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隔離與知識流動：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線上知識傳播研究

◎ 涂凌波 王子薇

2020年初，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蔓延，我國采取了嚴格的防控措施以阻斷病毒傳播鏈條。人們在空間上相互隔離，減少社會流動和具身性傳播，進而構成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傳播場景。在以往的日常生活節奏中，線上信息傳播、知識消費的特點被普遍認為是移動、碎片化和娛樂化的。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我們的身體處于比較固定的空間內，居家生活、學習、辦公使我們的個體時間安排變得相對齊整，更多類型的信息和知識出現在云端。盡管空間隔離所帶來的知識流動變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只是暫時的、非常態的，但是這一新現象促使我們思考知識的生產與消費是否可以離開特定的場所，以及線上知識傳播與身體、空間、媒介技術、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等問題。

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和網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網絡民族志主要基于線上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研究，通過定義研究問題、識別和選擇社區、社區參與式觀察、資料分析和解釋、撰寫研究發現等五個步驟，獲得對文化或社區現象的理解和描述。①在2020年1月末至3月中旬這段時間，研究者參與觀察了5場以上的網課教學，多場書店和劇院的“云端分享會”“云端放映會”，并做了網絡民族志記錄。同時，通過在線深度訪談獲取網絡民族志資料，對普通網民、網課教師、網課學生、知識付費用戶展開半結構式訪談（20個問題），獲得訪談錄音資料為58 365字。

本研究旨在考察空間隔離的社會背景下線上知識是如何流動的，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第一，知識生產與消費的線下場所臨時“關閉”后，不同類型的知識是如何在線上流動的？第二，個體的社會時間從碎片化重歸齊整后，人們獲取到的知識是否依舊是碎片化的？第三，線上知識傳播之于人們的意義何在？

一、從傳統知識到線上知識：知識的分類與傳播特征

“知識”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學術史傳統。關于“知識”的定義十分寬泛，比如科學知識社會學家D.布魯爾(David Bloor)就認為“人們認為什么是知識，什么就是知識”②。與科學、哲學知識不同，知識社會學主要討論建立于共享的感覺與經驗基礎上的知識。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指出，其研究主題更關注常識性知識，這一知識構成了各種意義的結構，離開它們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③20世紀以來，社會學家習慣將知識分類然后展開研究。羅伯特·帕克（R.E.Park）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討論基礎上，將知識分為熟識性知識（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性知識（knowledge about）。熟識性知識是指個體在親身經歷世界過程中，獲得的對環境機體調整或適應、代表長期的經驗累積的一種常識類、非系統性知識；理解性知識則是指那些已經擁有一定精確度、邏輯與概念，對事實和思想已經分類建構成的系統性知識。④在帕克的論述中，新聞作為一種公共商品，也是一種知識類型，介于前兩者之間，具有鏈接社群知識和科學知識的雙重屬性。⑤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中的知識分類與羅伯特·帕克比較相似。不過，他反思該書中所用的資料偏重于討論具有支配性的學術性知識，也就是精英分子的知識，但是較少關注通俗日常的知識。⑥實際上，伯克是依據知識的擁有者或者生產者將知識分為兩類的：學術性知識和通俗知識。他還特別辨析“資訊”和“知識”之間的區別：資訊是指相對“生的”、特定的、實際的知識，知識是指經過深思熟慮、處理過的系統化的知識，不過二者并非涇渭分明。⑦除了知識社會學之外，經濟學視角也是知識研究中常見的路徑，知識被看作一種商品，通過參與經濟生產和再分配的過程構成了“知識經濟”。

當今，線上知識形態已與傳統知識有很大不同。因此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知識流動的特殊性，還需厘清線上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新特征。新媒體使我們完成了從黃金時段到碎片時間、從固定時空到流動空間的轉變，帶來了新的傳播時空。⑧在信息超載的環境下，“今日各式各樣的知識在競相爭取我們的注意力，而每一個選擇均有其代價”⑨，知識消費空間與時間的逐步細分已經成為當前線上知識傳播的環境。不僅知識消費的方式在變，知識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中提出了知識的網絡化（the 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這一概念。他認為應當把網絡理解為可以“無邊界”容納知識的容器，網絡化的知識不再確定、固定、令人信賴，卻更加人性、透明和包容，更加多元。⑩換言之，在信息超載的時代，知識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以及知識本身都需要被重新審視和界定。

近年來這些問題已成為研究熱點。有學者分析知識付費現象，認為知識生產從公共、分享式轉變為工業化、專業化生產機制，信息獲取從碎片化轉變為依賴知識中介。?基于“眾包”內容生產的線上問答社區，體現了以開放、共享、付費為核心的線上知識傳播模式。?有學者考察線上知識傳播的社會效果，認為線上公開課以及知識社區本質上是一種積極地知識轉移與知識共享。?但也有學者指出，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雖然會使數字鴻溝逐漸縮小，但用戶的互聯網資本差異與運用差異會產生新的“紅利差異”?。線上知識傳播因信息技術和消費心理因素造成的“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效應同樣難以忽視。

崔迪系統地總結了當下媒介環境中知識的三個特征：第一是娛樂和知識性信息的混合；第二是知識生產具有很強的去中心化、去機構化的特征，“知識的合法性并非來源于任何權威的機構或專家”?，而是來自“社交網絡和同輩群體的內容生產（peer-based content production）”?；第三則是目前的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具有較高合法性和系統性的知識，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如帕克所定義的熟識性知識，即生活性、實踐性的知識。我們可進一步分析，這類知識既不由專業機構生產，甚至也未獲得公認的合法性，過去往往依托于地理環境和面對面的具身交流傳播與習得，但現在卻成為網絡知識傳播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以抖音和快手為代表的視頻社交平臺上，人們在線上交流生活、學習、旅游、購物、工作等方面的個人經驗，傳授本地知識，對他人行動產生影響。

總的來看，線上知識的傳播具有三個主要特征：首先，時空環境的碎片化使得知識本身以及知識的生產和消費都呈現出碎片與細分的特點；其次，由于網絡基礎設施和媒介素養的不同，線上知識產生“紅利差異”現象，知識鴻溝并不會簡單彌合；最后，線上知識呈現去中心化、多樣化的特點，泛生活類知識傳播也逐步興起。

本文所考察的線上“知識”，基于上述關于傳統知識的經典分類以及線上知識的新特征而界定，同時為了提供一個操作性的知識定義，本文并不討論觀念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知識，而是將知識限定在與一般信息（資訊）相區別的范疇。簡言之，線上知識指的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對受眾產生價值的信息和內容。本研究將線上知識劃分為四種類型加以考察：第一，學院知識（即理解性知識，系統性知識）；第二，付費知識（即知識經濟，作為商品的知識）；第三，泛生活類知識（即通俗知識，熟識性知識）；第四，新聞知識（鏈接型知識）。

顯然，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空間隔離又為線上知識傳播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一方面，身體的相對“固定”使許多依賴線下傳播的知識空間如學校、書店、博物館等紛紛上線，更多系統性、專業化的知識必須借助網絡完成傳收過程。因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此類具有高度系統性或專業性的知識是否可以完成“網絡化知識”的轉變？它們對具身性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不可舍棄？高質量的知識上網是否會進一步推動知識共享、縮小“紅利差異”？另一方面，空間的隔離一定意義上使人們的社會時間從碎片回歸齊整，那么早前誕生于碎片化消費環境的知識產品是否仍具有吸引力？人們消費知識的方式是否會因時間要素的改變而改變？這些新問題都值得深入考察。

二、具身與圍墻：專業知識的流動

（一）具身的重要性

傳統教育中的學院知識是具有高系統性的、理解性的知識類型，同時也是對具身性要求較高的知識類型，強調“身份在場”的重要性。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源于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它不再沿襲自笛卡爾“身心二元論”之后對意識主體的強調，而是承認作為物質基礎的身體對觀念、思想以及行為的形成產生基礎而復雜的影響。?雖然媒介的發展常常被視為“假肢”和人身體的延伸，但媒介技術發展中對圖像、聲音，甚至全息交流的追求?，意味著具身性交流在傳播中的不可替代性。學院知識對具身性的強要求體現為系統性知識在傳播中受互動性、他律性以及具體知識形式三個因素的影響。

1.互動性

具身認知指出，我們的認知行為是涉身的，認知主體通過軀體、感知器官、視覺系統對周圍環境進行體驗。?學院知識的習得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收雙方的感官調動程度，而感官的調動程度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知識傳播過程中的互動。有研究指出，學習不是孤立于個體內部的私有過程，而是在社會參與中與他人分享觀點、修正觀點，并在互動過程中加強理解的過程。?因此，在學院知識的線上傳授中，能調動更多感官的媒介，會具有更好的表現力。觀察發現，不論是直播網課還是錄播網課都強調“互動性”以還原或模擬具身性，如要求傳收雙方都打開攝像頭，討論區與講授區分割并置，以及課程中預留一定的討論時間等。

但這三種方式對具身的還原或模擬顯然不夠。首先是講授環節，傳統課堂中傳收雙方對彼此在場的“確認”是重要且自然而然的，往往通過軀體和感官加以識別。比如線下“你露出了疑惑的神情，然后他就會慢點講”（訪談記錄：XZ），同時教師也會依據學生的反饋調整講課的節奏。但是在線上，即使傳收雙方都打開了攝像頭，屏幕的限制也使雙方很難同時注意課件與人，身體的缺席使雙方在線上空間感覺到“對空言說”，沒有感官的反饋也會出現“（老師）會按照他的速度，盡可能快地把內容講了”，于是聽課“會更吃力一點，感覺效果沒有在學校好”（訪談記錄：XZ）。

其次是討論環節。令人意外的是，講授區與討論區的分割實際上削弱了身體交流中非常重要的“排他性”?。區域分割的好處在于，交流反饋信息與傳授知識可以在同一時空、同步地進行，二者互不干擾。但是，這也意味著反饋不再具有“打斷”的功能，因而喪失了身體交流中的“排他性”，反而使得傳收互動性降低了。即使不少課堂會特意安排單獨的討論時間，但由于線上討論大多以文字為主，將討論環節與講授環節分開的做法，仍類似“幽靈性”的交流，不能更好地解決身體缺席的問題。

最后，線上討論還意味互動性的固定。線下身體在場使人與人的聯系相對液態，不會限于固定的空間與時間，存在“流動”的可能。線下課堂學習，“有的課結束了你的問題可以和老師邊走邊聊”（訪談記錄：RD），這種非嚴肅的討論有時承擔著重要的功能補償，“很有效的一種補充學習的方式”“不是那么嚴謹反而能啟發你更多東西”（訪談記錄：RD）。但是線上傳收雙方在斷開連線后就立刻回到相對孤立和隔絕的狀態，使知識傳播的時間和場景要素變得“固著”了。

2.他律性

具身性還強調身體與環境的嵌入性(embedded)與交互性（interplay），即心智、身體以及環境三者的一體化。?線上直播教學過程中，在不開啟攝像頭的情況下，“雖然有老師講解的聲音，但是因為老師在視覺中的消失會弱化其存在感，感受不到老師與自己之間的交流，在聽的時候很難集中注意力”（訪談記錄：ZY）。究其原因，主要是離開線下學習場景的“慣習”后，缺少教學要素的線上空間使個體的學習狀態很難長時間保持。具身學習的根植原則（grounded principle）就揭示了學習過程的情境化因素，認為學習過程發生于一定文化環境中，受到情境因素的制約。?

傳統的教育情境，尤其是基礎教育中，紀律的施用意味著一種“懲罰”與“規訓”的權力，并且首先是以身體為對象而言的。正如?？拢∕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軍營、學校、工廠、監獄、瘋人院都是現代社會用來馴服個人身體的工具”?。按?？碌恼f法，“教育空間既像一個學習機器，又是一個監督、篩選和獎勵機器”，“規訓權力既是毫不掩飾的，又是絕對‘審慎’的”。?在線上教育情境中，紀律的施用同樣存在，諸如“攝像頭”“點名”和“后臺數據”等扮演了“規訓”手段的角色。不過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手段與線下具身性的他律性是有區別的?！埃▽W生作業沒交）平時今天就不讓你上課，或者罰站，這樣起碼有一個威懾力，現在（沒交作業）你能拿他怎么辦？”（訪談記錄：CY）

當線上來自學校的“規訓”失效以后，“規訓”的權力與責任就轉交到了學生自己與其家庭身上，“就看家長能不能管理住”（訪談記錄：CS）。但顯然自我規訓與家庭規訓是因人而異的。首先是家庭因素，小學的線上教學一般規定“課堂紀律是需要家長在旁邊，還有陪同”（訪談記錄：BM），這就使得家庭成員的關系和家庭經濟狀況的差異有造成新的“知識鴻溝”的可能。比如線上學習對電子設備的“硬需求”，數據顯示，202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間，天貓打印機成交量同比增長76%；搜索詞上，家用學生打印機同比增長16倍。?其次是個體自律，線上教學過程中身體相對“自由”，“在聽的時候很難集中注意力，經常會不自覺地拿起手機、喝水或做其他的事情”（訪談記錄：ZY）。不難發現，自我規訓能力較差的學習者，線上學習的實際效果相比線下有下滑的可能。

3.知識形式

并非所有的學院知識都可以成為網課，實踐教學的知識因其強具身性的需求，很難在線上流動，即使上網也容易陷入“名存實亡”的困境中。比如，線上體育課受到身體不在場的影響，盡管采用視頻打卡的方式上課，但是實際的運動量很難保證。線上教育過程中，體育課的“缺失”帶來了負效應，學生反映存在“鍛煉的時間不夠充足，坐一天比較累”的情況（訪談記錄：LA）。高等教育中的實踐類知識課程亦是如此。訪談對象RD有一門需要戶外行走的課，他說“在實際環境中我們能感受到許多我們無法通過語言或者圖片講述的內容”，這門課在改成以展示圖片和PPT的形式之后，“我覺得這門課已經喪失掉靈魂了”（訪談記錄：RD）。

在教育領域，人們很早就對于學院知識的線上流動抱有期待。溫伯格認為，傳統的知識機構創造了如此多的知識，不把它們全部放到網上來是“悲劇”。?MOOC被視為是推進教育民主化、知識大眾化的創新。為了適應線上注意力難以持續較長時間的特點，MOOC單節課時一般都會較線下的課時更為簡短，大多在10到15分鐘之間。同時為了增強課程的互動性，MOOC還增添了討論區。然而研究指出，目前MOOC教育的知識傳播方式也面臨一定的困境，如何增強學習體驗、提高結業率以及實現學習成果認證，仍然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傳統學院知識在線上傳播中，身體與環境的嵌入性和交互性的影響是廣泛的。訪談的教師對象均談到，針對線上教學調整了傳授的知識內容，“備課的任務是加大了”（訪談記錄：CS）；互動性的缺失使一節課需要涉及的知識點更加密集，“一個小知識點，就得上網查好多資料”（訪談記錄：CY）。對于需要討論的課堂來說，討論本身所需要的具身性使得線上教學難以操作，實際上討論課又變成了傳授課?？梢酝茢?，線上更適合傳授式的知識而非討論式的知識。但同樣需要看到，對于以獲取更多知識量為目的的學生而言，網絡授課“效率我覺得是提高了”（訪談記錄：LA）。如果僅從知識的量和傳播效率來看，學院知識的在線流動也有著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知識“圍墻”的消解

傳統意義上的專業知識大多有特定的生產和消費機構，如美術館、大學、劇院、圖書館等。溫伯格認為，諸如大學這樣的機構就是把人們放在同一個空間中發展思想，最終界定了知識的標準并讓人們相信他們對知識的定義。?也就是說，知識機構決定了知識的合法性來源與權威性。?？抡J為，這種決定性關系是因為知識的生產和運用是權力發揮作用的過程，機構可以抽象為“空間”概念，而權力只有在空間中才能夠生產知識并通過知識去發揮效能。?不難發現，當下知識的空間限定與經濟利益和權力相關。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空間隔離狀態下，往常具有現實“圍墻”的知識掙脫了空間束縛，在網上流動起來。中國知網、萬方、超星學術等專業性較強的數據庫對公眾有限放開；不少省市的圖書館、書店、劇院與網絡視頻直播平臺合作，開展免費的線上演播；北京社戲控股與嗶哩嗶哩視頻網站合作舉辦了“宅現場戲劇節”，連續一周輪播戲??；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還舉辦了多場“線上藝術生活”和“云端見面會”；一些書店、出版社聯合學者舉辦云端讀書分享會。過去需要與網絡平臺競爭生存空間的線下知識場所，在新冠肺炎期間反而更多地與網絡平臺合作，知識在網絡上的流動也更加顯著。相比于系統性的、理解性的學院知識，專業機構提供的知識雖具有一定“門檻”，但碎片化的形式更便于其流動。從用戶的角度來看，此類知識因由專業機構生產和篩選，在信息超載的傳播環境下也更易獲得青睞。

知識的線上流動并不一定以機構的消失為代價。網絡并不會摧毀所有的機構，相反，網絡也會發展出自己的機構。同時，這類網絡機構也大多追尋對所貢獻知識收費的可能性，因為這是經濟利益的基礎。?比如電子書、會員付費等知識付費產品，在線上流動中就得到了一定的經濟補償。不過即便如此，疫情隔離期間大多數知識都選擇了免費流動。整體來講，這種知識的流動顯然是暫時的，當空間隔離結束、社會恢復常態后，這些知識就會撤回到固有的空間領域中，繼續成為機構獲取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基礎。

不過，疫情隔離期間看上去“烏托邦”式的知識共享與流動是否為我們指明了線上知識傳播的未來呢？過去將知識固定于特定的空間中，造就了文學、藝術和思想上的經典和流派，但大眾難以進入這一知識空間，實際上也造成了回聲室效應?。如果知識擁抱網絡，就可能跨越地理和空間距離的障礙，知識變得更容易獲得。進一步講，互聯網上優質的、專業的知識越多，無論是否存在線上付費的“門檻”，都會在整體上提升線上知識的可靠程度和可接近性。

三、媒介的偏向：知識消費的慣習及其改變

伊尼斯（Harold Innis）認為，媒介是有偏向的?！皞髅矫浇榈男再|往往在文明中產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有利于時間觀念，或有利于空間觀念?！?從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再到網絡傳播時代，承載知識的媒介所具有的偏向性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消費知識的方式和能力。溫伯格指出，互聯網縮短了我們注意力集中的時間，知識的網絡化正在給知識的本質以及形成于書籍閱讀的長形式思考（long-form thought）?帶來根本性的變化。

（一）音頻與碎片化的知識付費

一般認為，知識付費產品（狹義的知識付費概念）誕生于信息超載和知識焦慮的社會環境中。在信息極端充裕的環境下，當求知被建立為一種規范（norm）,它就同時帶來動力和焦慮。?因此，相較于上文所論述的學院知識，知識付費的內容更加垂直，在人們的一般經驗中具有高場景度、高可操作性。?

在麥克盧漢對傳播媒介的演變劃分中,口語傳播時代人們具身性的交流使其成為一個聽覺偏向的時代。?音頻媒介因主要為口語傳播，更具人情味和貼近感，同時又不像視頻一樣需要投入更多的感官。因此，付費類知識往往以音頻的形式呈現，時長較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工具性、快餐式、碎片化的輕知識”?。其消費場景也是碎片化的，不需要人們花費太多的時間去系統性地學習，?而是出現在聽覺可以獨立于視覺或者其他身體勞動之外的場景之中。

疫情隔離期間，人們的社會時間安排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如鄭作彧指出，社會時間是一種通過對諸社會行動者的行動加以協調，使行動者彼此的行動交織，能依其意向在需要的時間點發生的行動參照機制。?由于節省了通勤的時間，缺乏具身性的在場改變了人們社會時間的參照機制，“在家的時間更加完整”（訪談記錄：LA）。但個體時間重新從碎片回歸齊整并沒有使長閱讀完全代替碎片化的知識消費。通過深度訪談發現，人們對以音頻為主要載體的知識消費并未減少，反而顯示出增加的趨勢。分析發現，諸如喜馬拉雅、蜻蜓FM、蘋果Podcast等平臺均在疫情隔離期間新增了許多播客節目。音頻形式的知識既耗費較少的注意力，同時效果也不錯，“我可以聽到相對時新的（信息），比起自己去混雜地獲取，這些知識還經過高效高質的講解”（訪談記錄：ZY）。但使用者仍然會以一種碎片化和隨意的方式收聽互聯網音頻，如從過去“回家的路上”變為了“和媽媽一起做運動的時候聽”（訪談記錄：ZY），或者“看書也好，打游戲好，我就把它在那邊像背景音一樣放著，反而會舒服很多”（訪談記錄：RD）。

使用者對待互聯網音頻媒介中知識的態度是隨意的，對獲得知識的預期值較低，只是消費場景仍然是碎片化和伴隨式的。在疫情隔離期間，知識付費行為一定程度上同樣受限于音頻媒介的特性，即“知識的密集度沒那么高”（訪談記錄：RD）。因此，使用者更像是一種“游牧”的姿態，“聽到感興趣的會在手機上記下來幾個字、幾句話”（訪談記錄：ZY），但是“如果錯過了，我就會覺得錯過就錯過了吧”（訪談記錄：RD）。

一項針對得到、英語流利說、知乎、喜馬拉雅等知識付費平臺用戶的調查顯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2月），有63.1%的中國用戶（在線學習用戶）購買過知識付費產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音頻媒介為載體的付費類知識消費的增多，并不一定代表知識付費產品的流動增多。訪談發現，對于那些以前使用過知識付費產品而后來又放棄的用戶來說，疫情隔離期間新增的收聽習慣更多是免費的內容。原因在于，切割的碎片化的知識信息量并不像系統知識那么密集，伴隨式的消費場景又導致在知識獲取上信息量的再一次削弱，因此就容易出現“付了快200買了一個年度會員，就是想上面的好多可以讀，但是一年過去了，我好像也就真的看過了一兩本書……我覺得那就太不值了，就還不如我直接去買書”（訪談記錄：XY）的狀況。此外，目前知識付費平臺質量的不穩定以及付費環境尚未完全成熟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梢酝茰y，當非常態的“時空環境”回歸常態時，付費類知識的流動仍然取決于提供的知識質量，線上的知識經濟如何實現“機構化”，樹立起權威性和合法性仍然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二）在線書籍知識傳播

疫情期間，源于書籍媒介形成的長形式思考和系統性知識的獲取出現了增長。這反映了知識消費習慣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聯?！段⑿艖稹耙摺睌祿蟾妗凤@示，疫情期間微信讀書用戶閱讀量提升，每百人比上個月平均多讀110本書。?其主題集中于醫療和疫情相關的知識，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護》《鼠疫》《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等。

受訪者同樣表示居家時間增加后，“在家太無聊了，之前看到有同學在用微信讀書，就試了一下”，“自己的閱讀量極大地增加了”（訪談記錄：XZ）。線上讀書App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物流停滯和圖書館等場所關閉所帶來的紙質書的“稀缺”，使系統性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易得。

實際上，系統性閱讀更多作為對抗碎片化信息的一種方式出現。疫情隔離期間，由于網上流動的信息量增多，尤其是與疫情相關的醫學健康類新聞，以非常碎片化的形態充斥網絡，“牽扯出來的方面太多了，不是一個系統的、有框架有邏輯的事”（訪談記錄：RD）。在個體時間相對完整的情況下，系統性閱讀可以幫助抵抗碎片知識的煩惱，“看書，好像是為了把這個碎片化的東西裝到哪去那種感覺，把它拼湊一下”（訪談記錄：XZ）。

總之，疫情期間的空間隔離使個體碎片化的時間重歸齊整，碎片化場景的消失一方面并沒有使碎片化的知識消費減少，另一方面使得系統化的知識獲取行為增多?？雌饋?，每一種形式都加強了與自己“忠實用戶”之間的聯系，但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變節者”，仍需要依靠翔實的實證數據來分析。

四、權威知識節點：作為知識的疫情新聞信息

從知識流動的角度，作為知識的疫情新聞信息是豐富且傾向于均勻的。知識溝理論指出，當某些事件引發媒體大量報道的時候，媒介環境中相關的信息就會急劇豐富而接近飽和的狀態，知識溝減少甚至彌合而出現“天花板效應”（the ceiling effect）。但是，網上信息的過度飽和也可能使信息的可信度降低，信息在快速流動的同時，“無形狀的知識反映了知識的更新，但卻以消弭了中央權威為代價”?。知識與噪音混雜在一起，加之知識的“未決性”特征，有價值的知識反而更難獲得了。

為了應對上述知識危機，傳統新聞媒體機構拆掉了“知識”的圍墻，為知識的進一步流動“減負”。如《財新》限時取消了付費墻，使高質量的疫情報道更易得。此外，傳統新聞媒體也在積極尋找網上流動的新途徑，如央視新聞不僅在傳統的電視媒介中滾動播放，更重要的是跨平臺分享信息，24小時不間斷直播，讓疫情相關的新聞知識充分流動起來。就網絡化的、不再擁有邊界的知識而言，權威機構仍然是一個“停止點”，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停止點”的話，我們就無法到達任何地方，?新聞知識就無法得以確證。

除了傳統的新聞媒體，知識類平臺也開始與傳統的知識機構合作。前者提供知識流動的渠道和接入口，后者提供知識的權威和合法性來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相應的防疫知識。比如，得到App與人民衛生出版社、天津出版傳媒集團等合作，出版了疫情防護電子書。?

在以上兩個條件的共同作用下，與疫情相關的權威性知識在網絡中呈現出一種相對均勻的狀態。在線上流動過程中，這些知識也嵌入討論和協商的網絡體系中，以不同的形態存在于不同的網絡平臺上，以節點的形態與彼此鏈接，在多元的媒介形態和渠道中與使用者保持“觸手可及”的距離。

較為均勻流動的除了疫情相關的新聞知識，還有泛知識，也即前文所述的第三種知識類型—“熟識性知識”。疫情期間的空間隔離政策使公眾經歷著彼此類似的生活環境，空間環境的相似以及生活時間節奏的同步，一定程度上使生活類、本地化知識的分享有了更廣泛的傳播可能。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以及淘寶、小紅書等購物平臺上，廣泛流動著諸如“電飯煲蛋糕”等日常生活的熟識性知識，這也成為疫情期間一種很有意思的傳播現象。

五、結論與討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空間隔離的時空環境下，知識在線上的流動是暫時的、非常態的，但卻提供了一塊特殊的考察“田野”。我們也得以更深入地考察線上知識是如何流動、人們獲得的信息呈現何種形態以及線上知識傳播之于個體與社會的意義等問題。研究初步發現，線上知識的流動呈現如下面貌與特點：

第一，對專業的、系統的、理解性的學院知識類型而言，尤其在義務教育階段，具身性傳播仍不可或缺。具身性可以保證知識傳收過程中的互動性、他律性和不同知識類型的實現，保障知識傳播的有效性。同樣，線上教學更適合傳授式的知識而非討論式的知識，規訓權力和責任從學校向家庭轉移容易導致新的知識鴻溝的出現。對于由專業知識機構所生產的知識而言，空間性是知識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來源，然而疫情這一特殊時期的線上實踐，讓我們有理由想象一個更加開放的、知識共享的未來。

第二，媒介的偏向決定了知識如何選擇流動時的媒介載體，但是“游牧”式獲取碎片化知識或已成為知識消費的“慣習”，短時間內的時空變化并不會引發知識消費的結構性變化。一定程度上講，系統化的知識習得仍是我們抵抗信息超載與知識危機的重要方式。

第三，知識的重要程度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在網絡中的分布狀態，相對重要的知識即使在區隔的網絡空間中也會均勻地流動。同時，即使知識的網絡化使知識的權威性和合法性減弱，網絡中依舊會形成新的權威性知識節點，成為人們在網絡化知識中的“?？奎c”，知識得以被確證，并為個體的行動提供意義。

空間隔離改變了知識生產和消費的空間，間接地影響了個體的社會時間，但是每一位用戶、知識生產者、知識生產機構、知識的媒介載體以及所有的知識都可以被視作“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中的行動者。在這張巨大的網中，“任何既定的社會現實都是一系列復雜關系互動的產物”?。但顯然，完全拋棄經濟利益和由權力帶來的知識權威性與合法性是不現實的，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這些“圍墻”作為網絡知識之海中?？康摹肮濣c”。然而應看到，雖然知識的流動擺脫不了知識權力和知識經濟的“枷鎖”，但在一個優質信息越多的網絡環境中，知識的整體質量就會越高，知識也更易得，我們就更可能走向知識而不是走向無知。

注釋：

① 庫茲奈特.如何研究網絡人群和社區：網絡民族志方法實踐指導[M].葉韋明,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71-73.

② 孫明哲.后期維特根斯坦與知識的社會性—論D.布魯爾對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社會學解讀[J].世界哲學,2019(05)：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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