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銅陵師姑墩遺址周代遺存性質及相關問題初探

王愛民 張愛冰

（1.安徽大學歷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2.濱州學院人文學院 山東濱州 256600）

內容提要：銅陵師姑墩遺址周代文化遺存主要由安徽江淮、寧鎮、浙北等地區文化因素構成，是由群舒族群創造，又吸收了吳、越文化因素形成的具有皖南地方特色的文化類型。兩周時代的師姑墩是一個多功能聚落，既是群舒在皖南地區的青銅冶鑄中心，后又成為印紋陶、原始瓷輸入江淮群舒腹地的集散地。師姑墩地處群舒與吳、越經濟文化交流的前線，是兩周時期皖南不同族群間文化交融的縮影。

師姑墩遺址位于安徽省銅陵市鐘鳴鎮長龍村。2010年3—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房址、灰坑、小坑、水井及大量柱洞，出土陶器、印紋陶、原始瓷以及銅器等共計250余件，是皖南地區延續時間長、文化遺物比較豐富的青銅文化遺址。遺址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別相當于二里頭晚期、商、西周—春秋，其中晚期遺存最為豐富［1］，對于了解皖江地區周代文化格局有重要意義。本文試以師姑墩遺址公布的陶、瓷資料為研究對象，初步探討該遺址周代遺存的性質及相關問題。

一、師姑墩遺址典型器物文化因素分析

根據器物特征及碳十四測年數據，師姑墩遺址周代遺存的年代跨度約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間，結合層位關系、器物組合及演變規律可將其分為連續的四段。一段典型單位有T5⑩、F2、F1等，遺物以陶器為主，夾砂陶、泥質陶各半，另有少量印紋陶。器類較少，主要有繩紋鬲、刮面或繩紋甗、曲柄盉等。時代約為西周早期。二段典型單位有T5⑦、T5④、T6⑧、T9⑧、T36⑦、T37⑦、T40⑤、T41⑤等。陶質多紅、紅褐色夾砂陶。器表以素面或繩紋為主。陶器數量多，器類復雜，主要有繩紋鬲、刮面鬲、素面鬲、繩紋甗、曲柄盉及豆、罐、盆等，印紋陶主要有甕、壇、罐等，原始瓷仍較少見。時代約為西周中期。三段典型單位有T5②、T6⑥、T8④、T36⑤、T37⑤等。三段基本延續了二段的器類，但印紋陶、原始瓷比例增加，尤其是原始瓷豆數量大增。時代約當西周晚期至兩周之交。四段典型單位有T6④、T7④、T9②、T36③、T37③、T40③、T41③等。陶器主要有刮面鬲、繩紋鬲、豆、罐、盆等，夾粗砂紅褐陶鼎數量較多。原始瓷器種類增多，出現較多碗、盤、盂等。時代為春秋早中期。上述器物既有師姑墩遺址當地文化因素，又受到鄰近地區文化的深刻影響?，F將上述器物分為A、B、C三組進行討論。

（一）A組器物

A組器物為帶有安徽江淮地區［2］特色的陶器。20世紀80年代，即有學者對安徽江淮地區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地方特征進行過探討［3］。90年代，王迅提出“淮式鬲”的概念，并指出其為西周時期的淮夷典型陶器［4］。21世紀以來，由于考古發掘的增多，對于安徽江淮地區兩周文化的認識也不斷深入。王峰認為，來自于周文化但經過改造創新的文化因素如折肩或鼓肩鬲、高圈足鼓腹簋、粗柄折盤豆、折肩盆以及本地土著因素折肩罐、鼓腹罐、雙耳罐、帶把甗形盉、鬲形盉等，共同構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周代淮式陶器［5］。張愛冰等指出，安徽江淮周代文化以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等為主要特色［6］?；词狡魑锶旱拇_定，為認識師姑墩文化因素性質奠定了基礎。

圖一//A組文化因素對比圖（一）

繩紋折肩陶鬲是安徽江淮地區兩周時期典型器物，一般為侈口、束頸、折肩，錐狀或柱狀實足跟較高，器徑一般大于器高。師姑墩遺址出土的繩紋折肩陶鬲主要見于二至四段。其B型I式折肩鬲（圖一︰1）與安徽霍邱堰臺遺址所出EaII式折肩鬲（圖一︰2）［7］類似，但在一些細部如紋飾與足部形狀上略有差異。另外，霍邱繡鞋墩出土的1件陶鬲（圖一︰3）［8］，除口沿較窄，袋足較深，實足跟較粗短外，形制與師姑墩所出也基本相同。

曲柄陶盉為周代安徽江淮地區又一特色器物，有陶質、銅質兩種，均可分為甗形盉、鬲形盉兩類。師姑墩遺址出土均為甗形陶盉，數量較多，時間從晚期一段持續到四段，按流部形狀分為A、B二型。A型為管狀流，連襠或微癟襠（圖一︰4、5），形制與安徽樅陽湯家墩出土的曲柄盉（圖一︰6）［9］類似，但后者器型略小，足呈尖錐狀。根據堰臺遺址陶盉演變規律，錐狀足陶盉應早于柱狀足類型，因此湯家墩所出可能較師姑墩A型陶盉為早，師姑墩A型陶盉應受其影響。B型為槽形流（圖一︰7、8）。該型曲柄盉目前尚未見于其他遺址，為師姑墩特有類型，但是除流外其他特征與A型類似，可能是在A型基礎上改造而成。

師姑墩遺址出土較多周代繩紋陶罐，多見于二至四段。A型，折腹，口近直（圖二︰1）。該型陶罐在安徽江淮地區多見，以堰臺遺址出土較多，部分在器腹彎折角度、口部形態上與師姑墩所出幾乎完全相同（圖二︰2）［10］。湯家墩也有類似器型出土（圖二︰3）［11］。B型，侈口，鼓腹（圖二︰4）。該類型在江淮一帶也出土較多，但多為殘件。安徽霍邱繡鞋墩二期、壽縣青蓮寺四期出土的部分陶罐殘片（圖二︰5、6），特征與師姑墩所出基本相同。六安眾德寺四期出土1件夾砂紅陶罐（圖二︰7），侈口，折沿，圓鼓腹，也與師姑墩B型繩紋罐有較大共性［12］。

粗柄折盤豆在師姑墩周代遺存二至四段皆有發現，多斂口，盤較淺（圖二︰8、9、11）。早期圈足較高，與六安堰墩A型豆（圖二︰10）［13］類似。之后圈足逐漸變矮，四段出土的矮圈足豆，與堰臺出土的Ia型II式陶豆（圖二︰12）［14］形制幾乎完全相同。

（二）B組器物

B組器物為帶有寧鎮特色的器物。寧鎮地區周文化以臺形遺址及土墩墓為主要特色。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泥質紅陶、灰陶、黑陶等次之，土墩墓中則多出印紋陶及原始瓷器。陶器主要有素面或繩紋鬲、素面甗、素面鼎、素面釜、圈足或三足盤、淺盤或缽形盤豆等。原始瓷種類主要有罐、豆、碗等，第四期（春秋后期至戰國初年）原始瓷碗增多，逐漸代替陶豆、原始瓷豆［15］。師姑墩器物群受到寧鎮文化因素的強烈影響。

圖二// A組文化因素對比圖（二）

圖三// B組文化因素對比圖（一）

素面鬲在師姑墩遺址出土較多，如T37⑦︰1，侈口，折肩，聯襠，襠部較高，截錐狀足（圖三︰1）。素面鬲在安徽江淮地區發現較少，而在寧鎮地區自湖熟文化以來的遺址及墓葬中廣泛存在，是寧鎮典型器物，師姑墩所出應是受到寧鎮地區的影響。但寧鎮一帶素面鬲多為鼓腹、垂腹鬲，袋足或空錐足，如江蘇丹徒大港煙墩山（圖三︰2）［16］、句容東崗頭（圖三︰3）［17］出土的素面陶鬲，與師姑墩的折肩、截錐狀足、器型粗矮的形制多有不同。

圖四// B組文化因素對比圖（二）

師姑墩遺址出土1件西周晚期帶柄繩紋陶鬲，侈口，束頸，折肩微鼓，下部殘，肩部有一角狀柄（圖三︰4）。此類器物偶見于江淮地區如六安堰墩［18］等遺址，但在寧鎮一帶如南京鎖金村，句容城頭山第一文化層（圖三︰5）［19］、東崗頭（圖三︰6）［20］等遺址及浮山果園土墩墓均有發現，屬寧鎮地區特色器物。不同的是師姑墩所出為繩紋鬲，與寧鎮地區素面鼓腹鬲區別較大，應為對寧鎮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改造。

師姑墩遺址出土較多夾粗砂素面紅褐陶鼎，時代一般較晚。屬于三段的深腹、圓柱（錐）狀足陶鼎（圖四︰1）在寧鎮一帶的丹徒南崗山，金壇連山，句容浮山果園、鵝毛崗等土墩墓均有發現。如南崗山鼎（圖四︰2）［21］與師姑墩遺址所出形制相類，只是鼎腹較淺。四段的淺腹、寬扁足陶鼎（圖四︰3）在江蘇句容谷城（圖四︰4）［22］，溧水柘塘、鳳凰井等土墩墓均有出土。師姑墩陶鼎的演變規律也與寧鎮一致。寧鎮地區撇足釜形鼎出現于湖熟文化，一直持續到春秋時期，師姑墩該類器物應是受到寧鎮地區影響。

圈足盤在寧鎮地區西周至春秋早期遺址及墓葬中大量出土。師姑墩A型盤（圖四︰5）與江蘇鎮江左湖出土的1件泥質陶圈足盤（圖四︰7）［23］形制類似，唯后者較粗矮。與師姑墩Ba型盤（圖四︰6）類似的器型在江蘇丹陽葛城（圖四︰8）［24］、鳳凰山、神河頭，鎮江左湖等遺址均有出土。

（三）C組器物

C組器物主要包括印紋陶和原始瓷器。同類器物普遍存在于兩周時期蘇南、浙北、皖南一帶的遺址和土墩墓中，師姑墩遺址也發現較多。

印紋陶有軟陶和硬陶之分，師姑墩出土以硬陶數量居多，器形主要有罐和甕。印紋陶在土墩墓所出器物中比例很高，師姑墩出土的部分印紋陶罐（壇）如T4⑦︰4-1（圖五︰1）與南陵千峰山土墩墓出土陶壇（圖五︰2）［25］無論形制還是紋飾都非常相似，只是陶質較軟，尺寸略小。師姑墩印紋陶罐T8③︰2（圖五︰3）與千峰山I式印紋陶罐M11︰1（圖五︰4）口沿及肩部特征等都相同。

師姑墩遺址出土的原始瓷多集中在晚期二至四段，大部分為豆，還有少量罐、盤、碗、盂等。原始瓷豆有厚胎、薄胎之分，厚胎瓷豆出現時間較早而薄胎較晚，器型也存在一定差異（圖五︰5、7、9）。師姑墩A型厚胎瓷豆與湖州妙西獨山頭土墩墓出土豆（圖五︰6）［26］比較相似。B型薄胎瓷豆在屯溪弈棋［27］、南陵龍頭山［28］、金壇高莊［29］土墩墓均有出土（圖五︰8、10、11）。師姑墩晚期四段開始出現的原始瓷碗（盤）、盂等（圖五︰12、14），均可以在德清火燒山［30］找到原型（圖五︰13、15），紋飾、釉質、釉色甚至燒制過程中的變形情況也基本相同。師姑墩原始瓷碗、盂底部帶有刻劃符號的現象在火燒山也非常普遍，足可見其間密切的關系。

圖五// C組文化因素對比圖

二、師姑墩遺址周代文化遺存的性質

師姑墩遺址周代文化遺存的面貌比較復雜。根據出土遺物分析，主要包括群舒文化、吳文化、越文化因素，以及部分帶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因素。

（一）群舒文化因素

通過上文比較，師姑墩以折肩、折腹、折盤及鼓腹為特征的A組器物與江淮地區霍邱堰臺、繡鞋墩，六安堰墩，樅陽湯家墩，廬江大神墩等同類器物基本一致，構成了頗具特色的器物群。安徽江淮地區兩周遺存已被認為與群舒文化有關，尤其是折肩鬲、曲柄盉等器物，學界基本公認為群舒遺物［31］。皖南地區除師姑墩遺址外，繁昌板子磯遺址［32］、南陵龍頭山土墩墓［33］均出土曲柄陶盉完整器或角狀把手，銅陵夏家墩、神墩遺址［34］也出土與師姑墩文化特征相同的折肩繩紋鬲等器物。這些典型群舒器物在皖南出現的時間最早至師姑墩晚期一段，說明西周早期群舒文化因素已經越過長江影響到皖江中游南岸一帶。

群舒在皖南地區的擴張也可通過青銅器的發現得以證明。20世紀70年代以來，具有群舒風格的青銅器在皖南沿長江地區屢有發現，如群舒典型銅器曲柄銅盉在蕪湖柳春園，繁昌赤沙，南陵家發，銅陵金口嶺、鐘鳴、西湖、謝垅等地均有出土［35］，與同區域及江淮地區出土的曲柄陶盉特征一致。另一種代表性的群舒青銅器犧首鼎，在蕪湖柳春園［36］也有發現。這些群舒銅器時代自西周一直延續到春秋早期，尤以師姑墩遺址周邊的銅陵一帶發現最多，說明自西周早期到春秋時期，師姑墩一帶都是群舒在皖南的主要勢力范圍。

（二）吳文化因素

寧鎮地區及皖南東部的青銅文化，經歷了點將臺文化—湖熟文化—吳文化的發展序列［37］，其中吳文化約略與師姑墩晚期文化同時。約在西周早、中期之際，吳文化因素由寧鎮進入皖南，沿長江向西發展，開始與師姑墩一帶的群舒文化發生交集并互相影響。師姑墩B組器物的出現，即是受吳文化影響而產生。師姑墩遺址鄰近的漳河流域，分布著南陵千峰山、龍頭山，繁昌萬牛墩等皖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土墩墓群。這些土墩墓多為一墩一墓，雖與寧鎮地區多一墩多墓不同，但出土的附耳鬲狀甗、平底盉、夾粗砂近平底陶鼎等均屬寧鎮地區特色器物?？傮w而言，漳河一帶土墩墓群應屬吳文化遺存，師姑墩遺存的寧鎮文化因素應該來自于土墩墓代表的吳文化居民。

但是，師姑墩先民對吳文化因素并非全盤繼承，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為自身文化的組成因素。除個別器類外，師姑墩B組器物都或多或少帶有安徽江淮文化因素的影子。以素面鬲為例，寧鎮地區出土的素面鬲多形體瘦長，器高多大于器徑，而師姑墩出土的素面陶鬲則形體寬短，器徑大于器高，器型與江淮地區繩紋鬲類同。兩者的足部也存在一定區別，寧鎮地區素面鬲多尖錐狀足，部分有實足跟，而師姑墩所出則為截錐狀足，肩部特征也與群舒折肩鬲相同。寧鎮地區角狀柄鬲多為素面，也與師姑墩所出飾有繩紋不同。

另外，群舒文化與吳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吳文化三期出現的繩紋聯襠鬲，明顯是受了群舒同類器物的影響。龍頭山土墩墓出土的曲柄陶盉與師姑墩所出形制相同。南陵劉家山、龍頭山出土的閉環狀鋬平底、圜底陶盉，則是借鑒了群舒曲柄盉的特點，對寧鎮地區平底盉進行改造后的產物。

（三）越文化因素

印紋陶是新石器時代末至商周時期主要分布于我國東南地區的文化遺存，而原始瓷則是在印紋陶燒造技術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38］，兩者在地域分布上有很強的一致性。

中國東南地區印紋陶、原始瓷的產地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有研究認為皖南地區存在燒造印紋陶及原始瓷的條件，但迄今為止，皖南并未發現商周時期陶瓷窯址。寧鎮地區雖出土西周印紋陶及原始瓷器很多，但也無同時期的陶瓷窯址發現。反之，太湖以南的浙江杭嘉湖一帶卻發現了眾多商周陶瓷窯址，其中僅東苕溪流域發現的商代原始瓷窯址即達30多處［39］。浙江德清黃梅山、掘步嶺［40］、火燒山［41］等商周至春秋時期窯址以燒造原始瓷為主，兼燒印紋陶器。長興龍山［42］也發現了商末周初以至春秋戰國時期燒造印紋硬陶的窯址。這些窯址延續時間長，文化堆積厚，產品種類豐富，是全國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陶瓷生產遺址。此外，寧紹平原的浦陽江流域也發現了多處商周時期以燒造印紋陶為主的陶窯。寧鎮、皖南地區發現的印紋陶、原始瓷等，很多造型與上述窯址出土的完全相同，卻不同于本地的夾砂、泥質陶器，應分屬不同文化因素。楊楠認為，太湖—杭州灣區土墩墓中印紋陶、原始瓷比例要明顯高于寧鎮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的發展趨勢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從南向北擴展的過程［43］。張敏也明確指出，寧鎮地區的青瓷器和印紋硬陶器來自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44］。因此可以推測，師姑墩C組器物的產地應當在杭嘉湖、寧紹平原為主的浙北越文化區。

綜上所述，來自于安徽江淮的群舒因素、寧鎮的吳文化因素及浙北一帶的越文化因素，共同建構了師姑墩文化，但三種文化因素在師姑墩文化遺存中的地位是不同的。A組群舒文化因素西周早期即已在師姑墩出現，在各組遺存中出現時間最早，并一直貫穿師姑墩晚期文化的始終，是師姑墩的主體因素。來自寧鎮的B組吳文化因素在師姑墩出現的時間約在晚期二段，即西周中期。吳、舒文化此時在皖南產生交集，吳文化的部分因素被師姑墩先民借鑒吸收，但這種吸收是選擇性的再創造，因此吳文化為師姑墩文化的客體因素。而C組越文化因素除印紋陶及原始瓷外，其他在師姑墩極少發現，原因是隨著西周早中期以來吳人勢力對皖南的不斷滲入，在越與群舒間形成了一個文化交流屏障。在公元前473年勾踐滅吳之前，越國勢力都沒有到達銅陵一帶，與師姑墩先民沒有直接的交流。因此，師姑墩的印紋陶、原始瓷并非直接得自越地，而很可能作為一種特殊物品通過貿易而來，對于師姑墩及江淮群舒文化而言，是一種植入式的文化因素。分時段來看，一段以來自江淮的A組文化因素為主；二段以后，以素面器為主的B組文化因素開始出現并逐漸增多；自三段開始，C組文化因素尤其是原始瓷大量增加，并在第四段達到高峰?？梢?，師姑墩的本體文化因素逐漸降低，外來文化因素不斷增長，這實際反映了周代皖南族群勢力此消彼長的過程。

師姑墩遺存雖是群舒族群創造的文化，但也帶有較多的地方特征。如霍邱堰臺出土的部分繩紋陶鬲肩部帶有扉棱，有些肩飾附加堆紋，還有的陶鬲帶耳，這些因素都不見于師姑墩遺址；堰臺、堰墩、含山大城墩等遺址出土的折腹簋在師姑墩不見。另一方面，師姑墩某些文化因素也為本地區獨有，如槽形流曲柄盉僅見于師姑墩遺址；師姑墩出土的夾砂紅褐陶素面甗與江淮常見的繩紋甗也有較大區別。因此初步判斷，師姑墩周代遺存可能為群舒文化的皖南地方類型，深入的分析則需依賴更詳盡的資料。

圖六// 印紋陶、原始瓷運輸推測路線圖

三、師姑墩周代聚落功能分析

師姑墩遺址的發現為群舒及皖南考古提出了新的課題。群舒為偃姓舒人建立的多個小國的總稱，約在西周初年自山東西南部南遷至今安徽江淮之間的六安、舒城、樅陽、廬江一帶［45］。傳統觀點認為群舒南不過長江，但師姑墩遺址的發現，證明群舒勢力可能自西周早期即已跨過了長江天險，建立了一個穩固的據點，成為群舒在皖南經濟文化開拓的前線。

（一）地方青銅冶鑄中心

群舒勢力進入皖南地區可能與開采銅礦資源有關。在東起南陵，西至貴池的皖南丘陵北部邊緣地帶，分布著長江下游地區最大的銅礦帶。尤其是銅陵、南陵接壤的大工山、鳳凰山、獅子山等地，銅礦儲量大，開采時間早。據調查，南陵一帶發現的西周冶煉遺址總數達數十處之多［46］，師姑墩發現的周代青銅冶鑄遺物，其原料無疑是來自當地。舒人在師姑墩的青銅冶鑄活動在晚期一段即已出現，二段的冶鑄遺物最多，三、四段冶鑄活動持續減少。師姑墩冶煉、熔煉、鑄造活動共存，證其為一處綜合性的冶鑄遺址。遺址出土的銅器以小件的鏃、矛、銷、錛等兵器、工具為主，青銅容器少見，容器陶范的花紋也不夠精細，加之生產規模不大，說明其可能非官營銅器鑄造場所，而是地方性冶鑄作坊。師姑墩周邊的夏家墩等若干遺址也發現與之類似的冶鑄遺物［47］，生產方式與師姑墩相同，這種現象可能說明群舒在皖南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些冶鑄場所雖相對分散，但總體規?？捎^，是兩周時期皖南群舒族群的青銅冶鑄中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師姑墩、夏家墩等遺址中銅渣、爐壁、礦石數量較多，或許說明該地冶煉的銅礦料并非全部自用，有一部分可能外運。據魏國鋒等研究，樅陽有少量銅器與銅陵冶煉銅的微量元素特征極為相近，其原料可能來自江南的銅陵地區［48］。師姑墩與樅陽相距不遠，水、陸運輸都非常方便，樅陽使用的部分銅礦料或即來自于師姑墩及鄰近的冶煉工場。

（二）印紋陶、原始瓷器轉運中心

晚期二段以后，師姑墩的冶鑄活動減少，而原始瓷大量增加，可能反映了師姑墩聚落的主要功能發生了變化。遺址出土了較多的印紋陶及目前該地區周代聚落遺址中最多的原始瓷器，可能與陶瓷器的轉運有關。印紋陶、原始瓷器與普通陶器相比，具有質地堅硬、透水率低、外形美觀的優點，是相對高檔的“奢侈品”。目前，在安徽江淮群舒腹地也出土了一批周代印紋陶和原始瓷器，公開發表的資料主要有樅陽湯家墩［49］、含山大城墩［50］、六安堰墩［51］、霍山戴家院［52］、肥東吳大墩［53］等遺址以及舒城幸福村［54］、六安毛坦廠鎮燕山村［55］等春秋墓葬，以遺址中發現較多，出于墓葬的較少。這些印紋陶、原始瓷器總體數量不多，但無論器型、紋飾都與江浙同期器物基本一致，也應是來自浙北地區。有理由推測，或許早就存在一條從浙北到群舒腹地的印紋陶運輸線，西周中晚期后，主要以原始瓷器運輸為主。這條運輸線可能的路徑是：自浙江德清、長興一帶出發，沿山間平原及河流谷地，經今安徽廣德、宣城、南陵抵師姑墩，經黃滸河進入長江，然后跨江北上，這是由浙北到安徽江淮地區相對平坦、便捷的路線（圖六）。由于南陵以東的土墩墓分布區是吳文化勢力范圍，印紋陶、原始瓷貿易很可能被吳人控制。師姑墩處于群舒與吳交往的前沿，遺址地近黃滸河，向北可以直通長江，東西、南北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的重要使之成為吳、舒之間貨物中轉中心。

四、余論

皖南地區是中國青銅文化重要分區，但經過科學發掘并公布的聚落材料較少，已有資料多以青銅器及土墩墓為主，缺少明確的層位關系，令人難窺皖南青銅文化的發展脈絡。師姑墩遺址延續時間長，層位關系明確，青銅文化序列完整，出土器物相對豐富，是探索皖南尤其是皖江中游一帶青銅文化難得的資料。師姑墩周代遺存及皖南沿江地帶一系列群舒風格青銅器的發現，說明在西周、春秋時期，群舒在皖南沿江地區一直有一支較強的勢力，傳統的把皖南視作吳越文化區的觀念應該重新檢視。

師姑墩類遺存的發現，有助于探討兩周時期群舒與吳越的相互關系。從現有考古發現來看，吳與群舒在皖南地區有相對固定的勢力范圍。群舒勢力在周初越江進入皖南后，主要沿長江向東發展，夏家墩、神墩、板子磯等群舒遺址以及銅陵、繁昌、蕪湖一帶群舒青銅器的發現，證明群舒勢力主要分布在西起銅陵，東至蕪湖的長江沿岸狹長地帶。而土墩墓約在西周早期晚段出現于皖南的南陵、繁昌一帶，并以此為中心不斷向周邊擴展，于西周中期逐步占領了銅繁丘陵、宣蕪平原大部分地區，然后沿長江向西發展，在西周后期到達貴池、青陽一帶［56］，實際反映了吳人勢力在皖南地區擴張的過程。

吳與群舒在皖南地區似乎一直維持著一種均勢，并可能貫穿整個西周、春秋時期。因為從現有考古發現來看，皖南吳、舒文化雖一直存在著文化交流，但同一遺址內部器物特征及組合卻相對穩定，沒有明確的吳文化和群舒文化互相替代的現象，表明吳與群舒保持著相對和平的關系。這也可從文獻得到印證，在《左傳》等先秦典籍中，多有楚國征伐群舒各國并滅之的記載，但吳與群舒的關系，除了史載吳國曾經征伐巢國外，與群舒其他國家多是結盟關系［57］。春秋中期以后，隨著楚國和越國的強勢崛起，多方勢力逐漸滲入皖南地區，這種力量均衡才逐漸被打破。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吳衛紅教授的指導和幫助，謹此致謝?。?/p>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銅陵縣師姑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3年第6期。本文所引師姑墩器物資料皆出此篇，不再一一注明。

［2］本文所指江淮均為安徽江淮地區。

［3］楊德標、楊立新：《安徽江淮地區的商周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王迅：《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5頁。

［5］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遺存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91—92頁。

［6］張愛冰等：《群舒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3—144頁。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臺——淮河流域周代聚落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3—264頁。

［8］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省霍邱、六安、壽縣考古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年。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樅陽縣湯家墩遺址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0］同［7］，第269頁。

［11］同［9］。

［12］同［8］。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市堰墩西周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2期。［14］同［7］，第307—308頁。

［15］a.毛穎、張敏：《長江下游的徐舒與吳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228頁；b.張敏：《吳越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51—157頁。

［16］江蘇省丹徒考古隊：《江蘇丹徒大港土墩墓發掘報告》，《文物》1987年第5期。

［17］朱國平、高偉：《江蘇句容東崗頭遺址的發掘及其對湖熟文化研究的啟示》，《東南文化》2015年第3期。

［18］同［13］。

［19］鎮江市博物館：《江蘇句容城頭山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4期。

［20］同［17］。

［21］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南崗山土墩墓》，《考古學報》1993年第2期。

［22］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鎮江市博物館、常州市博物館：《江蘇句容及金壇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23］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江蘇鎮江市左湖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4期。

［24］鎮江博物館考古隊：《江蘇丹陽葛城遺址勘探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年第3期。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湖州妙西獨山頭土墩墓發掘簡報》，《東方博物》第36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

［27］李國梁主編：《屯溪土墩墓發掘報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頁。

［2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龍頭山西周土墩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0期。

［29］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金壇博物館：《江蘇金壇高莊土墩墓D1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8年第5期。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28頁。

［31］同［6］，第143—144、147頁。

［3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縣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板子磯周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0期。［33］同［28］。

［3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安徽銅陵夏家墩、神墩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5年第6期。

［35］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圖49—55，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2—90頁。

［36］同［35］，圖108，第176—177頁。

［37］張敏：《寧鎮地區青銅文化譜系與族屬的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紀念文集》，1993年。

［38］宋建：《馬橋文化原始瓷和印紋陶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浙江東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窯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40］孫榮華：《太湖流域浙江東苕溪沿途古窯址調查與思考》，《文博探求：孫榮華文集》，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7年。

［41］同［30］，第4、146頁。

［42］鄭建民等：《浙江長興：發現龍山西周早期印紋陶禮器窯址》，《中國文物報》2010年12月17日第4版。

［43］楊楠：《江南土墩遺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頁。

［44］同［37］。

［45］胡嘏：《群舒史跡鉤沉》，《安徽史學》1986年第6期。

［46］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縣古銅礦采冶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2002年第2期；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銅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銅陵市古代銅礦遺址調查》，《考古》1993年第6期。

［47］同［34］。

［48］魏國鋒、秦潁、王樂群：《安徽樅陽出土西周至戰國時期青銅器的礦料來源研究》，《光譜學與光譜分析》2017年第11期。

［49］同［9］。

［50］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6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遺址第四次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第2期。

［51］同［13］。

［5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山縣文物管理所：《安徽霍山戴家院周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6年第1期。

［53］張敬國、賈慶元：《肥東縣古城吳大墩遺址試掘簡報》，《文物研究》第1輯，黃山書社1985年。

［5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縣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55］安徽省博物館、六安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縣發現一座春秋時期墓葬》，《考古》1993年第7期。

［56］宮希成：《皖南地區土墩墓初步研究》，《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2年。

［57］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