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貧困時期農貸支持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研究
——基于秦巴山區村莊與家庭田野調查數據

劉 明， 劉 莎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所， 陜西 西安 710119；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5)

一、 引 言

我國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制度特征的小農戶與延續幾千年歷史的小農生產者在經濟與社會地位、制度背景等方面有著本質區別。但是，由于促使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形成的制度演進的自然邏輯以及資源稟賦約束，家庭農業即使衰變、收縮，也有其內在地自由選擇和外在賦予的強大生命力。尤其是，我國深度貧困農村多處于山地丘陵或干旱半干旱地區，代表新農業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的現代農業公司、大農場介入門檻較高，因而在較長時期，貧困地區即使按照現行標準劃分的標準脫貧，仍有大量農戶繼續以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從長遠看，貧困地區農村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將集中表現為促使小農戶家庭形成產業依托，即引導、支持將長期留住農村的農戶打破主要依靠勞動力要素、實現勞動力價值維持簡單生產、生活的家庭經濟格局，形成充分挖掘當地農業資源潛力和發揮農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小農戶產業體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重要政策舉措是支持小農戶發展特色優質農產品，帶動小農戶發展新產業新業態，鼓勵小農戶創業就業，由之拓展小農戶增收空間。(1)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19-02-21，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1/content_5367487.htm。據此可以推論：當實現整體脫貧進入“后貧困”時期，促進主要依靠實現勞動力價值為收入來源的生存型農戶向具有家庭產業依托的經營型農戶轉變是對國家層面政策意向的破題，是消解小農戶家庭生計脆弱性和收入不確定性的根本途徑。

通過拓展融資渠道以改善低收入家庭落后的生計狀態是各國農貸政策關注的焦點。[1]據世界銀行報告，泰國、印尼和孟加拉等國家面向欠發達農村地區開展的農業信貸活動均顯著改善了農戶的福利水平。哈農(Khatun)等基于孟加拉國授信農戶樣本數據驗證了信貸的減貧效應，其中信貸額度、組織特征、貸款經歷、貸款資產化傾向以及村莊特征對農戶改善生計狀態具有顯著影響。[2]克里彭(Crepon)等借助摩洛哥農戶借貸的隨機試驗數據，研究發現小額信貸有助于增加貧困農戶的農業和畜牧業投資。[3]阿薩德(Asad)等基于對巴基斯坦的實證研究發現，信貸通過提升健康支出、家庭收入以及居住質量改善了貧困農戶的生計狀況。[4]

陳雨露從農貸市場的供需層面分析，發現農貸通過“自我實現”和“自我強化”的資本增進機制使農戶的類型轉化得以實現。[5]王定祥等運用Probit 模型檢驗發現耕地面積、人均收入、教育支出占比對農戶信貸需求有顯著影響。[6]閔楊和張家偶指出，小額信貸在幫助農戶平滑消費同時能夠增加資產建構，促進生產自營并提高謀生能力。[7]賀衛龍等采集農戶信貸獲得數據進行分層測度，指出農戶未能釋放出更強的信貸需求及信貸投放的精準性不足是制約農戶可持續脫貧與發展的瓶頸。[8]貝斯利(Besley)認為國家對農村信貸市場過度干預會降低信貸資金配置效率，無法長久解決農戶生計脆弱性風險，因而離開理性市場的農貸難以可持續地促進農戶類型轉變。[9]2 123-2 207

現有文獻對準確測度農戶類型轉變存在一定局限：其一，將農貸對農戶金融資本的積累與生產資本的積累分析割裂開來，沒有對其傳導機制與路徑進行必要探討；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沒有考慮農戶類型轉變受村莊層面一系列條件的影響，導致實證結果是有偏的；其三，對農貸促進農戶生計類型轉換的研究視角缺乏對不同層面和多維度的異質性考量。由此，也就無法準確辨析農貸對農戶類型轉變的影響及其貢獻。

本文對貧困地區農戶按照“生存型農戶”與“經營型型戶”進行新的分類，由此建構“農戶轉型”范疇，基于不同維度測算村莊、農戶生計異質性，剖析農貸等因素對農戶轉型的影響效果。農戶生計轉變與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型具有一致性，生計轉變是農戶類型演進的具體內容，生存型農戶轉變為經營型農戶則標志著農戶生計轉變的預期目標和結果。由此，對農戶生計轉變與農戶轉型可以置于同一框架分析。

二、 理論分析

農戶類型轉變受個體層面和群體層面的共同作用。個體層面指以家庭為單位的生計資本數量增減與結構變動，群體層面指農戶所處村莊的經濟和自然條件變化。群體層面通過影響個體層面從而對農戶類型轉變產生影響，例如，當農戶遭受群體層面沖擊后，農戶將基于其家庭生計資本和偏好調整生計策略。根據上述邏輯，可以將農戶類型轉變視作個體層面和群體層面的異質性影響結果。農戶類型轉變的動態過程取決于農戶每一期的生計策略選擇。

(一) 對農戶類型的界定與識別

相關分析要求對兩種類型農戶的內涵加以界定，同時認定農貸的有限資源特征。生存型農戶指以生存為目的、較單一地以勞動力掙得收入為生計方式的家庭經濟形式。經營型農戶指脫離僅以生存為目的、較單一地以勞動力掙得收入為生計方式的家庭經濟形式，形成具有一定規模、依托于農村社會的工商業經營或規模農業的農戶類群，是具有追求利潤動機的家庭經濟形式。經營型農戶所應滿足的必要條件是收入來源不限于實現家庭勞動力價值，能有效地向土地規模收益和資本收益、技術收益擴展。

(二) 農貸支持是農戶類型轉變的實現條件

分析農戶轉型的邏輯起點應是對中國當代農戶行為的認知。我國廣泛存在的小農戶經濟行為具有典型的過渡特征[10]，即農村小農戶家庭處在由“生存小農”轉向“理性小農”的特殊過渡時期。由“生存小農”向“理性小農”轉化的條件，即具備一定規模資本經營而形成家庭經濟產業化的條件，農戶所支配的生產要素由簡單勞動力及微薄土地向金融(貨幣)資本、技術與知識資本、社會資本有效擴展，使不穩定的家庭經濟趨于穩定。

農貸作為具有優惠性質的反哺資源具有有限供給特性。尤其是，當農貸一般地帶有政府扶持的“善意”，如由財政支持對貧困地區農戶的貼息貸款，以及市場機構在宏觀金融管理部門、社會輿論和企業社會責任引導下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務，本身就意味著農貸是一種有限供給資源。

農貸政策作為提高貧困地區受益人群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途徑，是以對低收入家庭的幫扶實現農戶類型的動態轉化，同時也集中地體現“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這一政策理念。離開農貸對農業產業資本的推動，農業資本形成將是一種極為緩慢的過程，農業規模經濟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也將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評估農戶類型轉變的可能性及其實現條件，其重要方面即是觀測比較農貸支持誘致農戶群體轉型的條件與機制。

(三) 農貸獲得與農戶轉型的內在邏輯

農戶獲得生產信貸從金融資本角度而論是一種資本產生和資本積累行為。處于低資本水平狀態的農戶不具備穩定和足量的現金流以滿足到期的還款需要，意味著即使能夠接觸到改善生計狀態的投資機會，農戶也可能錯失機會。隨著農戶獲得信貸的能力增強，累積的生計資本和新增金融資源將促進農戶經濟收入增加。在這一過程中，生計方式在政策、市場的作用下由僅維持生存向滿足市場競爭能力不斷增強的生產經營生計模式調適。有理由做出以下判斷：其一，隨著農戶獲取信貸增加，累積的生計資本與新增金融資本流量將促進農戶類型轉換，即由生存型農戶轉變為經營型農戶；其二，農戶家庭內部及村莊外在條件各要素之間構成錯綜復雜的“嵌套”關系，其結構決定著農戶獲取信貸后的決策。

(四) 村莊(群體)異質性與生計決策

構成村莊的農戶家庭均可以從關系網絡或組織獲取生活、生產所需的金融支持，投入自身生計資本并產生預期福利效應。每戶家庭對自身生計有清晰判斷，并相對獨立于同一村莊其他農戶。同時，每一農戶家庭具有決定生計是否“涉農”或是“離農”的決策權和執行權。對生計資本水平的預期效用將影響農戶決策。用表示農戶擁有的生計資本水平，生計資本投入的預期效用可表示為[11]：

(1)

如果將群體(村莊)生計異質性視作同一村莊內每一家戶的生計資本水平偏離平均水平的程度，則村莊內的生計異質性H可由生計資本水平的方差D(G)表示：

(2)

假設1：村莊的平均生計水平相對于其生計異質性在短期內穩定，或是長期不變，則H在此期間為一常數。這意味著若要實現某一效用水平，一定存在對應的生計資本水平。假設符合現實情況。

(3)

若投入中ΔG的生計資本脫離農業(因兩種生計資本投入預期效用差異)，生計資本“離農”引致農戶總預期效用增加，此時的預期效用可表現為：

(4)

式(4)中τ相當于部分“離農”生計資本相對于不離農情況下的提升效應或補償效應。由此可以推斷，若“涉農”帶來的預期效用與“離農”效用相同，農戶生計資本產生的效用無差異；若“涉農”帶來的預期效用大于“離農”效用，農戶將生計資本更多地投入農業生產領域，反之則轉向非農行業?？梢宰鱿率鐾普摚旱谝?，對同一村莊的農戶家庭，預期效用最大化的生計資本投入方案是確定且唯一的；第二，對村莊效用而言，“離農”部分的生計資本可為農戶家庭帶來更多預期收益，同時意味著承擔更高風險。

由假設2可知，村莊生計異質性可以由農戶“涉農”與“離農”的生計決策投入體現?？勺C：

(5)

且有：

(6)

由式(6)可知，用村莊生計異質性可以測量農戶“離農”或“涉農”行為決策的效用差距。當其他條件不變，村莊生計異質性越小，即H的取值與變動區間越小，從而式(4)中替代效應τ取值與變動范圍也隨之減小，意味著“離農”的預期收益的不確定性風險同時減小，農戶家庭更傾向于向非農業領域轉移資源?？蛇M一步推論：村莊生計異質性越強，農戶“離農”的預期代價增加，農戶更多地轉向農業生產，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換的水平越高。

上述推論對分析村莊異質性與農戶生計決策、農戶轉型的內在連接提供了基礎。

三、 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 模型設定

在以往影響農戶類型轉變的研究中，往往關注個體差異，而忽略個體所在的群體產生的影響，即忽略了群體對個體的影響帶來的擾動項不相互獨立的情況，只能獲得一種不區分任何層次的總體效應，可能得出錯誤(偏誤)的結論。[12]現有數據樣本具有多層嵌套結構的特性，如個人嵌套于家庭，家庭嵌套于村莊中，傳統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無法滿足觀測個體間相互獨立和方差齊性的基本假設，不同層次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難以得到真實反映。借鑒方杰等人的研究，為解決傳統回歸分析在處理多層(嵌套)數據時的局限性，采用多層次模型對課題組所調研的秦巴山區樣本地區農貸影響農戶類型轉變進行分析。[13]依照上述理論分析與推論，設定模型的基礎表達式為：

Yij=αij+βijXij+γijZij+εij

(7)

其中j指代村莊，j=0,1,2,…,n,i指代村莊內農戶，i=0,1,2,…,m。Yij是因變量，表示農戶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變的發生概率，Xij代表農戶層面異質性的生計影響因素，Zij為村莊異質性，用村莊為單位的生計、交通、地形條件差異及生計分組情況表示；αij是主回歸效應模型的截距項，因村莊間差異而不同，βij、γij分別表示因村莊與農戶個體異質性不同對農戶類型轉變概率的影響程度，εij為回歸誤差項。

由于參數αij和βij無法直觀地觀測，需要構建多層次回歸模型估計得出。故考慮設定個體層面(第一層)家庭生計異質性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模型，以及群體層面(第二層)村莊生計異質性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模型如下：

第一層(個體層面)：

Yij=β0j+β1jXij+εij

(8)

第二層(群體層面)：

β0j=γ00+γ01Zj+μ0j

(9)

β1j=γ10+γ11Zj+μ1j

(10)

其中，β0j以及β1j表示第一層個體中Xij對Yij的影響，第二層的Zj與常數項對第一層回歸系數的影響則通過γ00、γ01和γ10、γ114個固定效應表示，γ11代表的是村莊層面異質性Zj與農戶個體層面異質性Xij的交互作用(Zj×Xij)對Yij的影響力，亦稱為跨層次交互效應。將式(9)與式(10)代入式(7)，可得這一效應方程式的表達為：

Yij=γ00+γ10Xij+γ01Zj+γ11XijZj+εij

(11)

(二) 變量選擇與處理

1. 農戶類型及其轉變

依據前文的概念界定，從生產與經營方式視角將樣本農戶分為生存型農戶與經營型農戶。經營型農戶應同時滿足以下3方面條件：第一，農戶家庭有產業依托，諸如規模種植、養殖業、小手工業和個體工商業等，從而具備“經營”型農戶的基本特征；第二，家庭人均農業收入和在本地經營非農收入之和大于當年國家確定的貧困線水平。這表明農戶家庭僅依靠農業生產或在當地從事非農業經營即可滿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也意味著農戶具有長期生活在農村的必要的“農業”基礎；第三，農戶家庭人均收入超過當年貧困線收入水平的兩倍。借此可以判定，農戶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微觀生產的不確定性以及外部宏觀沖擊具有一定程度抵御風險能力，具備對“返貧”可能性“脫敏”的一定經濟實力。也可由此判別，農戶所經營產業達到某一“底線”規模(盡管是人為設定的)。不滿足上述3個條件的農戶家庭即被視作生存型農戶?！稗r戶轉型”即指農戶由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的轉變。

2. 農貸獲得

顯然，根據上述理論分析，需要考察的農貸指標即農貸規模，用農戶獲得生產、經營性貸款規模衡量。由于農貸獲得對當期與滯后一期的貧困地區農戶生計轉型同樣具有效力，在指標選取時，以農戶家庭近兩年的農貸總規模表征農貸獲得變量。

3. 家庭層面控制變量

農戶生計資本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是權衡農戶轉型能否成功的充要條件。本文將從自然、人力、金融、物質等方面刻畫農戶個體間的生計資本異質性。物質資本主要指生產資料，農戶所擁有的部分生產工具常在家庭面臨風險或者生活生產危機時作為抵押品，從而成為一種潛在資本。以生產工具所代表的生產資料，與農戶所依托產業門類以及生產經營狀況具有緊密聯系。金融資本是農戶所擁有并能夠利用的資金儲備，在農戶層面選擇能夠衡量農戶現金流量的家庭年收入水平。收入盡管不是直接的金融資本，但在扣除各時期消費分量之后可以轉化為不同形式的金融資產。人力資本包括農村家庭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自然資本包括農戶擁有的耕地、林地等自然資源資產。

4. 村莊層面控制變量

第一，村莊生計異質性。村莊生計異質性以同一村落內農戶家庭生計水平的方差表示，相應方差水平也被用以表征村莊之間生計的異質性?？紤]到需甄選不同的生計資本指標進行綜合度量，引入因子分析法，即在避免丟失信息的前提下，根據原始變量的信息進行重新組合，找出影響變量的共同因子，將眾多原始變量濃縮成少數幾個因子變量，由之形成測算生計資本的綜合指標，最大限度滿足生計資本指標的特性，使最終選取的指標具有代表性。

(12)

第二，村莊交通條件。采用農戶所在村莊距離臨近縣城的距離。

具體指標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1。從整體上來看，各個變量的離散程度均較低，未出現極端觀測值。

表1 調研地區樣本數據描述統計

(三) 數據來源

完整理解農貸首先要分析中國農戶的經濟特質。[14]182相關數據來源于課題組分別于2013年和2018年開展的面向農戶家庭的田野調查。采用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采樣，調研區域為位于秦巴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陜西省商洛市，按照農戶生計條件的優劣隨機選取4個鄉鎮，依據此條件選取每個鄉鎮的4—6個村莊，再在每個村莊隨機選取30戶以上農戶進行面對面訪談和問卷調查。(2)每一地區的調研分3個階段：與當地政府、中國人民銀行及轄區金融機構座談，了解地區經濟與產業發展情況；與鄉鎮和村干部交談，熟悉當地農戶生產經營狀況；入戶訪談填寫問卷，每戶訪談時間約1小時。剔除調查中部分不合理或缺失數據的樣本，最終獲得有效農戶樣本780戶。調查內容包括農戶家庭人口特征、生計資本、生計策略、金融服務、金融素養、風險偏好、創業意愿、土地制度期望和扶貧政策評價等。

四、 實證結果

計量方法采用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在回歸模型中將微觀家庭的個體變量和村莊層面的宏觀變量聯系起來，同時分析影響貧困地區農戶轉型的農戶個體層面(村莊內部差異)和村莊層面(村莊之間差異)的特殊因素。其中，因變量是農戶家庭類型屬性(屬于經營型農戶=1；屬于生存型農戶=0)，使用2013年與2018年兩年的截面數據(樣本容量分別為n=372和n=408)。為進一步提高數據的準確性與科學性，對調查數據進行必要的樣本清洗。

(一) 零模型設定與結果

首先檢驗樣本農戶數據是否存在組間差異，以判斷是否需要采用多層次模型?？紤]無解釋變量的零模型(Empty Model)如下：

Yij=β0j+εij

(13)

β0j=γ00+μ0j

(14)

將式(13)與式(14)合并，得到具有隨機效應的方差分析模型：

Yij=γ00+μ0j+εij

(15)

表2 組間、組內變異數分析模型(零模型)

(二) 多層次模型結果分析

為了更好地分析各個因素對推動農戶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變的影響，以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為維度考慮6個模型。如表3所示，模型Ⅰ—Ⅲ、模型Ⅳ—Ⅵ分別呈現2018年、2013年的農戶類型情況。模型盡管均為隨機截距形式，但每個模型的變量有所不同。其中，模型Ⅰ、Ⅳ僅考慮核心解釋變量，模型Ⅱ、模型Ⅴ僅考慮農戶層面特征，模型Ⅲ與模型Ⅵ綜合了村莊層面特征。選取8個農戶層面指標和2個村莊特征指標作為自變量加入模型，在加入農戶層面的指標后，模型顯示村莊差異縮小。同時，AIC值和BIC值減少，且減少值介于6—10之間，強證據表明模型的解釋能力增強(3)拉夫特里(Raftery)對用BIC 評價模型比較提出如下指南：BIC 絕對值差為0-2：弱證據；2-6：正證據；6-10：強證據；10+：超強證據。見R.Kass,A.Raftery,“Bays Factors and Models Uncertainty”，J. Am. Stat. Soc.1995,90,pp.773-795。，隨機截距模型擬合效果更好。換言之，隨機截距模型的實證結果更有力地解釋了群體特征(村莊異質性)顯著地影響農戶類型轉變進程。

1. 基于家庭與村莊層面的農戶轉型估計結果

模型Ⅰ、Ⅱ均為隨機截距模型，模型假設農戶類型轉變的所有差異均源于群體(村莊)或(和)個體(家庭)，且個體對農戶類型轉變的影響不因群體而異。模型Ⅰ結果顯示(見表3)，當不存在其他層面變量影響，農貸獲得對農戶類型轉變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根據模型Ⅱ固定效應部分得到相同結果。

(1) 農貸獲得。觀察2018年不同層面的實證結果可知，無論是否控制家庭層面及村莊層面變量，農貸獲得規模顯著影響農戶類型轉變。在同時控制家庭層面與村莊層面變量下(模型Ⅲ)，農貸獲得每增加1%，農戶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變的概率增加1.21%(e0.193 5)，表明農貸獲得的正向效應為經營型農戶生產規模擴張提供了必要資源。

(2) 物質資本。家庭擁有生產工具每增加1%，生存型農戶轉化為經營型農戶的概率增加2.28%(e0.822 6)。這說明生產工具、生產基礎設施是農戶替代勞動力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必要手段，也意味著農戶取得資本收益的訴求趨于增強。2018年數據顯示，繼續從事種植、養殖業的農戶家庭出現兩極化趨勢。一類是農業產出僅滿足(或部分滿足)家庭成員食物消費的模式，收入來源以務工收入為主，具有生存型農戶特征。另一類則是以規模種植、養殖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經營型農戶。配備有耕地機、收割機、運貨車、日光節能溫室、恒溫與自動化養殖場等現代農業設施成為新型家庭農場的重要標志。

(3) 人力資本。家庭勞動人口規模每增加1%，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的概率增加0.73%(e0.321 1)。勞動力人數增加擴大了家庭收入來源，教育、醫療等支出也低于人口撫養比高的家庭，有助提升農戶進行產業投資可能性。農村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對農戶類型轉變的效果不顯著。根據田野觀察，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戶多傾向外出務工，離農意愿明顯，對農業生產參與度較低，阻礙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部分原因是認知觀念固化，向往城市生活方式，亦可歸因于農村基礎教育中職業技能教育環節薄弱。[16]284

表3 分樣本多層次模型估計結果

(4) 土地面積與生計多樣性。農戶擁有土地面積每增加1%，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變的概率增加3.23%(e1.172 2)。這說明從事種植業的“經營型農戶”必備條件是土地面積與保有量形成一定規模。農戶家庭賴以生存的技能或生計策略(生計多樣性)提升1個百分點，推動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的概率增加1.79個百分點(e0.579 9)。

(5) 經濟收入。家庭收入增長1%，農戶轉向經營型的概率提高1.60%(e0.471 9)。如前所述，收入雖然不是直接的生產性資本，但可以轉化成諸如金融資產等其他形式資本，增強農戶家庭抗風險能力，促進農戶轉型。

村莊生計異質性增加1%，經營型農戶占所有農戶比重提高1.612 2%(e0.477 6)。生計水平差異較明顯村莊的農戶“離農”的預期代價與不確定性風險愈高，為降低風險，農戶會轉向從事風險較低的農業生產，從而在農村本土實現向經營型農戶轉變。

2. 農戶轉型的時變特征

依據表3觀察，2013年與2018年兩個時間點農貸獲得、借貸意愿、土地面積、村莊特征等對農戶類型轉變的影響有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

(1) 農貸獲得。2013年農貸獲得對農戶類型轉變的正效應弱于2018年，農戶家庭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農貸獲得，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的發生率增加1.08%(e0.076 5)，2018年農貸獲得的類似效應為1.21(e0.193 5)。農戶運用貸款形成家庭產業的外在金融環境改善和內在驅力增強，農貸促進農戶轉型的機制被強化。

(2) 生計異質性。村莊生計異質性對農戶類型轉變的影響在10%的統計水平顯著，且在2013年表現為負向作用，意味著村莊生計資本異質性程度越強，農戶轉型過程被抑制。2018年，村莊生計異質性擴大促進了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變。

合理的解釋是：第一，當村莊平均生計資本處于低水平(2013年)，即使擁有較多生計資本農戶家庭仍難以滿足轉型所需要的“門檻”生計資本；第二，農村社區獨立市場空間受到村莊整體金融資本約束，生產的預期收益低于投入成本。在村莊生計資本低水平條件下，較強異質性背后是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對當地市場空間“密度”的壓縮；第三，外生政策變量發生重要變化的溢出效應，包括面向農村的信貸供給、農業保險、創業擔保、電子商務、技能培訓、土地三權分置、農地與農房抵押貸款試點等，這些都指向一個方向，即顯著且系統地改善了農戶轉型的經濟環境。2018年，在村莊總體及農戶生計資本均值提高條件下，異質性強意味著有更多生存型農戶處于滿足轉型所需生計資本規模的“頂層”，本地市場空間、市場密度趨于擴大，電子商務、交通條件改善使農戶經營產業所依托市場在地理空間上擴張，從而改變了村莊異質性與農戶轉型之間的連接關系。(5)課題組2013年調研發現，農戶收入結構與2003年、2008年比較發生了很大變化。2018年調研更加感受到城市工業和宏觀經濟波動對農戶家庭帶來嚴重沖擊，在此背景下農戶創業意愿趨于增強。見劉明等《西北鄉村金融田野調查 2003—2018》，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68頁。

(3) 交通條件。2013年村莊層面的交通條件在統計上顯著為負。農戶所在村莊距最近的鄉鎮距離越遠，農戶由生存型向經營型轉變進程減緩。2018年，村莊交通狀況雖然仍為負向效應，對農戶生計轉變的影響卻不再顯著。交通基礎設施改善縮短了農戶與外部空間和社群的距離，改變了轉型的預期成本收益。

(4) 土地規模。農戶家庭擁有土地規模對農戶轉型的顯著正向作用增強。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掙取收入由于城市第二、三產業周期變動而具有不確定性，農戶以土地為主要要素投入的種植、養殖業具有成為家庭產業依托的外在壓力條件。免農業稅、對種植和養殖業補貼、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以及農業技術進步加快，均擴展了土地經營的收益空間，提供了以小農戶為經營主體的家庭農場融入現代農業的可能性。

(三) 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不考慮村莊層面數據的混合Logit回歸模型中村莊生計異質性對農戶轉型的回歸系數高于多層模型的回歸系數，說明混合模型高估了這一影響。多層回歸模型能準確反映變量間的層次關系，且允許多種影響效應的存在，能有效糾正同一層次中樣本潛在關聯可能帶來的結果偏誤，獲得更精確的參數估計。[17](6)為節約篇幅，略去穩健性檢驗具體結果。

五、 進一步討論及其啟示

“后貧困”時期農村需要解決的問題集中表現為防止脫貧農戶返貧以及破解相對貧困問題。伴隨貧困地區農村社會經濟狀況發生改變，農戶家庭經濟也出現一系列新的特點，農村金融體系、金融結構必將適應農村金融市場以及所服務農戶群體所發生的新變化。

(一) 小規模集約型小農戶經濟初步形成，農業信貸面臨新的機會

現有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經營極度分散模式不具有長期可持續性。按照家庭收入中務工等非農收入與種植、養殖業收入占比估計，農戶將主要勞動力分布在務工和各種非農產業，這一部分約占總勞動的80%。綜合考察農戶擁有土地面積變化和對生產資料中生產工具投入的影響，表明將我國小農經濟特點刻畫為所謂勞動投入“過密化”和“拐杖邏輯”已不成立，而是存在一種“逆拐杖邏輯”，即傳統種植業成為利用家庭老弱勞動力和補充家用的手段。以土地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家庭保險內部化受到沖擊，土地經營的社會保障功能日漸式微。

土地經營體現出小規模集約化特點，即依托少量土地的家庭農業形成對勞動的節約，勞動(簡單勞動)在農戶家庭經濟中的要素貢獻明顯下降，農村地區不局限于土地的多樣性資源稟賦允許在土地耕作之外擴大生產和獲取收益。國民收入持續增長使得農產品需求規模和市場擴大，對特色、綠色和優質農產品的需求尤為如此。這些均造就了小農戶家庭經濟向更高級形式蛻變的條件，生存型農戶向經營型農戶轉化具有了客觀可能性。

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和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農戶放棄耕作土地對土地產權交易賦予理論與政策想象空間，農戶轉型途徑包括通過土地集中形成擴大的家庭農場。農村金融部門的生存本質是金融資本與土地、勞動要素的結合。在土地制度變革等各種社會經濟因素驅動下，村莊整體生計多樣性與單個農戶趨向較單一生計模式并存，農村內部不斷顯現出產業細分和內部分工深化的態勢。這些給農業信貸擴張提供了機會，

(二) 農業信貸市場結構發生變化，金融機構亟須轉變信貸管理模式

比較不同時期的田野觀察數據，兩類農戶均表現出農業投資貸款需求增加，消費信貸下降。由規模種植和養殖、農產品加工、農村旅游文化產業拉動的農戶貸款實際用途顯著增長。[18]116-121，173-192，466-468揭示出以下變化：第一，農戶轉型的內生傾向增強，處于雛形的經營型農戶具有向較高級形式發展的可能性。兩者均期望農村金融機構支持突破原始積累的不足；第二，農貸市場結構及農戶經濟結構變化對農村信貸管理和風險控制提出新要求。進入“后貧困”時期，金融機構運營的重點領域應該轉向為農戶轉型提供深度金融服務，對經營型農戶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信貸支持。

在未來3—5年，農村金融機構急需轉變現有的基于國家扶貧戰略的農業信貸管理模式，積極瞄準差異化、多樣化農村新興產業，針對農業科技推動的綠色、高效和精致農業擴大信貸投放，適應農戶家庭經濟由生計資本規模、結構異質性所產生的信貸需求，改變對農戶投放信貸所具有的均齊化、同質化特點。

(三) 需要將經營型農戶作為家庭“企業”設計農貸產品

為了觀察每一相對獨立變量對農戶轉型影響，設計計量模型時對不同解釋變量進行細分。如果換一角度，將農戶轉型看作由家庭所支配的現金流和生產要素投入決定，將有關解釋變量(或生計資本)對農戶轉型的影響適當加總并分類分析(7)加總分析的解釋力取決于對不同生計資本做標準化的可行性。，以比較現金流與各生產要素在影響農戶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為此將農貸與家庭收入相加得到農戶現金流指標，將生產工具與土地面積加總得到家庭支配生產資料規模，將農戶技能(生計多樣性)與勞動力加總得到涵括技術與管理因素的新的人力資本指標。結果發現：

第一，各影響因素對貧困地區農戶轉型的重要性依次為家庭擁有生產資料、現金流和人力資本(降序)。上述3個要素分別增加1個百分點，農戶轉型概率相應增加5.51、2.82和2.51個百分點。這一結果尤其符合具有農業特征的家庭經濟。生產資料規模與質量在農戶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是對經典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合理詮釋。生產資料所有制何以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主要特征？正是因為，誰擁有生產資料，誰就在生產循環周轉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環節中具有了能動性和控制權。經營型農戶與生存型農戶的重要區分，也正在于各自具有控制權并直接推動的生產資料規模殊異。

第二，家庭擁有生產資料、現金流和人力資本3種因素中，各自內部不同組成部分對農戶轉型影響也存在差別。在生產資料中，土地面積影響比之生產工具更為重要；在家庭可支配現金流中，家庭收入比之農貸獲取更為重要；對于人力資本，勞動力技能水平(表征技術與管理)較之簡單的勞動力數量更為重要。

農業信貸對農戶轉型可能性貢獻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可以輾轉通過購置生產資料，提供流動資金以購置投入品及支付工資，或者當農戶家庭出現赤字情況下支持其消費。農戶收入扣除消費以后可直接支持其擴大再生產，比之農貸所提供現金流在農戶轉型過程中顯得更為重要。但是，農貸獲取比之農戶家庭收入無疑更具有靈活性或者“柔性”，成為促進農戶轉型的更具有能動性的因素。進而論之，農戶家庭生產信貸中一定比例是以生產資料方式存在著。對支持農戶轉型的信貸投放在期限、規模上如果適當放寬，將經營型農戶作為家庭“企業”設計具有針對性的農貸產品，無疑會更大程度地改變、提升其對農戶轉型的推動作用。進言之，瞄準農戶轉型的農貸擴張必將更為精準地推進“后貧困”時期貧困地區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