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時期玉石鉞形器研究

隗元麗 井中偉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吉林長春 130012）

內容提要：夏商周時期的玉石鉞形器分為甲、乙、丙三類，乙類僅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其他兩類在二里頭文化時期至西周時期均有發現。甲類被定名為“戚”，丙類定名為“我”，乙類定名存疑。這部分鉞形器的形制在“風”字形玉石鉞的基礎上，借鑒了玉璧、牙璋等玉石器的某些特點。玉石鉞形器主要見于男性貴族墓葬，體形較大的可能用于祈雨、武舞或軍事活動，體形小的主要為飾品。在玉石鉞形器影響下出現的青銅鉞形器則是兵器,兼具實戰與禮儀功能。

玉石鉞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并廣泛分布。進入青銅時代，傳統形制的玉石鉞數量大大減少，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形制特殊的玉石鉞形器成為主流。這部分鉞形器或中間有巨大圓孔，或兩側有扉牙，或刃部有齒，與以往流行的玉石鉞存在明顯區別。甲骨文材料顯示，這些鉞形器在當時應有特定的名稱。林沄先生提出弧刃鉞形器之兩側有齒狀飾者應定名為“戚”，二里頭文化中已存在的齒刃鉞形器應定名為“我”（或依文獻稱之為“錡”）［1］。這些形制特殊的鉞形器的出現可能并非偶然，而是蘊含禮制意義的物化表現。這些鉞形器在夏商周時期分布廣泛，中原地區、長江流域、西南地區、北方地區、西北地區等地均有發現，在中原地區最為流行。本文擬對夏商周時期新流行起來的這部分鉞形器進行細致梳理，在類型學分析的基礎上，對其功能變遷、源流、定名等問題進行討論。此外，部分鉞形器可能是裝柄使用的，但是考古出土的鉞形器中很少發現帶柄的，故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不含柄部的玉石質地的頭部。

一、類型學考察

據初步統計，目前夏商周時期出土的特殊形制的玉石質鉞形器約70余件，除去少數殘缺不全者、半成品或改制器，可供分類的共70件。根據形制特征，可將其劃分為三類。

甲類 47件。整體近似“風”字形。亞腰，弧刃或斜弧刃，絕大多數為平背，個別斜背或弧背，靠近背部的一端中間有一較小的圓形穿孔，孔徑大多不足2厘米。根據體形大小，可細分為二型。

A型 42件。體形較大，高度多在5厘米以上，且造型比較規整。根據扉牙形狀、穿孔大小、刃角特征等分為三式。

Ⅰ式 6件。刃角無明顯上翹，棘刺狀扉牙，穿孔較大。如河南偃師二里頭82M4︰5，殘高7.6、刃長7.7厘米（圖一︰1），時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2］。河南鄭州銘功路東M3︰4，高8.2厘米（圖一︰2），時代為殷墟文化一期［3］。

Ⅱ式 29件。刃角無明顯上翹，平齒狀扉牙，穿孔較小。如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360，高12.55、刃寬7.02、孔徑0.99～1.22厘米（圖一︰3），時代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4］。山東濟南劉家莊M121︰41，高14、刃寬9.6厘米（圖一︰4），時代為殷墟文化三期［5］。

Ⅲ式 7件。體形比Ⅰ式和Ⅱ式小，刃角明顯上翹，出現“人”字形扉牙，穿孔極小。如陜西長安普渡村M1︰3，高5.9、寬3.7厘米（圖一︰5），時代為西周早期［6］。甘肅靈臺白草坡M2︰60，高8、寬4厘米（圖一︰6），時代為西周早期［7］。

圖一// 夏商周時期的玉石鉞形器

B型 5件。體形小，通高一般不足5厘米，造型多不規整，不分式。如河南安陽劉家莊北M1046︰68，高3.8、刃寬4.2、孔徑0.3～0.5厘米（圖一︰7），時代為殷墟文化四期偏晚［8］。湖北黃陂魯臺山M28︰9，高3.7、寬2厘米（圖一︰8），時代為西周早期［9］。陜西長安張家坡M51︰4，高3、寬2.4厘米（圖一︰9），時代為西周中期［10］。

乙類 3件。體形碩大，寬高比大于1，中間或靠近背部有一較大的圓形穿孔，孔徑不小于2厘米，齒刃。如河南鶴壁劉莊M35︰1，高13.8、寬19.5、孔徑2厘米（圖一︰10），為下七垣文化器物［11］。河南偃師二里頭81YLVM6︰1，高21、寬23、孔徑4.6厘米（圖一︰11），時代為二里頭文化四期［12］。

丙類 20件。整體近似璧形，沒有特別凸出的尖角。長寬比接近1，弧背，中間有一個大圓孔，孔徑多在2厘米以上，刃部曲度很大。根據體形大小，可細分為二型。

A型 16件。體形較大，高度多在5厘米以上，造型規整。根據扉牙、穿孔、刃部的特征，可分為四式。

Ⅰ式 4件。棘刺狀扉牙，穿孔極大，孔徑約為高度的一半，齒刃，且齒部明顯凸出。如河南偃師二里頭ⅥKM3︰13，高9.6、刃寬9.1、孔徑5.2厘米（圖一︰12），時代為二里頭文化三期［13］。二里頭ⅧKM5︰1，高10.5、寬10厘米（圖一︰13），時代為二里頭文化三期［14］。

Ⅱ式 2件。棘刺狀扉牙，穿孔較大，刃部有連弧，刃部外緣為弧形。如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314，高14.9、刃寬14.4、孔徑5.6厘米（圖一︰14），時代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15］。四川成都金沙遺址C︰546，高13.4、刃寬13厘米（圖一︰15），時代為商代晚期［16］。

Ⅲ式 7件。鋸齒狀扉牙，穿孔較小，刃部無齒。如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315，高19.9、刃寬19.2、孔徑5.94厘米（圖一︰16）?；▓@莊東地M54︰359，高22.3、刃寬21.3、孔徑5.7厘米（圖一︰17），時代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17］。

Ⅳ式 3件。體形比Ⅰ、Ⅱ、Ⅲ式小，出現“人”字形扉牙，穿孔較小，刃部無齒。如河南襄縣西周墓出土一件，高6、刃寬5.6、孔徑2厘米（圖一︰18），時代為西周早期［18］。

B型 4件。體形小，高度一般不足6厘米，造型多不規整，不分式。如陜西長安張家坡M183︰3，高5.2、寬4.1、孔徑2.8厘米（圖一︰19），時代為西周昭穆時期［19］。河南三門峽上村嶺M2001︰624，高5、刃寬4.6厘米（圖一︰20），時代為兩周之際［20］。

綜上可知，甲類A型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至西周時期，B型出現于殷墟文化四期，西周時期數量增多。乙類器物數量最少，僅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丙類器物的數量僅次于甲類，A型亦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至西周時期，B型僅見于西周時期。

二、功能與使用者等級、性別分析

（一）功能

關于玉石鉞形器的功能，需根據其考古情境來分析?？脊虐l掘出土的夏商周時期玉石鉞形器中，埋藏環境明確者有20余件（表一）。其中，甲類A型和丙類A型鉞形器的埋藏環境比較相似，通常與玉石圭、玉柄形器、玉戈、玉璧、玉人等器物共置一處。譬如，山東濟南劉家莊M121出土的甲類A型玉鉞形器（M121︰41）位于棺內中部，大致在墓主的腰腹部，旁邊還有2件玉戈和1件玉柄形器［21］。山東濟陽劉臺子M3墓主左肩處有1件甲類A型玉鉞形器，胸骨上端有1件玉人，下頜骨附近有1件玉柄形器，口中有1件玉碎片，棺內還有少數綠松石珠和玉珠，其余器物均在棺槨之間［22］。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出土的2件丙類A型玉鉞形器（M54︰314、315）均位于墓主頭端，同一位置還有玉援銅內戈、玉圭、銅鈴等［23］。玉石圭、玉柄形器、玉戈、玉璧、玉人等大多是有象征含義的禮器；玉圭、玉璧等通常被視為瑞玉；玉戈的功能復雜多變，曾有學者進行過研究，認為玉戈可能是犧牲、禮器，也可能用于祭祀活動，抑或是墓主生前心愛之器物［24］。和這些器物放置在一處的玉石鉞形器，功能也應大體相近，可能為某種儀式活動所用之器，或具有特殊的象征含義，也可能像玉石鉞一樣是軍權的象征。

甲類B型和丙類B型鉞形器都體形極小，且大多造型不規整。河南安陽劉家莊北M1046出土的玉器包括1件甲類B型玉鉞形器、1件玉鳥、2件玉環、1件玉飾、1件玉兔，玉兔位于北槨壁下，其余幾件玉器集中在墓主的腰部右側［25］。陜西長安張家坡M183出土的丙類B型鉞形器位于左上臂處，其下面壓著兩件玉魚［26］。山東濟陽劉臺子墓出土的2件丙類B型鉞形器和小型玉戈一起放置在墓主口中，作為玉唅使用［27］。由此看來，甲類B型和丙類B型鉞形器可能都是飾品，或為喪葬專用的玉唅。

乙類鉞形器中，埋藏情形明確的僅有河南鶴壁劉莊M35出土者，1件乙類鉞形器位于墓主頸部，另1件陶罐位于足端［28］。由于資料較少，暫時難以判斷具體功能。

表一// 部分玉石鉞形器形制與出土環境統計

續表

續表

（二）使用者等級、性別

隨葬玉石鉞形器的墓主中，不乏身份顯赫的高級貴族。他們或為諸侯國君，或為部族首領。河南安陽郭家莊M160隨葬銅觚、爵10套，墓主為址族首領或址族上層，所葬鉞形器形狀不規整，外緣有兩個殘孔，似為改制品［29］。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隨葬銅觚、爵9套，墓主為“長”姓高級貴族，隨葬多件甲類A型和丙類A型鉞形器［30］。河南安陽劉家莊北M1046隨葬5件爵、3件觚、2件角以及方鼎、方尊、方罍等青銅器，墓主應是地位極高的殷代貴族，隨葬1件甲類B型鉞形器［31］。河南羅山天湖M1隨葬銅觚、爵五套，墓主可能為息族首領，隨葬1件甲類A型鉞形器［32］。河南安陽小屯M5墓主系商王武丁配偶婦好，該墓隨葬多件甲類A型鉞形器和1件丙類A型鉞形器，以及1件改制的鉞形器［33］。陜西寶雞竹園溝M13是竹園溝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主可能是一代伯，隨葬1件甲類A型鉞形器［34］。

還有一部分鉞形器出自中小型墓葬，墓主可能是中小貴族。譬如，1984年發掘的河南偃師二里頭M11，墓穴面積為1.9平方米，出土銅爵、銅鈴等銅器，玉圭、玉刀、玉柄形器等玉器，以及陶爵、陶盉等陶器，該墓葬和同時期墓葬相比屬于面積較大、隨葬品較豐富的，該墓葬內出土1件丙類A型鉞形器［35］。山東濟南劉家莊M121出土銅觚2件、爵3件，墓主為中等貴族，隨葬1件甲類A型鉞形器［36］。山東濟陽劉臺子M3出土銅鼎、簋一套，墓主為西周夆國貴族，隨葬1件甲類A型鉞形器［37］。陜西扶風齊家M19隨葬銅鼎2件、銅簋2件，推測墓主人生前應該是低等貴族，該墓葬內出土丙類B型鉞形器1件［38］。

總之，玉石鉞形器的使用者具有較高的社會等級，為當時的貴族階層，但不是所有貴族墓葬中皆出土玉石鉞形器，所以，玉石鉞形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貴族階層的生活樣貌，但是并非貴族喪葬禮儀的必需品。在這一方面，不同類型的鉞形器無明顯區別。

圖二// 新石器時代的玉石器

出土玉石鉞形器的墓葬中，墓主性別為男性的有陜西商洛東龍山M83［39］、河南安陽郭家莊M160（原報告說“似為青年男性”）［40］、甘肅靈臺白草坡M2［41］、陜西寶雞竹園溝M7［42］、竹園溝M13［43］、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M54［44］、河南光山黃季佗父墓［45］、陜西長武碾子坡M176［46］、河南三門峽上村嶺M2001［47］、陜西長安張家坡M183［48］等。以上墓葬包含的鉞形器類型有：甲類A型、丙類A型、丙類B型。墓主明確為女性的有陜西長安張家坡M51和河南安陽婦好墓，張家坡M51出土甲類B型鉞形器1件，婦好墓所出的鉞形器包含甲類A型、丙類A型以及1件改制品［49］。其他墓葬大多人骨已朽或未經鑒定，但根據隨葬品可以推知大部分性別不詳的墓葬中，男性墓主占大多數。不難看出，玉石鉞形器主要出于男性墓葬，即玉石鉞形器的使用者主要為男性。除去比較特殊的婦好墓，女性墓葬中僅能見到作為裝飾品的甲類B型鉞形器。

三、源流分析

夏商周時期的鉞形器中，“風”字形造型十分常見，這種形制的鉞曾經流行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流域則十分罕見（圖二︰1、2）［50］。青銅時代早期的甲類A型鉞形器很可能與鄰近的長江中游地區（湖北、安徽等地）曾經流行的“風”字形鉞存在淵源關系。甲類B型鉞形器則是在甲類A型鉞形器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仿甲類A型鉞形器制作的飾品。

乙類鉞形器，則是“風”字形鉞和新石器時代的“直邊齒刃”鉞形器相結合的產物，有些器身兩側增飾扉牙。新石器時代，直邊齒刃鉞形器主要見于海岱和環太湖地區的一些遺址中，如山東兗州王因大汶口文化遺存［51］、山東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遺存［52］、江蘇昆山趙陵山良渚早中期遺存［53］等（圖二︰3—5）。其中，兗州王因大汶口文化遺存中所見的1件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

丙類鉞形器的形態較為特殊，它有三個特點是其他鉞形器不具備的，一是明顯的弧背；二是中間有個巨大的圓孔；三是整體近似圓形，沒有特別凸出的尖角。這些特征在新石器時代的鉞中也比較少見，倒是比較符合玉璧的特點。又由于該類鉞形器具有和玉璧相似的功能，所以，很可能是結合了玉璧的特征新創制出來的器物，并且該類器物融合了齒刃、扉牙的特征，是融合性最強的一類器物。丙類B型鉞形器則和甲類B型鉞形器的形成原理相同，是在丙類A型鉞形器的基礎上形成的。

夏商周時期新出現的玉石鉞形器大多有扉牙，這在新石器時代的鉞形器上十分罕見。究其原因，要從最早出現的棘刺狀扉牙向前追溯。比二里頭文化稍早的遺存中，棘刺狀扉牙這一造型主要見于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遺存。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玉璧、牙璋等玉石器上常見有棘刺狀扉牙。如山東滕縣里莊、臨朐西朱封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存中發現帶有棘刺狀扉牙的玉璧（圖二︰6、7）［54］。山東沂南羅圈峪、山東臨沂大范莊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存中出土有刺狀扉牙的牙璋（圖二︰8—10）［55］。山東日照五蓮丹土遺址曾經采集到一件兩側帶有棘刺狀扉牙的直邊直刃鉞形器（圖二︰11）［56］，這更加有力地說明了，夏商周時期玉石鉞形器上的棘刺狀扉牙是受到山東地區玉石器的影響而出現的。另外，夏商周時期一些牙璋、玉戈等器物上也有扉牙，很可能也是受到了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玉石器的影響。

圖三// 青銅鉞形器

總之，夏商周時期的玉石鉞形器，與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地區和海岱、環太湖地區的玉石鉞存在傳承關系，與玉璧存在融合關系。鉞形器兩側十分流行的扉牙，則源于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玉石器。

西周時期，出現了兩類形制特殊的青銅鉞形器。一類兩側帶有裝飾，如河南洛陽北窯M278、陜西長安張家坡M199、陜西寶雞竹園溝M13、河北邢臺葛家莊邢國墓地等發現有兩側帶有回首龍虎浮雕紋的青銅鉞形器［57］，河南洛陽北窯M5發現兩側各有一組扉牙的鉞形器［58］（圖三︰1—4）。其中，洛陽北窯M5為西周早期墓葬，兩側的扉牙造型更加接近玉石鉞形器。推測其他鉞形器兩側的龍虎浮雕，是由這種簡單扉牙演化而來的，在造型上起到了扉牙的作用。這類鉞形器應該是受到甲類玉石鉞形器的影響而產生的。另一類則是齒刃的青銅鉞形器，這類鉞形器一般刃部有三個凸出的尖齒并列相連，后端與銎管或環狀結構相接。陜西扶風莊白出土2件［59］，山西翼城大河口M2002出土1件［60］，春秋時期的河南葉縣舊縣M4出土1件［61］（圖三︰5—8）。這類鉞形器應該是受到丙類玉石鉞形器的影響而產生的。

圖四//“戚”字和“我”字的演變

這兩類造型特殊的青銅鉞形器在墓葬中主要和兵器放置在一起，應該是禮儀性兵器。譬如，河南洛陽北窯M5中，青銅扉牙鉞形器就和數件青銅戈和戟置于墓葬一端［62］。山西翼城大河口M2002所出的青銅齒刃鉞形器，是和數件銅戈交錯疊壓在一處［63］。河南葉縣舊縣M4的青銅齒刃鉞形器，則是和數件青銅戈、矛交錯疊壓一處［64］。

四、定名探討與功能再析

林沄先生在《說戚、我》一文中從字形演變和辭例驗證兩方面論證，證實了甲骨文“戚”字和“我”字的寫法（圖四），并指出考古中所見的“弧刃鉞形器之兩側有齒狀飾者”是“戚”，“二里頭文化中已存在的齒刃鉞形器”就是“我”［65］，該文為研究鉞形器的定名提供了思路?？脊潘娿X形器的類型較多，若僅根據上述論斷進行區分，勢必會產生混淆。比如丙類A型Ⅲ式、Ⅳ式，齒刃已經消失，變成曲度較大的圓弧刃，并且兩側帶有扉牙，似乎可以定名為“戚”，然而，這些器物卻實際是由“二里頭文化中已存在的齒刃鉞形器”演變而來的。再者，乙類鉞形器和丙類A型鉞形器的Ⅰ式、Ⅱ式都有齒刃，形態都與鉞相似，然而兩者又存在明顯區別，名稱是否相同也需要進一步分析。

參照前文的分析，甲類鉞形器定名為“戚”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證據有三：首先，甲骨文“戚”字所象器物是頭部兩側帶有扉牙的弧刃鉞形器的形象，形態與甲類鉞形器一致。其次，商代甲骨文“戚”字所在語境，往往與祈雨、武舞等活動有關，這與甲類A型鉞形器的功能相吻合。最后，從演變關系來看，甲骨文“戚”字和“鉞”字的差別在于兩側是否有扉牙，而考古所見的甲類鉞形器正是“風”字形鉞出現扉牙結構形成的。所以，甲類A型鉞形器是最標準的“戚”。根據甲類A型鉞形器的形態、和鉞的演變關系，以及“戚”字的甲骨文寫法，推測戚可能也是橫向裝柄使用的；此外，除了用于祈雨、武舞活動，戚可能還與軍事活動有關，《說文》釋“鉞”引《司馬法》：“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文選》中有：“故禹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再結合戚與玉石鉞的關系以及鉞的性質，推測一部分戚可能像玉石鉞一樣有象征軍事權力的作用。甲類B型鉞形器則是小型化的“戚”，根據前文的功能分析，可能是穿繩作墜飾使用的。

甲骨卜辭中曾多次提到器物“我”，根據卜辭內容基本可知，“我”所指代的這種器物，有明顯的齒刃，形態與鉞近似，殷商時期尚且存在，可以用于祈雨、舞樂活動。如此看來，丙類鉞形器A型Ⅰ式和Ⅱ式是十分符合的，應該是“我”的標準器型，根據青銅“我”的形態和“我”字的甲骨文寫法，推測玉石質地的“我”像鉞一樣橫向裝柄使用。其他形制的丙類鉞形器，則是由標準的“我”逐步演變而來的。

乙類鉞形器僅發現于二里頭文化時期，晚商已不曾見。而且，乙類鉞形器出土環境多受嚴重破壞，難以根據其埋藏環境確定其功能，故而名稱難以確證。

五、結語

夏商周時期流行的玉石鉞形器，以“風”字形鉞為基本形態，融合了諸多其他玉石器上的特征。這部分鉞形器可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鉞形器即甲骨卜辭和后世文獻中所說的“戚”，丙類鉞形器即“我”，標準的“戚”和“我”可能是裝柄使用的。根據出土環境以及甲骨文和后世文獻記載，戚和我可能有權力象征、武舞、祈雨等功能。戚和我主要出自男性貴族墓葬，證明權力、武舞、祈雨等活動主要和男性貴族有關。商末周初，適應裝飾需求的增加，出現了裝飾作用的小型戚和小型我。并且，在玉石戚、我的影響下，西周時期出現的青銅戚、我應屬于創新型的禮儀兵器。西周中期以后戚和我不再流行，盡管個別高等級墓葬中仍有零星發現，但其形制已不再如之前那樣嚴格。

［1］林沄：《說戚、我》，《古文字研究》第17輯，中華書局1989年。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隊：《1982年秋偃師二里頭遺址九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12期。

［3］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銘功路東商代遺址》，《考古》2002年第9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4—187頁。

［5］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市劉家莊遺址商代墓葬M121、M122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7期。

［6］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1期。

［7］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9］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247頁。

［11］河南省文物局編著：《鶴壁劉莊》，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5頁。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1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1期。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251頁。

［14］同［13］，第251頁。

［15］同［4］。

［1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Ⅰ區“梅苑”東北部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02年。成都金沙遺址標本C︰546系采集品，其形態與安陽花園莊東地M54︰314相近，時代應相去不遠，初步推測為商代晚期。

［17］同［4］。

［18］河南省博物館：《河南省襄縣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8期。

［19］同［10］，第247頁。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編著：《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1頁。

［21］同［5］。

［22］德州地區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85年第12期。

［23］同［4］，第88頁。

［24］a.鄧淑蘋：《玉禮器與玉禮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b.楊美莉：《石、玉戈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998年第16卷第1期。

［25］同［8］。

［26］同［10］，第70頁。

［27］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早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9期。

［28］同［11］，第45頁。

［2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77頁。

［3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31］同［8］。

［32］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1984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幾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36］同［5］。

［37］同［22］。

［38］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文物》1979年第11期。

［3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商洛東龍山》，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89頁。

［40］同［29］，第72頁。

［41］同［7］。

［42］同［34］，第92頁。

［43］同［34］，第45頁。

［44］同［4］，第75頁。

［45］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河南光山春秋黃季佗父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1期。

［4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第293頁。

［47］同［20］，第224頁。

［48］同［10］，第69頁。

［49］a.同［10］，第248頁；b.同［33］。

［50］a.陳官濤：《湖北石首市走馬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4期；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潛山薛家崗》，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3頁。

［5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山東王因》，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6頁。

［5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山東臨朐縣史前遺址普查簡報》，《海岱考古》第1輯，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

［53］南京博物院編著：《趙陵山·1990—1995年度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17、118頁。

［54］a.同［52］；b.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原始社會—春秋·戰國）》（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年，第34頁；c.欒豐實：《牙璧研究》，《文物》2005年第7期。

［55］a.山東省博物館：《山東沂南縣發現一組玉、石器》，《考古》1998年第3期；b.山東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市大范莊遺址調查》，《華夏考古》2004年第1期。

［56］楊波：《山東五蓮縣丹土遺址出土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996年第2期。

［57］a.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著：《洛陽北窯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 116頁；b.同［10］，第 169頁；c.同［34］，第72頁；d《.中國文物精華》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物精華》，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1頁。

［58］同［57］a，第116頁。

［6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翼城縣文物旅游局聯合考古隊、山西大學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2期。

［61］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葉縣文化局：《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9期。

［62］同［57］a，第28—32頁。

［63］同［60］。

［64］同［61］。

［65］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