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視角下貧困地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能力脫貧實現路徑探析
——基于陜南秦巴山區農戶家庭的調查數據

段塔麗， 李玉磊， 王 蓉， 任 靈

(陜西師范大學 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19)

一、問題的提出

貧困是人類共同的敵人。長期以來，貧困問題一直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改革開放40 年來，我國政府著力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工作，使眾多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降至2019年末的0.6%[1]。隨著絕對貧困人口的減少，中國的貧困已不再是因制度和政策的缺失等帶有普遍性因素所導致的“面上”貧困, 取而代之的是因區域環境、生產條件以及人口素質等差異因素所導致的“點上”貧困[2]。相關研究表明，進入21世紀以后，絕對貧困已不再是我國反貧困的唯一目標，反之，因病致貧、因災致貧和因病返貧等各種原因所導致的相對貧困問題日益凸顯。已有的“救濟式”扶貧和“開發式”扶貧難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這就迫切要求我們轉變以往那套“救濟式”扶貧的工作模式,向以增強人的能力為核心的“能力扶貧”模式轉變。

秦巴山區地跨陜、甘、川、渝、鄂、豫5省1市，是國務院劃定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其主體部分位于秦嶺以南、大巴山以北的陜西省南部地區(俗稱“陜南”地區)。共有76個特困縣，占全國680個特困縣的11.03%，特困人口達302.5萬人[3]，扶貧攻堅任務十分艱巨。而這其中，作為陜南秦巴山區農村貧困人口主體的女性人口的脫貧問題更值得關注。盡管自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以來，中國扶貧開發項目日益關注婦女貧困問題，但不可否認，在我國，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由于受傳統文化、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近20年來，中國貧困人口已出現了“貧困女性化”趨勢(1)全國婦聯、國家統計局2000年發布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報告數據》印證了這一點: 在中國，農村婦女從事純農業勞動的比例為82.1%, 比男性高17.4個百分點; 而其中從事農林牧漁等副業的女性在1999年的年均收入為2 368.7元, 遠遠低于國家規定的貧困線標準。不僅如此，農村婦女從事非農業經營等非農職業獲得的報酬占總收入的13%, 與男性相比低了9.6個百分點。。不僅如此，女性貧困程度較男性更為嚴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正如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份關于《2009年婦女就業世界趨勢》報告中所指出的，“雖然參加工作的婦女人數增多,但女性勞動者比男性更易獲得低收入工作。女性的就業率低，控制的財產和資源少，更多地從事收入低的非正式工作，獲得的社會保障少，這些因素都使得女性在危機面前處于比男性更不利的地位”。國內有關學者也指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條件下，無論從收入和消費的維度，還是從非收入和消費的維度衡量，以及從多維度衡量，貧困女性化都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參見李小云、張瑤《貧困女性化與女性貧困化：實證基礎與理論悖論》一文(載《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第1期)。。加之女性在健康、受教育、就業以及社會參與等方面較男性皆處于一個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遭遇離異、喪偶或家中男性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更易陷入貧困泥沼而難以自拔[4]1。因此，關注貧困婦女，特別是農村女性戶主家庭這一貧困女性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是貫徹落實黨中央精準扶貧戰略以及《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的重要切入點。

本文以陜南秦巴山區的漢中、安康和商洛3個地級市3個縣6個貧困村隨機抽樣調查所獲取的337份問卷調查資料和21份入戶訪談資料為依據，從精準扶貧政策視角出發，運用社會性別分析方法，深入調查和了解陜南秦巴山區農村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的生計需求與生存現狀，從自然地理環境、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等幾個層面，深入分析和探究其與農村女性戶主家庭致貧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就農村女性戶主家庭如何實現能力脫貧提出路徑思考。

二、 文獻回顧與數據來源

1. 文獻回顧

貧困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眾多學科關注的領域。然而，有關貧困的性別差異問題卻較少為人們所關注。20世紀60年代，隨著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的興起，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發現貧困人口中女性居多數的事實。其后，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發布的一些重要項目中也都反映了這一思想，并將低收入婦女確定為一個特殊的目標[5]。國外有關貧困女性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1978年美國學者戴安娜·皮爾斯(Diana Pearce)在《貧困的女性化：工作和福利》(“Feminization of Poverty：Work and Welfare”)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貧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及其發展趨勢[6]。同時，研究發現，“女戶主家庭是貧困率增長最快的家庭結構”[7]19，從而揭示出貧困女性化與女性戶主家庭結構的相互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國際社會對婦女貧困與減貧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寬。研究重點側重于對婦女貧困指標、婦女貧困的測量標準以及婦女反貧困方法等多個層面。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嘗試在實踐層面探討婦女的減貧問題，如將婦女就業問題看做是脫貧政策的中心，特別是女性戶主就業對消除貧困的作用等等[8]4。2011年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中也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女戶主家庭應該受到特別關注，因為她們在土地制度、勞動力市場、信貸市場和保險市場等方面均處于弱勢地位[9]38。

綜上所述，西方學者所提出的“貧困女性化”概念以及有關婦女的減貧策略，對我國消除女性貧困具有積極的政策倡導意義。但其減貧策略也存在著某些不足：一是研究問題比較瑣碎、不夠集中；二是對農村婦女的減貧研究缺乏本土的可操作性。

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從性別視角對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隨著中國政府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推進，特別是在1995年召開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的影響下，有關婦女與貧困的議題日益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農村貧困婦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農村婦女貧困的現狀研究。如葉普萬和賈慧詠認為，農村婦女的貧困主要是物質貧困和人文貧困，體現在就業、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和衛生保健等方面[5]；楊東霞研究了農村貧困女性人口素質的發展現狀，表現為教育投入不足、健康存量不佳、非農化轉移的滯后性等[10]。二是對農村女性貧困的成因研究。杜芳琴等認為，農村婦女貧困的原因，是因其缺乏公正的社會權利，包括土地所有權、信貸權、受教育權和就業權等等。金一虹從制度層面分析農村婦女貧困的成因，認為農村婦女貧困受制于兩種因素的制約:即社會經濟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她看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她們提供了就業機會的同時，她們自身的發展也受到了身份、戶籍制度的限制[11]。還有李敏等學者認為，轉型期女性貧困與特定的歷史、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社會保障轉型導致的社會分化是出現貧困女性化的結構性原因，資源不足是造成女性貧困的最主要因素等等[12]。三是關于農村婦女脫貧能力的研究。索尼拉認為“能力脫貧”是農村婦女擺脫貧困的前提。農村婦女擺脫貧困應具備體能、認知、勞動、就業以及信息獲取等5個方面的能力[13]。南靜靜等人認為，“自我認知能力不足、增加收入能力欠缺、文化知識水平低下、資源獲取及運用能力匱乏等”，是我國農村女性可行能力貧困的主要表現”[14]。劉浩認為，導致貧困山區婦女能力貧困的原因，主要有“制度性缺失、歷史文化制約、地理因素影響、基礎設施落后等幾個方面”。[15]32四是關于消除婦女貧困的對策研究。不少學者分別從建立和完善法律和社會保障體系[16]、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快推進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17]、建立農村貧困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18]、改善女性的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狀況[19]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梳理已有研究不難發現，近20年來，國內學者對婦女貧困問題，尤其是農村婦女貧困問題的現狀、成因及其脫貧路徑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分析和研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已有研究也存在著某些不足:一是對農村貧困婦女問題的研究說理性分析居多，實證研究偏少；二是從可行性能力貧困視角下探討農村貧困婦女脫貧，特別是貧困女性戶主家庭能力脫貧問題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農村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的脫貧問題，作為當前我國政府扶貧攻堅戰中最難啃的“硬骨頭”之一，有必要在精準扶貧政策背景下，通過實地調研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那些長期以來陷入貧困怪圈而不能自拔的女性戶主家庭走出貧困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咨詢。

2.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17年7—8月和2018年2—3月，課題組成員先后兩次赴陜南秦巴山區漢中、安康和商洛三地市的鎮巴、寧陜和山陽等3個縣6個貧困村所做的隨機抽樣調查。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研究對象為農村女性戶主家庭。共發放問卷389份，回收348份，剔除無效問卷，共獲得有效問卷337份，有效率為86.6%。調查內容涉及陜南山區農村貧困女性戶主的基本信息、家庭結構與人口規模、收入來源與收入水平、主要消費支出、主要經濟負擔以及現階段女性戶主家庭脫貧攻堅面臨的主要障礙等等。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對21戶貧困女性戶主家庭開展深度訪談。最后，對問卷調查數據運用SPSS 25.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下是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資料進行的分析和討論。

三、 陜南秦巴山區農村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生計狀況調查與分析

在深入分析問題之前，有必要就“女性戶主家庭”的概念做簡要陳述。眾所周知，在我國許多地區農村，由于長期以來受傳統“父權制”文化及“從夫居”婚姻模式的影響，戶主大多為男性。女性成為戶主的情況大致可分為3種：其一是因離異、喪偶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只有單親母親及其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 其二是丈夫因病或因殘而喪失勞動能力，家庭收入來源主要靠妻子的勞動所得維持生計的家庭;其三是女方家無男性子嗣，需招婿上門接續宗祧而形成的“招贅婚”家庭(3)我國歷史上，“招贅婚”屬于“從妻居”的一種婚姻模式。它是一種與傳統“父權制”文化下所認同的“從夫居”婚姻模式相對應的一種非主流的婚姻模式。據有關記載，入贅到女家的上門女婿，多數都是因家貧娶不起妻，才不得不委身于女家。按照我國民間習俗，入贅女婿締結婚姻前，需答應女家條件，其中包括 “為女家傳宗接代、為女家父母“養老送終”等。此外，孩子出生后隨母姓，財產繼承也如此。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變遷，“招贅婚”中子女是否隨母姓已非強制，但為女家父母“養老送終”的習俗規定仍相沿了下來。。以上3種女性為戶主的情況在所調查的陜南山區農村項目點得到了證實。與男性戶主相比，女性戶主由于受傳統文化、社會制度及其自身因素的影響，她們在抵御各種外部風險沖擊時所表現出的脆弱性，使得她們及其家庭成員更易陷入貧困狀態，這已成為諸多學者的共識(4)國內諸多學者認為，由于女性在家庭中處于從屬地位，使得她們在本家和夫家均難以獲得土地、房產等資源，更難以獲得財產性收入。如在我國農村，土地和資本所有權通常更偏向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員(葉普萬等，2010); 特別是當婚姻終結、家庭解體時，夫家的房屋、土地、家庭財產及其他資產也隨之失去，婦女往往變得無處立足(金一虹，2010)。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專家也認為，資源在家庭內部是不公平分配的，婦女為戶主的家庭比男性為戶主的家庭更易遭受貧困損害等等。。以下是筆者根據實地調研資料，對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生計現狀及其致貧原因所做的分析。

1. 受訪女性戶主家庭的人口學特征

(1) 年齡結構與受教育程度

表1 受訪女性戶主年齡結構與受教育程度(%)

由表1可知，受訪的女性戶主年齡結構，18—24歲占總數的2.5%; 25—34歲占9.9%，35—40歲占27.2%，41—55歲占41.6%，55歲以上占18.5%。說明40歲以上的中年女性是構成戶主的主體。再從女性戶主受教育程度來看，占比最高的初中文化程度為43.6%; 其次是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分別占28.9%和12.3%；高中、技校及中專文化程度的占11.4%; 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低為0.5%。由此可見，貧困女性戶主整體受教育水平偏低，使得這一群體所能獲得與利用的社會資源相對較少。

(2) 家庭結構與家庭人口規模

表2 受訪女性戶主家庭結構與家庭人口規模(%)

表2顯示，受訪的女性戶主家庭結構，以祖孫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最大(36.2%)；其次是核心家庭所占比例(31.8%); 排第三位的是單親母親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單親家庭所占比例為23.8%。家庭人口規模方面，以4—5口家庭所占比例最高，分別為31.4%和26.9%; 2口及6口以上比例最低，分別為6.3%和13.0%。調查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女性戶主家庭人口規模較小、家庭勞動力普遍不足，生產經營大多只能維持小規模生產。

2. 家庭生計狀況與致貧原因

“生計”(livelihood)是指人們用來謀生的手段或方式。作為近年來國內學界使用頻率較高的一個專業詞匯，家庭生計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家庭生計是指維持或滿足家庭成員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收入與消費支出兩個方面; 廣義的家庭生計是指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的各種內部與外部生活條件[20]。本文在分析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生計現狀時，主要以狹義的生計概念為依據。同時在分析生計貧困相關問題時，必要時也會兼及廣義的家庭生計概念。

(1) 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筆者的實地調研，陜南秦巴山區一般農戶家庭生計收入的構成，主要包括3類:即農業生產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外出務工所得的工資性收入等。但相比于一般男性戶主家庭的生計收入，女性戶主家庭的收入來源與收入結構相對比較單一(見表3)。

表3 受訪女性戶主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表3顯示，女性戶主家庭收入來源主要有:一是種糧(農業生產)收入，約占家庭總收入的6成(62.8%); 二是作為工資性收入的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2成(22.3%);三是作為家庭副業的養殖業(如養雞、養豬和養羊等)收入，約占家庭收入的1成(13.4%); 四是作為低收入家庭或退耕農戶，按政策規定，可享受政府一定數量的生活補貼和生態補償。這部分收入約占家庭收入來源的10.2%。除此之外，當地一些女性戶主家庭還利用空閑時間銷售一些土特產(如核桃、木耳、板栗等)以維持生計。但由于經營與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所獲收益較小。

案例1 戶主，女，47歲。 “家里主要就是種水稻、種油菜，自己榨油吃。有些人家種一些茶樹。家里以前在山上有板栗(樹)和核桃樹，退耕還林后，現在很多地不讓種了，板栗也沒人管了?！?/p>

案例2 戶主，女，42歲，初中文化水平。家里共5口人，丈夫、公公和婆婆都患有慢性病，1個孩子剛上大學。家庭收入來源主要靠自己種田和幫別人干一點零活掙點錢。

案例3 戶主，女，58歲，沒上過學。家里5口人，老伴去世的早，家里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從小患有精神疾病，身體虛弱無勞動能力。小兒子和兒媳婦出去打工，常年不回家。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大兒子，常年靠政府補助金生活。

總體而言，受訪的貧困女性戶主家庭中，家庭收入六成以上靠農業生產(種糧)、外出打工獲得的收入僅占二成。從中不難看出，家庭收入結構不合理，家庭經濟來源比較單一且不穩定。這也導致了日后她們家庭收入水平的低下

相比于男性戶主，女性戶主所扮演的家庭照顧者的角色，體能與生產技能上的“雙重劣勢”，使得她們難以抽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外出打工，或從事除家庭農業生產以外的“兼業”活動。這也是現階段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收入來源單一、家庭收入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2) 家庭主要消費支出

在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每年的主要消費支出情況如下(見表4)。

表4顯示，受訪女性戶主家庭每年的主要消費支出，排在前幾位的依次為：子女上學費用(56.8%)、看病就醫(53.6%)、日常生活消費(50.6%)以及人情消費(37.2%)。至于買農技具(15.6%)、種子化肥(17.8%)等生產性消費兩項之和所占家庭消費比重僅為33.4%，比看病就醫和日常生活消費各低了20.2和17.2個百分點。家庭生存性消費比重偏高、生產性消費比重偏低，意味著這些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來滿足家庭成員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同時也說明這些家庭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家庭生計難以維持可持續發展。

表4 受訪女性戶主家庭主要消費支出情況(%)

此外，走訪中發現，近年來，伴隨著陜南秦巴山區經濟與社會的轉型與發展，生產生活成本和日常消費指數都在持續攀升。此外，看病就醫和藥品價格也在不斷上漲，所有這些都對個體家庭的收支平衡產生巨大的沖擊。而這種沖擊更加劇了這一地區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生計的入不敷出。

(3) 家庭主要經濟負擔

與上述家庭主要消費支出相對應的是子女教育、看病就醫、日常生活和人情消費等4項成為受訪女性戶主家庭最主要的經濟負擔(見表5)。

表5 受訪女性戶主家庭主要經濟負擔(%)

表5顯示，受訪女性戶主家庭經濟負擔占比第1位的是教育負擔(54.6%),第2位的是看病就醫(52.1%),第3位的是日常生活(49.2%),第4位的是人情送禮(35.9%)。 為什么此4項成為當地受訪農村女性戶主家庭主要經濟負擔？以下就這一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分別加以分析和論述。

教育負擔。近年來，盡管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已被免除，但隨著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陸續推行“撤點并?！苯逃母?，使得農村大量小學生不得不轉入城鎮上學。撤點并校后產生的寄宿費、交通費以及家長陪讀的生活費，甚至擇校費都構成了現階段農戶家庭生計的一大負擔。如果子女讀高中、考大學，教育費用更是成倍增長。這對于農村家庭特別是偏遠山區農村家庭的生計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而作為當地農村收入偏低的女性戶主家庭而言，無疑構成了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

案例4 戶主，女，54歲。家里6口人，夫妻倆、3個女兒和1個兒子?！扒皟赡?個女兒都出嫁了，小兒子今年上大學。自己和老伴身體都不好，老伴有殘疾，不能干重體力活。這些年來都是靠政府的低保金維持生活，沒有掙錢的能力。小兒子上大學也要花錢，對我家來說也是很大的一筆開支”。

就醫看病。當今看病貴、看病難是城鄉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之一，但農村地區尤其是邊遠貧困山區農村的問題更為嚴重。究其原因主要為：一是因為農村醫療條件差，公共醫療衛生資源的可及性差;二是因為山區農村交通不便，農戶家庭收入低，農民有了病，經?！靶〔⊥?、大病抗”，導致后期醫療費用明顯增加；三是新農合政策實施后，盡管農戶看病的費用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報銷，但一些需要花費較多的大病尚未列入報銷范圍。所有這一切都構成那些低收入的女性戶主家庭一筆不小的支出。

案例5 戶主，女，51歲，初中畢業，家里共有6口人，自己和老伴、兩個兒子，還有公公和婆婆。公公和婆婆身體不好，長期患有慢性病需要看病吃藥。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種田，再有就是在山上種了一些茶樹和板栗。家里經濟負擔主要是兩位老人吃藥看病要花錢。日子過得很緊，家里沒啥收入，就怕生病。

案例6 戶主，女，39歲，家里共有3口人，自己、丈夫和兒子。丈夫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得一直住院打針。家里主要靠自己種莊稼、照顧丈夫，還要支持兒子上學。之前家庭經濟情況在村子里算是可以，自從丈夫查出心臟病后，去醫院檢查，說要做手術得花幾十萬。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消費是滿足人們基本生存的先決條件。在現代社會，衡量一個家庭消費水平的高低，往往從其日常生活消費水平和家庭是否購買高檔耐用消費品來判斷。而在陜南秦巴山區農村，由于市場化程度較低，農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個體家庭生存的需要。但其他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品，特別是嬰幼兒奶粉、油、鹽及衣服物品等，仍需從外面購買回來。近年來，由于各種物價指數普遍上漲，加之山區交通運輸困難，山區居民日用生活用品的成本較城鎮及發達地區農村偏高，從而無形中加大了山區農戶家庭日常生活開支，成為繼子女教育、看病就醫之后又一家庭主要經濟負擔。

人情送禮。中國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送禮體現一個家庭的社會形象和社會關系網絡。在陜南山區農村，親戚、鄰里關系一般都比較密切，日常生產生活需要互相幫助。因此，經常有人情往來的農戶在村里人際關系就會比較好，遇事往往能得到親戚鄰里在人手、資金等方面的幫助：

案例7，女，54歲，家中4口人，婆婆、丈夫、兒子和自己。有7畝耕地，5畝種糧食，2畝種烤煙。自己花錢請牛工(耕牛)一天，其余的牛工由娘家的哥哥幫忙，烤煙季節和鄰居之間互相幫忙，不直接請人工。每年人情送禮需要4 000塊。

調查發現，一些身為“低保戶”的貧困家庭，盡管日子過得很拮據，但卻為求得村里人的尊重和他人幫助，不惜省吃儉用，每年向鄰里親戚支付一定的人情送禮費：

案例8 戶主，女，46歲，家中3口人，丈夫、兒子和自己。兒子在上學，家中有8畝地，家里除了種田外，基本上沒有其他收入來源。怕自己在村里被人瞧不起，每年人情送禮2 000塊錢。

人情往來是中國禮俗社會的傳統，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情往來不再通過實物、勞務來承載，而是越來越多地通過貨幣形式來體現。當貧困地區農戶家庭貨幣收入有限的情況下，人情送禮這一“溫情脈脈”的傳統逐漸“異化”為農戶家庭一項重要的經濟負擔也就不足為奇了。

(4) 家庭生計貧困的原因

受區域性資源環境約束機制的影響，陜南秦巴山區農戶家庭不僅收入貧困，而且還伴隨著健康貧困、教育貧困、權力貧困、信息貧困與能力貧困等多維貧困[20]。當地受訪女性戶主家庭的調查數據充分印證了這一點(見表6)：

表6 家庭生計貧困的致貧原因(%)

調查中發現，盡管不少受訪女性戶主有著強烈的脫貧愿望，但受制于多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使得她們不知如何去提升自身的脫貧能力。表6顯示，現階段影響女性戶主家庭生計貧困的十多種原因中，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 孩子上學費用高(54.7%)、身體多病(45.6%)、沒有資金(35.7%)、家務勞動負擔重(34.3%)、自然災害嚴重(32.4%)等。此外，缺少勞動力(31.2%)、交通不便(30.8%)、不懂技術(25.6%)也占有較高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生計貧困的致貧因素中，既有來自客觀外部環境的自然災害、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暢，也有來自家庭內部的家務勞動負擔重、缺少勞動力、沒有資金等。此外，還有因女性戶主自身的原因，如身體多病、不懂技術、找不到農副產品銷路等等。顯然，上述十余項致貧因素中，包含生態貧困(自然災害)、健康貧困(身體多病)、教育貧困(孩子上學費用高)、收入貧困(缺少資金)、技術貧困(不懂技術)、信息貧困(信息不通暢、農副產品找不到銷路)、支持性貧困(家務勞動負擔重、缺少勞動力)等多個方面。與當地男性戶主家庭的貧困相比，其貧困特征不僅具有該區域多維貧困的共性，且具有女性戶主家庭所具有的集結構性、復雜性、多樣性與脆弱性為一體的獨特性。

四、 陜南秦巴山區農村貧困女性戶主家庭能力脫貧面臨的現實困境

本文所指的“能力脫貧”，是在印度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理論的基礎上所做的一種路徑分析。依據森的理論，“可行能力”是指一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在他看來，可行能力實質上是一種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21]37此種“功能性活動”包括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讀書、看電視以及社會參與等各種活動的組合。從“可行能力”視角出發，分析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的貧困，可以歸因為“一種能力的不足”，也即“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之后所導致的“能力貧困”。能力貧困也可稱之為貧困的誘因，它與收入不足、就業能力差、文化水平低下、健康狀況不良、缺乏平等或發展的機會以及社會保障系統不完善等皆有關聯[4]1。以下針對受訪女性戶主家庭能力脫貧面臨的現實困境，運用可行能力和社會性別分析方法加以分析和論述。

1. 精準扶貧政策實施過程中貧困戶識別存在著性別盲區

眾所周知，我國主流的貧困測量一般采用貧困線的辦法進行，所謂貧困線標準，是指一定的時間、空間和社會發展條件下，維持人們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費的物品和服務的最低費用。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衡量標準在衡量收入貧困人數和貧困程度的指標時，其理論假設是男女“均等”的。而在扶貧項目的實際操作中，人們也普遍認為對家庭的扶持就是對婦女的支持，忽視了貧困問題的性別差異。然而，有學者研究發現，家庭內部基本生活資源的消費是存在性別等級之分的，且表現為女性的弱勢[22]。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貧困測量方法關于“家庭內貧困分布均等”或“家庭內基本生活資源的消費等級均等”理論假定的脆弱和社會性別意識的缺失[23]，從而造成扶貧政策設計和實施的性別盲點。近年來在全國開展的扶貧調查研究證實，現有的扶貧政策和措施對貧困人群的看法和感受較少關注。一些貧困戶特別是女性戶主的貧困戶，無法從區域扶貧和扶貧到戶的政策中得到好處，從而降低了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24]。除此之外，女性作為脫貧主體，參與決策的機會往往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視。貧困女性戶主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發聲”機會，她們內心的訴求與脫貧需求往往難以被聆聽和采納。

2. 扶貧攻堅戰中貧困女性戶主遭遇的角色困惑

由于受自然環境的相對閉塞、傳統習俗文化的熏染以及教育資源的不足等因素的影響，陜南秦巴山區農村貧困家庭的女性戶主思想觀念一般都比較保守。在她們的心目中“男強女弱”的性別角色分工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反之，如果誰家女人比男人會賺錢，則說明該男人“無能”，該男子也因此會被村里人瞧不起。長期以來，鄉村社會傳承下來的這套刻板性別印象，深深印在許多已婚女性的心里，使得她們無法走出家庭生活狹小的圈子，以致于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遇事習慣于聽從男人的想法和計策，很少自己獨立自主地行事。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導致當地貧困村中女能人、女致富帶頭人數量極少。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戶主性別的差異通常會導致農戶決策的不同。一般情況下，男性戶主更富有冒險和挑戰精神；而女性戶主多屬于風險規避型，農業生產及其他方面的決策更傾向于“低風險、低收益”[25]。這也說明戶主為女性時，家庭處于貧困狀態的可能性更大。

3. 惡劣的生態環境加劇了當地貧困化程度，影響著貧困女性戶主的身體健康

陜南秦巴山區集革命老區、水庫庫區和自然災害易發多發區于一體，具有集中連片特困與生態環境脆弱耦合的雙重特征，屬于典型的區域性貧困。據陜西省地質部門地質災害(1954—2001年)普查資料和2002—2006年陜南實際發生的地質災害資料，山體滑坡(含崩塌)、泥石流成為這一地區主要地質災害，期間共發生滑坡3 798次、泥石流314次[3]，頻發的自然災害加劇了生態環境惡化和貧困化程度。不僅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還嚴重影響著當地農村女性的身體健康。據調查，在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多數農村女性戶主患有不同程度的腰酸腿疼、胃腸道疾病以及多種婦科疾病等。而健康與貧困之間的相互關系又直接對農村女性戶主的生產經營能力產生不良影響。研究表明，各種健康問題頻發是導致農村婦女喪失基本的勞動和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同樣，由于貧困而導致的身體素質低下，使得她們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變得更加貧困，且難以脫貧。

4. 貧困女性戶主受教育不足，導致其家庭抵御風險能力的脆弱性

受家庭條件和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等因素的影響，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女性戶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調查發現，受訪的337戶女性戶主家庭中，多數女性戶主文化程度僅限于小學或初中。由于文化素質較低，認知能力有限，導致她們在農業生產經營、把握市場行情以及抵御風險能力等方面均低于男性。不僅如此，作為家庭中的妻子和母親，她們還肩負著照顧孩子和老人的重任，使得她們很難離開家庭去參加專業技術培訓，提升自身人力資本水平。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近年來，在當地政府組織的實用技術培訓中，僅有15.6%的女性戶主參加過，而占72.4%的女性戶主一次都沒有參加，說明她們在選擇自主就業和學習技術的自我意識方面還比較淡漠。當代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曾精辟地指出, 家庭生產明確的性別分工雖然取決于生理差異, “但主要取決于經驗和人力資本投資上的不同”, “只要婦女的活動局限于家庭內部, 在人力資本市場上很少投資, 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 那么就會產生收入懸殊的現象”。[26]21由此可見，女性所充當的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與責任，是阻礙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不僅如此，在照料過程中女性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不僅影響女性生理、情緒和社交的發展，也會進一步影響女性的經濟收入與資產累積，從而增加女性陷于貧窮之中的風險[27]。

5. 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社會資本匱乏，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社會資本是指個體通過周圍可得的社會關系來獲取相關資源并受益的能力，如家庭的社會關系網絡、信息資源渠道等。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正是通過各種社交活動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并借以獲取相互的信任、理解與支持。對于個體而言，一個人所擁有的學歷水平、社會身份、權力地位以及與此相互交織而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都將大大影響個體社會成員所占有的社會資本的總量。如前所述，在陜南秦巴山區農村，受當地男尊女卑傳統文化的影響，女性即使是戶主也經常會遭到人們的歧視。相比于男性戶主，女性戶主家庭往往擁有更高的貧困發生率。調查發現，在山區農村，人們在生產與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可以借助的社會資本，主要來自男方家的親朋好友。但對于女性為戶主的家庭情況則大不相同。無論是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中遇到困難，還是家庭遇到天災人禍等突發性事件，多數女性戶主家庭往往得不到類似于男性戶主家庭那樣強有力的社會支持網絡，而在多數情況下只能依靠娘家人的有限支持。不僅如此，調查還發現，當地農村貧困女性戶主家庭中32.9%的女性戶主處于離異、喪偶或再婚狀態。她們除了要承擔繁重的農業生產與家務勞動負擔外，還需要承受因婚姻變故所帶來的社會壓力[28]。一項研究表明，婦女一旦離異，以婚姻關系為紐帶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網就會破裂[29]。社交網絡的狹窄使得離異婦女無法獲取正式社會支持網(如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社區) 和非正式社會支持網，如血緣、親緣、業緣、地緣和朋友構成的社會網的支持與幫助，這些都增加了女性戶主家庭生存環境的脆弱性。由此可見，貧困女性戶主家庭因缺乏脫貧致富中不可缺少的社會資本，從而導致其致富無門，長期陷于貧困的怪圈中而無法自拔。

五、 提升陜南秦巴山區貧困家庭女性能力脫貧的實現路徑

1. 關注婦女貧困問題的特殊性，增強精準扶貧政策實施的精準性

女性獨特的生理與心理特征，特別是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與身份，使得女性貧困較男性貧困具有多重特殊性。此種特殊性不僅表現在婦女貧困具有易受損害性和脫貧難度性等方面，且表現在婦女貧困的分散性、多樣性、傳遞性、脆弱性和隱蔽性等方面[22]。目前，在全國范圍開展的精準扶貧工作模式，是對過往粗放式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所做的一次全面清理和矯正。在肯定其取得減貧突出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由于精準扶貧政策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未能從性別差異的角度區分男女貧困戶，導致政策中的性別盲點不時顯現。例如，在許多有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或產業扶貧的項目中，由于缺乏社會性別意識，導致不少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的村莊，產業扶貧缺乏主體，而針對村中留守的中老年女性群體又缺乏應有的性別關照。由此可見，實施精準扶貧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貧困地區農村女性的生存與發展現狀，并對不同情境下的農村貧困家庭的社會性別結構做更多的分析，才能真正體現精準扶貧中的“精準”之意。此外，針對女性戶主家庭，應從貧困家庭女性戶主的實際情況出發，深入了解貧困女性戶主的心理訴求與生活需求，準確把握貧困女性戶主對貧困的認知經驗，研究并開發出不同性別的貧困識別工具，才能有針對性地制定出消除女性貧困戶的政策措施。

2. 加強醫療健康扶貧力度，提高貧困女性戶主的身體素質

關注貧困家庭女性戶主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多年來，由于生活于陜南秦巴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農村貧困女性戶主的身體健康狀況往往處于較低水平。在高強度的生產與家務勞動的雙重壓力下，她們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危害。為此，應加強農村醫療基礎設施的建設，健全和完善各級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同時逐步建立和完善成本較低、覆蓋范圍廣、效益較高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地方政府部門應當以制度和政策保障貧困戶充分地享有醫療保健服務的權利，尤其是針對農村貧困家庭的女性戶主，計生部門應定期對她們進行身體檢查和疾病治療，建立互信的醫患關系，讓她們感受到社會的關心與溫暖。長此以往，有助于她們在家庭收入不穩定的情況下降低醫療消費支出，減輕心理壓力，提升其抵御風險的能力。

3. 加大力度普及和推廣農村各類教育，增加貧困女性戶主人力資本投資

現代社會充分的教育和良好的醫療保健所提供的知識、技能和健康保證是人們獲得經濟參與能力的重要條件。[30]然而調查發現，陜南秦巴山區貧困家庭的女性戶主所受的文化教育大多在小學或初中文化程度，這無疑成為制約她們及其家庭能力脫貧的重要因素。實踐證明，提升貧困女性戶主家庭脫貧能力的關鍵，是激發她們自身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在此方面，大力發展各類農村教育，以增加貧困女性戶主的人力資本投資是關鍵。人力資本的獲得有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兩種主要方式。其中，義務教育的普及率是提升貧困女性戶主文化素質教育的基本途徑；而為貧困女性戶主提供專業技能培訓，是促進貧困女性戶主人力資源開發的專業化途徑。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在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時，應將農村貧困女性戶主的能力脫貧與人力資本投資緊密結合起來，并將其納入地方政府扶貧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

4. 轉變思想觀念，增強山區貧困女性戶主脫貧的自主意識與能力建設

農村貧困婦女是當前我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的生力軍。相關研究也證明，貧困婦女所具有的自我犧牲、勤勞勤儉、責任感等特質，往往使得她們比男子更本能地參與反貧困[31]。正因如此，實施精準扶貧戰略離不開農村廣大貧困婦女的積極參與。在當下要實現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的能力脫貧，必須加強貧困女性戶主謀求自我發展的能力建設。對此，相關舉措有：一是提高她們的文化教育水平，增強其接受科技文化知識的能力，讓她們有更多的職業選擇；二是加強針對貧困女性戶主的實用技術培訓，通過采取免費培訓、資金支持、跟蹤指導等措施，全面提高她們的綜合素質和勞動技能；三是圍繞精準扶貧工作，以貧困女性戶主為主體，以項目制方式組織開展一系列扶貧活動，讓貧困女性研判自己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扶貧活動的討論和具體實施，增強貧困女性戶主自信心，同時提升她們的組織能力、參與社區事務的能力和對外交往的能力。四是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激發貧困女性戶主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具體而言，其一是設計專門針對貧困女性或婦女的扶貧開發項目，通過項目申請增強其自信心，提高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 其二是吸收貧困女性戶主參與村委會工作，有效發揮她們在社區扶貧項目中的規劃、實施及民主監督中的作用，實現扶貧資源與扶貧對象更好地銜接，以實現扶貧工作的精準性；其三是從貧困女性戶主的生活實際出發，扶貧項目在時間安排和培訓方式上更多地考慮她們的實際需要，以便于她們更樂意接受和更充分地參與。

六、 結論與思考

貧困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個結構性社會問題。對于處于快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而言，“客觀存在的性別差異問題、歷史性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與轉型中出現的性別問題相互交織，特別是過去30年間中國大規模的貧困變化，使得貧困與女性問題更加復雜”[32]。導致貧困山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陷入貧困狀態的原因，是自然與社會、歷史與現實、社會變遷與個體家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結果。在社會性別和家庭分工之下，女性獨特的生育者、照料者角色，使貧困母親更容易將貧困傳遞給子代，貧困的代際傳遞與性別差異存在很強的關聯性。[33]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的貧困，除了受制于區域性自然環境、鄉土習俗文化以及社會制度變遷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制于女性戶主自身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人力資本、心理素質、生產技能等內在因素的制約。如果說婦女解放的程度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尺度，那么婦女脫貧可以說是婦女走向自由與解放之路的必備條件。由于種種原因，相比于男性，婦女脫貧之路可以說更漫長、更艱辛。在當前形勢下，貧困地區農村女性戶主家庭的能力脫貧無疑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方合作，并建立長效機制。這其中，以社會性別視角介入農村女性戶主家庭反貧困的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并在貧困地區農村建立一種由地方政府部門、農村基層組織與婦女發展組織、志愿者團體與貧困女性戶主家庭所組成的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對于有效實現貧困女性戶主家庭的能力脫貧以及有效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