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發展理念視域下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與潛力問題研究

孔祥利, 趙 娜

(陜西師范大學 國際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一、 相關研究文獻簡要回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9年的60.6%，城鎮化發展得以快速推進。2020年我國已提前完成1億人落戶任務，農業轉移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至2019年的44.38%。[1]然而，傳統城鎮化進程也暴露出市民化與城鎮化非同步發展、過分依賴土地財政、過度消耗資源等諸多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城鎮化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與問題，提出了加快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部署，積極統籌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2014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提出了全面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新要求[2]，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的開啟。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再局限于數量的提升，更在于品質與質量的提升，城鎮化發展也步入由數量增長向質量提升的新階段。

以往相關研究多從城鎮化發展速度、人口遷徙、地理分布等維度展開，尤其是國外研究中并未過多涉及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問題。如日本學者稻永幸男從人口的動靜態變化、區域規模、經濟發展、地理位置5個方面出發，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城市度進行測量。[3]25-27印度學者卡迪爾(M.A.Qadeer)用人口密度比較分析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得出基礎設施、人口密度、公共服務對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影響較大。[4]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SP)2002年制定了包含5個主要測度內容的城市發展指數(CDI)和細分為42項指標的城市指標準則(UIG)，來測評城市人口居住狀況。[5]

國內學者葉裕民在2001年比較早地提出城市化質量應從經濟、基礎設施、人的現代化以及城鄉一體化程度4個方面來度量，認為我國城市化質量較低，應積極提高城市化質量。[6]趙永平、徐盈之從經濟、社會、環境3個維度構建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7]；魏麗莉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人口和土地相關指標，綜合測度西北城市群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并采用系統聚類及標準差分析城鎮化發展的區域差異與動態演變特征[8]。王婷等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理念，從提高消費效用、增強生產能力、提升公共服務、實現城鄉統籌4個方面，構建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數量與質量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認為要轉變城鎮化發展的戰略,走出“高數量、低質量”的城鎮化發展悖論。[9]李通屏等從城市發展、居民生活、城鄉一體化3個維度衡量2011—2017年我國城市化發展質量。[10]

國內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但仍主要是綜合水平的測度，對于發展質量的研究也有涉及但相對較少，且大多集中于從經濟、社會、人口、環境等方面選取指標體系測度城鎮化發展質量。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有必要突破綜合水平測度與指標分散化測度的雙重局限，根據我國城鎮化發展所處階段，結合新發展理念選取更為科學、更具代表性的指標體系，更深入地對我國城鎮化發展質量與發展潛力進行研究。

二、 五大發展理念與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系

我國城鎮化進程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下都呈現出受國家宏觀經濟戰略的影響。不同發展理念之下的異質性政策傾向，可以很大程度影響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方向，而發展理念隨著時代發展、實踐變化也在不斷創新。習近平強調：“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的指南，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盵11]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12]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也逐漸從經濟利益主導的數量發展模式轉變為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更加注重發展質量的提升和對發展成果的公平共享。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既是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始終的理論主線[13]，也是新時代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理念依據[14]。

作為推動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遵循，五大發展理念與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具有內在一致性，新時代應以五大發展理念引領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其一，創新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之源。創新能力較強的區域往往有處于發展前沿、具備創新能力的新興產業支撐，容易形成合理化、多元化、協同化的結構布局，其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更為強勁，也更具可持續性；其二，協調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城鄉融合的協調發展模式是城鄉關系發展的最高階段，新時代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融合式”發展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15]；其三，綠色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走綠色低碳、生態良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城鎮化發展的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辯證統一的必然結果,是人城共融、可持續的城鎮化；其四，開放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必須抓住“一帶一路”的戰略機遇，加強與沿線國家在對外經貿、基礎設施、交通物流、產能合作等領域的合作，積極建立自貿試驗區，提升輻射能力和聚集能力。其五，共享是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新型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是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均等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使更多轉移人口共享城市文明與進步的成果。

2020年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收官之年，值此之際，對城鎮化發展質量與發展潛力進行研究分析尤為重要。本文以五大發展理念為統領，力圖更新現有城鎮化質量測度指標體系，全方位選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維度指標，對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測度，探尋2009—2018年10年間中國城鎮化發展的規律性，根據各省域城鎮化異質性發展質量及發展潛力，將其細分并進行深層次剖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對策建議。

三、 基于五大發展理念的城鎮化發展質量指標體系構建

(一) 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科學性、綜合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則，在包含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第三產業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5項正向經濟指標的基礎上，選取5個維度25項基礎指標構建綜合測度指標體系，評估城鎮化發展質量與潛力，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五大發展理念的城鎮化發展質量指標體系

(二) 測度方法

城鎮化發展質量目前尚無統一的測度方法，具體測度難點在于其各個表征指標權重的確定。囿于主觀賦權法較易受到個人認知的局限，本研究采用計算方法相對復雜但較為客觀合理的客觀賦權法中的改進熵值法，即根據各指標的具體信息先計算出相關權重，再得出其綜合得分。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1. 對原始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

假設待測度某省域m年城鎮化發展質量，測度指標體系包括n個維度，xij(i=1,2,…m；j=1,2,…n)為第i個省域第j項指標的數值，可形成測度系統初始矩陣A，如下：

對矩陣A中的正向及負向指標進行無量綱化：

2. 計算熵值

先確定第j個指標占i個測度對象的比重pij(pij∈[0,1])；再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ej(ej∈[0,1])，其中常數k與樣本數m有關，令k=1/lnm>0:

3. 計算各指標所占權重

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gj=1-ej

改進熵值法可以根據指標離散程度確定權重，指標離散程度與熵值大小呈反向關系，與對應的權重呈正向關系。即指標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城鎮化發展質量得分的影響越大；指標離散程度越小，對城鎮化發展質量得分的影響越小。

四、 中國省際城鎮化發展質量與潛力分析

根據以上指標體系與測度方法，基于最新可獲得數據，用Stata14進行具體測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 《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及wind數據庫。在數據獲取方面，受疫情等諸多因素影響，本研究選取的30項指標中多項指標2019年數據尚未公布，因此選用2009—2018年10年面板數據對全國四大區域板塊及30省域(1)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未納入“四大板塊”，又由于數據獲取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中不包含西藏自治區。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測度，具體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全國及四大板塊城鎮化發展質量測度結果

表3 全國各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測度結果

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2009—2018年，全國各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總體上呈顯著上升趨勢，但上升的速度有所差別。各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差異較大，從其均值來看，發展質量得分最低的青海與發展質量得分最高的廣東相差較大。

(一) 發展質量： 四大區域板塊呈階梯式不均衡分布

從各區域板塊城鎮化發展質量得分的均值來看，四大區域板塊總體上呈由東、中、東北到西部地區逐級遞減的階梯式不均衡分布狀態。根據表3測度結果，將2009至2018年30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均值Si劃分為3個類別：高質量型(Si>40)、協調型(10

表4 各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類型

結果顯示：其一，城鎮化發展高質量型6省域均屬東部地區，處于較為穩定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其二，處于協調型省域共16個，2018年協調型省域增加至19個，西部地區一些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正處于由滯后型向協調型提升的關鍵階段；其三，8個滯后型省域集中于西部偏遠省域，其中3省域2018年城鎮化發展質量得分超過10，正處于向協調型轉變的提升進程。

(二) 發展潛力： 四大區域板塊逐漸向均衡化發展靠攏

從動態時間變化來看，西部地區2018年城鎮化發展質量是2009年的2.89倍，是質量提升最快的區域；中部地區也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以2.67倍的質量提升速度次之；發展質量最高的東部地區在速度上有趨緩態勢，以2.19倍的提升速度略低于2.41的全國平均水平；提升最慢的區域是東北地區，僅提升1.71倍，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用Pi表示i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Si2009為2009年i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Si2018為測度終年2018年i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令Pi=Si2018/Si2009，根據表3測度結果，將30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Pi劃分為3個類別：高潛力型(3.0

表5 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類型

結果表明，2009年以來，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較高的地區集中于中、西部6省域，發展質量均提升3倍以上，屬于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高潛力類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處于中潛力區間的有19省域，包括除上海與浙江外所有東部省域、4個中部省域、6個西部省域以及1個東北省域。其中，東部地區在發展速度上有所趨穩回落是由其城鎮化發展所處的階段決定的，這些發達省域城鎮化進程大多已處于諾瑟姆曲線的成熟階段，其發展質量也已處在較高水平。部分中、西部省域受地理因素、自然資源、貿易環境的影響較大，發展動力不足，質量提升空間有限。5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較低省域包括東部2省域和東北2省域，上海、浙江城鎮化發展質量已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升空間有限，遼寧、黑龍江受區域發展限制，質量提升較為緩慢。

(三) “質量—潛力”類型分析

根據上述測度結果及分析，參照以往眾多學者在研究城鎮化發展類型上采用的劃分方法[16]，并依據本研究中計算得出的城鎮化發展質量得分Si(0≤Si≤180)和城鎮化發展質量潛力Pi(1.0≤Pi≤4.0)的具體數值，由高到低分別以Ⅰ、Ⅱ、Ⅲ表示高質量型、協調型、滯后型三種城鎮化發展質量類型， a、b、c表示高潛力型、中潛力型、低潛力型三種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類型，據此將中國各省域城鎮化發展分為Ⅰa、Ⅰb、Ⅰc、Ⅱa、Ⅱb、Ⅱc、Ⅲa、Ⅲb及Ⅲc9種類型，如圖1所示。

圖1 城鎮化發展“質量—潛力”類型

結合實際測度結果，所屬Ⅰa與Ⅲc類型的省域為空，最終城鎮化發展質量—潛力類型歸為以下7類：(1) Ⅰb：高質量—中潛力城鎮化發展類型，包括廣東、江蘇、北京、山東4省域，均屬于東部地區，經濟基礎較為雄厚，在開放水平和創新能力上占據較強優勢，處于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階段，未來仍有一定的發展潛力；(2) Ⅰc：高質量—低潛力發展類型，處于長三角洲的上海和浙江為此種類型，盡管城鎮化發展質量較高，但其提升速度遠低于其他東部省域和全國平均水平，由于城鎮化所處的歷史階段，在規模數量相對穩定以后，其質量提升就是一種常態，必須以創新增強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動力；(3) Ⅱa：協調型—高潛力發展類型包括湖北、安徽中部2省域和四川、陜西、重慶西部3省域，這些地區已初步顯現出其后發優勢，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一帶一路”等政策不斷深入推進，其城鎮化發展質量將大幅提升；(4) Ⅱb：屬于協調型—中潛力發展類型包括福建、天津、河北東部3省域，河南、湖南、江西、山西中部4省域及唯一的西部省域廣西，這些省域無論發展質量還是發展潛力都處于中間水平，較為協調同步；(5) Ⅱc：協調型—低潛力類型，包括內蒙、遼寧、黑龍江3省域，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城鎮化發展質量起點較高，但是長期單一化的高能耗產業或高污染的重工業結構使其綠色發展落后、創新動力不足，提升潛力較低，亟須內、外動力的雙輪驅動；(6) Ⅲa：貴州作為唯一的滯后型—高潛力類型省域，受自身區位、地理條件等諸多因素影響，城鎮化發展起點低、質量滯后，但其近年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在創新、綠色發展方面顯現出后發潛力，有望突破長期以來所處的滯后階段；(7) Ⅲb：滯后型—中潛力發展類型包括新疆、寧夏、青海、云南、甘肅西部5省域，位于中部的海南及位于東北的吉林，受區位、基礎設施、資源等客觀條件限制，這些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滯后且后續提升潛力一般。

五、 主要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 主要結論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17]，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城鎮化道路，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五大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本文以五大發展理念為立論依據，從創新、綠色、協調、開放、共享5個維度選取相關經濟社會指標，基于30個省域10年面板數據，采用改進的熵值法測度城鎮化發展質量，并對城鎮化發展質量與潛力進行具體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結論：其一，2009—2018年，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總體穩步持續上升；其二，四大區域板塊城鎮化發展質量差異顯著，呈現由東、中、東北到西部地區逐級遞減的階梯式不均衡分布狀態；其三，四大區域板塊城鎮化發展潛力差異明顯，逐漸向均衡化動態發展：東部地區大多省域城鎮化質量趨于穩定；東北地區城鎮化質量提升潛力較低；除一些省域仍未突破客觀條件限制外，中、西部地區部分省域后發潛力較大。

(二) 對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新時代在五大發展理念引領下，我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第一，突破傳統產業同質化制約，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尤其是東北地區應主動突破結構瓶頸，避免過于同質化的產業繼續擴大，有針對性地積極推動創新發展，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和城鎮化發展質量的進一步提升。第二，統籌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融合發展，實現城鄉互補的協調發展。尤其要重視發展質量滯后的生態脆弱區，如西部的新疆、寧夏、青海等，應有針對性地利用其城鄉異質化資源稟賦助推農業現代化。第三，走綠色低碳、生態良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修復生態，生態管理、補償、評價及問責機制完善的綠色低碳城市運營模式。[18]第四，進一步擴大開放，增強部分城市的聚集能力，形成新的增長極。東北、中、西部部分滯后省域要實現高質量的城鎮化，亟須抓住“一帶一路”的戰略機遇，發揮區位優勢，進一步擴大開放水平和力度，形成若干有輻射能力的中心城市。第五，積極推動更為均衡地城鎮化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的共享。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履行政府統籌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采取包括財政轉移支付和產業支撐的方式，推動更為均衡地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除此之外，本文研究結果還顯示，部分中西部省域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已初步顯現出其具有后發潛力，而東北地區城鎮化發展潛力堪憂，質量提升難度較大，很可能被西部地區超越，成為四大板塊中城鎮化發展質量最低的區域。因此，應著重關注東北及中、西部部分落后省域的城鎮化發展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