編訂：《標準中學社會》（標準中學社會），1969年。

［11］日本文部科學?。骸督炭茣鵁o償給予制度》［EB/OL］［2020-01-28］［2020-05-01］http ：//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990301m.htm.

［12］學實：《日本的鄉土教育》，《外國教育研究》1990年第4期。

［13］a.日本奈良市教育委員會：《本年度鄉土研究班研究經過》（郷土研究班の本年度の研究経過について），《研究紀要》II，1963年；b.奈良市教育委員會：《鄉土研究班理科部研究內容》（郷土研究班理科部研究內容について），《研究紀要》III，1964年；c.奈良市教育委員會：《鄉土學習》（郷土學習について），《研究紀要》IV，1965年；d.奈良市教育委員會：《本年度鄉土研究班研究經過》（郷土研究班の本年度の研究経過について），《研究紀要》V，1966年；e.奈良市教育委員會：《社會科活化利用鄉土資料》（社會科における郷土資料の活用），《研究紀要》Ⅶ，1968年。

［14］奈良市教育委員會：《鄉土研究“徒步”指南》（郷土研究“歩こう”手引き），《研究紀要》Ⅷ，1969年。

［15］張繼文：《日本的終生教育體系與立法制度》，《繼續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16］日本博物館都要在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辦理登錄手續，法人必須是地方公共團體、公益法人、宗教法人等；博物館類似設施需要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審查后指定，法人可以為大學、公司、個人等。

［17］日本文部科學?。骸渡缈平逃{查》，2018年，［EB/OL］［2020-01-28］［2020-05-01］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set&toukei=004-00004&tstat=000001017254&stat_infid=000031924898.

［18］孫潔：《日本文化遺產體系（下）》，《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19］王冬冬：《日本基建與考古矛盾之處理——平城宮跡保護二三事》，《中國文物報》2019年2月1日第3版。

［20］館暲：《文化資源公開與利用：虛擬現實感》（文化資源の公開と利用：人工現実感）?？茖W技術學術審議會資源調查分科會《支持文化資源保存、活用及創造的科學技術振興報告書》（文化資源の保存、活用及び創造を支える科學技術の振興報告書），2004年，［EB/OL］［2020-01-28］［2020-05-01］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gijyutu/gijyutu3/toushin/attach/1332287.htm.

［21］（日本）文化遺產在線官網，［DB/OL］［2020-01-28］［2020-05-01］http：//bunka.nii.ac.jp/.

［22］（日本）國家指定文化財等數據庫，［EB/OL］［2020-01-28］［2020-05-01］https：//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

［23］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15年，［EB/OL］［2020-01-28］［2020-05-01］http：//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s/download/2015-1118121725_download.pdf.

［24］杭侃：《讓考古資源成為素質教育的一部分》，《學習時報》2019年4月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