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齊國的棺槨和墓室裝飾研究

徐倩倩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東濟南 250012）

內容提要：春秋早中期齊國墓葬中發現的棺槨飾有銅鈴、魚、翣、骨釘等，春秋晚期開始出現滑石環、珠，骨珠等。最遲在春秋晚期，齊國特色的棺槨裝飾方式已經形成，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且有很大發展，大量使用鈴、魚、貝、珠、璜、環、管、蚌飾等組成的串飾。春秋時期齊國的墓室主要使用草席、布、圓形蚌飾等對二層臺和墓壁進行裝飾。戰國時期主要是對墓壁修整之后，再對二層臺、槨室頂部以及靠近二層臺的墓壁進行裝飾，以先鋪席再附帷帳的方式為最多。

兩周時期棺槨裝飾是禮制的重要內容，相關內容多見于《禮記》《周禮》等文獻記載中。如現代學者較多引用的《禮記·喪大記》中的一段記載：“……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后緇，二披用纁 ?！保?］文獻記載此時棺槨飾已有墻柳、荒帷、池、振容、齊、魚、翣等。墻柳是置于棺外的木質框架，荒帷是覆于墻柳上的織物，池、振容、齊、魚等是附于或綴于荒帷上的不同材質的飾件；翣是出殯儀仗用具，在喪禮結束后埋于墓中，置于棺槨上或棺槨之間［2］。墓室裝飾是指先修整墓壁，然后使用彩繪或懸掛帷帳對墓壁、二層臺甚至墓道等部位美化修飾。

學界之前對東周時期齊國的棺槨和墓室裝飾少有關注，僅山東沂源東里東M1的發掘者對于荒帷、棺束等有所描述［3］。這與棺槨飾的保存狀況有關，有機質的墻柳、荒帷、池、振容、齊、戴等較難保留或僅能發現痕跡，但其上的玉、石、銅、陶飾物卻能保存下來，這些遺物是本文研究棺槨裝飾的主要依據。齊國大型貴族墓對二層臺以及靠近二層臺的墓壁裝飾，本文也將對這種墓室裝飾加以探討。

目前齊國西周貴族墓葬發現棺槨飾的跡象很少，本文暫不涉及。以下對東周時期40余例有棺槨和墓室裝飾的齊國墓葬分析討論。

一、棺槨裝飾

今人研究一般將棺槨的裝飾分為兩種［4］：一是對棺槨本體進行彩繪或髹漆裝飾，多見于棺上，槨上少見；二是棺槨附屬物、覆蓋物及其上的裝飾。學界論及棺槨飾多指后一種，具體指發掘中所見裝飾于棺上的鋪首、棺環、棺釘、小腰等，還有其上覆蓋物的裝飾，即在棺槨之上及四周邊緣出土的骨玉石貝蚌飾件、銅鈴、陶鈴、銅魚、鉛魚等。參照文獻記載和其他地區的考古資料，大部分為棺飾及荒帷上的飾件，少量為槨飾［5］。

墓葬中的出土器物如何判斷為棺槨裝飾，需要綜合以下幾種要素：（1）出土位置，如位于棺外且靠近棺外壁、棺槨之間、槨外等位置，有較大可能為棺飾，也有一些因墓葬坍塌，可能會位于二層臺、棺內等部位。（2）器物類別，根據文獻記載以及以往的考古資料可知，銅魚、鉛魚、鋪首等確為棺槨飾，而銅鈴、銅飾件、骨玉石貝飾件等需要結合其他因素來判斷。比如銅鈴，一般作為棺飾使用，但若是發現于殉狗頸部、車馬坑等位置，則明顯不是棺飾。（3）在墓葬中一般成組出現，分布、排列方式均有一定規律。如陜西韓城梁帶村墓葬中的棺飾，每組由銅魚、骨貝、陶珠等組成，分布形狀呈“日”“目”“田”等字形［6］。本文所涉及的墓葬，棺槨飾分布多呈“口”字形。

圖一// 臨淄河崖頭M2銅翣（64LHM2︰8）

東周時期齊國墓葬發現較多，但被盜掘嚴重，所余遺物不多。早年的簡報或報告多較簡略，對隨葬的銅禮器、陶器等著墨較多，而對作為棺槨飾的小物件一般只作簡要介紹，數量、形制、功用等均不詳盡；又因器形較小，墓葬平面圖中未能詳細表現，僅可知概況。有些棺槨飾因墓葬坍塌位置散亂，大多位于棺槨之間、槨外側，少量位于棺內、二層臺等部位，無法明確原來的位置，給進一步的分析造成困擾，故本文統稱為棺槨裝飾。

（一）春秋時期

此時期墓葬資料不多，在山東臨淄河崖頭墓地［7］、劉家寨墓地［8］、新泰周家莊墓地［9］、蓬萊站馬張家墓地［10］有所發現。按照種類和組合的不同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棺槨飾種類有銅鈴、陶鈴、鉛魚、毛蚶、蚌殼、蚌條等，分布于棺槨之間，應是荒帷上的裝飾，級別較高的墓葬中還發現銅翣。河崖頭墓地76LHM7，被盜嚴重，在石槨兩壁發現銅魚、墓西南角發現銅鈴。出土的銅魚較大，均在10厘米以上，較為少見。北槨壁頂部的槨板痕跡上附有銅片飾，附近有許多破碎的銅片，發掘者認為是槨板結合處采用銅飾件鑲包，筆者認為可能是銅翣。報告中將此墓的時代定為戰國，此墓在填土中發現戰國樹木饕餮紋瓦當，但出土的銅魚、銅鈴等棺槨飾件具有明顯的春秋時代特征，出土的車馬器與64LHM1、M2出土的車馬器相似，后兩墓時代為春秋早中期，筆者判斷76LHM7可早至春秋中期。河崖頭墓地64LHM2出土一件銅雙棱形飾件（64LHM2︰8），為透雕裝飾件，略殘，中間為弧邊菱形，上下兩端為雙尾獸形，器身有20個小釘孔。長 39.2、高 32厘米（圖一）。雙棱形飾件出土位置附近有圓形蚌飾，應該是靠近墓壁。根據形制和體量，推測應為銅翣。臨淄劉家寨66LLM12，被盜嚴重，出土多件銅飾件，多為殘片，可辨的有6件飾件呈“山”字形。推測這些銅殘片可能為銅翣。

新泰周家莊M3出土銅鈴4、鉛魚5件。M11出土銅鈴6件，蚌殼、毛蚶若干，三者間隔分布，分布形狀均呈長方形（圖二︰1）。M28出土銅鈴6件，蚌殼、毛蚶若干，除1件銅鈴及蚌條在槨頂，其余集中分布在一側棺槨之間，蚌條與毛蚶同出（圖二︰2）。東西兩側的組合稍有差異，西側是銅鈴與2或3個毛蚶組合，東側是銅鈴與2個蚌條、2個毛蚶組合。M58有銅鈴12件，2或3件成組分布于頭端和腳端兩側（圖二︰4）。M52出土陶鈴3件，毛蚶、蚌條飾件若干，其中1件陶鈴原應放置在棺頂或槨頂，另外2件陶鈴與毛蚶、蚌條飾件成組，分列兩側棺槨之間（圖二︰5）。M68出土陶鈴、骨貝飾、蚌貝飾，2件陶鈴與骨貝飾成組，1件陶鈴與蚌貝飾成組，兩組均位于腳端。

蓬萊站馬張家墓出土3件銅鈴，位于西北、東北、西南三個角上。另外發現銅包件5件、銅包飾件18件，都是片狀，放置在棺槨之間。報告中對這些銅包件和銅包飾件只簡單描述，筆者推測是翣的殘片。

第二類僅見角楔、骨楔等，推測作為棺釘使用。如在周家莊M2、M13、M6、M22、M69等幾座墓中，多沿棺槨一周分布或在棺槨一側，或在四角上；M6還發現一些矩尺形骨器（圖三︰6—9），其作用應同于骨角楔。

這兩類棺槨飾出土位置有區別，第一類多位于棺槨之間，應是荒帷上的飾件；第二類多位于棺槨的四周，應是棺槨上所用。從墓葬規模來看，使用第一類棺槨飾的既有小型墓，也有中型墓，使用第二類的多為小型墓。臨淄地區所見的春秋早中期的墓葬中發現棺槨飾有銅鈴、銅魚、骨釘等，級別較高的墓葬出現銅翣。春秋晚期開始出現滑石環、滑石珠、骨珠等，如臨淄劉家寨66LLM12，出土少量石環、石珠、骨珠等。這應該是下文所說的“第三類”的初始階段。

圖二// 周家莊墓地相關墓葬棺槨裝飾遺存示意圖

（二）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墓葬資料較上一階段稍多，其中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數量較多，墓葬規模大，開口長度多在10米以上，如山東臨淄相家莊LXM1墓口長26.7、寬23.9米［11］。較為可惜的是大墓墓室多被盜掘一空，僅陪葬墓中保留少量棺槨飾；另外還在少量豎穴土坑墓中發現棺槨飾，如新泰周家莊M39、M5，臨淄兩醇墓地M2032等［12］。這一時期的棺槨裝飾可分三類，前兩類由春秋時期的兩類裝飾發展而來，新出現了第三類。

圖三// 周家莊墓地出土角楔、矩尺形骨器

第一類以銅鈴、蚌殼等為主，新出現銅璜［13］，規模較大的墓葬中還有玉環、管等。

如周家莊M39出土成組蚌殼和蚌條飾，位于棺槨之間四角的位置（圖二︰3）。兩醇墓地M4023出土銅璜（報告稱為“鎏金銅飾件”）6、小銅鈴4件，堆聚在一起，置于槨內一側［14］。已有學者專門研究過銅璜，認為出在墓葬中的銅璜是作為棺槨飾使用［15］。

山東沂源東里東M1為甲字形大墓，保存完好，棺槨未朽。發現有下葬樁、棺束，并發現荒帷1架，為竹制骨架，作長方體并有四阿式頂，罩在外棺外圍?；尼〉捻敹虽佋O竹席等，并懸掛20多枚青銅鈴，周圍為絲織紗縵，并綴以玉環和玉管等裝飾物［16］。

泰安康家河M2墓室西北角成組放置3件石璧，東南角放置銅鈴、骨管、3組骨飾件、水晶珠、水晶環等［17］。

第二類僅發現骨楔、角楔、骨貝等，多位于棺槨之間。如周家莊M5在槨蓋上、棺槨之間有角楔（圖三︰1—5）；M67一側有骨貝飾、棺一面有骨楔；M32在頭端槨上東、西兩側各放4件角楔。

第三類使用大量玉石璜、管、環，滑石璧、管、環、瑗，瑪瑙環，骨石串珠，海貝等，偶見蚌魚。發掘所見放置于棺槨之間、二層臺上或者槨上等位置。此類延續的時間長，且單個墓中出土數量巨大。分布在齊國中心區域，是具有齊國特色的棺槨裝飾。

如臨淄郎家莊M1，木槨頂部發現石璜、海貝、骨石串珠等，排列較為規律；還出土一些銅鋪首銜環和銅環，應是棺上的鋪首和棺環；另外還出土牙小腰（原報告稱為“長方形束腰牙飾”）。17個陪葬坑中皆一棺一槨，有10個因破壞未見器物，另外7個均出土石璧和由數量眾多的瑪瑙環、璜、珠、方解石、滑石組成的配飾和串飾。有的成組配飾放置在棺槨之間，有的石璧放置在棺周圍，石璜、石環、骨石串珠基本放置在棺槨之間，少數石璜分布在棺蓋或者槨蓋上。此外，發掘者還推斷一些發現于骨架上的串珠，有的原應放在棺蓋或者槨蓋上［18］。相家莊LXM2的棺周圍散落有銅鋪首，槨蓋上散置瑪瑙管、骨管、貝殼等。兩醇墓地M2032出土石璜12、石環20、滑石管60件，放置在四周棺槨之間，其中北側、東側的棺槨飾是由石璜、滑石環、滑石管組成，而西、南兩側的是由石璜、滑石環組成，另有4件蚌魚分別位于棺槨之間的兩角（圖四︰1）。M2042出土滑石環35、滑石管14件（串飾），均勻散布于棺槨之間，滑石環有2—3件成組的現象（圖四︰2）。M3199出土滑石環21、管12件（串飾）、石璜21件，其中滑石環、石璜放置在四周二層臺上（圖四︰3）。東夏莊LDM4P19出土多件滑石瑗、瑪瑙瑗，大部分位于棺槨之間，圍繞棺一圈呈長方形［19］。臨淄永流墓地M4出土石環、管、璜和蚌圭等，放置在槨和外棺之間［20］。臨淄東古墓地M1009在棺槨之間出土有滑石璧、環、管、珠和陶璜等［21］。劉家寨墓地66LLM9被盜擾嚴重，在棺槨之間仍可見數量較多的滑石環、璜、管等［22］。

在臨淄相家莊LXM5夯層中發現兩件翣，發現時兩翣相疊。一件是用線繩將九根羽毛的羽桿縛在似細頸瓶狀粗短木柄的上端，呈橢圓形，通長54厘米；另一件是用線繩將羽毛編次而成，呈扇形縛在T字形木柄上，豎桿長80、橫桿長13、徑3厘米。20世紀80年代臨淄發掘的一些墓中曾見一些青銅殘片，呈卷曲樹杈狀，每一個分叉的橫剖面都為倒“U”形，上面等距離分布有小孔，應是鑲嵌在木板上或是其他襯托物上［23］。筆者推測這些青銅殘片是翣的殘片。

圖四// 戰國時期墓葬棺槨裝飾舉例

山東淄川北沈馬M4在棺槨之間四角各放置1件石璧，一側發現1件滑石管，另一側發現集中放置的3件滑石璜、3件綠松石珠、8件小銅環等。M6在棺槨之間四角各放置1件滑石璧，一側發現集中放置的3件滑石璜、2件骨環，另一側發現集中放置的4件銅環。M13發現134件陶璜，都見于棺上，在四角位置也各發現1件石璧［24］。

濟南章丘女郎山M1的棺槨四周發現較多石璜、串管和骨串珠，發掘者推測是成串懸掛在棺槨的四周。根據出土位置，這些串飾明顯地分為三周，棺外、內槨外、外槨內各一周。每周有若干串，每串由石璜、石管、骨珠等組成。棺外的應是裝飾在棺上，內槨外和外槨內的則應該是裝飾在荒帷上。與串珠混出的海貝，則可能是擺放在棺槨蓋上［25］。IV號陪葬墓一棺一槨，出土大量石璧、璜、串管，骨珠，海貝等，位于棺的內、外側邊緣，靠近棺的位置，可能成串掛在棺四周，海貝則可能直接擺放在棺蓋或槨蓋上。

圖五// 圓形蚌飾

山東梁山土山戰國墓在西側器物庫發現兩堆海貝和玉石串飾，北部和西北部有成行的海貝［26］，推測是墓室之上覆蓋物上的裝飾。

山東長島王溝M10在外槨室一周放置4000余枚骨珠、石管等［27］，應是荒帷上的裝飾。

山東煙臺金溝寨M5，發掘者認為此墓為II型單棺，根據此墓的墓壙大小、隨葬品的擺放等，筆者推斷此墓實為一棺一槨，隨葬品放置在棺槨之間，陶璜、滑石珠、滑石管等共400余枚圍繞棺一周（圖四︰4）。M9在棺外四周散布數十枚陶璜（圖四︰5）［28］。

山東昌樂岳家河墓地M128出土滑石璧18、珠34、陶珠13、陶璜52件。根據墓葬登記表，在M102、M105、M121、M130、M132、M139、M150、M156等墓葬也發現了滑石璧、陶珠、陶璜等［29］。

從延續的時間來看，第一類在戰國早、晚期均有，第二類見于戰國早、中期，第三類則戰國早、中、晚期都有。上述三類從出土位置看，一部分是棺槨覆蓋物上的飾件，一些則是懸掛在棺槨壁上。大型墓應是兩種情況均有，小型墓葬多是后一種情況。

二、墓室裝飾

（一）春秋時期

此階段的墓室裝飾主要是對二層臺和墓壁進行的，資料不多，主要見于臨淄河崖頭墓地［30］。

在64LHM3的二層臺西壁和南壁上有草席和布紋的痕跡，上面還有一條條白痕，共有約20條，每條寬7厘米，間距30～35厘米。發現22件圓形蚌飾，中間帶穿孔，釘在白痕上。草席痕、布紋、白痕和圓形蚌飾相互疊壓，在草席紋下的墓壁上還有用朱砂彩繪的痕跡。64LHM1墓壁東、西、北三面上有圓形蚌飾。東壁保存較好，共發現35件，每件相距15～20厘米。圓形蚌飾的周圍有朱砂彩繪的痕跡，分布呈兩端高、中間低。整個墓葬出土的121件圓形蚌飾形制相近、大小有別，直徑2.2～4厘米，一面磨平、一面凸起，近中心部位有穿孔，未見渦紋或者云紋彩繪（圖五︰1、2）。64LHM2的二層臺上發現較多圓形蚌飾，未經擾動的圓形蚌飾可以看出呈排列狀貼在墓壁上，間隔約20厘米，圓形蚌飾留有朱砂（應是彩繪）和布紋的痕跡。在墓道西壁接近墓室處的底部也發現圓形蚌飾。64LHM4被盜嚴重，僅在墓壁上發現42件圓形蚌飾。76LHM7也發現圓形蚌飾。

（二）戰國時期

這時期的墓室裝飾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對墓壁和墓道、階面進行修整，上面刷一層灰泥膏或者灰澄漿泥，然后再刷一層白粉，最后再對二層臺及靠近二層臺的墓壁進行裝飾。對二層臺和墓壁的裝飾可細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在二層臺周圍墓壁上先鋪葦席，葦席上再鋪帷帳，帷帳以粗麻布為之，上有彩繪獸面紋橫式二方連續圖案，或紅、藍、黑三色，或紅、白、黑三色，也有紅、黑兩色。帷帳用竹釘或木釘固定，釘頂有朱繪圓形蚌飾。圓形蚌飾繪卷云紋或者渦紋（圖五︰3、4），用來裝飾和點綴帷帳，也起到加固作用。這一類墓室裝飾在臨淄郎家莊M1，相家莊 LXM1、LXM2、LXM4、LXM6，東夏莊LDM4，單家莊LSM2［31］等均可見，只是細部稍有不同；帷帳的高度并不完全相同，在20～70厘米之間，竹釘或者木釘的釘距有的較規律、有的則稍顯隨意。如郎家莊M1帷帳為朱紅色，圓形蚌飾直徑10～12厘米不等，間隔在50厘米左右。相家莊LXM2帷帳上下緣貫有細繩，圓形蚌飾直徑9.1厘米，釘距約在1.5～1.9米之間。大部分墓葬是帷帳附在葦席之上，只有淄河店LZM2在二層臺臺面上普遍發現葦席痕跡，疊壓于帷帳之上［32］。

第二類只發現帷帳，未見葦席，裝飾方式則同第一類。在臨淄東夏莊LDM5，淄河店LZM3，永流墓地M3、M7，相家莊LXM3、LXM5和趙王墓等都可見到，帷帳高度、圓形蚌飾大小、間距等細部稍有差別。如東夏莊LDM5的東、南、北三面的墓壁和西部熟土臺壁面上有麻布彩繪帷帳，用頂部貫有蚌飾的竹木釘將其固定在墓壁上，蚌飾直徑6～9厘米。淄河店LZM3的帷帳用淺黃色細麻布做成，其上有用紅、黑兩色繪制的圖案。帷帳用小木樁固定于墓壁上，高約0.5米左右。永流墓地M3從墓室北壁中部偏西始至墓道西壁均有帷帳；M7帷帳寬0.3米，其上用紅、黑兩色繪制成連續性的卷云紋圖案［33］。相家莊LXM5帷帳高0.5米，上下緣貫以細繩，趙王墓的圓形蚌飾位于帷帳的上邊沿［34］。

另外，臨淄永流墓地M5、M6、東夏莊LDM3、梁山土山戰國墓等墓葬僅發現圓形蚌飾、未見帷帳痕跡，應當是帷帳保存較差所致。

第三類是僅發現葦席痕跡。雋山戰國墓中可見。雋山戰國墓的槨室四周有寬大的二層臺，北二層臺東部發現葦席痕跡，推測整個槨室頂部及二層臺均應鋪設葦席［35］。

以上三類中，第一類在戰國早、晚期均有發現，第二類延續整個戰國時期，第三類僅在戰國晚期發現。前兩類發現數量較多，第三類僅發現一例。這說明使用葦席和帷帳是戰國時期齊國大型土坑積石墓中普遍采用的墓室裝飾方式。對墓室進行裝飾在中原地區東周時期墓葬中也曾經發現過，如河南洛陽西郊一號戰國墓在墓壙四周墻壁、墓道兩壁殘存彩繪痕跡［36］。這說明墓室裝飾在當時大墓中或廣泛應用。

三、初步認識與分析

（一）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棺槨飾的演變

春秋時期的棺槨飾有銅鈴、銅魚、陶鈴、鉛魚、蚌殼、毛蚶、蚌條等，級別較高的墓葬中使用翣。陶鈴、骨貝在春秋晚期晚段新出現。均成組分布，2或3件銅鈴成組，或是蚌殼、毛蚶、蚌條成組。大部分圍繞棺槨一周，個別存在僅一側分布的現象。也有圍繞棺槨一周、但有一側明顯區別于其他三側的現象。有的組合器類更豐富、數量更多，甚至發現內外兩道裝飾。戰國時期大型墓多被盜，僅余一些墓室裝飾的跡象可見，級別較高的陪葬墓可見棺槨飾。戰國早期資料較多。大型墓葬對二層臺及靠近二層臺的墓壁用帷帳裝飾。比如，沂源東里東臺地一號戰國墓發現荒帷，為竹制骨架、上覆絲織紗幔，懸掛青銅鈴，并綴以玉環、玉管等裝飾物。小型墓葬棺槨飾種類有石璜、石環、滑石管等，多組成串飾位于棺槨之間四面或四角的位置。戰國中期資料較少。大墓中設置帷帳的方式仍有延續，裝飾方式與戰國早期相同。小型墓中棺槨飾還是以滑石環、滑石管、石璜等為主，均勻散布在棺槨之間或二層臺上。這時期發現羽毛翣，推測翣應該還有多種樣式和質地，但均保存不佳。戰國晚期的資料也不多。大墓中設置帷帳的方式仍有延續，裝飾方式與戰國早中期基本相同。小型墓中多見銅璜、銅鈴等。

帶鉤在戰國時期齊國墓葬中可能作為棺槨飾使用。部分墓葬出土帶鉤數量多，且與其他棺槨飾件放置在一起，明顯功能已經發生變化。如臨淄永流墓地M3X1、M3X2棺內數件帶鉤與瑪瑙環同出；臨淄國家村M45棺內帶鉤與銅鈴、銅璜同出［37］；兩醇墓地M3201在腳端棺槨之間成組放置4件銅帶鉤；長島王溝戰國墓槨外南側放置十幾件帶鉤，與瑪瑙環等放置在一起［38］；章丘女郎山M1出土20件帶鉤，2件在棺內人骨右側，其余大部分在棺槨之間。上文提到銅璜在墓葬中是作為棺槨飾，但也可用于床、榻以及室內帷帳的裝飾?？赡艽藭r帶鉤與銅璜類似，應在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途。

一些處于文化交界區域的地點發現的墓葬棺槨飾呈現出的特點也較為多樣化，例如周家莊墓地，雖為齊國墓葬［39］，但所見的棺槨飾種類與布局方式與魯國故城墓葬多有相似［40］。相同的情形亦可見于沂源東里東M1，棺槨飾多銅鈴等，也與齊國中心區域所見的棺槨飾有明顯不同。

部分齊國墓葬有對墓葬一側或者墓主人頭端區別裝飾的現象。墓葬一側或者頭端的裝飾與其他三面有明顯區分，在棺槨飾的種類或數量上有所不同。推測可能是以裝飾較為特殊的一側指向墓地的某座特殊建筑或墓葬，對頭端的區別裝飾可能是為了明確頭向。如在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棺蓋的頭向一端發現一束棺飾，是由黃色紗束串聯的一支琉璃管和一顆琉璃珠組成；僅在頭端發現，應是具有指示頭向的作用［41］。

圖六// 齊國墓葬部分棺槨飾復原圖

（二）對部分墓葬中的棺槨飾嘗試復原

已有學者對于周代棺槨飾進行復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梁帶村墓地的發掘中，發掘者對部分墓葬中棺飾的懸掛與組合方式著重描述并復原。如對M28棺槨飾的復原：組合是2條銅魚一組，間以瑪瑙或陶珠，并下接海貝或石的組串，三行或者更多，依次相錯成串飾。在整個墓葬中棺槨飾懸掛的方式呈現出“目”“日”“口”“田”等字形［42］。以已經復原棺槨飾作為參考，結合出土位置，筆者嘗試對本文提及的部分墓葬棺槨飾進行復原。

周家莊墓地報告對出土器物位置有詳細標注，其中部分棺槨飾可以復原。例如M52均為銅鈴和蚌殼的組合（圖六︰1）。M28西側是銅鈴、蚌殼的組合，同于M52；東側棺槨之間應當是銅鈴、蚌條、蚌殼的組合（圖六︰2）。M58北側和西側均是兩件銅鈴的組合，南側是3件銅鈴的組合。

又如兩醇墓地M2032在棺槨之間南、北兩側有三組串飾，每組應以3件滑石環、1或2件石璜及若干滑石管組合而成（圖四︰1；圖六︰4），西側的每組串飾應是由2件滑石環及滑石璜組成，東側應當是1件石環與3件石璜組成（圖六︰3）。M2042出土35件石環［43］、14件石管，應當至少有7組飾件，每組包含5件石環。棺槨之間北側3組、南側3組、頭端1組。其中4角的串飾中各有1只大石環，東南角還有1組石管串飾。這兩墓頭端的裝飾與其他三面有區別（圖四︰2）。

（三）齊國墓葬棺內裝飾現象的提出

戰國時期齊國墓葬常出土瑪瑙環、滑石管、滑石環、骨珠、陶璜等，種類多、數量巨大。有些是作為墓主身上飾品［44］，一部分用于棺槨外裝飾，還有部分或是作為棺內裝飾。

如臨淄國家村M45隨葬品共47件（套），除4件陶器放在一側槨外，其余均置于棺內、緊貼棺內壁，種類有石環、銅鈴、銅璜、瑪瑙環、銅帶鉤等（圖七︰1）。其中石環四面均有，銅鈴2或3件一組置于棺內側四面，銅璜兩兩成組位于西、南兩側，銅佩也是兩兩成組，放置在北、東兩側。明顯可以看出棺內壁的每一面都有以石環、銅鈴、銅璜組成的串飾。兩醇墓地M2045有陶環28、骨珠18件，除少量位于棺槨之間，大部分相對均勻地散落于棺內側，且陶環兩兩成組（圖七︰2）。臨淄范家墓地M91P6隨葬品放置在棺內，以石環的數量居多，大部分沿棺內壁分布［45］。臨淄孫家徐姚墓地M22的隨葬品放置在棺內、棺槨之間、二層臺上，石璜、石管等分別位于棺內和槨內，均緊靠內壁［46］。章丘女郎山M1的IV號陪葬墓出土的石璜、骨珠、石珠等數量較多，從出土位置看，一部分緊貼棺內分布。類似遺跡現象在臨淄范家墓地M174，永流墓地M3X1、M3X2，堯王墓地M1及M2的陪葬坑［47］中均有發現。

棺內裝飾文獻中未見記載，但考古發掘中曾有發現。如湖南長沙烈士公園M3戰國木槨墓的外棺內壁四面裱糊有四幅刺繡，其中東、南兩壁尚保存完整［48］；河南輝縣固圍村1號墓在棺壁內側嵌有五彩料珠片及白長石方柱等［49］；江蘇盱眙大云山M2漆木棺內壁滿嵌玉飾［50］；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者根據二號墓的棺灰痕跡及漆皮分布范圍，將棺復原為一內壁嵌玉版片、外壁嵌玉璧的施漆木棺［51］；也有學者認為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碧玉棺片應為棺體內飾［52］。此外，也有一些文獻未見記載但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如銅鈴、蚌魚、陶珠等在墓葬中常作為棺槨飾。

齊國的疑為棺內裝飾的資料目前僅發現幾例，多分布在臨淄周邊地區，是否確實存在今后也需要更多的資料來驗證。

四、結語

春秋早中期齊國墓葬發現不多，臨淄地區所見的墓葬均被盜嚴重，春秋早中期發現的棺槨飾有銅鈴、魚、翣、骨釘等，一些規模稍大的墓葬出現銅翣。春秋晚期開始出現滑石環、珠、骨珠等。最遲在春秋晚期，齊國特色的棺槨裝飾方式已經形成，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且有很大發展。大量使用鈴、魚、貝、珠、璜、環、管、蚌飾等組成的串飾，鈴主要見銅鈴，魚見銅魚、鉛魚，貝分骨貝、海貝，珠見骨珠、石珠，環和璜有石質和陶質，管有石管和瑪瑙管，蚌飾有蚌殼、蚌條等。

春秋晚期由新泰周家莊墓地所見的棺槨飾種類與分布方式，均與魯國故城墓葬相似而與戰國齊國中心區域有較大差別。周家莊墓地位于齊魯交界，墓地所在的地區先是魯國邊邑，后為齊國奪得，齊文化因素在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在南部邊界地帶，并逐漸占據主要地位，但是魯文化因素一直到戰國中晚期還有保留［53］。這與本文對棺槨飾的分析較為符合。

春秋時期齊國的墓室裝飾主要是對二層臺和墓壁進行裝飾，由河崖頭64LHM3所見，應當是使用草席、布、圓形蚌飾裝飾，在草席紋下還有彩繪。此時期墓葬資料較少，破壞嚴重，多只發現圓形蚌飾。戰國時期齊國大型墓的墓室裝飾十分具有特色，形式也比較一致。主要是對墓壁修整之后，再對二層臺、槨室頂部以及靠近二層臺的墓壁裝飾，以先鋪席再附帷帳的方式為最多。帷帳多是麻布做成，寬度在0.2～0.7米之間，上飾彩繪獸面紋或者卷云紋橫式紋樣，以紅、藍、黑三色繪制的獸面紋為主。用竹釘或者木釘固定在墓壁上，釘頂貫以圓形蚌飾，起到裝飾與加固作用。春秋時期圓形蚌飾的直徑較小，多在5厘米以下，有的沒有彩繪紋飾。戰國時期圓形蚌飾較大，有的直徑可達12厘米，均帶有彩繪的渦紋或者卷云紋。

戰國時期齊國一些墓葬中還可能存在棺內裝飾的現象，比如在大型墓的陪葬墓和小型墓中發現石環、陶璜、石管、銅鈴、銅璜、瑪瑙環等。不過，目前發現資料較少，還需要以后進一步驗證。

（附記：本文得到劉延常、王青兩位先生的指正，特此致謝?。?/p>

［1］楊天宇譯注：《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8頁。

［2］喬卓?。骸秲芍軙r期中原地區的棺飾研究》，《東方考古》（第7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

［3］任相宏、鄭德平、蘇琪、楊中華：《沂源東里東臺地一號戰國墓及相關問題的思考》，《管子學刊》2016年第1期。［4］許衛紅：《先秦時期葬具的裝飾》，《文博》2000年第9期。［5］發掘中在槨外發現的裝飾未必是槨上裝飾，有些位于槨外、墓壁邊緣的飾件，應當是棺上荒帷邊緣的裝飾。

［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韓城市景區管理委員會：《梁帶村芮國墓地——二〇〇七年度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7］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齊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

［8］同［7］。

［9］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館：《周家莊東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林仙庭：《山東蓬萊市站馬張家戰國墓》，《考古》2004年第12期。原報告將此墓的時代定為戰國，2019年7月在煙臺召開的“膠東商周考古學術研討會”上，馮峰提交了題為《淺談蓬萊站馬張家東周墓》的會議論文，將此墓的時代定為春秋中期，本文從之。

［1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齊墓》（第一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4頁。

［1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臨淄齊墓》（第二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40頁。

［13］有的報告中稱為銅橋形飾、銅佩、銅飾件等，本文統稱為銅璜。

［14］同［12］，第492頁。

［15］a.岳洪彬：《我國古代銅璜及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b.岳洪彬：《銅璜的性質和用途再考》，《華夏考古》2002年第3期。

［16］同［3］。

［17］山東省泰安市文物局：《山東泰安康家河戰國墓》，《考古》1988年第1期。

［18］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

［19］同［11］，第62頁。

［20］臨淄區文物管理局：《淄博市臨淄區永流墓地M4—M7發掘簡報》，《海岱考古》（第十輯），科學出版社2018年。

［2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齊故城遺址博物館：《臨淄東古墓地發掘簡報》，《海岱考古》（第一輯），齊魯書社1989年。

［22］同［7］，第468頁。

［23］資料現存于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4］任相宏、張光明、劉德寶：《淄川考古》，齊魯書社2006年，第110—130頁。

［25］濟青公路文物考古隊繡惠分隊：《章丘繡惠女郎山一號戰國大墓發掘報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濟青高級公路章丘工段考古發掘報告集》，齊魯書社1993年。

［26］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梁山縣東平湖土山戰國墓》，《考古》1999年第5期。

［27］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群》，《考古學報》1993年第1期。

［28］煙臺市博物館：《山東煙臺市金溝寨戰國墓葬》，《考古》2003年第1期。

［29］山東省濰坊市博物館、山東省昌樂縣文管所：《山東昌樂岳家河周墓》，《考古學報》1990年第1期。

［30］同［7］，第446頁。

［31］同［11］，第158頁。

［32］同［11］，第302頁。

［33］臨淄區文物管理局、齊故城遺址博物館：《淄博市臨淄區永流戰國墓的發掘》，《海岱考古》（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16年。

［34］魏成敏：《臨淄趙王戰國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39頁。

［35］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淄博市文物局：《山東淄博雋山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10期。

［36］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一號戰國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第12期。

［37］山東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國家村戰國及漢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1期。

［38］同［27］。

［39］對于周家莊墓地的國別，發掘者判定為齊國墓葬，之后有多位學者撰文或者在學術會議上對于該墓地的國別發表觀點，分別有齊國、魯國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周家莊墓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文化滯后性等原因，文化面貌上有一些魯文化因素，但從文化總體面貌上來說，實為齊國墓葬。

［40］a.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1981年；b.對魯國棺飾的分析另見趙國靖、相培娜：《海岱地區商周墓葬棺槨與墓葬裝飾研究》，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傳承與創新——考古學視野下的齊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41］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9頁。

［42］同［6］，第223—224頁。

［43］報告中文字描述M2042出土35件滑石環，但平面圖中滑石環數量多于35件，腳端棺槨之間似乎也有一串。［44］韋心瀅：《戰國時期齊國陪葬墓中隨葬石配飾相關問題研究》，《管子學刊》2018年第8期。

［45］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臨淄區范家墓地戰國墓》，《考古》2016年第2期。

［46］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孫家徐姚戰國墓地》，《考古》2011年第10期。

［47］臨淄區文物管理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堯王戰國墓的發掘》，《考古》2017年第4期。

［48］高志喜：《長沙烈士公園3號木槨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10期。

［4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73頁。

［50］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期。

［51］社科院考古所、河北文管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43頁。

［52］葛明宇：《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碧玉棺片應為棺體內飾考》，《江漢考古》2018年第1期。

［53］王青：《研究東周時期齊國南疆城邑的典型樣本——〈新泰周家莊東周墓地〉讀后》，《考古》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