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木葉”說起

李清

林庚先生在《說〈木葉〉》一文中說到，自屈原寫出“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這動人的詩句以后，“木葉”便成為詩者所鐘愛的形象?！皬母拍钌险f，‘木葉就是‘樹葉，原沒有什么可以辯論之處?？墒堑搅嗽姼璧男蜗笏季S之中，后者則無人過問，前者則不斷發展?！本科湓?，“這與‘木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的干枯落葉的藝術特征有關?！蹦敲?，“木”何以有這種藝術特征呢？林庚先生說這“就不能不觸及詩歌語言中暗示性問題?！薄斑@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背后，我們不留心就不會察覺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養的詩人們正在于能認識語言形象中一切潛在的力量，把這些潛在的力量與概念中的意義交織組合起來，于是成為豐富多彩一言難盡的言說?！卑凑樟窒壬恼f法，暗示性就是指“語言形象中一切潛在的力量”，或者用錢鐘書先生的話說是“一種懷孕的靜默”。那么語言形象為什么會產生“潛在的力量”，以及這些“潛在的力量與概念中的意義交織組合起來”，又何以能“成為豐富多彩一言難盡的言說”？這些問題林先生只從“木葉”的藝術特征上作了闡釋和解讀，而對其發生的原因和機制卻沒有進行深入說明。因此，本文嘗試從暗示性語言的符號功能、聯想作用及其文化成因等三個結構層面來進行分析和闡述，以茲將問題說清楚，以便提供詩歌鑒賞一個新的解釋路徑。

一、暗示性語言的符號功能

暗示性是語言交際中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具體表達上如形象、語境、修辭、表現手法，甚至語氣、語調等都具有這種功能，但詩歌語言的暗示性則主要體現在其形象的符號意義上。詩人在詩歌創作中往往要借助特定的藝術介質，以傳達特有的情感信息，這種特定的藝術形象就是意象。意象其實就是物象和景象等概念的文學符號。例如木葉和樹葉，二者本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但在詩歌中木葉卻具有文學藝術的審美價值，是“典型的清秋的形象”（林庚），而樹葉則只是一種純粹的事物概念。再如梅、蘭、竹、菊本來是些客觀事物，但經過無數文人墨客的氤氳孵化，便具有了文學上的意義，是高潔品格的象征。它們從單純概念的意義到具有人格化的力量，這就是語言符號功能衍化的結果……無論是木葉的“清秋”形象，還是梅蘭竹菊的君子形象，在詩歌藝術中都是固化了的意象，我們很容易根據這類意象的符號意義探尋其內在的意蘊。

詩歌形象的符號意義一般可分為潛在義和象征義兩種情況。意象的潛在義在于概念本身所蘊含的某種事物的特征，例如“木葉”，其概念本身就隱含著深秋蕭瑟的特點。又如“明月”“高樓”寄托著相思，“枯藤”“老樹”蘊藏著悲涼，“梧桐”“細雨”暗含著感傷，等等。而意象的象征義則在于概念本身所賦予的特定人格或事理的特質，如梅蘭竹菊所代表的君子形象，松柏橡樟所具有的英雄氣質等。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任何形式的語言都具有符號意義。因此，符號意義是暗示作用的基礎，但暗示性語言的符號意義未必全都直接指向所要表達的情感價值，尤其詩歌語言，其潛在義和象征義必須要通過對意象特點進行深思和玩味才能把握。也正因為如此，詩歌才意味深遠，意蘊悠長，散發出無窮的魅力，給人以美的享受。

巴爾特認為語言符號內涵本身作為一個系統由三個部分組成，即能指，所指，以及把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意指過程。能指是指與實體相聯系的符號意義，而所指就是指抽象的意識形態，如情感態度、價值判斷、思想觀念等，由能指到所指的過程則是意指。巴爾特這種將語言符號系統三分的觀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對于詩歌欣賞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形象的能指上，而更要深入到其所指（暗示意義），那么這個過程就需要意指的聯想功能。

二、暗示性語言的聯想作用

以上我們談到，對于詩歌語言只是單純地理解其符號意義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進一步發揮想象進行聯想，將其潛在義或象征義與某種思想情感（所指）聯系起來才更有意義。因為語言天然具有符號意義，這就回答了為什么會產生“潛在的力量”的問題。如果說意象就是一種文學符號，那么意境則是符號意義的綜合，這種綜合離不開聯想。意象——意境——意圖（主旨），這是詩歌鑒賞的基本步驟，而聯想在其中起著統攝的作用。

所以，暗示性語言的主要功能特征就在于聯想，朱光潛說：“語言有直指的意義，有聯想的意義?！倍奥撓氲囊饬x是文字在歷史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種種關系”。如果要很好地理解一首詩歌，就必須透過表面的文字，揣摩其背后的“種種關系”，然后篩選、整合各種有用信息，再進行合理想象，最后做出價值判斷，這個過程就是聯想。聯想的過程一般是從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從表層含義到深層含義。例如一提到“木葉”我們就會想到秋意，想到蕭瑟蒼涼的氣氛。如“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句，它給我們的直觀感受是落葉紛飛，秋意正濃，從詩句中我們看到波浪涌起的洞庭湖面秋風颯颯，落葉飄蕩，一派蕭瑟的景象，這正是語言的符號意義使然。而此情此景“我們仿佛聽見了離人的嘆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讀者的思維一下子便從木葉的清秋氣息跳躍到離人的愁情別緒，由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由感覺到感知，我們體會到了世事無常，人生不易，這就是聯想的作用。

由此可知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寫景抒情詩，如果剝離掉聯想的意義，都將無法進行賞析。如李白《蜀道難》中“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只見蜀道悲鳥哀號，古木參天，雄飛雌從，林間盤桓，這是詩句所呈現的畫面。但我們如果僅僅停留在詩句所呈現的畫面上，那么就很難理解詩人所要表達的意圖。再結合下句“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這幾句詩歌描寫了一派蒼涼景象，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這里人跡罕至、極盡荒僻。此處寫景目的在于渲染蜀道之艱之險，友人入如此艱險之地，實在讓詩人擔憂不已。讀了這幾句，我們仿佛聽到詩人對坎坷人生的深切感嘆，感受到他對前途命運的無盡擔憂，體會到他對國勢民生的傾心關切。如果不去想象，不去聯想，我們會詫異于此處為何進行這樣的景物描寫。其實欣賞這幾句詩歌，我們只抓住“悲鳥”“古木”“子規”“空山”等意象展開聯想，就不難理解詩句的意境及其表達意圖。王國維的“一切景語皆情語”，大概也正是基于聯想的功能才有此說吧。

詩歌欣賞，起始點是意象，著眼點是意境，落腳點是意圖，靈魂則在于聯想，因此詩歌的審美價值取決于這種聯想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的語言形象是“形”，它的暗示性是“神”，因此詩歌只有形神兼備，才會境界全出，才會產生美的效果。反過來說，我們只有抓住了詩歌的形和神，才能更深入地領略詩歌美的精神要義，從而觸摸詩人的心靈世界，走進詩歌藝術的神圣殿堂。

“科學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義就愈精確，文學的文字有時卻必須顧到聯想的意義?！彼栽谠姼枵Z言形象中，如果拋卻聯想的內核，詩歌的意蘊美將會蕩然無存，因此我們可以說聯想是暗示作用的內驅力。那么，聯想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或者說詩歌語言“潛在的力量與概念中的意義交織組合起來”，又為何能“成為豐富多彩一言難盡的言說”的呢？除了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符號特征能自然地傳遞某種特有的信息，從而引發人們進行想象外，我們還要考慮到共同的文化心理。比如“木葉”或“落木”給人蕭瑟蒼涼之感，“梧桐”“細雨”能引發人們沉郁悲切的情懷等，很多意象在長期的文化進程中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情感色彩，成為族群共同的文化表征，因此這些形象的文學符號才會引發群體的共鳴。

三、共同的文化意識

語言需要共通的心理基礎，暗示性語言的聯想意義更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作為支撐。言語屬于個性化的語言范疇，而語言則屬于社會性的符號體系。個性化的言語一旦被公眾接受并使用，成為自然的語言習慣，它就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而這種社會化的語言經過歷史的沉淀，又會自然地形成語言投射的社會心理基礎——共同的文化意識。很難想象如果缺少了共同的文化意識，語言的暗示意義還能為人所理解。因此，語言暗示性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的歷史沉淀既凝聚著民族的共同情感，又蘊含著共同的審美意識?！澳救~”或“落木”等形象原本屬于異質性的個人言語，后為人們所接受而成為社會化的公共語言，它在意義衍變的同時，也在打磨著民族的文化心理。經過人們千百年的代代相承以及創造性地使用，其符號意義已經成為民族特性的文化因子。這些語言之所以被廣泛認可并接受，其中不可或缺的介質就是康德所謂的“情感的共通性”（文化因子）。正是基于這種共通性，語言所蘊含的豐富意義才有可能被人理解和接受?！扒楦械墓餐ㄐ浴贝龠M了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而同時共同的文化心理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紐帶聯系，二者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民族文化的特性。

所以，共同的文化心理是語言暗示作用的前提條件。狄爾泰說：“人的生命體驗和詩意表達不能借助邏輯思維，而只能由一個生命進入另一個生命體驗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一起……只有通過符號和語言中介而感悟其所表現的生命本體?！钡覡柼┧磉_的思想是：人的審美體驗來自人類的文化意識，而不是靠單純的邏輯推理，因為只有引起心理共鳴才能產生主觀感受。因此，人類文化形成的過程應該先是一種心理投射，而后形成文化共識，再然后成為人們的文化自覺，最后成為集體性質的審美意識。比如象征著高潔品質、高貴精神的梅蘭竹菊，以其先在的獨特氣質為人所接受，從而成為人們的文化意識，最后成為一種集體的審美意象。而審美作為一種精神感受，恰恰又是一種非理性的情感體驗，僅僅存在于個人化的感性知覺之中。而這種感性的知覺又無意識地受到共同心理的作用，內在地形成某種情感基礎。所以沒有感知者就沒有美，沒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其美。例如自然物之所以美，是由于主體在其中獲得了一種超自然理性的發現。而這種超自然理性的深層結構，卻來自人類所擁有的文化意識。因此，如果缺乏共同的文化心理，彼此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肯定會受到影響，比如與不懂漢語的外國人談“木葉”，我想那肯定是一場雞同鴨語的對話。

以上筆者從語言的符號功能、聯想作用及其文化因素等三個結構層面，對詩歌語言的暗示性作了解讀和分析，目的在于通過對暗示性語言發生和發展機制的探討，揭示其產生作用的內在動因。符號功能、聯想意義以及文化因素三者之間互為條件、有機結合，是構成暗示性語言審美框架的基本要件。因為要托物言志、要借景抒情，所以才會有詩歌的語言形象，而通過對這些形象所暗示的意義展開聯想，我們才能夠深入把握詩歌的意境和意圖。因此，對詩歌語言暗示性的解讀，不妨說是給我們理解和體驗民族文化經典之美提供了一個嘗試思考的視角。

[作者通聯：安徽阜南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