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齊國隨葬水晶瑪瑙串飾研究

張沖 么彬

（淄博市博物館 山東淄博 255035）

內容提要：水晶瑪瑙串飾是戰國時期齊國墓葬中極具特色的隨葬品，主要流行于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尤以戰國早期最多，臨淄齊故城附近墓地是水晶瑪瑙串飾分布最核心的區域。水晶瑪瑙串飾可分三類，主要作為腕飾、項飾、腰佩使用，其使用者包括女性墓主、高等級貴族的寵妾、愛婢以及幸臣或親信。水晶瑪瑙串飾的大量出土既反映了戰國時期齊國對于水晶瑪瑙礦藏資源的控制和利用，也反映了因齊國玉料匱乏導致出現水晶瑪瑙串飾、石組佩飾成為玉器替代品的現象。

齊國是戰國七雄之一，經濟、軍事實力雄厚。目前在已經發表的墓葬材料中，水晶、瑪瑙器是重要的隨葬器物，僅《臨淄齊墓（第一集）》4處墓地，即便在均遭盜掘的情況下，出土的水晶器仍達1435件、瑪瑙器514件［1］，由此可見戰國齊墓中隨葬水晶瑪瑙器的豐富程度。在大部分墓葬及陪葬坑中，水晶、瑪瑙器是單獨存在的個體，僅有少數墓葬保存有水晶瑪瑙串飾。本文所研究的水晶瑪瑙串飾是指出土時位于墓主或殉人棺槨內佩系于身的串飾，對于棺槨上的水晶瑪瑙飾品暫不涉及。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戰國時期齊國水晶瑪瑙串飾形制與空間分布、佩戴位置與使用方法、使用者身份與性別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形制與空間分布

截至目前，齊國范圍內已發表隨葬水晶瑪瑙串飾的墓葬有山東臨淄東夏莊墓地M6［2］，臨淄永流墓地M3［3］、M4［4］，臨淄相家莊墓地M1、M3、M5［5］，臨淄淄河店墓地M3［6］，臨淄范家墓地M91、M174［7］，臨淄孫家徐姚墓地M22［8］，臨淄堯王墓地M1、M2［9］，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10］，蓬萊站馬張家戰國墓［11］，濟南千佛山戰國墓［12］，臨淄辛店二號墓地M2［13］，臨淄國家村墓地M45［14］，共有水晶瑪瑙串飾57組。其中，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7個陪葬坑中共發現水晶瑪瑙串飾共20組，但大部分已被盜擾，僅坑10保持原狀；臨淄國家村戰國墓M45發表的材料推斷其年代為戰國，不過，由于隨葬器物未詳細介紹，故不能準確推斷其年代；濟南千佛山戰國墓水晶瑪瑙串飾出土時串法不明。故保存較好、時代明確者，共36組。

根據其形制的不同，這36組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由水晶珠、瑪瑙珠組成的串飾。如臨淄堯王墓地M1P1出土的兩組串飾，串飾由水晶珠和瑪瑙珠串成，串珠數量分別為15、14，P1X2︰4由1件扣形、4件扁鼓形無色透明水晶珠，1件扁鼓形、4件菱形紫色水晶珠，1件暗紅色、3件深咖啡色扁鼓形瑪瑙珠組成（圖一︰1）。P1X2︰3出土于X2的右手手腕處，P1X2︰4出土于X2的左手手腕處。

第二類：由瑪瑙管、水晶管組成的串飾。如臨淄范家墓地M91P4出土的一組串飾（圖一︰2），由23件瑪瑙管與43件水晶管相間串成，出土于殉人胸部?，旇Ч芊謭A柱形和竹節形兩種，水晶管腰鼓形，頂中間有豎孔。

第三類：由水晶瑪瑙瑗、環、沖牙、璜、珠、管等組成的串飾，此類串飾形制多樣，根據其串法不同可分為A、B兩型。

A型，串飾的串法為單行，根據其尾端所系之物可分為4個亞型。

圖一// 第一類、第二類水晶瑪瑙串飾

Aa型，尾端系玉璜或瑪瑙璜，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6︰9尾端系一玉璜（圖二︰1）；臨淄相家莊墓地M3P5︰9尾端系一瑪瑙璜。

Ab型，尾端系水晶環、瑪瑙瑗，如臨淄淄河店M3P5︰2（圖二︰2）、臨淄孫家徐姚戰國墓M22︰32（圖二︰3）。

Ac型，尾端系瑪瑙沖牙，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5X10︰3。

Ad型，尾端系水晶珠，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7X14︰1。

B型，串飾的串法為雙行，根據其尾端所系之物可分為4個亞型。

Ba型，尾端系玉璜或瑪瑙璜，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14X24︰3（圖二︰4）、M6P9X17︰2（圖二︰6），每行串飾尾端各系一件玉璜；臨淄東夏莊墓地M6P2X3︰5（圖二︰5）、臨淄淄河店墓地M3P5︰1（圖二︰7）、臨淄堯王墓地M2P1X2︰1（圖二︰8）和臨淄相家莊墓地M3P3︰25（圖二︰9），每行串飾尾端各系一件瑪瑙璜。

Bb型，尾端系瑪瑙環，有的頂端有挈領，如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坑10︰19A、B（圖三︰1）、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7︰3（圖三︰2），有的頂端無挈領，如臨淄永流戰國墓M3X1︰21（圖三︰4）、臨淄永流墓地M4G︰1（圖三︰3）尾端均系瑪瑙環。

Bc型，尾端系沖牙，如臨淄范家墓地M174P1︰5（圖三︰5），尾端系瑪瑙沖牙。

Bd型，尾端不系器物，如臨淄堯王戰國墓M2P1X3︰1（圖三︰6），以瑪瑙環為挈領，由水晶、瑪瑙珠分為兩行，尾端不系器物。

根據目前考古資料和出土水晶瑪瑙串飾墓葬的時代可知，第一類和第二類瑪瑙水晶串飾發現較少，年代集中在戰國早期后段；第三類串飾A型中Aa、Ac、Ad型年代集中在戰國早期前段，Ab型年代由戰國早期前段延續至戰國中期，B型中Ba型年代從戰國早期前段延續至戰國中期，Bb型年代集中在戰國早期，Bc型、Bd型年代集中在戰國前期。綜上，水晶瑪瑙串飾在齊國主要流行于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尤以戰國早期最多。

分布地域方面，臨淄齊故城附近是水晶瑪瑙串飾最核心的分布區域，本文搜集的57組水晶瑪瑙串飾有55組發現于臨淄地區，另外兩組分別發現于蓬萊站馬張家戰國墓和濟南千佛山戰國墓。蓬萊地處煙臺北部、臨近渤海，地理位置略偏僻，在此處出土串飾反映了此墓級別較高。此外，煙臺地區也發現了諸多單件或者無法復原的水晶瑪瑙飾品，如在距離蓬萊北部僅10千米的長島王溝墓群M10墓室內也出土水晶環、瑪瑙環等20余件，M2出土瑪瑙管形飾52件［15］，萊州朱郎埠墓群M16出土扁圓形瑪瑙環1件［16］，棲霞金山M3出土水晶環1件［17］，這些反映了煙臺地區齊國高等級墓葬數量多、分布廣，《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有載：“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于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遍L島王溝墓的大墓可能與康公有關。

二、佩戴位置與使用方法

對水晶瑪瑙串飾使用方法及用途的探討可從其出土背景來推測。

第一類水晶瑪瑙串飾由不同顏色的水晶、瑪瑙珠串成，臨淄堯王墓地M1P1X2︰3、M1P1X2︰4出土位置分別在墓主的右手手腕處和左手手腕處（圖四），當為系于手腕處的腕飾。

第二類水晶瑪瑙串飾由瑪瑙管、水晶管串成，臨淄范家墓地M91P4︰5出土位置在墓主脖頸處（圖五），當為系于脖頸的項飾。

第三類水晶瑪瑙串飾的數量較多、種類也較豐富，對其使用方法要分別討論。首先，Ab、Ac、Ad、Ba、Bc、Bd六型和Bb型中部分串飾的頂端以瑪瑙瑗、水晶瑗或水晶三穿飾為挈領，出土位置多位于墓主胸腹部，這種串飾與玉組佩，如洛陽中州路M1316出土玉組佩［18］（圖六），有相似之處。兩種串飾佩系方法應該是一致的，其佩戴方式可從出土的一些文物中獲得重要的信息，如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19］和湖北荊州紀城一號楚墓［20］曾發現佩戴玉組佩的彩繪木俑（圖七），玉組佩系于革帶之上的環形物上而下垂。孫慶偉認為其與春秋戰國之際深衣的流行有很大關系［21］。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7（圖八）殉人胸、腹右側放置一組72件由瑪瑙、水晶珠和玉璜等穿成的串飾，左側也有由瑪瑙瑗、水晶珠穿成的一組46件的串飾，其佩系位置與義地楚墓、紀城一號楚墓基本一致，當為佩系于革帶而下垂的腰佩。

圖二// 第三類水晶瑪瑙串飾（一）

圖三// 第三類水晶瑪瑙串飾（二）

其次，Aa型水晶瑪瑙串飾出土位置位于兩腿之間，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6（圖九）殉人兩腿之間有一組24件由瑪瑙瑗、水晶珠、管以及玉璜串成的串飾，當為佩系于腰間而下垂，佩系方式應與所著服飾有關。

最后，Bb型部分瑪瑙水晶串飾的頂端沒有挈領，如臨淄永流墓地M4G︰1由50件大小不一的水晶珠和2件瑪瑙環組成，出土位置在墓主頸部；永流墓地M3X1︰21由大小不一的4件瑪瑙環、24件水晶珠、26件水晶管、11件瑪瑙管、7件瑪瑙珠、14件骨珠串聯而成，出土于墓主頭部及身體部位，但出土時已被盜擾。頂端無挈領意味著串飾并不能系于某固定物之上，結合其出土位置，其佩系方式應該與第二類水晶瑪瑙串飾相同，即系于脖頸的項飾。

綜上所述，第一類水晶瑪瑙串飾為系于手腕處的腕飾；第二類為系于脖頸的項飾；第三類種類較多，其中Bb型中無挈領的水晶瑪瑙為系于脖頸的項飾，其他既有佩系于革帶而下垂的腰佩，也有佩系于腰間而下垂的佩飾。

三、使用者的身份與性別

探討水晶瑪瑙串飾使用者的身份與性別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年代明確的36組水晶瑪瑙串飾中有3組出土于主墓，占比為8.3%，分別是臨淄孫家徐姚戰國墓M22、蓬萊市站馬張家戰國墓和臨淄永流墓地M4，其中永流墓地 M4、M5為東西并列的夫妻并穴合葬墓，M5墓主為男性，M4墓主為女性，在M4槨室內隨葬有水晶瑪瑙串飾、玉琮、玉竅塞、石磬、海貝等，可見女性墓主是串飾的使用者之一。

其次，男性墓主的墓葬中隨葬水晶瑪瑙串飾的墓葬多見于主墓陪葬坑之中。要判斷隨葬水晶瑪瑙串飾者的身份與性別首先需要考慮主墓墓主的等級。據發掘報告和研究，臨淄辛店二號戰國墓M2墓主為高級貴族或王室成員；臨淄東夏莊墓地M6、臨淄相家莊M1墓主、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為卿大夫一級；臨淄永流墓地M4墓主為大夫一級；臨淄范家墓地M91、M174墓主被認為不低于士大夫一級；臨淄孫家徐姚戰國墓M22、臨淄區永流戰國墓M3墓主為士一級；臨淄相家莊M3、M5墓主為下大夫一級；臨淄堯王墓地M1、臨淄區永流墓地M4墓主為大夫一級。由此可見，主墓墓主的等級最低也是士大夫一級。

關于齊國殉人身份問題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杜R淄齊墓（第一集）》結語中將殉人身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一般的奴隸或家奴；第二類是寵妾、愛婢之屬；第三類是幸臣、親信之屬［22］。36組水晶瑪瑙串飾中有33組出土于主墓陪葬坑之中，經過人骨鑒別的有15組，其中有7組基本確定為20—30歲的年輕女性。隨葬水晶瑪瑙串飾的殉人墓多有自己的陪葬坑和葬具，葬式基本相同，頭向大多朝向墓主，大多數有自己的隨葬品。如臨淄東夏莊墓地M6P19X35殉人年齡為20—30歲，女性，隨葬陶罐、陶豆、銅帶鉤、滑石管串飾一組、水晶瑪瑙串飾兩組等，推測其為墓主的寵妾、愛婢；臨淄永流墓地M3X1殉人年齡在16—18歲，女性，隨葬陶禮器一組、銅帶鉤、水晶環、瑪瑙環、石環、石管、骨梳、骨簪、骨耳勺等，推測也是生前侍奉墓主的寵妾、愛婢。

圖四// 臨淄堯王墓地M1P1X2︰3、4出土位置

圖五// 臨淄范家墓地M91P4︰5出土位置

最后，在15組經過人骨鑒別的陪葬坑中，有5組為男性，如臨淄相家莊M5P4、P5殉人經鑒定為男性，P4為13—14歲，隨葬有陶鬲、陶蓋豆、陶壺、銅劍、銅削、銅鏡、銅帶鉤、滑石組佩飾一組及水晶瑪瑙串飾三組；P5為16—18歲，隨葬有陶鬲、陶蓋豆、陶壺、陶罐、銅劍、銅帶鉤、滑石組佩飾一組及水晶瑪瑙串飾一組。主墓M5被盜掘一空，墓主性別不明，但就墓葬規模和較多的陪葬坑而言，其身份大約屬下大夫一級。5個陪葬坑中有3個殉人為女性，為寵妾、愛婢之屬，P4、P5殉人應屬于幸臣或親信。臨淄淄河店M3被認為是M2國楚的夫人墓，在5個陪葬坑中P5殉人女性特征不明顯，加之隨葬有兵器銅劍，故推測為墓主生前的幸臣或親信。

綜上，水晶瑪瑙串飾的使用者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女性墓主；第二類是墓主的寵妾、愛婢，她們多為20歲左右的年輕女性，作為殉人與墓主一起下葬，隨葬品豐富；第三類是墓主的男性幸臣或親信，其中又以第二類居多。

四、礦藏資源的控制及替代品

由上所知，齊國水晶瑪瑙串飾集中在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特別是戰國早期出土最為常見，如此大規模使用串飾既反映了齊國對于水晶瑪瑙礦藏資源的控制和利用，同時也反映了因戰國時期齊國玉料來源受限，導致水晶瑪瑙串飾、石組佩飾成為玉器替代品的現象。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水晶瑪瑙器大量出現，在以韓、趙、魏國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以秦、楚、燕、中山為代表的周邊輻射地區和以吳、越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均有出土，而以臨淄為中心的齊國數量最多、最為常見。在曲阜魯故城發現的的M4︰10（甲）、M4︰10（乙）兩組水晶瑪瑙串飾由水晶環、水晶珠、球形水晶、紫晶珠、白瑪瑙蠶形飾、白瑪瑙璜形飾等組成［23］，可能受到了齊國的影響，甚至不排除屬于齊系墓葬。

水晶屬三方晶系，常見晶形為柱狀，外觀上呈假六方雙錐狀，主要單礦物晶體類奇石形為六方柱，柱面常發育橫紋和多邊形蝕象，水晶無解理，貝殼狀斷口，斷口油脂光澤，莫氏硬度7，密度2.65，其化學性質非常穩定，耐酸堿，僅溶解于氫氟酸［24］。我國的水晶礦床分布較為廣泛，25個以上的省、區均有水晶產出，山東是我國水晶重要產地之一，分布在嶗山、莒南、寧陽、榮成、文登、臨朐等9地［25］，這些地區在戰國時期都處于齊國控制范圍之內。除此之外，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水晶儲量約30萬噸，開采量占全國一半以上，水晶含硅量高達99.99%，居全球之首，有“世界水晶之都”之稱［26］，在距離東?？h約70公里的江蘇邳州梁王城遺址西周墓M27中，墓主左手手肘處發現水晶飾兩件［27］，推測其可能是東?？h本地的水晶，說明早在西周時期這里的水晶已經得到開采。東?？h在戰國時期為齊國控制的區域，屬于其勢力影響范圍［28］。東?？h的水晶礦藏異常豐富，早在戰國早中期就已為齊國所控制，被大量開采運往都城臨淄后加工成水晶瑪瑙串飾。至于運輸的通道，可能是經過青州—臨朐—沂水—沂南—莒南一線，即利用了通往莒國的道路［29］。莒地少見水晶制品，很可能運輸是直抵目的地，這或許是某種貢賦體制的體現［30］。

圖六// 洛陽中州路M1316出土玉組佩

圖七// 佩戴玉組佩的彩繪木俑

瑪瑙是玉髓的一種，是各種具有色彩的二氧化硅變膠體，通常是從巖石空隙或空洞的周壁向中心逐層填充，形成同心層或平行層塊體，莫氏硬度6.5—7，可以刻劃玻璃［31］。山東瑪瑙多為熱液脈型和殘坡積型，莒南、費縣、萊陽、棲霞等地都有產出，多呈乳白、灰白、深灰等色，瑪瑙一般不具同心圓狀或帶狀構造，有時僅見淺色調的環帶［32］。山東出產瑪瑙礦的地區在戰國時期屬于齊地，齊國開采當地瑪瑙資源并進行加工制作，與水晶一道成為重要飾品。

吳偉華指出，齊國不斷對外軍事擴張，動機是占有鄰國資源，滿足本國發展的需要，兼及壓縮魯國的生存空間，遏制其發展，其中占有鄰國資源是其主要意圖，如占有紀國豐富的海鹽資源當是齊國吞并紀國的主要原因［33］。由此，也可認為齊國對于齊境和周邊地區的水晶瑪瑙資源進行了控制和利用。

關于齊國玉器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較為關注的課題之一，齊國缺少玉器已是共識。賈峨認為，齊國玉器出土較少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齊地無優質的玉礦資源；二是可能在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伐齊，六月之間攻下齊國七十余城，“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34］。筆者認可前者，西周春秋時期出土玉器較少應與齊墓的發掘數量較少有關，而戰國時期整個山東地區諸國貴族墓內也普遍少見玉器，或許正因玉料的來源受阻導致了齊國對于水晶瑪瑙器的喜愛，水晶瑪瑙串飾起到了替代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時期齊國陪葬墓中有許多石組佩飾出土，極具特色，韋心瀅認為其應源于西周用玉、佩玉習俗，逐漸發展成獨具齊國特色的隨葬品［35］，石組佩飾在齊國墓葬中也起著替代玉器的作用。

圖八// 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7︰2、3出土位置

圖九// 臨淄東夏莊墓地M6P9X16︰9出土位置

五、小結

綜上所述，水晶瑪瑙串飾是戰國時期齊國墓葬中極具特色的隨葬品，主要流行于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尤以戰國早期最多，延續時間不長，臨淄齊故城附近是水晶瑪瑙串飾分布最核心的區域，另外在齊境內也多有發現，充分反映了佩戴水晶瑪瑙串飾在齊國境內，尤其是都城臨淄已成為上層社會的一種時尚。水晶瑪瑙串飾根據形制可分三類：第一類為系于手腕處的腕飾；第二類為系于脖頸的項飾；第三類種類較多，其中Bb型中無挈領的水晶瑪瑙為系于脖頸的項飾，其他既有佩系于革帶而下垂的腰佩，也有佩系于腰間而下垂的佩飾。

水晶瑪瑙串飾的使用者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女性貴族；第二類是高等級貴族的寵妾、愛婢，她們多為20歲左右的年輕女性，作為殉人與墓主一起下葬，隨葬品豐富；第三類是高等級貴族的幸臣或親信，多為男性。水晶瑪瑙串飾的大量出土既反映了齊國對水晶瑪瑙的鐘情，也反映了齊國對于水晶瑪瑙礦藏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時也反映了因戰國時期齊國玉料匱乏導致出現水晶瑪瑙串飾、石組佩飾成為玉器替代品的現象。

［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齊墓（第一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2］同［1］。

［3］臨淄區文物管理局、齊故城遺址博物館：《淄博市臨淄區永流戰國墓的發掘》，《海岱考古》（第九輯），科學出版社2016年。

［4］臨淄區文物管理局：《淄博市臨淄區永流墓地M4～M7發掘簡報》，《海岱考古》（第十一輯），科學出版社2018年。［5］同［1］。

［6］同［1］。

［7］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范家墓地戰國墓》，《考古》2016年第2期。

［8］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孫家徐姚戰國墓墓地》，《考古》2011年第10期。

［9］臨淄區文物管理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堯王戰國墓的發掘》，《考古》2017年第4期。

［10］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

［11］林仙庭、閆勇：《山東蓬萊市站馬張家戰國墓》，《考古》2004年第12期。

［12］李曉峰、伊沛揚：《濟南千佛山戰國墓》，《考古》1991年第9期。

［13］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辛店二號戰國墓》，《考古》2013年第1期。

［14］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國家村戰國墓》，《考古》2007年第8期。

［15］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群》，《考古學報》1993年第1期。

［16］煙臺市博物館：《山東萊州市朱郎埠墓群發掘報告》，《華夏考古》2009年第1期。

［17］煙臺市文管會、棲霞市文管處：《山東棲霞市金山東周遺址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4期。

［1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科學出版社1959年。

［19］江陵縣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4期。

［21］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2］同［1］。

［2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齊魯書社1982年，第181頁。

［24］徐孟軍：《山東奇石》，濟南出版社2003年，第85—86頁。

［25］同［24］，第86頁。

［26］張守忠、胡利民：《世界水晶之都——東?！?，《江蘇地方志》2019年第6期。

［27］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館、邳州博物館：《江蘇邳州梁王城遺址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6年第2期。

［28］劉延常、劉智：《齊魯文化的考古學解讀》，《傳承與創新——考古學視野下的齊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44頁。

［29］郝導華、董博、崔圣寬：《試論齊國的交通》，《東方考古》（第9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64頁。

［30］唐錦瓊：《先秦時期水晶制品初探》，《東南文化》2019年第4期。

［31］地質礦產部地質辭典辦公室：《地質大辭典（二）·礦物、巖石、地球化學分冊》，地質出版社2005年，第55頁。

［32］同［24］，第87頁。

［33］吳偉華：《春秋時期齊國對外軍事擴張考略》，《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6期。

［34］賈峨：《春秋戰國時代玉器綜探》，《中國玉器全集》，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759頁。

［35］韋心瀅：《戰國時期齊國陪葬墓中隨葬石佩組飾相關問題研究》，《管子學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