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與方法：知識社會學對出版史學科構建的啟示

◎ 范繼忠

縱觀近20年來我國出版史研究課題的命名和實際研究情況，①“出版史”概念客觀上正取代“編輯出版史”概念成為研究出版活動歷史的特定學術領域，這無疑是出版史學科獨立發展至關重要的邏輯基礎。出版史研究范式屬于較典型的史學研究范式，②“主要從歷史學的角度考察出版活動，注重對史料的收集、整理與論證”③。本文從知識社會學角度探討出版史核心概念和方法，其理論前提是歷史學作為時間之學、敘事之學、人文之學④的學科特質，及以原始史料、考證方法為基礎的學科原則。

一、問題提出：出版史學科發展中的結構性欠缺

出版史學術傳承和出版活動的復雜性，決定了出版史學科構建的難度。因植根于漢代以來相繼產生、成熟的目錄學、版本學、?？睂W，及書目、書話、畫譜、箋譜、碑拓集等文本的編撰傳統，中國出版史研究被公認為出版學科成果中最厚重的部分。古代史學、經學、目錄學、?？睂W諸學范式早熟，兼之當代出版學科整體涵蓋廣泛、客觀上“重術輕學”⑤的特點，使出版史研究成果較之相近領域研究，呈現出方法新舊交錯、語境參差不齊的明顯特征。

出版史的學科共識和結構整合在21世紀前尚未有實質性突破。20世紀80年代后，“公共領域”“市民社會”“文化資本”等名詞⑥頻繁出現于歷史學研究話語中，史學整體上的闡釋模式更趨社會科學化，出版史研究卻相對滯后，誠如汪家熔先生所言，2000年時仍“處于低谷”狀態：“凡以‘中國出版史’為題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脫其窠臼……這類叫作出版史的，將書和出版混淆成一件事，書和文字載體也被混淆為一件事，中文中的‘出版’和英語中的publication被混淆為等值?！雹咄粝壬沂敬藛栴}甚為犀利，可概括為幾點。其一，“書史”“印刷史”與“出版史”不做區分，將知識作為公共產品擴散過程的“出版”，與作為知識載體的“書”及作為知識復制技術的“印刷”混淆；其二，將文字載體與“出版物”概念等同，有骨書、石書、銅書之謂；其三，出版史與思想史、文學史、科學史等研究領域界限模糊，出版史概念中的“出版”特質未見凸顯；其四，偏重個案、古代出版及1949年前“革命、進步的出版研究”⑧，出版史研究的領域和文化偏向明顯，結構極不平衡。據對范軍教授《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1978-2009）》基本資料的再統計，1978—2009年間，中國大陸共面世出版史研究著述（不含純史料類和港臺成果）約2 862種，其中“出版史志類”651種、“編輯史類”87種、“書刊文化史類”455種、“發行史·藏書史類”152種、“印刷史類”119種、“版本史·文獻學類”377種、“出版人物類”176種、“外國出版文化史論著及相關資料”328種，而新聞傳播史類著述總共約出版517種。⑨其中“書刊文化史類”、新聞傳播史類著述成果較具理論性，只占約34%；其他類成果約占66%，其中“發行史·藏書史類”“印刷史類”“版本史·文獻學類”“出版人物類”成果中的史料和闡釋間雜難分現象普遍，“版本史”“文獻學”則有相對獨立的研究范式，出版史研究的整體學術含量顯然不足。

近20年的出版史研究理論和方法進步顯著，但呈現出多點并進的特征，缺乏凝練與集中。20世紀90年代末史學“規范化”與“本土化”關系大討論，⑩使史學界“規范化”訴求愈益熱烈。這種理論訴求與出版業態的快速轉型，政府、學會和期刊的整體助推，及一批經過良好學術訓練的中青年學人進入研究領域等因素形成合力，使出版史研究呈現出空前活力。有論者概括，21世紀頭10年“革命史與社會史的研究范式平分秋色”，近10年則革命史、社會史和現代化范式“并駕齊驅”?，新革命史范式、媒介生態環境范式摻雜其間，同時新媒介技術衍生出新研究方向、計量史學方法的運用和多學科交融也成為常態?！半m然大部分出版史著述仍聚焦在出版產業本身，但從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心靈史、傳播史等多學科多維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日漸增多”；出版物在文本分析、思想呈現上的優勢，又使“出版史似乎變成了一個‘時髦’的學科”?，吸納文學史、傳播史、思想史、翻譯史等領域學者以各自學科視角進入，不但使得出版史研究本身更為豐富和立體，且帶動了出版學界對“出版”“出版學”概念，甚至出版教育愈益深入的討論。因社會學強調考察研究對象的“關系”和“結構”，與出版史的跨學科、跨時代特征相互呼應，經典社會學及文化社會學、媒介社會學理論，西方書籍史、媒介史研究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認同度較高，邏輯上也更易自洽。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國外出版史的拓展尤其體現了社會史理念和方法的滲透，甚至衍生出深具理論原創價值的“出版生活史”?方向。

客觀地看，出版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熱，尚遠未改變學科的結構性缺陷。其一，新方法引入多以具體研究對象為指向，多科異質，缺乏系統性。如近代出版企業、出版制度研究多直接運用現代企業管理和理論經濟學理論，書籍研究借鑒西方書籍史范式探研，與期刊史、制度史、機構史、編輯史等傳統出版史的重要領地尚未有機整合，社會學、傳播學理論在出版史分析中多集中于局部、片段現象。各主要社會學科理論圍繞出版的理論通約性概念闕如。其二，出版通史、斷代史、地方史等整體史的編撰，如多卷本的《中國出版通史》《中國期刊史》等仍主要采用傳統史論結合、豎排橫寫的大編年史式結構法，且存在各時期“論”法各異情況，整體構建相對缺位。其三，缺乏對傳統目錄學、?？睂W、版本學及考證法在方法論層面的有機整合；強調“中外分敘”和歷史時段特殊性，弱于“打通作并置和比較研究”?。以上諸問題的關鍵癥結在于：出版史學仍未對學科核心概念和主體研究對象做出準確、統一的認定。

二、出版史學科概念梳理對知識社會學知識論的借鑒

只有厘清出版史的學科核心概念和主體研究對象，出版史的學科譜系才能逐漸顯現，進而學科體系的構架、學科方法的凝練才能夠在一個明晰、理性的基礎上推進。學科的外在形式表現為不同層級知識的集合體，辨清出版史龐大知識系統的本質特征，需要在相關社會科學中尋找一種以知識、信息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且有豐富研究案例和成熟學科框架的學科理論工具。知識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族中涵蓋性最強的分支之一，“知識”是其研究內核；而著重“關系”和“歷史歸因”考察的社會學基本方法又與出版史研究的主旨相合。因而，以知識社會學的知識論（即認識論。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通常由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部分組成）作為起點考察出版史的核心概念，是邏輯的必然，也是最可能找到出版史通約概念的途徑。

知識社會學中的“知識”概念，涵蓋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知識，強調其觀念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知識社會學是關于知識生產、演變和傳布的社會學，屬于文化社會學的下位學科；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下位學科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從知識社會學開端期的馬克思、孔德和涂爾干，到20世紀初學科初構期的舍勒、曼海姆，再到20世紀末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建構主義學者，其對“知識”概念的解釋框架都是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各種“觀念”“思想”的集合。舍勒曾明確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群體的‘精神’。它追溯知識從社會最高層（精英所具有的知識）向下擴散所經歷的各種法則和節律，以發現知識本身如何在各社會群體和社會層次之間及時分布以及社會如何調控這種知識分布過程：部分通過諸如學校和出版社這樣的傳播知識的機構，部分通過諸如秘密會社、教廷禁書目錄、審查制度以及禁律這樣的—禁止特定的社會等級、社會階層或者階級獲得某些知識—限制過程，來調控這種過程?！?舍勒知識理論以其濃厚的先驗和精神特征，被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稱為“觀念社會學”?。而彼得·伯克自己對“知識”的解釋，則曾借用列維-斯特勞斯“信息可以看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識是經過烹調的食物”的比喻，認為知識是經過人腦“確認、批評、測量、比較和系統化”?等一系列加工的信息。

出版學界對于出版史理論框架、研究對象探討的實際邏輯核心為“知識”概念。對出版史本質意義的追索，與出版史研究進展和對出版的詮釋相輔相成，較具代表性的觀點（以觀點發布時間為序）主要有四種。第一，肖東發教授的十個方面論?，將出版史主要研究對象概括為歷史文化背景、出版業概貌、出版管理與出版機構、出版地區、出版人物和社團、重要出版物、形式制度和裝幀設計、流通與經營、中外出版交流、總體特點的分析及影響。第二，劉光裕教授的書籍傳播說，即確定出版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以公眾傳播為宗旨，以作者為起點、讀者為終點的書籍傳播”?，其解說的理論嚴密度在偏于傳統的出版史觀中最具代表性。與其相似的還有于翠玲教授的出版史“書版”?中心說。第三，萬安倫教授的四大維度說，認為出版載體、出版符號、出版技術、出版活動及成就既是出版學科研究的范圍和對象，也是出版學科與其他學科得以區分的理論外延和學術邊界。結合其出版學科結構“三原一方”?說，出版史研究對象意指以上四大維度的歷史發展和演變。第四，李頻教授的四維主體圖像說?，即出版人、出版行為、出版物、出版效果四者及其互相之間構成的緊密邏輯鏈，合成出版史發展的主體圖像。以上關于出版史對象和范圍的討論，大致呈現出從出版史社會活動論，到出版史書籍中心論，再到出版史要素論，最后到出版史整體建構論的認識線路，客觀反映了學科方法論意識逐漸滲透出版史研究的邏輯進程。探析此鏈條的內在線索，可見出版史概念闡釋中最突出的理論通約概念，當是隱含于“出版”活動各種現象背后的“知識”概念?！爸R”是一種按照特定標準、經過系統加工的信息，而非強調人之獲得性的認識，也非偏重大眾性的單純信息，與相對自然物存在的文化也不對等。承載和傳播這些系統信息的核心載體即嚴格意義上的書籍。

據此，出版史學的概念可概括為：研究人類歷史上圍繞系統信息（知識）的出版活動，即知識的生產、加工、編輯、組織、復制、傳播、接受、管理、效果評價等環節而展開的一系列文化行為，及各環節、行為間相互關系的專門史學科。出版史學科在堅持史料價值、考證方法的歷史學基本原則前提下，將社會學及知識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分支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作為學科主體理論及方法。

在相似的“知識”概念基礎上，知識社會學的建構論意識、人文傾向對出版史研究的實用性走向有糾偏意義。舍勒將宗教知識（拯救或救贖的知識）、形而上學知識（關于文化的知識）、實證知識（實用知識或者關于控制自然界的知識）三類知識稱為“基本知識”（也稱“高級知識”）?，前兩者大致與現代學科中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對應；實證知識則與現代學科中的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及一部分較為依賴實驗和數學運算的社會科學門類知識對應。這些知識作為社會得以運行的基礎及必要的知識組成，在近現代社會中主要以公開出版物（書籍、部分報刊、多媒體出版物）為載體流通、收藏并實現其至關重要的“擴散”?目的。出版物傳播知識的組織性、穩定性、標準性，使其天然具備建制化傳播的特征，通過各級教育機構、公共圖書館、學術組織（及教會）、網絡平臺等實現其意識形態建設、知識普及和文化教化功能。

基于對“知識”認識的同質性，出版史學可合理借鑒知識社會學的“建構論立場”?，及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的闡釋回歸社會文化的傾向，著重追尋出版現象的歷史根源和價值意義。首先，改進出版史范式中以平面敘史為主的傳統。與個案和主題研究相比，通史類出版史的研究、撰寫在方法意識上相對滯后，仍以相對簡單的“史”“論”各半、偏向政治史框架的特點，如中國近現代出版史部分頻繁使用“維新”“洋務”“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關鍵詞，將史事按照時間順序平行平面大排列。只有追索特定時代知識生產、傳播本身的獨立線索，在整體敘史結構中強化出版事項間“關系”的深度聚焦和追因意識，方是解決此問題的突破口。其次，改變淡化思辨、弱于闡釋的敘史模式。一些冠以圖書史、編輯史、報刊史、出版發展史類名稱的出版史成果，或刻意追求史志式寫法，缺少思辨性甄別評判；或結構上形似編年史體或紀事本末體，但是貫穿其中的歷史觀甚為模糊。只有直接掌握以社會學方法為主，包括文化研究、書籍史、心理學、文學、符號學等有效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方能突出“問題性”，給予出版史敘事真正的思想力量。彼得·伯克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了著作《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其第三章題名為“核心概念”，其中列出19組為歷史學提供的社會科學概念，至今仍是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參考。伯克19組概念中“社會流動和社會區分”“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消費和交換”“心態、意識形態、話語”“交流和接受”“口述和書寫”等概念組，對出版史切入問題、引入理論闡釋工具具有直接參考價值。

三、出版史研究對知識社會學方法的多維參照

知識社會學在理論結構、方法意識和知識社會史研究三個方面，可為出版史學科提供有益的經驗。

知識社會學的精神高度和人文目標，隱示著出版史學思想面向的拓展空間。出版史與學術性、思想性和實證性知識的天然聯系，類似知識社會學與觀念、精神、文化和邏輯規則密切勾連情形。略考出版史的學術研究史可知，在出版史研究中，受出版行業的“產業”定位和出版學科的實踐實用傾向影響，出版史研究弱于哲學思考層面的自我辨認和反思，缺少立論高敞、論證嚴密的真正思辨意義上的出版思想史、出版文化史、出版產業批判史、閱讀文化史等開拓學科思想格局的研究成果。而知識社會學在展開對知識現象個案、知識類型、知識共同體等具體研究的同時，對知識價值、知識的發生發育機制、知識特性等也形成一個持續的研究傳統，如舍勒、曼海姆、?？氯粚χR社會學理論做出關鍵貢獻的學者，同時也以其在現象學、意識形態理論和后現代哲學方面的研究而兼具思想家身份。曼海姆首先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提出的“純粹的經驗調查研究”，強調“超然的視角”“關聯論”和“特殊化”?幾個研究原則，確立了知識社會學研究的三個典范性步驟，即知識分析的基本社會學范式。而他關于認識偏見的根源、心理或非理性因素對知識的滲透、反對先在真理論和夸大數學知識及純思辨活動等理論創見，在大膽解構西方古典認識論的同時，其對知識生產路徑、知識類型的判別，至今仍是社會學、科學史、哲學史等學科跨不過的認識節點。

受知識演化邏輯支配的出版史學術實踐，也正在凸顯人文性、思辨性的發展路向。2020年初，出版學人發出“出版史首先應該是出版思想史”?的呼聲，這既是出版學科發展的必然認識邏輯，也是出版史學人對學科結構性缺失的自我省思，同時也標志著出版史學科主體意識的強化。如果將出版史學科看作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出版思想史的角色，便類似于亞里士多德對其知識系統中“形而上學”（第一哲學或本體論）的定位，主要對出版史乃至出版活動做基本價值辨析和哲學闡釋。出版思想史不僅僅是出版史、出版學的基礎理論，對于當代出版實踐，亦可成為直接的思想導引力量。其一，構筑評判知識的價值體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工具主要為哲學、文化學、符號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理論，這些理論的精細分析方法，在包容量化研究的同時，更擅長從語言、心理、情感層面觀察知識傳播中人、社會和經濟的復雜關系，有助于從認識本源處解決出版業復雜業態和環境間的價值沖突；從西方自然法、傳統儒家倫理、現代法理系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系統等層面綜合評判知識生產、知識分配、知識管理，改變多媒體時代權力、技術、媒介不斷侵蝕理性空間的問題。其二，為知識生產提供哲學和文明史層面的宏觀指導。系統化信息(即知識）的生產，在出版實踐中作“內容生產”的提法成為多數出版人的共識，知識的生產在人類學、文明史和哲學尺度上的高位認識非常必要。歷史學即是未來學，只有相對抽離于知識市場、知識利潤、傳播技術或局部關系的出版思想史研究，才能理清以知識為核心的出版業未來方向、可能陷阱和自我認知的迷霧，消解和抵御“娛樂至死”、知識無限碎片化的文明逆流。其三，提煉出版史不同領域研究的精華，為當代知識傳播提供可行經驗。知識的傳播有內在規律可循，出版史上的零散經驗，如書籍的控制、地方性知識傳播傳統、知識人角色、社會文明度與知識管理關系等問題，可經由出版思想史的概念化再提煉，給當代知識傳播以直接啟示。

知識社會學的開放結構及成果為出版史學樹立學術標桿。出版史學科的跨學科跨領域特點和歷史積淀，在進入21世紀后，呈現出厚積薄發、兼收并蓄的文化氣派，但其他學科方法與出版史結合的合理性、自洽性，及出版史與相關學科研究在理論、方法上的雙向融合度都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如“在文化史研究中很少重視對出版史及出版在文化史中的作用的研究分析，而在出版史研究中則較少涉及廣義的文化，沒有將社會觀念、社會思潮和社會心理（社會心態）等心靈史納入研究視野”?，即是比較典型的一種；而借用西方狹義文化史研究范式、媒介環境學派理論和書籍史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出版史問題，也明顯存在語境隔閡和內化問題。但正如有學者論及西方書籍史方法意義時所言：“因此理清西方書史與中國圖書史、出版史和印刷史等的關系，既是深化西方書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最終能夠實現‘西為中用’的前提條件?！?開放外向的學科結構，是激發出版史研究內在活力的必要途徑，知識社會學也為此提供了正向例證。知識社會學的學術史即是一部學科批判和理論重構史，舍勒的學科構想便是在批判馬克思和孔德的理論、汲取同時代各領域學者思想中完成的。20世紀60年代后，“知識社會學復興的主要刺激來自于社會學之外”?，列維-斯特勞斯以“野性思維”、庫恩以“范式革命”、?？乱浴翱脊艑W”“譜系學”等新概念參與知識史的研究，激發了知識社會學本身的思想潛能。

知識社會史敘事結構及對象選擇在出版史研究中的移用。在彼得·伯克的系列文化史論著中，集中探討西方近代早期知識史的《知識社會史》，雖論證較松散、史料有待充實，但在闡釋框架上卓有建樹。伯克自陳這部論著是廣義的社會史，“這個詞如同一把傘一樣，覆蓋了經濟史、政治史以及狹義上的社會史”?。伯克以知識的“表達”“建立”“定位”“分類”“掌控”“銷售”“獲取”?為角度，對西歐近代史特有的迭代知識人、大學與教會、出版機構、百科全書、圖書館及博物館等眾多文化事項做出全新的歷史構建，使同樣的歷史元素呈現出不同于傳統的科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闡釋張力。這種對“知識現象”分類—歸類—關系闡釋—歷史歸因的歷史建構方法，對出版史研究的拓展有直接借鑒價值。中國文化的歷時性、多元性、連續性都比西方文化更突出，使得承載眾多文化因素的出版史擁有巨大信息量，單一的科學史、文學史、政治史研究方法，都難以客觀完整地表達以“知識”為核心的出版史敘事。約在21世紀頭10年之前，出版發展史式的教材敘事文本，各知識板塊之間的“黏性”往往較差，板塊之間不同歷史時期語境互不統一。如出版史傳統中具有明確研究對象和知識體系的目錄學?、?？睂W?、版本學知識，因為與出版發展史的核心詞“出版發展”缺少邏輯紐帶，遂在教材中語焉不詳，成為近于“失語”或游離于主流知識線索的模糊地帶。按照知識社會史的結構方法，在中國出版史“古代知識的學術研究”大目下，目錄學可表述為“古代知識的分類”，版本學可歸于“古代知識的復制”，?？睂W可表述為“古代知識的標準”，構筑起一個相對而言邏輯更清晰、話語更連貫的內容板塊。其他諸如出版人、出版制度、藏書史、文字史等古代知識板塊的同樣情況，在知識社會史結構模式中皆可找到更為合理的表述。近年出版史學界在重寫出版通史教材的敘事結構、理論體系和史料輔讀方面，都卓有成效；但全方位整合出版史教材，仍需要方法意識在主題、個案研究上的累積和不斷滲透。

伯克把知識社會史研究也稱為“知識的歷史社會學”“知識的歷史生態研究”，或“知識文明史”。?伯克強調歷史哲學、文化生態學、人類學的觀察角度，繼之提出更為獨特的知識史敘事空間，如知識的“建構”和“制造”，知識擁有者實用的、地方性的或日常性的知識，微觀社會學角度的小群體、小圈子、關系網或“認識論共同體”，知識的性別和地理研究?，以及源于發展經濟學的“中心與邊緣”?等研究角度。伯克在開始寫作這部《知識社會史》前，聲明其目標“‘基本上是但又并不完全是一個歐洲近代早期的歷史’，試圖探討知識的創造和知識的組織，哪些人在哪些地方以及用什么方式接受這些知識，這些知識又如何被人們使用，等等……這些研究不是純計量性質的”?。顯而易見，在伯克的知識社會史“知識”空間結構性擴展前提下，知識社會史會相應衍生出知識政治史、知識性別史、知識人類學史、知識地理史等方向。

因與知識社會史“知識”概念的內在連接和同構化，出版史研究可從知識再闡釋，地方知識和日常知識，圍繞意見、思想、審美或性別、地理因素而形成的豐富群類知識，構建不同層級和內容的出版史闡釋體系。對中國出版史研究而言，這首先意味著可將以往常在政治史框架、“事業史”框架中被遮蔽簡化的出版人共同體知識，?？睂W、版本目錄之學、藏書史知識，出版生活史知識，出版文化叢?知識，民族語言出版知識等板塊，納入大出版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和研究中心，而不再將其作為出版史的過渡性和邊緣性內容。另一方面，新的出版史敘事體系將對傳統出版史范式中的內容或繼承或重構。除了以社會科學理論重新闡釋出版史研究對象外，從知識建構論角度看，對“出版事業史”“出版發展史”敘史模式本身的成因、貢獻、局限、價值，做知識史和思想史的尋因研究，屬于傳統出版史知識“再構建”而衍生的創新知識部分。

從19到21世紀，經蘭克學派、“新史學”、年鑒學派和新文化史潮流的迭次洗禮，歷史學對相關社會科學理論的借鑒、內化已經成為學術常態，如果抽離被彼得·伯克統稱為“社會理論”?(Social Heory)的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歷史學家將不僅無法很好地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看法，甚至也難以對歷史進行認真的思考”。史學對社會科學的借鑒，“是把概念中所蘊藏的豐富意涵和理論前提融入史學研究，甚至內化為歷史學家觀察、分析、解釋歷史現象的一種‘前知識’(pre-knowledge)或‘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本文探討知識社會學對出版史學科構建的啟示，即是對前者作為出版歷史研究的概念源、“前知識”和“支援背景”的具體闡釋，欲為出版史學科拓展尋求一種新可能。不成體系，旨在拋磚引玉。

注釋：

① 秦升澤,吳平.1978—2018 年編輯出版史研究的特征與趨勢[J].中國編輯,2019(3)：26-34；王立平,諶磊.出版史研究的現狀與趨勢—基于近20 年出版史博士學位論文的統計與分析[J].出版科學,2019,27(4)：117-123.

② 伊安·哈金介紹了庫恩對“范式”概念的關鍵解釋：“范式”一詞有“綜合的”“局部的”兩種用法，局部的用法專指“作為標準案例的這一種意義”。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版）[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導讀12.

③ 吳赟,閆薇.出版學往何處去—出版理論研究的范式危機與革新路徑分析[J].出版發行研究,2019(3)：15.

④? 李里峰.從社會科學拯救歷史—關于歷史學學科特質的再思考[J].江海學刊,2014(6)：158,159.

⑤? ?萬安倫,曹晶晶,曹繼華.對出版學科理論邏輯和結構范式的思考[J].出版發行研究,2018(4)：20,24,21-24.

⑥⑩ 楊念群.糾葛于若干對立概念之間的歷史學[M]//蘇力,陳春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464,461.

⑦⑧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J].編輯之友,2000(3)：61.

⑨ 以上數據統計依據的具體書目資料，參見：范軍.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1978-2009）[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1-504.

? 王雪蓮,郭致杰.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新聞出版史研究范式變遷與創新[J].中國出版,2019(14)：35-39.

?? 肖東發,張文彥.對話錄：21世紀以來中國出版史研究進展及趨勢[J].中國出版史研究,2015(1)：15,13.

? 范軍,歐陽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域[J].中國出版史研究,2017(2)：60.

?? ?舍勒.知識社會學問題[M].艾彥,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69-70,74,70.

????伯克.知識社會史（上）[M].汪一帆,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5,7,19-224,導言9-10.

???伯克.知識社會史（下）[M].汪一帆,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導言,5,4-5.

? 劉光裕.中國出版史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關于編撰中國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J].中國編輯研究,200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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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萬里.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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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鵬飛,李貝貝.別處的風景：中國學術視野中的西方書史理論[J].中國出版史研究,2016(1)：62

? 胡適認為中國古代?？睂W萌芽可見于《呂氏春秋》，在17世紀達到成就高峰。陳垣.?？睂W釋例·元典章校補釋例序[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1-14.

? 來新夏認為，古典目錄學“以學術研究為基礎，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操作，因而使這門學科從一開始便具有強烈的學術賦性，從而吸引了各個時代的若干極負盛名的學者投身于這一事業,使古典目錄學獲得正常發展而形成一門專學”。來新夏.古典目錄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3：432.

???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M].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90,中譯本前言8,前言2.

? “文化叢”是文化社會學的重要概念，“文化叢是在一定時間、空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質叢體，它也是研究文化特質的一個單位”。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