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近前”直面當下
——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發展的一點思考

■牛 蕊

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幾十年的成長道路雖充滿曲折，卻也顯示出厚積薄發的力量，呈現出斑斕的學術景觀，收獲了一批批專業研究人才。如今，這門年輕的學科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在學科自我意識、史料建設、研究方法、研究視域、人才培養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績。但是如若暫時跳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專業圈，拋開局內人的身份，在學科研究外圍以局外人的身份反觀學科現狀，筆者時不時會感到一種困惑：從理論上來說，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關注的是離我們最近、關系最為密切的歷史，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已將時間線延伸至21 世紀，形成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的學科發展態勢，然而我們的相關研究卻對當下音樂生活，甚至是社會現實影響甚微?！爸袊魳穼W尚不能針對當前高度復雜的音樂現實和高速發展的文化生活提出具有深度的理論闡釋，并在總體上缺乏應有的當下意識與當代立場?！雹僬w來看，目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也存在這種比較尷尬的狀況。

追溯歷史固然重要，但直面當下也應得到重視。當下離我們如此之近，各種資料與信息量規模龐大，大量鮮活的人與事值得關注，許多記憶仍依稀可辨，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可將當下視為一種能切實感觸到的“流動的”“活著的”歷史。但直面當下也存在諸多困難與爭論。從學術角度來看，在當下音樂生活與社會現實中，很多被關注的對象仍處于變化發展的時段，諸多事件與史實缺乏歷史沉淀與時間距離，很多不確定的、變化的、復雜的因素交織，導致研究者難以做出論斷。再加上研究者學術視野受到各種因素制約，使相關研究在史學層面缺乏客觀觀察與深入剖析，很難達到學術研究中的獨立、自由與超然。即便如此，筆者認為學者更要懷著觸碰當下、理解現實的關懷與勇氣，把目光逐步從“遙遠”拉到“近前”②，加強與當下對話。那么該如何面向當下？筆者將從史料呈現、研究視域、研究方法這三方面來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作品復排：樂譜史料呈現的新思路

“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所言?！雹郛斚?，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中，史料建設依然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在新史料的尋求與挖掘這一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吧细F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用傅斯年先生當年所言來形容如今學界新史料的挖掘工作，顯得尤為貼切。在搜尋、挖掘各類史料的同時，如何合理有效地研究、呈現，使其在當下發揮應有的學術價值，是值得思索的。特別是對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百余年間大量存在的樂譜史料，除了進行整理研究、實物保存、印制出版、電子化轉換等“無聲”的呈現方式以外，是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這些樂譜加以“有聲”再現？畢竟音樂是一門特殊的藝術，比起靜止于紙面上的音符，實際的音像更能為研究者帶來最直觀的切入點。

近年來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很多歷史作品被重新搬上舞臺，尤其是一些大型歌劇作品的重新復排。例如2012 年中央音樂學院復排歷史歌劇《荊軻》（王泊生編劇，陳田鶴作曲）；2014 年南京藝術學院復排歌劇《秋子》（陳定編劇，李嘉、臧云遠作詞，黃源洛作曲）；2015 年沈陽音樂學院對大型經典歌劇《星星之火》（侶朋等編劇，李劫夫作曲）進行改編創新；2015 年山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復排《流亡曲》（劉雪庵、葉瓊編劇，江凌作詞，劉雪庵作曲）。這些被復排的歷史作品，重新在舞臺上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而不再僅僅作為一紙文本無聲沉寂于歷史的“抽屜”中。筆者認為，將復排作為近現代樂譜史料呈現的一種新思路，也未嘗不可。但這種處理方式存在很多問題與爭議，如何在尊重歷史、尊重原作的基礎上，適當地與當下的時代審美、時代特征相融合，對歷史作品重新演繹、解讀，是必須要深入思考的。

對于復排，筆者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一些看法。我曾參與了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中國音樂史教研室對歷史歌劇《荊軻》的復排工作。由于歷史原因，《荊軻》現在只殘存部分聲樂旋律手稿，且當年演出的具體情形也未能尋獲，因而將這一珍貴的歷史作品重新搬上舞臺絕非易事。復排組將此次復排定位于學術演出，在六個月的復排過程中，對歌劇樂譜文本及其相關史料嚴謹、深入地研究、考證、剖析，并結合對陳田鶴大女兒陳暉的采訪，對該劇形成全面、客觀的認識。之后，在尊重原作與我國歌劇發展歷史的基礎上，融合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審美，對該劇劇本與音樂加以編配。并在一次次探討與排演中磨合改進，以求對作品進行更好的呈現。

筆者通過此次全程參與充分認識到，對于歷史作品的復排，前期必須要做好扎實的史料工作，進行抽絲剝繭般的整理，須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音樂文本作深入分析。排演中要反復斟酌與推敲，實踐與文本相互關照。一定要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加以繼承，在當下語境中切實把握好再創作與編排的尺度。即使最終復排完成后，對存留的一些問題，仍應保持求實、反思的態度。唯有這般，復排才具有其歷史意義。

可以說，復排中的每一個過程，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當下的我們懷著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切關懷與歷史進行的對話，是我們試圖觸碰歷史，重新體驗歷史，探究其面貌，尋找其真相時產生的磨合與碰撞。而相對于單純地解析書面文本或欣賞音樂作品，復排實踐中的磨合與碰撞所帶給我們對歷史的感悟，要更為深刻與真實。因此，復排作為當下中國近現代樂譜史料呈現的一種思路，在重新挖掘、演繹歷史作品的同時，為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也使得音樂史研究更為鮮活。

二、音樂現實：研究視域的深入拓展

除了“動手動腳”找史料，在研究中探尋歷史以外，持續深入地關注當下音樂現實，產生具有深度的論斷是十分必要的。對此，有兩個方面值得思考的。

第一個方面，是將研究視域擴展到大眾音樂領域。我們的研究既需要面對“陽春白雪”，也需要面對“下里巴人”。以往，我們習慣于將“高精尖”的專業音樂創作作為主線貫穿于歷史研究中，對于諸如流行音樂、影視音樂、廣場音樂等大眾音樂不夠重視，并抱有一絲默然與偏見，認為它們過于通俗、粗淺，既無復雜的音樂技術，又無深層次的審美內涵，也無過高的社會價值。其實，縱觀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發展歷程就會發現，無論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盛行的“時代曲”、抗日戰爭時期迅猛發展的抗戰歌曲，還是1949 年之后異常繁榮的群眾歌曲，亦或是20 世紀80 年代逐步興起的流行歌曲大潮，這些和大眾密切相關的音樂形式一直存在于歷史中，并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直至今日，在多元開放的音樂文化發展與復雜的社會變遷中，在現代傳媒發展和商業消費的推波助瀾下，各種形式的大眾音樂層出不窮，呈現出一幅豐富、鮮活，甚至令人迷亂、困惑的景象，也給當下音樂創作、實踐參與、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諸多方面造成巨大的影響。以流行音樂為例，當代社會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一些現象：網絡“神曲”掀起的一股股跟風熱潮；自媒體平臺帶動下，青年群體所追捧的“熱門”音樂層出不窮；電視上各大綜藝晚會、流行歌曲音樂競技節目掀起的追捧狂潮；甚至在相當一部分從事專業音樂活動的群體中，也并不排斥流行音樂的創作與表演。還有一些“高雅音樂”接受了大眾音樂的實踐機制，成為一種復合音樂形式，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效益，等等。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雖然代表著精英文化的專業音樂仍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擁有著規模不小的、特定的受眾群體，但大眾音樂已悄然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當代社會的必然產物與音樂文化發展的有機構成，對其他音樂文化產生的影響更不可小覷。

因此，在當下學科研究中，調整已有研究思路與知識結構，將大眾音樂放置于整個大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借助國內外研究成果，以專業的、多維的、交叉的視角進行相關研究，是值得重視的。不可否認的是，大眾音樂雖最能承載公眾的心聲和所需，但也確實存在良莠不濟、泥沙俱下的現象。過于商業消費和娛樂化的發展，使其缺乏社會責任感，一些粗制、低俗的內容也引發社會憂慮和批判。所以研究者更需具備責任心來面對這樣一種客觀存在。正如于潤洋先生當年對流行音樂論斷一般：“對它(流行音樂)應該采取冷靜的、分析的態度，與其批評它、判決它，不如認識它、闡釋它。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也許會對它在我國音樂生活中的健康發展、創作和欣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某些引導作用?！雹苓@一論斷對當下研究中如何對待大眾音樂同樣適用。

第二個方面，是將研究視域擴展到對外音樂文化交流方面?；仡櫄v史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時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內政外交與文化政策，并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調整變化。對外音樂文化交流深受國家政策影響曲折發展，具有明確的政治性、功能性與目的性，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整體來看，從國家成立至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對外音樂文化交流均以國家的名義展開，從制定行程、組織演出團體，到選派參演人員、指定參演節目等環節，所涉及的一切行為都具有強烈的國家性質與意識。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對外音樂文化交流向更廣、更深、更全面的態勢發展，形成多層次、多渠道的格局面貌。如今，我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國際關系中空前增加的國家因素深刻影響到對外音樂文化交流。在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外交、加強“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對外音樂文化交流成為國家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極為獨特靈活、行而有效的方式大步走向世界，向全世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展示中華民族精神，樹立國家形象，構建文化認同，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價值、文化價值和音樂史價值。

因此當下學科建設中，除了關注國內的創作演繹、音樂教育、音樂思潮、音樂現象等方面之外，以一種國際視野與大格局觀念，將國家文化戰略影響下的對外音樂文化交流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增強相關研究，對于推進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從實際上來看，也為當下如何傳播我國優秀音樂文化，從音樂維度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如何在國際社會塑造文明的東方大國形象，增進國家間友誼與文化尊重，如何在音樂創演中堅定文化自信、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提供思考。

三、學科互鑒：研究方法的多元應用

由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在史學傳統研究方法基礎上，交叉、互鑒的研究方式一直為學者所提倡。當下學科發展中，隨著研究話語的打開，研究方法與視角的拓展，學科間的交融、對話，知識間的跨越、整合被進一步強調。學術視野的開拓，學術觀念的更新，知識架構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互鑒，擴大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范疇，促進研究成果的新突破。這種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已成為學科發展的一種重要導向。

“我們不應滿足于僅僅巨細不遺地羅列眾多的音樂現象，然后加上限于從一般原理抽繹出來的若干議論，而應當揭示那些隱藏在繁雜的歷史現象之中的深層音樂文化心理及其發展規律。歷史科學的新發展已經要求我們超越那些長期形成的徑渭分明的學科界限，而新的史學成果，也往往產生在學科交叉的邊緣地帶?！雹菘梢钥吹?，在音樂學內部各學科越來越細化、深化的同時，各學科之間的交流也在加強。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與音樂考古學、音樂文獻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音樂社會學、音樂美學等音樂學內部各學科的交融、互鑒已經十分常見。如今，很多學者更提倡在大的背景、大的歷史中衍伸、拓展，強調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在文化層面的研究。借鑒歷史學、文化學、哲學等相關研究，豐富與人文學科的思想碰撞。在立足音樂本身的基礎上，以互文的角度，關注其歷時與共時層面，以及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人文價值、歷史意義，以此來盡可能地呈現出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的面貌。此外，由于學科自主意識的增強，學者們除了在研究中借鑒其他學科以外，更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和大歷史學、文學、哲學等學科研究主動對話，并對這些大的學科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以交叉、互鑒的研究方法關注多元的研究對象，是需要在當下學科發展中繼續推進的。但這種推進又談何容易，更需要學者們，特別是我們年輕一輩在當今學科建設中好好把握機遇，不斷增強自身學習，在繼承傳統、夯實基礎的前提下，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向前走，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取得更多收獲。

結 語

任何一門史學研究都是嚴謹、專業，甚至艱澀的。但筆者仍希望當下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不要太過于習慣高深，不要鉆入與世隔絕的“象牙塔”，不要讓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閣”。應該讓我們多具備一些當下關懷、入世精神與參與意識，使學科研究在當下社會現實中具有更多的責任感、時代感和鮮活性，使研究成果更大程度地作用于今人，盡可能地在受眾群體中產生更廣泛的效應。讓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能“為經世之用”，“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⑥，而不要讓其成為一門遠離當下現實的學科。

雖然面向當下的音樂研究存在種種難題與挑戰，但只要我們有機會接觸到足夠的史料，有條件采訪一位音樂家，追尋一段鮮活的記憶，記錄下某一個史實，努力去揭露其中緣由（哪怕只是一部分），總結其歷史經驗與價值，那么我們就應該大膽研究、嘗試。唯有如此，我們的研究才能一步步從小到大、由點及面、由淺至深、由簡到繁，在紛繁復雜、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下音樂發展中發揮學科“近距離觀察歷史”⑦的特長，在爭鳴、求索、實踐的曲折道路上豐富學科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最后，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研究者必須要不斷加深自己的文化修養，對曾經的歷史有著深刻透徹的理解。否則，面向當下的研究，就很容易偏離研究的“本心”，成為缺乏深度、沒有依據、淺嘗輒止的一紙空話。

①楊燕迪《中國音樂學的當下處境與未來愿望》，《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9 年第1 期，第9 頁。

②⑦蒲方《回顧學會30 年思考學科危機——以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教學為參照》，《人民音樂》2017 年第5 期，第65 頁。

③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6 年版，第39 頁。

④于潤洋《對流行音樂應取冷靜的分析的態度》，《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3 年第3 期，第3—4 頁。

⑤修海林《對音樂史學發展的探討》，《音樂研究》1986 年第3 期，第7頁。

⑥同③，第14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