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國維對《史籀篇》的幾個觀點再議

◎安嬙

一、史籀與《史籀篇》

隨著秦漢大量簡帛資料的出土，秦系文字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尤其近20世紀二三十年代。秦系文字發源于殷周金文，后有《史籀篇》下沿，至分銘刻與手寫，銘刻類有《秦子戈》《秦子矛》（為秦出子時的兵器）、《秦公及王姬鐘》《秦公及王姬镈》（秦武共時的兵器）、《秦公簋》《石鼓文》等；手寫體有《青川木牘》《天水放馬灘地秦簡》《云夢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等，其中《史籀篇》成為文字發展和延續的重要節點，對于《史籀篇》及其一系列問題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

關于史籀較早記載有漢代文獻，在《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許慎后于班固，其說多承班志，故《說文序》說：“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班固和許慎只說周宣王時期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據此，可以肯定，大篆十五篇時間為周宣王時期所作，作者是史官，具體太史為誰，并未說出名字，并十五篇之字數和篇章也未過多的闡述，然而上述文獻中的“史籀”到底為誰？應當做何解釋？一直困擾學術界，至民國時期古文字學家王國維有《史籀篇疏證》《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著作，系統地闡述了關于《史籀篇》及籀文的諸多問題，但基于民國時期材料有限，王國維先生認為史籀非人名，《史籀篇》得名于句首“太史籀書”，此論令人難以理解。

關于《史籀篇》作者，王國維先生有：“因為《倉頡篇》首句倉頡作書，所以推測《史籀篇》首句為太史籀書，這里籀字為抽讀，非人名”，關于《史籀篇》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各執己見。

王靜安先生認為：《史籀篇》作者史籀摘自“太史籀書”，史籀非人名；太史籀書猶如太史讀書，后陳夢家執王靜安先生史籀非人名說，陳夢家對《史籀篇》名字的幾個觀點：“1.說文敘中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據班固的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籀箸就是作，意為綴集或寫定。2.說文敘的諷籀書，藝文志作諷書，諷籀書就是讀書，籀就是讀的意思。3.史籀和古文相對為文，籀和文皆為名詞，而史和古皆為形容詞，我們已經說籀即是篆，所以史籀即為大篆，史籀是字體?！蓖蹯o安和陳夢家二者所講，基于當時，是大膽判斷，但史籀非人名，筆者不認同此說。

關于“史籀”為人名且《史籀篇》作者為史籀的文獻記載有：“1.《漢書古今人表》中有史留，周壽昌認為史留為史籀，王先謙在補注也認周說。2.唐蘭先生認為《史籀》只是用大篆寫的一本書，限《倉頡篇》用小篆寫的一本書，情形正同”。我們雖看不見《史籀篇》，在《說文》里還保存了幾百個字，是盡量繁復的一種文字，和西周厲、宣期文字不一樣，可是和春秋時到戰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卻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都是屬于這一體系?！豆沤袢吮怼钒咽妨舴旁诖呵飸饑H，正是《史籀篇》的準確時代，我疑心《漢書藝文志》注里面的周宣王應該為周元王，元和宣音近而誤（西元前476至前469），后來凡說宣王都受這個誤字影響，只改正這一個字，那么，史留就是史籀，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3.高亨在《史籀篇作者考》中也反對王國維史籀非人名，史籀得名于篇首句之說。4. 1982年上海博物館發表藏品《遤鼎》，其銘文大致如下：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邵宮，各于太室，即位……史留受王命書……

由上述記載可知，關于《史籀篇》作者問題班固和許慎他們繼承劉向和劉歆父子之說，認為“籀”為人名；后有周壽昌、王先謙、唐蘭、高亨等均反對王說?！哆j鼎》中“史留受王命書”，學界一直認定此句中“史留”即為“史籀”，根據《遤鼎》的斷代，由花紋、器形、銘文等方面考釋，遤鼎的年代有宣王十九年和厲王十九年兩說，因此推測《遤鼎》為厲宣時器，隨著此新材料的出現，何林儀、李學勤等學者也執此說，認為《史籀篇》作者為宣王時太史籀所作。

二、關于籀文

籀文即《史籀篇》中的文字，也稱籀書。籀文是較早的官方字書，其用以教學童，因字體與小篆不同者，漢人將其區分并定名與大篆，大篆是相對小篆較早較古的文字。

《漢書藝文志》中有：“《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書古文異體?！秱}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p>

王國維和羅振玉先生認為“籀文”僅僅為字書，且相對較早較古的字書，不當作字體看待，王國維：“籀文非書體之名”。

筆者認為，籀文即大篆，但大篆并非僅籀文，籀文是大篆的一種，大篆并不完全等同于籀文。籀文上乘殷周金文，下沿銘刻和手寫兩種形式（前文已論），至“秦國”小篆面試，在形體和風格上區別與小篆，漢人文獻中也多有記載，大篆是相對小篆較古的文字，為籀文極其相近文字。陳夢家認為：“籀文即大篆，籀即為篆，所以籀文亦可以名書體?！痹诎喙獭稘h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班固和許慎說周宣王時期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據此，可以肯定，漢人所講史籀篇也為大篆之說，衛恒的《四體書勢》中也點名了大篆和籀文的關系。

三、關于《史籀篇》的成書時間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關于《史籀篇》的成書時間定格在周宣王時期即西周末年。

王國維將戰國文字和《說文》中所收錄的籀文進行比對后得出作者為春秋戰國之際秦人，有：“《史籀》一書飴出宗周文勝之后，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王國維先生將秦文字定為西土籀文，六國用東土古文此論頗有見地，然王氏認為《籀文》產生于春秋戰國之際，并上乘石鼓文，石鼓文從字體風格接近秦公簋，基本上應該時間定格在秦公簋同一時代，假定此時，按王氏說，將《籀文》的產生延后數百年之多。

依據出土文獻《遤鼎》的時間斷代（上文已論），為宣王十九年和厲王十九年之說，至宣王十九年，至巧與班固“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時間相吻合；至厲王十九年，因為史留任職三十余年，也剛好吻合。因此目前學界普遍認定《史籀》成書時間為周宣王時期，西周末年較宜，不至王國維先生所講春秋戰國中期。

四、結語

《史籀篇》是西周末年周宣王時期太史史籀所做的最早字書，其性質為官定學童試史的教材，從文字發展史上看《史籀篇》為秦系文字發展的重要節點，秦人李斯、趙高、胡毋敬多取《史籀》文，或頗省改為小篆，《史籀篇》在建武時亡其中六篇，所剩僅九篇，前漢之交，《史籀篇》已不是通行的識字教材，甚至是拋棄不用，取而代之的為《倉頡》《凡將》《急就》等教材，在漢人看，《史籀篇》中的籀文即為古文字，為區分小篆，得名大篆，因此得名于秦書八體中的大篆一席，后因為王莽時期篆書結構使用場合有限，將大篆和小篆合為篆書。

隨著新的材料的出土，不得不對前人的一些觀點作重新審視，正如王國維先生對《史籀篇》的諸多觀點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