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
——兼論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之間的關系

陳曼君

集美大學文學院 福建 廈門 361021

提要 文章通過對歷史文獻和現實方言的全面考察，認為閩南方言存在A、B兩類進行體標記，它們的最初形式分別是“處”“在處”，分別源于指代詞“只/許處”和介詞結構“在+只/許處”。A、B兩類對句類的選擇完全一致，所選擇的句子可以歸納為表客觀已然的句子和非表客觀已然的句子兩大類。A類的使用不具有語用意義，B類的使用具有語用意義。A、B兩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在Vp之前和Vp1、Vp2之間這兩個句法位置進行的。通過A、B兩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發展與A、B兩類持續體標記的產生和發展(陳曼君 2017)的對比，可以看出A、B兩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發展同A、B兩類持續體標記有密切的關聯。A、B兩類進行體標記產生時都處于半虛化狀態，后來都分別徹底虛化為“咧”“在咧”，并分別發展成為語素“咧”和介詞“在咧”。泉州、廈門、臺灣三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語音弱化的速度呈不平衡發展，這正是三地方言進行體標記語法化進程不同的具體反映。本研究打破了閩南方言等方言進行體、持續體標記唯方所介詞結構來源論這一格局，為漢語方言乃至人類語言進行體、持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1 引言

近年來，不管是現代漢語還是漢語方言，體標記范疇都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現代漢語里，學者們對如何界定進行體和持續體存在分歧，因為動態助詞“著”可以同表進行的“在”“正”“正在”在一個句子里共現，也可以不共現，致使持續體和進行體的界限模糊。把“著”視為持續體標記和進行體標記都有一定的道理。直到呂叔湘(1984)指出：“‘著’有兩個主要用法：1)表示動作正在進行，用在動詞后，動詞前可加副詞‘正、在、正在’，句末常有‘呢’，例如：人們跳著，唱著；媽媽讀著信，臉上露出高興的神色；雪正下著呢；2) 表示狀態的持續，例如：門開著呢；她穿著一身新衣服；夜深了，屋里的燈卻還亮著?！边@一觀點得到大家普遍認同，但學界對此仍然爭論激烈。

就吳、閩等方言而言，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常常同形，它們總是有規律地分布于謂語動詞的前后兩端，在句法位置上正好處于互補的狀態，因此彼此之間的界限是分明的。根據劉丹青(1996)的研究，吳、閩方言表示進行體和持續體的基本形式分別是ABV和VAB。其中，A是可以單用的處所動詞兼介詞，與“在”同義；B是一般不能單用的方位后綴，相當于“這里、那里、房間里、心里、地上、本子上、歷史上”中的“里、上”，其中有的是專用的方位義，有的只有泛指的處所義。吳、閩方言表示進行體的ABV，常有BV的簡略形式，許多方言BV式更常用。在BV式中，B作為一般不能單用的方位后綴，已沒有獨立性，具有前附性質，是進行體標記。表持續的VAB，在蘇州、杭州、溫州方言中沒有簡略形式，AB帶有一定的補語性。福州、泉州方言則只有VB式，沒有VAB。吳、閩方言的進行體、持續體標記是由處所詞語虛化而來的。與此同時，劉丹青(1996)也指出，由處所詞語虛化為進行體、持續體標記，并不是東南方言的獨特道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吳、閩方言之外的越來越多的方言，甚至是古代漢語的某些階段，其進行體和持續體標記都是處所詞語虛化的結果?？磥?，由處所詞語向體標記發展，驗證了人類思維發展模式一般都遵循由空間概念向時間概念發展。

既然包括閩南方言在內的許多漢語方言，其進行體和持續體標記都是處所詞語虛化的結果，它們常常同是“AB”或“B”，那么這就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從處所詞語虛化為持續體標記的過程和從處所詞語虛化為進行體標記的過程一樣嗎？如果虛化的過程是一致的，那么持續體和進行體標記是同時產生，還是先后產生？如果虛化的過程是不同的，又是怎樣的不同？在它們虛化的過程中彼此之間是否有什么關聯？處所詞語虛化為持續體和進行體標記后進一步演化又有何異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前人已就以上問題有所研究，如雷冬平(2009)在討論近代漢語的進行體和持續體標記“在這里/那里”時指出：“進行體和持續體是兩種意義相通的時間范疇。因為進行體的表現是動作正在進行，但是參照一定的時間，這種進行也是一種動態的持續。因此，同一個詞既用來表示進行體標記，又用來表示持續體標記的話，那么它們的形成應該是同步的，所不同的是采取附著在動詞的不同位置來區別動作的進行和持續?！辈虈?2006)把吳閩兩地現實方言里的進行體和持續體標記視為一體，從總體上來把握它們語法化程度的高低。伍巍和李立林(2009)從漣源六畝塘方言的進行體和持續體入手來探討該方言由處所詞語向體標記發展的虛化過程以及其作為體標記之后的進一步發展。該文只是針對各自句法環境對處所詞語向進行體和持續體發展分別作了具體的分析，至于在它們的虛化過程中彼此之間會產生怎樣的互動關系，并無論及。目前更沒有看到從類型學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有效的討論。我們認為，要從類型學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有效的討論，必須依賴于各個具體方言的充分研究。本文將根據閩南方言的歷史文獻(1)本文使用的歷史文獻主要有臺灣學者吳守禮于2001年校注出版的明嘉靖本《荔鏡記》(1566年)、明萬歷本《荔枝記》(1581年)、清順治本《荔枝記》(1651年)、清光緒本《荔枝記》(1884年)，于2002年校注出版的明萬歷本《金花女》《蘇六娘》(刊行年代不詳)，龍彼得于1995年主編出版的《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于2010年主編出版的《荔鏡記荔枝記四種》，鄭國權于1999年至2000年主編出版的《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1-15卷)，臺灣日治時代由臺北高等法院發行的語言學習月刊《語苑》雜志(1910-1941)，臺灣現代閩南語故事集語料庫，以及下文會提到的早期乃至當代的各種辭典及一些學者的相關論文。和現實方言，以新的視角作為切入點，圍繞著上述問題來探討閩南方言(2)這里和下文的“閩南方言”是指狹義上的閩南方言，理論上包括廈漳泉閩南方言和臺灣閩南方言，即閩臺閩南方言。本文所要著重探討的是閩臺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由于漳州方言進行體標記的情況比較特殊，本文暫不涉及，留作以后討論，因此本文的 “閩南方言”實際上僅指泉州、廈門和臺灣三地方言。進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歷程。

2 關于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歷時研究

關于閩南方言持續體的歷時研究關注的人較多。楊秀芳(1992)、王建設(2004)、林天送(2006)、林頌育(2010)、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陳曼君(2017)等學者都有論及。而在歷時方面對閩南方言進行體進行探討較少，目前只看到到林天送(2006)、曾南逸和李小凡 (2013)兩篇。林天送(2006)的討論比較簡略，在探討持續體標記產生的過程時指出“進行體‘咧V’的產生類似于持續體”，(3)林天送(2006)所擬測的泉州話持續體的產生過程是單線演變關系：Vp在(只/許)處→Vp在處→Vp處。不過，由于“Vp在處”在明刊里只見到一例，林天送(2006)同時又對上述所擬測的路徑做了調整，指出或許實際情形是“Vp在處”“Vp處”并行，它們都由“Vp在(只/許)處”演變而來，其中“Vp在處”發生的幾率較小，主要是“Vp處”。并對進行體只作了如下三點補充：1)進行體的產生也包括動詞的選擇，不過要選擇動態的持續動詞；2)進行體的虛化程度不如持續體，因此進行體的V之前通?？梢匝a出“著”，形成“著咧V”的結構；3)進行體的虛化程度較低可能跟其虛化時間有關，從產生的時間來看，兩部明代戲文里均沒有見到進行體的表達法。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雖然側重勾勒泉州方言持續體的語法化路徑，但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泉州方言進行體的語法化路徑也有下列兩條路徑：在只/許處Vp→只/許處Vp→處Vp；在只/許處Vp→在處Vp。他們指出，簡縮介詞是主流，簡縮處所賓語是支流。然而這兩者有何差別，它們是如何繼續語法化為“咧”和“在咧”的，并沒有作具體的探討。

以上研究都認為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咧”是由介詞結構“在(只/許)處”演變而來的。這與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語言事實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3 閩南方言的進行體標記

要探討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來源，首先要弄清它分布的語言環境。施其生(1996)把汕頭話的“進行”分為“已然的進行”和“使然的進行”兩類。據他的研究，“已然的進行”實指客觀已然的進行，有“裸[lo53-24]”“短[to53-24]”“短塊[to53-24ko213-55]”三個標記；“使然的進行”有三種情形，一是說話人所要求的；二是客觀事理、情勢所要求的；三是表已然的、施動者所使然的，具體有“拿[na53-24]”“拿1塊[na53-24ko213-55]”“拿2塊[na21ko213-55]”“放塊[pa213-55ko213-55]”“放[pa213-55]”五個標記。汕頭話表使然的五個進行體標記與表已然的三個進行體標記是互為分工的。因此汕頭話有兩套進行體標記，這種分工閩南方言未曾見到。閩南方言僅有一套進行體標記，各地的寫法不盡一致，這里統一記為“咧”和“在咧”。這一套進行體標記常常用來表客觀已然的進行，也可以用來表非客觀已然的進行。表客觀已然的進行體標記只能用于表客觀存在的已然進行句(簡稱“表客觀已然的句子”)。例如(以泉州方言為例，下文沒有出處的同此)：

(1)伊咧/在咧挽土豆(他在摘花生)。

“非表客觀已然的進行”的內涵不能等同于施其生(1996)里的“使然的進行”，該類進行體所出現的句子稱為“非表客觀已然的句子”。施文里的“表已然、施動者所使然”實指“表主觀傾向的已然進行”；其“說話人要求的”進行句和“客觀事理、情勢所要求的”進行句，分別指的就是肯定祈使句和否定祈使句。而閩南方言非表客觀已然的進行體標記對肯定祈使句是排斥的，它除了可以選擇表主觀傾向的已然進行句(簡稱“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外，還可以選擇否定祈使句和施其生(1996)的“使然的進行”句所不包括的、非表祈使一般表假設的未然進行句(簡稱“非表祈使表假設的未然句”)，例如：

(2)*汝咧/在咧徛！(你站著！)

(3)熄燈了，汝猶各咧/在咧唱歌？(熄燈了，你還在唱歌？)

(4)毋通安爾咧/在咧大聲喝囝仔。(別這么大聲喊小孩。)

(5)伊等者若咧/在咧跳舞，我則來看。(他等一下如果跳舞，我就來看。)

上述可以成立的例子中，常用的都是“咧”，“在咧”并不常用。這些例子里的進行體標記跟施其生(1996)的兩套進行體標記分布的句法環境是一致的，它們都只出現于Vp結構前。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上述表達形式和用法可以用表1表示(少見的以△表示)。為了起到對比的效果，本文把汕頭話進行體標記的表達形式和用法也列入表1。

表1 閩南方言語進行體標記用于“進行體+VP”結構的形式及用法

此外，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還可以見于另一種句法環境——“Vp1體標記Vp2”結構。例如：

(6)a. 小王坐咧/在咧看冊，咱不通吵伊！(小王坐著看書，咱們不要吵伊！)

b. 汝猶倒咧/在咧睏??？(你還躺著睡覺哇？)

(7)a. 汝甲我坐咧看冊！(你給我坐著看書！)

b.*汝甲我坐在咧看冊！(你給我坐著看書！)

c. 坐咧看冊，不通倒咧/在咧看！(坐著看書，不要躺著看！)

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所出現的“Vp1體標記Vp2”結構常見的既可以是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如例(6)a，也可以是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如例(6)b。不管是哪一種已然句，句中的體標記都是“咧”和“在咧”兩可。在這種結構中，“咧”“在咧”兼具進行體和持續體兩種用法，是這兩種體標記的合體，因此該結構應記為“Vp1+體標記+Vp2”?！癡p1體標記Vp2”結構也可以用于祈使句和非祈使未然句。當該結構出現于祈使句，有兩種情況：如果該結構見于肯定祈使句，結構中的體標記用“咧”，不用“在咧”，分別如例(7)a、b，同時“咧”只表持續，不表進行。這時，該結構就要記為“Vp1咧+Vp2”。也就是說，進行體、持續體合體標記是排斥肯定祈使句的。如果該結構見于否定祈使句，結構中的體標記則是“咧”和“在咧”兩可，且它們也都是進行體和持續體的合體標記，因此該結構應記為“Vp1+體標記+Vp2”，如例(7)c。事實上，否定祈使句也可以說為反問句，只是祈使語氣稍弱，沒有例(7)c那么強硬，這是否定祈使句比較早期的發展形式，本文的否定祈使句包括這類反問句。例如：

(8)哪通倒咧/在咧看冊，坐咧看！(怎么可以躺著看書，坐著看！)

(9)a. 我猶無閑咧，等咧則坐咧歇困。(我現在還忙著呢，等一下才坐著休息。)

b.*我猶無閑咧，等咧則坐在咧歇困。(我現在還忙著呢，等一下才坐著休息。)

c. 等咧伊若坐咧/在咧歇困，汝則甲伊說即條代志。(等一下他如果坐著休息，你再跟他說這件事。)

當“Vp1體標記Vp2”結構出現于非祈使未然句，同樣有兩種情況。如果該結構見于非祈使非表假設的未然句，體標記出現的情況與肯定祈使句相同，如例(9)a、b。如果該結構見于非祈使表假設的未然句，結構中的體標記便是進行體和持續體的合體標記，既可以是“咧”，也可以是“在咧”，該結構也應該記為“Vp1+體標記+Vp2”，如例(9)c?？梢?，體標記居于Vp1和Vp2之間所構成的結構會因句類和體標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體標記只能出現“咧”，它就只有持續體標記一種解讀，那么這一結構應記為“Vp1咧+Vp2”；如果體標記是“咧”和“在咧”兩可，就是進行體和持續體的合體標記，那么這一結構應記為“Vp1+咧/在咧+Vp2”。因此，體標記居于Vp1和Vp2之間所構成的結構可以統稱為“Vp1(+)體標記+Vp2”結構。值得說明的是，“在咧”無論用于哪種結構，都是比較少見的。閩南方言體標記用于“Vp1(+)體標記+Vp2”結構的形式及用法如表2所示(少見的也以△表示)。

表2 閩南方言體標記用于“Vp1(+)體標記+Vp2”結構的形式及用法

表1顯示，汕頭話的進行體標記呈現出迥然有別的互補分布，而且分布于每一類句子時都有多種表達形式。閩南方言內部各自的進行體標記的分布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除了肯定祈使句外，表1中各類句子都能選擇。表2顯示，各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對“Vp1+體標記+Vp2”結構的選擇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既能選擇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和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也能選擇否定祈使句和非祈使表假設的未然句，但是排斥肯定祈使未然句和非祈使非表假設未然句，這與“進行體標記+Vp”結構中進行體標記的分布環境完全一致。從表1、表2可以看出，各地閩南方言固有而通用的進行體標記都有“咧”和“在咧”兩種表達形式，且都以前一種說法為常見，后一種說法為少見。進行體標記“咧”和“在咧”在各地閩南方言里的讀音不完全一致，然而其來源卻是相同的，下面將進行具體的討論。

4 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及其與持續體標記的關系

施其生(1985)、劉丹青(1996)等一致認為，吳、閩語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普遍都是由方位介詞短語虛化而來的。林天送(2006)、林頌育(2010)以及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等在探討泉州方言乃至閩南方言體標記的來源時也都支持這一觀點。然而就閩南方言來看，無論是持續體標記還是進行體標記，情況都沒有如此的簡單。

陳曼君(2017)指出，閩南方言存在A、B兩類持續體標記，A類選擇非表客觀存在、主要表主觀傾向的句子，現實方言只有“咧”一個，最初形式是“處”，來源于指示代詞“只/許處”；B類選擇表客觀存在的句子，現實方言包括“在咧”和“咧”兩個，最初形式是“在處”，來源于方所介詞短語“在+只/許處”。A、B類持續體標記的分布有句類的差別，呈現出互補分布。這種差別，更確切地說，是非表客觀已然和表客觀已然之間的差別。B類來源的句類比較簡單，句中的“Vp+在+只/許處”是動補結構，“在+只/許處”是Vp的補語。例如：

A類來源的句類就比較復雜，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

(11)小七，跪只處。(小七，跪在這里。)(嘉靖本《荔鏡記》14.245)

(12)既是三爹未返來去，安童帶有銀三十兩在只，放只處度三爹你使。(既然三哥未能回去，安童這里帶有銀錢三十兩，放在這里給三哥你用。)(嘉靖本《荔鏡記》25.176)

(13)畜生！踢伊倒許處，夭句無打。(畜生！把他踢倒在那邊，還說沒打。)(嘉靖本《荔鏡記》14.261)

例(11)是祈使句；例(12)是不表祈使的未然句(下稱“非祈使未然句”)，通常是跟說者或者施事的意愿有關的句子；例(13)是帶主觀傾向的已然句(下稱“已然句”)，往往指施事主觀使然同時常常帶有說者主觀態度的句子，雖然表達的是一種已然的事實，理應可以出現“在”，但是說者的目的在于表達一種個人的主觀情緒，傾向于不選擇“在”。這些句子里的“Vp+只/許處”是動賓結構，“只/許處”都是Vp的賓語，其中未然句占多數。

表1、表2顯示，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不同于其持續體標記，它們對句類的選擇非常一致，沒有呈現互補分布。盡管進行體標記沒有句類的分別，然而它們卻有語用的差異。這種差異也足以把它們分為A、B兩類。A類以“咧”為代表，不具有語用意義；B類以“在咧”為代表，具有語用意義?！斑帧焙汀霸谶帧笔沁M行體A、B類現有的表現形式，不是早期的表現形式。那么，早期的進行體標記是什么呢？它們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們的產生和持續體標記的產生有何差異，又有何關聯呢？

4.1 A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及其與持續體標記的關系

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在討論泉州方言體標記的來源時考察了明清戲文里的8種相關格式，其中與進行體標記有關的有以下4種：

a. “在處Vp” b. “處Vp” c. “在+只/許處+Vp”(4)指示詞“只”“許”分別相當于普通話的“這”“那”。d. “只/許處+Vp”(5)我們同意曾文(2013)關于“‘處’為中古昌母御韻字，閩南方言昌母字不念 t -，御韻不念-，故 t31本字應該不是‘處’”的觀點，認為“處”可能是一個訓讀字。

他們認為，格式a和b分別由格式c和d簡縮而成。他們指出，“不同時期的泉腔戲文進一步揭示，泉州話方所介詞結構簡縮介詞的歷程早在1566 年的《荔鏡記》中已經成為主流，但也還存在未經簡縮的完整介詞結構。1604年的《滿天春》則既有已經減除了介詞的處所賓語進一步減除指示詞的‘Vp處’格式，(6)《滿天春》(1604)見于《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1995)。也有并未減除介詞而減除處所賓語中指示詞的‘Vp在處’格式”。最后，他們得出“泉州方言的方所介詞結構有兩條簡縮路徑：簡縮介詞是主流，簡縮處所賓語是支流”的結論。

我們認同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所持的格式a和b分別由格式c和d簡縮而成的觀點，但不贊成其所持的格式a和b都源于介詞結構“在+只/許處”的觀點。確切地說，我們不認同格式b源于介詞結構“在+只/許處”，經歷了先減除介詞“在”，后減除指示詞“只/許”這一演變路徑的觀點。

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指出，泉州話方所介詞結構簡縮介詞的歷程早在1566 年的《荔鏡記》中已經成為主流。這說明早在《荔鏡記》時代，“只/許處+Vp”格式已經大量存在，是一種常式。那么它是否是“在+只/許處+Vp”的簡縮格式？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來看看“只/許處+Vp”格式使用的語言環境：

(14)啞娘今不免將手帕包荔枝，祝告天地，待許燈下郎君只處過，掞落乞伊拾去。(啞娘現在不如用手帕把荔枝包起來，向天地禱告，等那燈下郎君經過這里，扔下去讓他撿去。) (嘉靖本《荔鏡記》17.029-032)

(15)益春，我只處洗面，誰許處看？(益春，我這里在洗臉，誰那里在看？)(嘉靖本《荔鏡記》22.100-102)

(16)封書寄與黃五娘 ，虧伊許處受虧傷；只去定是見伊面 ，便得一身早落場。(害黃五娘那里受苦悲傷，寄一封家書給她；這次回去一定見她的面，以便早點結束孤身一人的生活。)(嘉靖本《荔鏡記》46.152-155)

《荔鏡記》時期進行體標記還沒有產生，這類句子都是用“只處”和“許處”來代替進行體的功用。以今人的語感，以上三個例子里的“許處”“只處”完全可以用進行體標記“咧”來代替。我們知道，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表示的是某種狀態的延續，是一種靜態的持續；而進行體標記表示的是動作行為的進行，事態處于變化之中，是一種動態的持續。例(14)里的“只處 ”顯然不是“在只處”的簡縮，它指向“啞娘”所在的地方，這只是 “燈下郎君”經過的一個點，而不是“燈下郎君”所處的場所，即不是“燈下郎君”活動所處的場所，如果在句中添加了“在”，句子反而不通。例(15)里的“只處”和“許處”分別指向“我”和“誰”的位置，分別表示“我”這里和“誰”那里發生某一動作行為，“只處”和“許處”這兩個處所都只是“我”和“誰”的伴隨地。如果在“只處”和“許處”前加介詞“在”，句子的意思反而變了。例(16)里的“許處”是“黃五娘”的伴隨地。自從愛郎被流配、遠赴崖州，“黃五娘”的“受虧傷”是無處不在的，不可能是定點一處?！霸S處”之前加“在”，顯然很不合適。不論“只處”“許處”是人經過的地方，還是人的伴隨地，實際上都是動作行為涉及的處所和動作行為的伴隨地，更多的是后者?？梢娎?14)-(16)這類句子的“只/許處+Vp”結構并非“在只/許處+Vp”結構的簡縮。在閩南方言里，具體的語境使“只處”和“許處”本身就蘊含著普通話中“從”“在”等介引處所的意義。

如上所述，我們認同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所持的“b式‘處Vp’由d式‘只/許處+Vp’簡縮而成”的觀點，但這一觀點過于簡單籠統。那么，d式“只/許處+Vp”是如何演變為b式“處Vp”呢？欲追究其原因，必先追究d式“只/許處+Vp”的分布環境。細究起來，d式“只/許處+Vp”可以分布于以下幾類句子：

(17)簡，茶捧來燒燒。那是只處聽啞娘讀書，即冷除。(茶，奴婢端來的時候熱熱的。那是在這里聽啞娘讀信，才涼了。)(嘉靖本《荔鏡記》24.267-268)

(18)誰人甲你許處看人？(誰叫你在那里看人？)(嘉靖本《荔鏡記》22.122)

(19)行開去，莫只處鬧動。(走開，不要在這里鬧哄哄的。)(嘉靖本《荔鏡記》45.097-098)

(20)我今不免只處坐，等待李哥嫂只處過，問伊是誰厝諸娘仔，央伊去現得來，豈不妙哉。(我現在不如坐在這里，等李嫂經過這里，問她這是誰家姑娘，求她去提親成功，豈不美妙啊。)(嘉靖本《荔鏡記》9.014-018)

上述這四個例子既有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稱為A1句類)，也有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稱為A2句類)，既有否定祈使句(稱為A3句類)，也有非表祈使主要表假設的未然句(稱為A4句類)，分別如例(17)-(20)。這幾類句子和今天進行體標記“咧”分布的語言環境是一致的，它們顯然是“咧”前身“處”的來源。

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曾對《荔鏡記》(1566)、《滿天春》(1604)、順治本《荔枝記》(1651)、道光本《荔枝記》(1831)、(7)道光本《荔枝記》(1831)見于《荔鏡記荔枝記四種》(2010)。光緒本《荔枝記》(1884)等5本明清戲文里的b式、d式出現的次數做了統計。我們認為，凡不能用于上述幾類句子的都不能統計到其中。為此，我們重新做了統計，具體以表3表示。為了便于下文的對比，我們也把陳曼君(2017)對格式“Vp處”(記為格式b’)、格式“Vp+只/許處”(記為格式d’)在上述5本明清戲文里的分布情況所作的統計也一并列入表3。

表3 明清泉州戲文格式b、d、b’、d’分布的情況

陳曼君(2017)指出，“盡管萬歷本《荔枝記》、《金花女》、《蘇六娘》被公認是用潮州方言寫成的戲文，(8)《金花女》沒有確切的刊行年代，不過一般認為晚于明萬歷刊《荔枝記》?！短K六娘戲文》原本是附刻在《金花女戲文》上欄的，后來編者才把它獨立出來。但是作為閩南人的我們今天讀起來并沒有多大的障礙，如果說有差別，主要就是一些術語等方面的小差別。因此，我們認為直至萬歷年間，泉州話和潮州話還是極其相近的。林倫倫(2006)認為，今天生活在粵東地區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絕大部分都是從唐至明清不斷遷移而由閩入潮的。而大量的移民是明代以后入潮的。他指出，由閩入潮居民的遷徙活動，始于晉唐，盛于明清?？梢韵嘈?，直到萬歷年間，泉州方言對潮州方言的吸附能力還是非常強的。潮州方言所反映的語言事實基本上就是泉州方言所反映的語言事實?！蔽覀冑澩@一說法。由于萬歷本《荔枝記》(1581)、《金花女》(年代不詳)、《蘇六娘》(年代不詳)對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我們也對這三本戲文里的b式、d式出現的次數也做了統計，具體如表4所示。

表4 明代潮州戲文格式b、d分布的情況

據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考察，順治本《荔枝記》開始出現b式“處Vp”。表3也顯示，閩南方言b式“處Vp”的確始見于順治本《荔枝記》。同時，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認為，其中的“處”已經可以被重新分析為進行或持續體標記。至于該“處”是如何被重新分析為進行或持續體標記，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認為“‘只/許處+ Vp’本來的意思是‘在這/那里做某事’。其中，‘只/許處’是由指示成分‘只/許’和處所成分‘處’構成的方所結構，表示動作行為 Vp 發生的場所?！?許’被簡縮后，特定的方所義逐漸虛化，最終導致‘處Vp’中殘存的處所成分‘處’被重新分析為表示進行或持續的語法標記?！边@種解釋一方面并沒有解釋“只/許”為何會被簡縮，另一方面也與閩南方言的事實有所出入。

進行體標記“處”的來源格式“只/許+處”和持續體標記“處”(9)陳曼君(2017)把閩南方言最初的持續體標記分為A、B兩類，分別是“處”和“在處”。這里指的是A類的“處”。的來源格式“只/許+處”看似一樣，實際上兩者有區別。后者排斥表客觀實在的介詞“在”，表達的大體是主觀上讓動作行為發生于這里或那里，或者主觀上認定動作行為發生于這里或那里。前者如上所述，根據其在句中的語義表達則是不需要介詞“在”的出現，而不是省略介詞“在”。這時，“只/許處+ Vp”表達的大體是施事雙方或者與事雙方處于某一動作行為或狀態中。例(13)-(19)中說者關注的焦點是某人干什么或者不要干什么，句中的“只處”和“許處”所指代的處所都不是說者關注的對象，這為這兩個處所指代詞朝著“處”方向虛化創造了條件。正如陳曼君(2017)所言：“‘處’原本表示‘地方、處所’，是實實在在的某個地方，但是具體哪個地方則不清楚，帶有模糊性，其前帶‘只(這)、許(那)’之類指代詞，是為了凸顯具體的方位，把‘處’的方位顯性地表現出來。因此，前帶指代詞是‘處’彰顯其處所義的一個前提”。既然上述這些例子里的“只處”和“許處”所指代的處所都不是說者關注的對象，在作為焦點的“前景”面前，它們便成為了“背景”?！氨尘啊备扒熬啊毕啾?，自然是比較模糊的。在這樣的語境下，“只處”和“許處”日漸虛化，最后“只”和“許”的語義逐漸脫落，使“處”的處所義由彰顯又走向模糊，乃至演變為進行體標記。

實際上，早在《荔鏡記》時代，“只/許處+ Vp”中“只/許處”的虛化已經露出端倪了，如例(16)中的“只處”的處所義已經模糊?！独箸R記》還出現了這樣的個別例子：

(21)【凈】恨我一身在別人厝做奴婢?！菊肌靠嗵夜矟罱K有好食時?！緝簟恳娲耗闶遣∽?，卜食苦桃共澀李?！菊肌壳嘹ゎ^！人許處譬論，你共我乞人飼，亦親像許苦桃澀李一般，看值日會甜。(【凈】恨我孤身在別人家做奴仆?！菊肌靠嗟奶易雍蜐睦钭咏K會有好吃的時候?！緝簟恳娲耗闶呛ο舶?，要吃苦的桃子和澀的李子?！菊肌肯寡郯?！人家那是比喻，你和我被人飼養，就好像那苦的桃子和澀的李子一樣，看哪天會甜。)(嘉靖本《荔鏡記》13.039-047)

在這個例子里，“比喻”無需依賴特定的場所，“許處”的處所義無從顯現，這里的“許處”表面上是指代“人”即“我”所處的場所，實際上已經指向比喻的進行時，語義已經虛化。

盡管例(16)、(21)里的“只處”和“許處”的處所義已經模糊了，但是這畢竟十分少見，還遠不能撼動d式里的“只處”和“許處”作為處所指代詞的地位。直到順治本《荔枝記》，d式“只/許處+Vp”中“只/許”的脫落和b式“處Vp”的誕生，才標志著A類進行體標記“處”的問世。

我們知道，A類進行體標記“處”來源于A1、A2、A3、A4四類句子。我們把在這四類句子里由“只/許處”虛化而成的四個進行體標記“處”依次記為“處1”“處2”“處3”和“處4”。那么，哪一類句子里的“只/許處”是最先虛化為進行體標記“處”呢？在嘉靖本《荔鏡記》里，尚未見到A類進行體標記，但A1、A2、A3、A4四類句子都已出現，具體情況如表5所示。

表5 嘉靖本《荔鏡記》A1、A2、A3、A4句類分布的情況

表3、表4顯示，A類進行體標記率先在萬歷本潮州戲文《荔枝記》產生，它在泉州戲文出現始見于順治本《荔枝記》。為了便于對比，我們把進行體標記“處1”“處2”“處3”和“處4”在明代萬歷本潮州戲文《荔枝記》和泉州戲文清代三個版本的《荔枝記》的使用情況進行統計，具體如表6所示。

表6 明清潮州、泉州戲文進行體標記“處1”“處2”“處3”和“處4”分布的情況

表5顯示，在《荔鏡記》里，A1句類使用頻率最高，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A2句類，再次是A3句類，最后是A4句類。表6顯示潮州戲文也大體如此：“處1”使用頻率最高，然后依次是“處2”“處3”和“處4”。這與《荔鏡記》里的A1、A2、A3、A4四類句子的使用頻率成正比。所以，A1類句子是最早產生進行體標記的，然后依次是A2、A3、A4類句子。表6顯示，潮州戲文早在萬歷本《荔枝記》已經見到“處1”、“處2”、“處3”了，泉州戲文直到順治本《荔枝記》才出現。到了道光本、光緒本的《荔枝記》，這三個進行體標記發展迅速。在泉州戲文里，從順治本《荔枝記》到光緒本《荔枝記》，“處1”、“處2”用例量出現較大增長，“處3”雖然用例量增長不大，但卻體現了從反問句到否定祈使句的發展。而萬歷本《荔枝記》的否定祈使句則發展得較為成熟。例如：

(22)死奴，我處洗面，一陳三踮處立看阮，甲伊立開去。(死奴，益春啊，我在洗臉，陳三這人留下來站著看我，叫他站開。)(順治本《荔枝記》11.085-088)

(23)死姐，甲伊佮咱來睇燈，做伊處共人呾話。(死姐，益春啊，叫伊和咱們一起來看燈，他竟自和別人說話。)(道光本《荔枝記》5.040)

(24)a. 我知，使你處呾。(我知道，不用你講。)(道光本《荔枝記》5.106)

b. 亞娘今冥放可早來一下，免小人處惡等待呵。(亞娘今晚早一點過來，免得我艱難等待啊。)(光緒本《荔枝記》23.408)

c. 【旦白】我苦嘮?！境蟀住看蚓o來去，殰處拿班。(【旦說】我的天啊?！境笳f】趕緊走，不要裝模作樣了。)(萬歷本《荔枝記》38.063、064)

“處4”直到光緒本《荔枝記》都沒有出現，它是光緒本《荔枝記》以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

根據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與陳曼君(2017)的研究，閩南方言格式b’“Vp處”始見于明代《滿天春》。陳曼君(2017)同時指出，這時期的閩南方言A類持續體標記已經產生了。如此看來，閩南方言A類進行體標記“處”的產生晚于A類持續體標記“處”。同樣是來自于處所指代詞“只/許處”，為何A類持續體標記先于A類進行體標記產生呢？這是不是語法化的頻率效應在起作用呢？吳福祥(2006)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事語法化研究的學者普遍將頻率看做語法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或因素。Haspelmath(2001)從語言演變的共性角度將語法化的頻率條件概括為‘一個語法化的候選者相對于其他參與競爭的候選者使用頻率越高，那么它發生語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表3顯示，無論是在哪個戲文，格式d的使用頻率都遠遠高于格式d’，但是格式d’卻率先語法化為格式b’。這表明頻率效應在這里并不起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另有其他因素。我們認為，這跟兩者所出現的語言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如上所述，據陳曼君(2017)研究，A類持續體標記來源于祈使句、非祈使未然句和已然句三類句子。陳曼君(2017)還指出：“總體上看，祈使句里的d式(格式d’‘Vp+只/許處’)使用頻率最高，并總是出現于對話里，有特定的語境支撐，最有可能率先虛化為b式(格式b’‘Vp處’)，而后再依據使用頻率的高低逐漸地把這種虛化延伸到其他兩類句子?！庇捎谄硎咕渚哂泻軓姷默F場性，可以依賴特定的語境省略一些成分，忽視一些成分，因而也較容易使一些成分虛化。而A類進行體標記“處”最早來源于表客觀已然的句子(A1句類)，如例(17)。這類句子用于描述一個客觀事實，是一個完整的句子，相比于祈使句，句中的成分比較不容易虛化，因而虛化得比較慢。格式d’“Vp+只/許處”的虛化則加速了格式d“只/許處+Vp”的虛化進程。所以，A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A類持續體標記的催化作用有密切的聯系。

不僅如此，A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A類持續體標記的密切聯系還體現在格式“Vp1(+)處+Vp2”和格式“Vp1(+)只/許處+Vp2”上。格式“Vp1(+)處+Vp2”和格式“Vp1(+)只/許處+Vp2”之間的關系，就如同格式b“處Vp”和格式d“只/許處+Vp”之間的關系，前者是后者演變的結果。前兩個格式可以分別分解為格式“Vp1處+Vp2” (記為格式m)和格式“Vp1只/許處+Vp2” (記為格式n)之間的關系以及格式“Vp1+處+Vp2”(記為格式e)和格式“Vp1+只/許處+Vp2”(記為格式f)之間的關系。格式m、n既可以用于肯定祈使句(分別記為格式m1、n1)，也可以用于非祈使非表假設的未然句(分別記為格式m2、n2)。格式e、f既可以用于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分別記為格式e1、f1)，也可以用于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分別記為格式e2、f2)；既可以用于非祈使表假設的未然句(分別記為格式e3、f3)，也可以用于否定祈使句(分別記為格式e4、f4)。

上述格式與現代閩南方言“Vp1(+)咧+Vp2”結構的分布環境是一致的。不過，在明清閩南戲文里，“Vp1(+)處+Vp2”和“Vp1(+)只/許處+Vp2”這兩種格式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具體情況如下頁表7所示。

格式n出現于嘉靖本《荔鏡記》，僅見n2，格式m1、m2、n1始見于《滿天春》。例如：

(25)a.爾那許處居，待我呌娘子啞。(你在那里呆著，等我叫娘子呀。)(《滿天春下卷·朱文走鬼》24)

b. 今跪處賠爾好了。(現在跪著陪你好了。)(《滿天春上卷·尋三官娘》29)

(26)a.既是三爹未返來去，安童帶有銀三十兩在只，放只處度三爹你使。(既然三哥未能回去，安童這里帶有銀錢三十兩，放在這里給三哥你用。)(嘉靖本《荔鏡記》25.176)

b.【外】我今信了，娘仔請起?！镜拷衲前凑暇推饋?？【外】不卜跪處賴人? (【外】我現在信了，娘子請起?！镜咳缃裨趺淳推饋?【外】不然要跪著賴人家？)(《滿天春·尋三官娘》28)

表7 明清泉州戲文格式e、f分布的情況

格式f所構成的四個句類在嘉靖本《荔鏡記》出現f1、f2兩個句類，其中f2句類只見于嘉靖本《荔鏡記》，并未見于其他明清戲文，f4句類也很少見，在明清戲文里僅見于《滿天春》一個用例，而f3句類則到道光本《荔枝記》才出現。格式e則始見于順治本《荔枝記》，這時只出現于e1句類，e2、e3、e4句類直到光緒本《荔枝記》都未曾出現。不過，我們在清末其他戲文里見到格式e用于e2句類的例子。例如：

(27)a.三哥請起，誓咒了,便起來，夭跪許處乜事? (三哥請起來，毒誓已經發完了，就起來，還跪在那里做什么？)(順治本《荔枝記》15.454-456)

b. 死奴，益春啞，我處洗面，一陳三踮處立看阮，甲伊立開去。(死奴，益春啊，我在洗臉，陳三這人留下來站著看我，叫他站開。)(順治本《荔枝記》11.085-088)

c. 今不知值處去尋即見，諒伊去亦未若遠。句在許棧房內居處坐。(如今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才能找到，估計他還沒有去多遠。還在那客棧房間里屈著坐。)(道光本《荔枝記》44.028)

(28)a.我見月光風靜，來只處賞月。(我看月好風靜，來這里賞月。)(嘉靖本《荔鏡記》29.042-043)

b. 行路不行依好，無因行人只身上來。阮是來處掃街。(走路不走好，無緣無故撞到人家身上來。我是來掃街的。)(清抄旦簿殘本《朱買臣·掃街路》)

(29)阮今著來共伊結做夫妻，勿得放遲，亦免得林大來只處相纏。(我現在得跟他做夫妻，不能延遲，也免得林大來這里糾纏。)(道光本《荔枝記》27.145)

(30)爾佐爾去，莫來只處驚我。(你走你的，不要來這里嚇我。)(《滿天春·朱文走鬼》24)

由例(29)、(30)演變而來的e3、e4句類則是清末以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例(25)-(28)這四組例子，例b中的格式“Vp1(+)處+Vp2”都是由例a中的格式“Vp1(+)只/許處+Vp2”演變而來的。但是四組例子里的“處”可作進行體標記的就見于例(27)b和例(28)b，而不見于例(25)b、(26)b。值得一提的是，m2句類和n2句類通常是跟說者或者施事的意愿有關的句子；e1和f1句類所表達的“主觀”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施事已然行為傾注說話者個人的情感，一是施事的已然行為僅僅是說話者的一種個人判斷，分別如例(27)b、c。盡管例(25)、(26)和例(27)、(28)分別屬于兩種不同的情況，然而它們卻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便是格式Vp1(+)處+Vp2”體現出來的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之間的密切聯系。

例(25)b、(26)b中的“跪處陪爾”“不卜跪處賴人”如果要分解開來，只能解讀為“跪處+陪爾”“不卜跪處+不卜賴人”，不能解讀為“跪處+處陪爾”“不卜跪處+不卜處賴人”。這兩個例子里的“處”同其前動詞“跪”都結合得很緊，都表示 “跪”的未然持續義?！芭銧枴薄百嚾恕倍家浴肮蛱帯睘榍疤?，離開了 “跪”，“處”不能單獨存在。正是因為如此，表未然的格式m1“Vp1處+Vp2”可以在體標記“處”和“Vp2”之間插入別的成分(如連接詞)，把格式m1截然分為“Vp1處”和“Vp2”兩部分。例如：

(31)莫亞，留處通捧湯度亞娘你洗面。(不要啊，留著以便端湯給亞娘你洗臉。)(道光本《荔枝記》27.073)

盡管如此，在例(25)b、(26)b、(31)這類句子里，我們也不能否認持續體標記和進行體標記之間的密切聯系。這三個例子里的 “Vp1處”分別是“陪爾”“賴人”“捧湯度亞娘你洗面”的伴隨方式或者伴隨狀態。所以，三個例子里的“Vp1處”表示未然的持續義，就隱含著其伴隨的動作行為處于未然的進行中，只是該未然的進行義是附著在未然的持續義上，無法獨立出來，一旦有特定的語境支撐，這種潛藏的進行義便被激活。

從表7可以看出，格式m產生之前的《荔鏡記》，n1、n2句類出現的頻率低于f1、f2句類。然而這并不影響格式m1、m2先于格式e1、e2產生。我們知道，格式b’“Vp處”先于格式b“處Vp”產生，是由它們分布的語言環境決定的。同樣，格式m1、m2先于格式e1、e2產生，也是源于它們分布的語言環境。n1句類不見于《荔鏡記》，并不是此時不存在此類句子，而是《荔鏡記》沒有適合它的語境。而且格式m1、格式m2中的“處”同格式b’“Vp處”里的“處”一樣，都是持續體標記，兩者相互交融，彼此促進，到了《滿天春》全都出現了。表7顯示，f1、f2句類早在《荔鏡記》也已經分別出現了3個和2個用例。這些用例里的格式f1、f2都是“來+只/許處+Vp”組合，直到順治本《荔枝記》才開始出現該組合以外的例子，而且僅見“跪+只/許處+Vp”一例，如例(27)a。

格式e1、e2具體晚到何時產生不僅受制于它們的源式——f1、f2句類使用的頻率，而且受制于格式“Vp1+只/許處+Vp2”中“Vp1”的語義特征。在表7中的明清戲文里，f1句類的使用頻率總體上看都大大高于f2句類。f2句類到了清末光緒本《荔枝記》都始終未見例(27)a之類句子，因此格式e1先于且遠遠早于格式e2產生是理所當然的。而始見于順治本《荔枝記》的格式e1之所以晚于格式m1、m2產生，是因為來自于f1句類的格式e1“來+只/許處+Vp”中的“來”不具有[+固定于某個具體位置]的語義特征，不能明顯地體現“來+只/許處”和“Vp”之間的伴隨關系。直到例(27)a的出現才改變這種狀況。該例中的“跪”因為具有[+固定于某個具體位置]的語義特征，致使“跪+許處”和“Vp‘乜事’”之間的伴隨關系能得以顯化。

由于出現了例(27)a這樣的已然語境，例(25)b、(26)b中“處”潛藏的進行義很快就被激活，于是便出現了例(27)b、c這樣的句子，乃至在這類句子的影響下又漸漸發展出例(28)b之類句子。在例(27)b、c、(28)b這類已然句中，“Vp1+體標記+Vp2”結構完全可以解讀為“(Vp1+持續體標記)+(進行體標記+Vp2)”結構，如上述三個例子里的“一陳三踮處立看阮”“句在許棧房內居處坐”“阮是來處掃街”可以分別解讀為“一陳三踮處+處立看阮”“句在許棧房內居處+處坐”“阮是來處+處掃街”。顯然，這類例子里的“處”是持續體標記和進行體標記的二合一。為什么“Vp1+體標記+Vp2”結構用于f1、f2句類，其中的體標記既可以解讀為持續體標記，又可以解讀為進行體標記呢？這是因為“Vp1+體標記+Vp2”結構用于f1、f2句類時，表明Vp1所指的動作行為處于持續狀態的同時，也意味著其所伴隨的動作行為即Vp2所指的動作行為處于進行之中。

4.2 B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及其與持續體標記的關系

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在討論泉州方言體標記的來源時考察了明清戲文里的8種相關格式，其中與進行體標記有關的有以下4種：

a. “在處Vp” b. “處Vp” c. “在+只/許處+Vp” d. “只/許處+Vp”

我們認同曾南逸和李小凡(2013)所持的格式a和b分別由格式c和d簡縮而成的觀點，但不贊成其所持的格式a和b都源于介詞結構“在+只/許處”、該介詞結構有不同簡縮路徑的觀點。我們認為A類進行體標記只與格式b、d有關，與格式a、c無關；B類進行體標記則只與格式a、c有關，與格式b、d無關，它與A類進行體標記并不同源。這是由兩者的語用差別決定的。在4.1節，我們討論了格式d“只/許處+Vp”的焦點總是落在“Vp”上，“只/許處”部分是不受重視的，它成為“Vp”的“背景”。然而，格式c“在+只/許處+Vp”與之有很大差別，此格式總是出現于下列這樣的語境。例如：

(32)【生】是誰？力我一身潑得障濕?！菊肌空l人知你在許處坐！(【生】是誰？把我一身潑得這么濕?！菊肌空l知道你在那里坐！)(嘉靖本《荔鏡記》22.118-120)

(33)恁在只處口說惺惺，卜到恁厝，三言二語冷凍。許時去倒不得，阮今即是苦了亞。(你在這里說得很動聽，如果到你家，三言兩語把我冷凍。那時去留不得，我就痛苦了啊。)(順治本《荔枝記》21.033-036)

(34)為著私情拆散千里斷形影，伊今許處被云遮，我在只處隔山領。(為了私情被拆散千里看不到身影，他那里現在被云遮住，我在這里隔著山嶺。)(順治本《荔枝記》31.005-007)

在格式a產生之前，格式c主要是表客觀存在的已然行為，如例(32)、(34)。此外，也可以是表主觀傾向的已然行為，如例(33)。不管格式c用于哪一場合，都強調、凸顯動作行為或狀態的發生地，或者強調、凸顯在說者所處地點發生，或者強調、凸顯在施事所處地點發生。這樣，施事的動作行為、狀態的發生地就成為說者關注的焦點。格式c帶介詞“在”，就是為了強調、凸顯動作行為、狀態發生在何處。它是因語用需要而產生的一類格式，只有在特定場合下才使用，因此在明清戲文里出現的用例不多。由格式c演變而來的格式a直到道光本《荔枝記》戲文才出現，且僅見一例。此后，此例又在光緒本《荔枝記》戲文重復出現過一次。例如：

(35)【占打生】小妹汝侢舍得打我？【占】阮句那是袂舍得?！镜吭谔幾鲑F勞。(【占打生】小妹你怎么舍得打我？【占】我那可是舍不得?！镜吭诮粴g了。)(光緒本《荔枝記》27.081-083)

在上述明清閩南戲文里，格式a僅見兩例，都表客觀存在的已然進行。格式a、c在明清戲文分布的情況如表8所示。相比于潮州戲文(見表9)，閩南戲文的格式a出現的時間要晚了很多。為了便于下文的對比，我們同樣也把陳曼君(2017)對格式“Vp在處”(記為格式a’)、格式“Vp+在+只/許處”(記為格式c’)在上述5本明清泉州戲文和3本明代潮州戲文里的分布情況所作的統計分別列入下頁表8和表9。

潮州戲文格式a早在萬歷本《金花女》中已經產生，而且這個時期格式a中的“在處”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除了像例(35)那樣可以表客觀存在的已然進行外，還可以表主觀傾向的已然進行和非表祈使表假設的未然進行。至于用于否定祈使句的進行體標記的出現更是后來的事。例如：

(36)想起來，恁阿嫂在處害事。你兄不敢主意。(想起來，是你嫂子在壞事。你哥哥不敢做主。)(萬歷本《金花女》396.007)

表8 明清泉州戲文格式a、c、a’、c’分布的情況

表9 明代潮州戲文格式a、c分布的情況

(37)【旦】我那肯死，你亦不想在處食。(【旦】我如果愿意死，你也不想繼續生活。)(萬歷本《金花女》646.017)

而閩南方言直到清抄戲文里才出現例(38)、(39)之類句子，而且比較少見：

(38)我知你許心內在處思，卜共你媳婦相爭婿，羞羞齊。(我知道你心里是在想，要跟你媳婦搶夫婿，羞羞臉。)(清抄全本《蘇秦·當絹》)

(39)……今仔日做伊去，伊那卜在處煩惱咱無通食，咱而煩惱伊無通食，伊去嘮，咱一個，即好打算……(……今天她就走她的了，她要是在擔心我沒得吃，我就會擔心她沒得吃，她走了，我一個人，就好辦了……)(清抄“生旦簿”《呂蒙正·認腳跡》)

表3和表8顯示，閩南方言格式a“在處Vp”的出現明顯晚于格式b“處Vp”。這可以從表4、表9中的潮州方言得到驗證。同時，表8也顯示閩南方言格式a“在處Vp”產生的年代晚于格式a’“Vp在處”。這也可以在表9潮州方言中得到印證。表3和表8還顯示，泉州戲文和潮州戲文一樣，格式b’“Vp處”和格式a’“Vp在處”都始見于同一戲文。泉州戲文這兩個格式始見于《滿天春》(1604)，潮州戲文這兩個格式始見于萬歷本《荔枝記》(1581)。根據陳曼君(2017)的考察，無論是泉州戲文還是潮州戲文，格式a’“Vp在處”虛化的程度都不如格式b’“Vp處”。這表明，格式a’“Vp在處”產生的年代顯然晚于格式b’“Vp處”。即便如此，兩種格式產生的年代相距也不會甚遠。但是，無論是泉州戲文還是潮州戲文，格式a“在處Vp”和格式b“處Vp”都產生于不同年代的戲文。相比于潮州戲文，泉州戲文這兩種格式產生的年代相距比較久遠，足見泉州戲文從格式c“在+只/許處+Vp”到格式a“在處Vp”的虛化進程比較緩慢。上述可知，格式c是因語用需要而產生的一類格式，只有在特定場合下才使用，因此格式c的使用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減緩了其虛化為格式a的進程。同時，“在+只/許處+Vp”中的“在+只/許處”處于焦點位置，比較不容易虛化，這也是一個原因。

既然如此，格式c“在+只/許處+Vp”為什么能虛化為格式a“在處Vp”呢？如上所述，最先出現的格式a“在處Vp”表客觀存在的已然進行，這是由于嘉靖本《荔鏡記》(1566)乃至到順治本《荔枝記》(1651)出現的格式c“在+只/許處+Vp”幾乎都用于表客觀存在的句子。這類句子所指的動作行為、狀態都處于正在進行或者持續之中，具有很強的現場性，說者往往可以借助肢體語言來強調所關注的處所。不僅閩南戲文是這樣，潮州戲文也是這樣。例如：

(40)【占】啞娘,一個燕仔在許處飛。(【占】啞娘，有一只燕子在那里飛。)(順治本《荔枝記》2.039)

(41)我專在只處等你，共你呾話。(我專門在這里等你，和你說話。)(萬歷本《荔枝記》7.102)

像這類句子的說者如“啞娘”“我”為了強調施事所在的位置，除了借助“在”來顯示，也可以借助手勢等肢體語言起強化作用。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在”來強調處于某個位置，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肢體語言來指示具體的位置。而標示具體方位的“只(這)”“許(那)”之類指代成分的指示作用就逐漸弱化，最后成為羨余成分而脫落。

同樣是進行體標記“在處”，潮州方言出現得早，泉州方言出現得遲，這是為何呢？我們認為，有兩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使用頻率問題。表8、表9顯示，嘉靖本《荔鏡記》和萬歷本《荔枝記》里的格式c用例都是2個。然而前一戲文總共有55出，共203頁，后一戲文僅47出，共163頁。這是同一愛情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題材一樣，篇幅大小不一，用例數量卻一樣，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潮州戲文格式c“在+只/許處+Vp”的使用頻率高于泉州戲文，使用頻率高的格式比使用頻率低的格式虛化得快。

另一個因素則是格式a’中“在處”的發展情況。陳曼君(2017)指出，格式a’“Vp在處”是在“動賓結構‘在+只/許處’→ 動詞‘在處’”這一演變鏈的催化下產生的。我們認為，格式a“在處Vp”也是在格式a’“Vp在處”的催化下產生的。因為兩種格式里的“在處”都來自介詞結構“在+只/許處”。盡管該介詞結構分布的句法環境不同，一個分布于動詞性結構之前，一個分布于動詞性結構之后，但是任何一方先虛化為“在處”，都會促使另一方也沿著自己的發展方向虛化。據陳曼君(2017)考察，格式a’“Vp在處”在潮州戲文里始見于萬歷本《荔枝記》(1581)，出現了3次；在泉州戲文里始見于《滿天春》(1604)，而在該戲文以及順治本《荔枝記》(1651)則只分別出現過1次和2次。潮州戲文格式a’“Vp在處”不僅率先產生，而且用例較多，證明其發展的速度比較快，加速了格式a“在處Vp”的產生。反觀泉州方言，格式a’“Vp在處”不但產生得晚，而且用例較少，顯見其發展速度比較慢，減緩了格式a“在處Vp”格式的產生?？梢?，B類進行體標記“在處”的產生和B類持續體標記有密切的關聯。

B類進行體標記“在處”的產生不僅與上述格式相關聯，而且也與“Vp1+在處+Vp2”結構(稱為格式g)相關聯。那么，格式g“Vp1+在處+Vp2”是如何產生的呢？它的產生是否也與“Vp1+在只/許處+Vp2”結構(稱為格式h)有關，從而呈現出與格式a和格式c以及格式b和格式d平行分布的格局呢？讓我們先來看看格式g和格式h在泉州戲文和潮州戲文的分布情況，具體見下頁表10和表11。表10顯示，格式g和h在泉州明清幾個戲文里不見用例。顯然，格式g是清代1884年以后才產生的，具體于何時產生不得而知。表11顯示，在明代三個潮州戲文里，格式h也不見用例，但是格式g已經出現了，不過僅在萬歷本《金花女》出現了一例。例如：

(42)(旦)阿嫂，許處夭二個羊子店在處食水在許。(嫂子，那邊還有兩只小羊呆著，正在喝水。)(萬歷本《金花女》174.006)

表10、表11均不見格式h，而只在萬歷本《金花女》見到格式g，這一方面意味著格式h非常罕見或者根本就不出現，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意味著格式g的產生與格式h并無什么關聯。我們以為，格式g能否產生，主要取決于格式a’“Vp在處”和格式a“在處Vp”的發展狀況。由于潮州戲文這兩種格式到了萬歷年間都已經有較大的發展，因此便催生了這兩種格式的融合體“Vp1在處Vp2”。不過，格式g“Vp1在處Vp2”和格式a“在處Vp”一樣，都是出于語用需要而產生的，同樣也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的發展。尤其像泉州戲文格式a、a’這兩種格式在明清期間的發展遠不如潮州戲文，這也阻礙了格式g“Vp1在處Vp2”的發展，故而直到光緒本《荔枝記》都還未曾出現格式g。

表10 明清泉州戲文格式g、h分布的情況

表11 明代潮州戲文格式g、h分布的情況

我們知道，無論是潮州戲文還是泉州戲文，“Vp在處”都出現于表客觀存在的句子，而使用頻率最高、最早出現的“在處Vp”也是用于表客觀已然的句子。兩相作用下產生的“Vp1在處Vp2”理所當然也是用于表客觀存在的句子，如例(42)的“店在處食水”所表示的“店在處(呆著)”和“在處食水(正在喝水)”這兩個動作行為都是客觀存在的。閩南方言例(42)之類句子何時產生不得而知，而例(6)b中的“汝猶倒在咧睏??？(你還躺著睡覺??？)”這類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始見于何時更是無從知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是前者曾經出現過，那定然是出現于后者之前的。陳曼君(2017)在談到A類持續體標記出現的句子時指出，帶主觀傾向的已然句，說者的目的不在于表達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在于表達一種個人的主觀情緒，所以都傾向于不選擇“在”。因此，此類句子傾向于選擇格式“Vp處”。然而到了格式“Vp1在處Vp2”，盡管同樣表主觀傾向的已然，進行體標記用的卻是“在處”。究其原因，就是該格式包含了兩個動作行為，即“Vp1在處”和“在處Vp2”，前一行為只是伴隨狀態，客觀性較強；后一行為是說者闡述的重點，說者的主觀情感主要傾注于后一行為，用“在”旨在強調正在進行的后一行為施行的地點。

同持續體標記“處”“在處”一樣，進行體標記“處”“在處”產生之時也仍然處于半虛化之中，在表動作進行的同時還含有一定的處所義。

5 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語法化

在閩南方言里，由于A、B兩類進行體標記所處的句法位置和所搭配的語義對象與A、B兩類持續體標記有較大的不同，因此它們的語法化進程和語法化路徑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閩南方言A、B兩類進行體標記從其產生時兼司實義詞的功能，到完全蛻化為進行體標記，甚至發展為語素或者介詞的過程，是其語義不斷虛化的過程。語義虛化的結果常常會促使語音弱化，但是語音是否弱化不僅僅取決于語義是否虛化，而且還受制于其所處的句法位置。

5.1 A類進行體標記“處”的語法化

我們認為閩南方言A類進行體標記產生于順治本《荔枝記》，是因為該戲文已出現了這樣的例子。例如：

(43)今不知值處去尋即見。諒伊去未若遠，句在許戲房內處坐。(現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才能見到。估計他還沒有走多遠，還在那戲房里坐。)(清順治本《荔枝記》30.079-081)

例(43)出現了處所詞語“在許戲房內”，它與“處”緊緊相連，“處”因受到其前處所詞語的強力排擠，從而使其意義變得相當虛化，向進行體演化，很難再表現出處所義。這個例子證明了格式b“處Vp”已經可以作為進行體標記來使用了。

在順治本《荔枝記》里，句中處所詞語與“處”共現的還有一例，不過情況與例(43)有所不同。例如：

(44)我在許前面華表腳下甲簡仔處打獅球，執不著群除。(我在那前面的華表腳下同小孩子在/在那里打獅球，追不上大家。)(清順治本《荔枝記》4.112-114)

例(44)雖然也出現處所詞語“在許前面華表腳下”，然而該處所詞語就沒有跟“處”相連，中間還隔著“甲簡仔(同小孩)”。由于前面已經有了表達處所義的詞語了，“處”在這里完全可以解讀為進行體標記。然而，有時為了再次強調處所方位，“處”還可以解讀為處所詞。也就是說，句中所出現的處所詞語“在許前面華表腳下”在促使“處”的進行意義加強、處所意義減弱的同時，還讓“處”所隱含的處所義有了顯化的空間?？梢?，句中所出現的處所詞語跟“處”離得近或離得遠，都將直接關系到它的虛化程度。

當句中沒有出現處所詞語，“處”的表義情況又如何呢？例如：

(45)官人持銀賞我買酒，正共長解處把盞，霎時間前頭人馬，五方旗如飛蜂來。(官人拿錢給我買酒，正跟長解在/在那里喝酒，突然間前面有人馬帶著五方旗如飛蜂般飛奔而來。)(萬歷本《荔枝記》45.074-076)

(46)【生】幾番為你賤兄上落腳酸，相共只床上坐,歇腳一下?！菊肌啃∶靡簧砻?，障襤褸年，乜好共尊兄你處坐。(【生】幾次為你賤兄上上下下腳酸，一起在這床上坐,休息一下?！菊肌啃∶眠@樣的命，穿著一身這么破爛的衣服，怎么能跟尊兄你坐/在這里坐。)(順治本《荔枝記》17.095-098)

盡管例(45)出現于萬歷本《荔枝記》，但是只要語境許可，順治本《荔枝記》也可能出現這樣的例子。例(45)里的“處”用于敘事話語中，說者在敘述時離動作行為發生的地點很遙遠，并沒有在說者的目力所及范圍之內。具體來說就是“正共長解處把盞”一事發生時，施事小七和官人、長解正處于海豐吳埔嶺，跟小七敘述事情經過時所處的潮州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且小七等人飲酒行為究竟發生在海豐吳埔嶺的哪個地方，并不明確，因此“處”所隱含的處所義便無所指。所以，這個例子里的“處”主要表進行義，是比較虛化的進行體標記。當然，如果是敘事者有意凸顯，“處”還是可以解讀出一定的處所義。例(46)又是另外一種情況。這類例子里的“處”出現于對話中，具有很強的現場性，借助現場的語境，“處”所表現的處所義常常因不需要解讀出來而變得模糊，于是進行義便凸顯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說話者的現場性也可以激活“處”的處所義，當說者把焦點放在“處”上，“處”也仍然可表一定的處所義，即表現場性。

順治本《荔枝記》出現的四例“處Vp”，除了例(43)、(44)是處所詞語與“處”共現外，例(46)和另外一例都是只出現“處”、不出現處所詞語。這四例中，“處”后的“Vp”都由動作動詞構成，其中只有例(43)可以完全解讀為進行體標記，其他三例都有進行體標記和處所詞兩種解讀。這說明，格式b中的“處”并沒有完全虛化為進行體標記，大多數情況下還處于半虛化狀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光緒本《荔枝記》。從進行體標記“處”的產生到清光緒本《荔枝記》問世的幾百年間，在絕大多數場情況下，“處”都是不與處所詞語共現，仍然保留一定的處所義。進行標記“處”虛化的進程同持續標記“處”一樣較為緩慢。

到了清末泉州抄本戲文里，出現了一個較大的變化，就是“處”所修飾的動詞不再是動作動詞，在好些場合可以是非動作動詞，既有存現動詞、心理動詞，也有形容詞，而且還開始出現時間詞語。與此同時，“處”頻頻出現在表意愿的助動詞“卜”之前，直接修飾“卜”。例如：

(47)阮目前處無米，不免共伊提金齊。(我目前正沒有米，免不了向他拿點金子。)(清抄“旦簿”《蘇秦·提燈》)

(48)……阮是甲你寫幾行字度阮開去，亦無甲你畫龍抑畫鳳度阮，你罔處搭椅搭桌，叫是人處驚你……(……我是叫你寫幾行字讓我離開，也沒有叫你畫龍或者畫鳳給我，你卻在搭椅子搭桌子，以為是人家在怕你……)(清抄旦簿殘本《朱買臣·買臣逼寫》)

(49)人都卜度伊嘮，罔處急，急了一面都是汗，不成樣，待阮共你拭齊。(人家都要給他了，卻在急，急得滿臉都是汗，不成樣子，等我給你擦一下。)(清抄“旦簿”《蘇秦·迫釵》)

(50)我處卜啼，你處卜笑。(我正要哭，你卻要笑。)(清代手抄殘本《朱文·走鬼》)

例(47)中“處”前是時間詞“目前”，“處”后是存現動詞“無”，它與時間詞搭配，受時間詞的語義制約，只表進行義。例(48)、(49)、(50)中“處”修飾的分別是心理動詞“驚(怕)”、心理形容詞“急”和意愿助動詞“卜”，這幾類詞所指的心理活動和意愿不具有空間性，而具有時間性，“處”所隱含的處所義脫落，凸顯的是它的時間義，即表進行義。正是因為頻頻出現于例(47)-(50)這樣的語境里，進行體標記“處”最終徹底虛化。清末泉州抄本戲文已經開始出現“咧”了，且用例數量不少，具體見表12。

表12 《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三卷至第七卷中清抄泉州戲文體標記分布的情況

該表顯示，在清抄泉州戲文里，格式b中的“處”有59個用例，“咧”就已經出現了20個用例?！斑帧钡某霈F是“處”已經完全虛化的具體體現。例如：

(51)別人厝別人宅，相拍動槌乜事，人咧好事好志，你是卜來打歹人彩頭。(這是別人的房子，干什么打架，人家正逢喜事，你是要來壞了人家的好彩頭。)(清抄旦簿殘本《朱買臣·買臣逼寫》)

根據表12，持續體標記“處”和“咧”的比例大致是100:36，進行體標記“處”和“咧”的比例大致是100:34。顯然，持續體標記“咧”所占的比例高于進行體標記“咧”。我們以為，一開始是前者推動后者的發展，可是隨著后者使用頻率的大幅度提高，當后者使用頻率遠高于前者時，它又反過來推動著前者的發展。到了1952年蔡尤本等口述記錄本《陳三》，我們見到的泉州方言就已經全是“咧”了。這時，“咧”已經徹底虛化，完全喪失了空間義，僅存時間義。

臺灣方言與泉州方言的情況有所不同，在臺灣《語苑》里進行體標記“咧”比較少見，大多數用的是訓讀字“在”，大致相當于“處”或者“得”。即使是到了現代臺灣閩南語故事集，所見到的進行體標記“咧”和“得”，也是以后者最為常見，但《語苑》里的“在”和閩南語故事集里的“得”的虛化程度都很高了。例如：

(52)田蛤仔在田岸在吼……(青蛙在田邊叫……)(《語苑五》2-25-3)

(53)早就佇客廳得等啊……(在就在客廳等了……)(《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14m.98.12 )

清末期間，進行體標記“處”與意愿動詞“卜(想要)”組合是詞與詞的組合，如例(50)。即使這時期的“處”虛化為表進行義的“咧”后，其與“卜”組合為“咧卜”，也仍然是兩個詞。例如：

(54)……人咧卜入去，力人那拖，入只內來，頭鬃(棕)仔共你割起來。(……人家正要進去，把人家抓著，如果你到里面來，就把你的辮子割起來。)(清抄旦簿殘本《朱買臣·召(吊)掃》)

在例(50)和例(54)之類句子，“處卜”或者“咧卜”所修飾的動詞都是自主動詞，(10)本文的自主動詞包括自主形容詞。說者是施事，“處卜”或者“咧卜”的語義指向說者的同時指向施事。到了臺灣《語苑》，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在《語苑》里，進行體標記僅有兩例記為“咧要”，其他都記為“在要”。跟“在要”組合的可以是自主動詞，也可以是非自主動詞、形容詞或者指物名詞?！霸谝毙揎椬灾鲃釉~時，主語可以是非第一人稱的人稱代詞或者指人名詞，也可以是指物名詞。當主語是前者，“在要”的語義在很多場合下已經由指向施事轉為指向說者，即“在要”只是說者的估測。這時，“在要”已經由“正想要”義演化為“快要、將要”義，即由兩個詞變為一個詞了。主語是后者，情況更是如此。例如：

(55)你成三八，伊在要搧你的大耳，你尚不知對伊彼好，你能被伊騙去死嗬。(你非常神經，他將要扇你的耳朵，你還不知道，還對他那么好，你會被他騙去死呀。)(《語苑二十四》1-12-1)

(56)火車在要行了，著趕緊起去。(火車快要離開了，得趕緊上去了。)(《語苑十三》5-21-6)

當然，例(55)的“在要”還沒有完全虛化，當“伊”真有這個想法，說者只是轉述對方的意思時，“在要”還是兩個詞，即進行體標記“在”和意愿助動詞“要”的組合。而當如例(56)主語是具有[+無生命]特征的事物“火車”時，“在要”就只能解讀為“快要、將要”了?！霸谝敝蟪霈F的若是非自主動詞、形容詞，其意義就更加虛化；出現的若是時間詞語，“在要”就完全虛化為表“快要、將要”的詞。例如：

(57)君子人在要無去嘮。(君子快要消失了。)(《語苑二十四》 11-29-8)

(58)焚在要燒喇。(快要燒熱了。)(《語苑二十八》1-62-2)

(59)在要十二點鐘嘮。(快要十二點了。)(《語苑十八》5-22-3)

進入臺灣現代閩南語故事集，進行體標記則記為“咧卜”“得卜”。相當于“快要”的“咧卜”例子有所增加，但數量極少，絕大多數還是“得卜”?！暗貌贰毖永m了“在要”的發展，例(56)-(59)之類例子更加常用。而在泉州，自1952年蔡尤本等口述記錄本《陳三》以來都用“咧卜”，因此例(56)-(59)中的“在要”都變為“咧卜”，這類句子到了現代更是隨處可見?！斑帧弊鳛橐粋€語素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了。

處于“Vp1處Vp2”結構中、表已然的進行體標記“處”與處所詞語共現于謂語動詞之前的情況，直到清末光緒本《荔枝記》和清末泉州抄本戲文里才出現。例如：

(60)死奴，人只處呾話，共伊乜干。店前店后處聽。(死奴才，人家這里在說話，跟他有什么關系。到處站著聽。)(光緒本《荔枝記》18.130)

(61)你卜障說，一家人圍爐飲酒，我娘仔一人，帶許邊頭處啼，做父母人，果有二樣心。(你要怎么說，一家人圍著爐子在飲酒，我娘子一個人呆在那一邊在啼哭，作為父母親，果然有兩種不同的心態。)(清抄全本《蘇秦·假不第》)

例(60)、(61)中“處”前分別直接連接著方所詞語“前”“后”和處所詞語“許邊頭”。同樣，句中的方所詞語和處所詞語在表處所義方面也完全占據了“處”的表義空間。這表明這類句子中的“處”已經相當虛化了，再加上受到上文討論過的“處”虛化的影響，加速它虛化為“咧”的速度。因此，清末這類句子中的“處”也已經開始為“咧”所替代，出現“處”和“咧”并存的局面。例如：

(62)a.我也望卜中狀元，一時忍饑受心堅意切，我就跪處共伊拜佛……(我也想著要考中狀元，一時忍受饑餓，一心一意，就跪著給他拜佛……)(清抄“生首簿”《呂蒙正·認腳跡》)

b.我……一時忍饑受餓，心堅意切望卜中狀元，就跪咧共伊拜佛……(我……一時忍饑挨餓，一心一意想著要考中狀元，就跪著給他拜佛……)(清抄“生首簿”《呂蒙正·認腳跡》)

例(62)之類句子里的“處”“咧”都是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的合體，如果這兩個標記虛化不同步，還是會表現出來。例如：

(63)陳三，阮阿娘出來咯，你還老老那處咧坐。(陳三，我阿娘出來了，你還穩穩呆著坐著。)(蔡尤本等口述本《陳三》)

這是蔡尤本等1952年口述本《陳三》所出現的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虛化不同步的唯一一個用例。在該口述本里，其他格式g里的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都是合二為一，它們的合體標記僅出現一處“處”，其余的都是“咧”。到了現代泉州地區，例(62)a中的“處”已經完全為“咧”所取代。

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處”從其誕生到不斷地虛化再到最后演變為進行體標記“咧”或者語素“咧”，其語音又會發生怎樣的演變呢？陳曼君(2017)根據實義詞“處”在現代廈臺和泉州的讀音，推測閩南方言A類持續體標記“處”在廈臺和泉州早期的讀音分別是[te]和[t]。A類進行體標記“處”和A類持續體標記“處”分別產生于1651年和1604年，前者的產生雖然稍晚于后者，但是兩者產生之時都同樣處于半虛化之中，在很多場合下都可表實義。因而，我們認為A類進行體標記“處”在廈臺和泉州早期的讀音也分別是[te]和[t]。

根據洪惟仁(2001)、張靜芬(2013：36)的研究，就[te]、[t]來看，前者是由后者演變而來的，這是元音前移的結果。那么，它們的讀音是什么時候開始弱化的呢？A類進行體標記“處”和A類持續體標記“處”一樣，其讀音何時開始弱化不得而知。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進行體標記“處”早在半虛化階段，它的讀音就已經開始弱化了。閩臺各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處”語音弱化的進程并不完全相同，但總體的弱化趨勢是一致的。

以廈門方言來看，進行體標記“處”語音的第一次弱化是促化為[teh]，這種弱化在《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廈英大辭典)》(1873：484)中有所體現。這時，“處”雖然還可以讀為[te]，但在格式b和格式e更普遍的是都已經促化為[teh]了?！疤幉贰敝械摹疤帯币泊倩癁閇teh]，有時則促化為[tih]或[tit]，不過后者更確切地講是促化為[tih]。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據黃丁華(1958)的記載，“處”無論在格式b還是在格式e，都讀為[te]。(11)黃丁華(1958)指出，[te]往往濁化為[de]，[ti-te]濁化為[ti-de]。濁化不濁化，用法意義均無別。就像陳曼君(2017)所指出的，黃丁華所記錄的[te]可能存在偏差，可能是因為[te]后所帶的喉塞音[h]發音不明顯而被忽略了。黃丁華(1958)同時指出，[te]純粹是虛詞，字義既隱，往往依音寫字，用字不一，“底”“地”也就曾經混用過?？梢?，這時的進行體標記已經徹底虛化了。到了《普通話閩南方言(廈門音)詞典》(1982：484、381)，進行體標記記為“咧”，語音進一步弱讀為[leh]或[le]；然而，“處卜”記為“得卜”，其中的“得”仍然讀為[teh]或[tit]，并一直延續到今天。

總體上看，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的讀音大致都是經歷了這樣的弱化過程：先促化，然后聲母再由t演變為l。所不同的是，進行體標記處于句中，不論其聲母為哪個，其語義如何演變，常常都保留促化現象，并按照連讀變調規律來發音；而持續體標記通常處于句末，當它處于句末時，聲母由t演變為l，即[teh]>[leh]后，甚至進一步丟失喉塞音、脫落聲母，同時不管是其處于哪個演變階段，一般都讀為輕聲。這便是兩者所處的句法位置不同導致的差異。

泉州方言和臺灣閩南方言的進行體標記“處”語音演化的路徑同廈門方言相同，但是臺灣閩南方言“處”的讀音弱化速度比廈門方言慢。直至《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1976)，臺灣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還只有[teh]一讀，表“快要”的也是讀為[teh-boeh]。到了《臺灣閩南語辭典》(2001)，臺灣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讀音才出現[teh]、[leh]共存的現象，不過表“快要”的也依然讀為[teh-beh]。泉州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讀音弱化相對比較快。如上所述，在《泉州戲曲叢書》所見到的1952年蔡尤本等口述本《陳三》里，進行體標記除了極個別用例是“處”外都是“咧”。由此，我們推測在20世紀50年代，泉州地區進行體標記“咧”很可能已經基本弱讀為[leh]或[lh]了。這表明泉州方言進行體標記“處”語音弱化的速度比廈門方言和臺灣閩南方言都要更快?？梢?，進行體標記“處”在泉州、廈門和臺灣的弱化速度和持續體標記“處”在這三地的弱化速度是一致的。

5.2 B類進行體標記“在處”的語法化

上述可知，閩南方言B類進行體標記“在處”產生得很晚，直到清末兩個戲文——道光本、光緒本的《荔枝記》才重復出現唯一一個用例。之所以說“在處”產生之時還仍然處于半虛化之中，是因為該用例出現于這樣的場合。例如：

(64)【貼打生】小妹汝侢舍得打我？【貼】阮句那是袂舍得?！镜吭谔幾鲑F勞。(【貼打生】小妹你怎么舍得打我？【貼】我那可是舍不得?！镜吭?在那里交歡了。)(道光本《荔枝記》35.054-055)

例(64)中“在處”所出現的語境具有現場性。由于現場性既可以使“在處”所隱含的處所義因非焦點所在和具體語境的凸顯而被忽略，也可以使“在處”所隱含的處所義因焦點的所在而被凸顯，因此句中的“在處”既可以理解為進行體標記，也可以理解為處所詞語，顯然此時的“在處”還處于半虛化的狀態。

到了清末泉州抄本戲文，進行體標記“在處”的使用頻率大為提高，加速了其虛化的進程。這個時期的“在處”在句中的語義搭配出現了三種變化，使其不斷走向虛化。

一種是進行體標記“在處”之后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意愿助動詞，主要有“卜(想要)”和“愿(甘愿)”，其中以前者為常見。意愿助動詞都不需要依賴具體處所。這時，“在處”的處所義因無從顯現，只能解讀為進行體標記。這是“在處”向徹底虛化道路上邁出的重要的一步。例如：

(65)親姆呵，你子在處卜度你食，你未就該食齊，罔皆處張張齊。(親家呀，你的兒子正想要給你吃，你就在他那里吃一下，不要跟他客氣。)(清抄全本《蘇秦·親姆打》)

(66)周厝人在處不愿。(周家人正不甘愿。)(清抄全本《蘇秦·親姆打》)

一種是來自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和非祈使未然句的“在處”之后相繼開始出現心理動詞。如例(38)、(39)的“在處”之后出現的都是心理動詞，又有特定語境的語義約束，句中的“在處”也只能解讀為進行體標記。例(38)在出現心理動詞“思”的同時又出現所思之處“許心內(那心里)”，顯然是在強調“你”正在發生的心理活動。根據上下文，例(39)中的“伊”走到何處，說話人并不知悉，況且說話人關注的是“伊”是否具有“煩惱(擔心)”這一心理行為，并未涉及到任何的處所，故句中的“在處”只表進行，不表處所。從例(65)、(66)到例(38)、(39)是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在處”所分布的句類由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向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非祈使未然句的延伸，也是其“在處”由表客觀存在的已然句向表主觀傾向的已然句、非祈使未然句的進一步虛化。

第三種變化就是“在處”修飾的盡管是定位動作動詞，但句中出現了時間詞語。時間詞語直接制約著“在處”的表義方向，語義搭配的相宜性使“在處”凸顯了時間義，隱沒了處所義。例如：

(67)……那因許一日是天降大霜雪，我爹同我媽親在處圍爐飲酒……(……那是因為那一天是天降了大霜雪，我爸爸跟我媽媽正圍著爐子喝酒……)(清抄“旦簿”《呂蒙正·驗腳跡》)

例(67)出現了時間詞語“許一日”，表明在“許一日”這個時間段發生了“我爹同我媽圍爐飲酒”之事。就“許一日”而言，“我爹同我媽圍爐飲酒”是處于正在進行之中。這里凸顯的是“在處”表進行的時間義，它已經逐漸徹底虛化。

清末，進行體“在處”進一步虛化為“在咧”。表12顯示，清抄泉州戲文共出現了19個“在處”用例，同時另有7個用例已經為“在咧”所取代了。這說明“在處”虛化為“在咧”的趨勢十分迅速。例如：

格式b’“Vp處”的持續體標記“處”和格式b“處Vp”中的進行體標記“處”分別始見于明代《滿天春》(1604)和順治本《荔枝記》(1651)，它們都到了清末泉州抄本戲文才分別虛化為“咧”。陳曼君(2017)指出，“盡管這些抄本的起始年代無從稽考，但是我們可以推斷“咧”問世的年代應當遲于光緒本《荔枝記》(1884)刊行的年代，因為在光緒本《荔枝記》里還未出現“咧”的用例?！比绱苏f來，持續體標記“處”虛化為“咧”，需要300年左右的時間。進行體標記“處”虛化為“咧”，至少也需要233年以上的時間。而進行體標記“在處”始見于清末道光本《荔枝記》(1831)，便于清末抄本戲文就出現了徹底虛化的進行體標記“在咧”，前后時間最多也不過幾十年。相較于上述兩個體標記由“處”向“咧”的虛化，進行體標記由“在處”向“在咧”的虛化，所經歷的時間可謂十分短暫。為什么懸殊如此之大呢？也就是說“在處”為何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虛化為“在咧”呢？

我們認為原因有三：一是上述清抄戲文“在處”在句中的語義搭配所出現的三種變化，就是其本身已經處于不斷虛化之中的具體體現；二是表12顯示“在處”到清抄戲文使用頻率相當高，既高于格式e“Vp1處Vp2”中的“處”，也遠遠高于格式a’“Vp在處”、格式g“Vp1在處Vp2”中的“在處”，其使用頻率僅次于格式b“處Vp”和格式b’“Vp處”中的“處”；三是“在處”虛化為“在咧”實際上就是其中的“處”虛化為“咧”的結果。而該“咧”的問世無疑有格式b“咧Vp”和格式b’“Vp咧”中的“咧”在起催化作用。盡管持續體標記“在處”產生的年代遠遠早于進行體標記“在處”，然而表12所統計的數字中仍未見到持續體標記“在咧”。進行體標記“在咧”所呈現出來的迅猛發展勢必反過來推動持續體標記“在處”向“在咧”的演化。

“在咧”中的“咧”完全虛化為進行體，不再表處所義。跟“咧”一樣，“在咧”常?？梢愿硪庠傅闹鷦釉~“卜”組合，但兩者有所不同?！斑植贰奔瓤梢允潜磉M行義和表意愿的組合，即為兩個詞，也可以進一步虛化為一個詞，表將來時；而“在咧卜”只能是表進行義和表意愿的組合。例如：

(69)句在咧卜教示咱。(還想要教育咱們。)(清抄全本《蘇秦·假不第》)

雖然這個例子的普通話翻譯沒法看出“在咧”的意義，但在閩南方言中，“在咧”表示“卜(想要)”這一意愿正在進行之中。進行體“在咧”表示的意義比進行體“咧”實在，其中的“在”表存在，還帶有一定的空間義，“在咧”與“卜”的組合無法像“咧卜”那樣虛化為表將來的時間義。在現實閩南方言里，“咧”和“在咧”都用為進行體標記。但是，“在咧”的使用頻率比較低，往往是在強調施事處在一定的空間里才會使用“在咧”來表進行義，否則基于經濟原則，“在咧”一般情況下都會用為“咧”。

到了臺灣日治時代的《語苑》里，格式a已經見不到“在處”，除了“在咧”外，見到的都是“在得”，而且大多數是“在得”。在我們統計到的30個格式a用例中，“在咧”僅見5個，“在得”則高達25個。例如：

(70)伊在得運動汝知無。(他在運動你知道不知道。)(《語苑十九》6-4-6)

現代臺灣閩南語還是維持《語苑》時代“在得”占絕對優勢、“在咧”占絕對弱勢的格局。(12)《語苑》里的“在得”“在咧”到了臺灣閩南語故事集里，除了少數或個別分別記為“在得”“在咧”外，更多的是分別記為“佇得”“佇咧”。而在泉州蔡尤本等1952年口述記錄的《陳三》戲文里，見到的都全是“在咧”的用例了。

跟表持續體一樣，表進行體的“在處”虛化為“在咧”后，其中的“咧”不再表處所義，因此為了表達一定的處所，“在咧”之后常?？梢猿霈F處所詞語。這樣，“在咧”便由進行體標記演變為介詞了，其意義相當于“在”。其中的“咧”已經虛化為一個意義非?？侦`的介詞詞尾了。不過，我們一直到臺灣閩南語故事集語料庫才見到這樣的例子：

(71)阿伯啊，你哪會佇咧(在咧)溪仔邊直直旋啦？(老伯伯，你怎么會在溪邊一直旋轉呀？)(《彰化縣民間文學五》14.09-1)

其實，臺灣閩南方言在“在得”階段，“在得”有時已經完全不表處所義，需要表處所時，其后也需要出現處所詞語。這在《語苑》已經露出端倪，出現一個用例。到了現代臺灣閩南語故事集，此類用例有所增多。例如：

(72)我此滿在得門邊豎咧頭到尾有聽此號事情我亦續流目屎泣啊……(我剛才在門旁站著從頭到尾聽到這件事，我也就流眼淚，哭了……)(《語苑五》7-44-7)

不僅如此，據黃丁華(1958)研究，那時的大陸閩南方言也已經出現“i ti-te tai-tikhia-te(他在臺上站著)”的說法。不過，后來的廈門方言并沒有延續這種發展，乃至到了現代廈門方言，跟所處詞語組合的介詞只見“在”，當地人沒有“在得/在咧+場所詞語”組合的語感。

在臺灣，“在得”“在咧”等進行體標記用為介詞后，給句中留下了一個進行體標記的空缺，為了表達或者凸顯事件正處于進行之中，句中還可以出現“咧”“得”或者“在得”等進行體標記。前者如例(72)，后者例如：

(73)佇彼一日，佇咧(在咧)外口得行啦，散步啦。(那一天，在外面走呀，散步呀。)(《沙鹿鎮閩南語故事集二》72.09-1)

(74)啊人彼的歸陣攏……佇得(在得)花腳佇得(在得)拾彼樹葉仔。(人家成群結隊都……正在花下撿那樹葉。)(《清水鎮閩南語故事集二》176.18-19)

在泉州方言和惠安方言，這類句子中的介詞“在得”“在咧”一概虛化為“在咧”，其中泉州方言其后一般不再出現進行體標記了，如例(71)，而惠安方言其后出現的進行體標記一般是“咧”，如例(73)中的“得”一般說為“咧”。

不僅上述明清閩南戲文都沒有出現過格式g“Vp1在處Vp2”用例，在清抄泉州戲文里，如表12所示，也沒有見到任何一例這樣的用法。這表明，閩南方言格式g“Vp1在處Vp2”直至清抄泉州戲文都還沒有產生。格式g始見于臺灣《語苑》，但它出現時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的合體已經是“置得(在得)”，而不是“在處”了，而且在《語苑》里僅見4個用例，Vp1都是置放類動詞。也就是說，閩南方言的格式g很可能是沒有經過“Vp1在處Vp2”階段，而直接進入“Vp1置得(在得)Vp2”階段的。在《語苑》里，格式a’“Vp置得(在得)”的使用比較普遍，有12個用例。格式g“Vp1置得(在得)Vp2”顯然是受格式a’“Vp置得(在得)”影響的產物。到臺灣現代閩南方言故事集，見到的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的合體也一般是“佇得(在得)”，有10個用例，而Vp1幾乎都是趨向動詞。例如：

(75)不拘此欵的物，放置得(在得)不收拾，這亦是犯著規矩……(可是這種東西，放著不收拾，這也是違反規矩……)(《語苑二十四》9-42-9)

(76)彼就攏去佇得(在得)挖山洞呼……(那就都去挖山洞……)(《高雄縣(鳳山市)閩南語故事集》88.34)

在臺灣現代閩南方言故事集，格式g里的“在得”“在咧”也已經虛化為介詞。為了表達或者凸顯其后的動作行為處在進行中，介詞短語之后同樣可以出現“得”或者“佇得(在得)”“佇咧(在咧)”等進行體標記。例如：

(77)……啊一只蜈蚣走入去佇得竹管內得食啦……(……一條蜈蚣跑到竹筒里去吃呀……)(《清水鎮閩南語故事集二》114.07)

(78)(in1新婦)起來佇咧窗仔口佇得(在得)梳妝打扮啊啦……((他兒媳婦)正起來在窗口梳妝打扮呢……)(《清水鎮閩南語故事集二》110.24)

不過，泉州的情況與此相比就迥然有別。1952年蔡尤本等口述本《陳三》出現了兩個格式g，但是那時格式里的進行體和持續體標記的合體就都已然虛化為“在咧”了。例如：

(79)天卜光咯，二人夭各相抱在咧睏，夭不甘起來嗚。(天快亮了，兩個人還抱著睡，還不舍得起來呀。)(蔡尤本等口述本《陳三》 88.34)

需要表一定處所時，泉州方言“在咧”如果帶了處所詞語，其后也不能再出現進行體標記，如例(78)的“佇得(在得)”到了泉州方言是不出現的；惠安方言“在咧”如果帶了處所詞語，其后可以再出現進行體標記，不過所出現的進行體標記也一般是“咧”。

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從其產生之前的“在只/許處”結構到產生之后的“在處”，乃至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在咧”或者介詞“在咧”的過程，主要是“處”不斷虛化的過程，因而發生語音弱化主要體現在后一部分上。時至今日，進行體標記“在咧/在得”或介詞“在咧/在得”中的“在”和實義動詞“在”一樣，在泉州方言和廈臺閩南方言都分別讀為[t/ti](13)[t]是以泉州鯉城區為代表的讀音。和[ti]。這表明，泉廈臺這幾個地方的“在”由實義動詞演變為今天的進行體標記和介詞的一部分，其讀音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改變。洪惟仁(2001)和陳忠敏(2012)都指出，[t](14)洪惟仁(2001)把[t]記為[t]。是存古音，[ti]是后起音，從[t]到[ti]的演變，是元音前移的結果。就像洪惟仁(2001)所說的，這是“有標的不自然音”向“無標的自然音”靠攏的一種需求?？梢?，這“并非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產生以后的一種音變”(陳曼君2017)，而是實義動詞“在”自身經歷的一種音變。不管“在”是作為動詞用還是成為持續體標記甚至介詞的一部分，其所表達的空間存在義都沒有丟失，以致于其讀音[t]/[ti]直到今日都沒有進一步弱化。

至于進行體標記“在處”的“處”產生之時是否就已經開始弱化呢？由于進行體標記“在處”始見于1831年問世的道光本《荔枝記》，直至1884年問世的光緒本《荔枝記》，也僅重復出現一例。顯然，它的使用還遠遠沒有擴散開來。在《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廈英大辭典]》(1873：492)，表存在的“在處”普遍讀為[ti-teh]，表進行的“在處”僅見一例，也讀為[ti-teh]。從前者普遍讀為[ti-teh]來看，其產生的時日定當不會短暫。我們認為，受其影響，表進行的“在處”產生之時很可能就已經弱讀為[ti-teh]了。此后，其中的[teh]在閩臺各地弱化的趨勢及速度和格式b“處Vp”里的進行體標記或者完全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就廈門方言來看，它在黃丁華(1958)一文和《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2：973)里也分別讀為[te]、[leh]，直到今天仍然讀為[leh]，其語音弱化和語義虛化的情況和格式b“處Vp”里的進行體標記完全一致。泉州方言早在清抄戲文里就已經出現一定數量的“在咧”，在我們所看的語料中，它跟“在處”出現的比例是7:18。到了蔡尤本等口述本《陳三》(1952)里，則全都用“在咧”。也就是說，泉州方言進行體標記[ti-teh/t-th]早在清代末年已經開始弱化為[ti- leh/t-lh]，到了20世紀50年代很可能就已經基本弱化為[ti-leh/t-lh]，并一直延續到現在。相比之下，臺灣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ti-teh]弱化的速度最慢。直到《臺灣話大詞典》[修訂新版](2000:1823)里，格式b的進行體標記依舊讀為[ti-teh]。(15)這里反映的還是1991年《臺灣話大詞典》初版的讀音。不過，在《臺灣閩南語辭典》(2001)里，格式b的“在咧”已經讀為[ti-leh]了。

總體上看，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虛化的程度比持續體標記低。虛化程度較低的進行體標記 “在咧”至今仍為閩臺各地閩南方言所普遍使用。不過，泉、廈、臺三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語音弱化的速度呈不平衡發展。這種不平衡發展，跟三地方言持續體標記語音弱化速度的不平衡發展是平行的。我們知道，語音弱化的快慢常常跟語義虛化的快慢有密切的關系。三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讀音弱化速度的不平衡發展，就如同三地方言持續體標記語音弱化速度的不平衡發展一樣，都是這些體標記語法化進程不同的具體反映。

6 結語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吳、閩方言等許多方言甚至古代漢語里，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總是同形的，它們都是由處所詞語虛化而來的，而且往往是由方所介詞短語虛化而來的。學者們在討論兩者虛化歷程時往往都是孤立進行的，鮮少能就兩者虛化的動因、路徑乃至虛化后的走向有何異同、它們彼此之間有何關聯和互動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而富有成效的闡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受此影響，以往對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語法化的討論一方面也一概持方所介詞短語來源說，另一方面也未能真正地觸及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之間的關系。但是，孤立地考察進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歷程，并不能把研究引向深入，也難以揭開語言事實的本來面目。本文立足語言事實，力圖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視野來闡釋上述話題。

通過對歷史文獻和現實方言深入細致的考察，我們認為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跟持續體標記一樣，都存在A、B兩類。不同的是，A、B兩類持續體標記在表義上有分工，對句類的選擇呈現出互補分布的態勢。而A、B兩類進行體標記對句類的選擇則非常一致。兩類進行體標記的使用雖然沒有句類的分別，卻有語用的差異。A類的使用不具有語用意義，B類的使用具有語用意義。A、B兩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在Vp之前和Vp1、Vp2之間這兩個句法位置進行的。

A、B兩類進行體標記的早期形式分別是“處”和“在處”，它們和A、B兩類持續體標記一樣，都分別來源于“只/許處”和“在+只/許處”，這與A、B兩類持續體標記的來源遙相呼應。然而，它們產生的動因卻迥然有別。

A類持續體標記選擇非表客觀存在的句子，對表客觀存在的介詞“在”是排斥的；B類持續體標記選擇表客觀存在的句子，需要借助表客觀存在的介詞“在”來表達。

A、B兩類進行體標記都既可以選擇表客觀已然的句子，也可以選擇非表客觀已然的句子。A類進行體標記來源于“只/許處”，并不是排斥介詞“在”，而是不需要選擇介詞“在”；B類進行體標記來源于“在只/許處”，“在”有凸顯句子焦點的作用。

此處的“在”和持續體標記里的“在”在表義上存在著差異。進行體里的“在”不像持續體里的“在”那樣純然表示一種客觀存在，而只表示處在某個地方，并不涉及主客觀的傾向問題。A類進行體標記的源式“只/許處”之所以不需要選擇“在”，是因為該源式只表示動作行為涉及的處所或動作行為的伴隨地，更多的是動作行為的伴隨地。B類進行體標記的源式“在只/許處”之所以選擇“在”，是因為該源式旨在強調、凸顯在某個地方發生某一動作行為。

從表3的明清戲文看，閩南方言A類進行體標記的源式d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A類持續體標記的源式d’，然而A類持續體標記卻先于A類進行體標記產生。這表明，頻率效應在這里并不起作用。對A類持續體標記和A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兩者所使用的語言環境。不過，A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和A類持續體標記的催化作用有密切的聯系。從表8的明清戲文看，B類進行體標記的源式c和B類持續體標記的源式c’的使用頻率相差不大，但B類進行體標記產生的年代卻遠遠晚于B類持續體標記。前者的源式c使用的不確定性和處于焦點的位置固然是延緩其產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然而通過對泉州戲文和潮州戲文兩B類進行體標記產生年代相距久遠、甚至未見格式g“Vp1在處Vp2”之成因探析，本文深深地揭示了B類進行體標記的產生與B類持續體標記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由于A、B兩類進行體標記所處的句法位置和所搭配的語義對象與A、B兩類持續體標記有較大的不同，因此它們的語法化進程和語法化路徑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兩個進行體標記產生時都處于半虛化狀態。進行體標記“處”和持續體標記“處”“在處”一樣，都是經過漫長的時間才徹底虛化為體標記。進行體標記“處”演化為“咧”，就如同持續體一般，也是其擺脫意義半虛化，走向意義徹底虛化的一個轉折點。受持續體“咧”的催化，進行體“處”到了清末也開始演變為“咧”，進而與“咧”處于競爭之中并逐漸為“咧”所取代，而且進行體“咧”迅猛的發展勢頭蓋過了持續體，進而又反過來影響持續體。與此同時，隨著進行體標記“處”與“卜”的組合，“處卜”漸漸詞匯化，最后使“處”演變成為一個語素“咧”。

進行體標記“在處”從其產生到虛化為“在咧”，所經歷的時間不過是短短的幾十年。文章闡釋了其三大成因，并揭示了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在彼此發展中的互動關系。后來，該進行體標記又進一步虛化為介詞“在咧”。

總體上看，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虛化的程度比持續體標記低。虛化程度較低的進行體標記“在咧”至今仍為閩臺各地閩南方言所普遍使用。不過，泉、廈、臺三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語音弱化的速度呈不平衡發展。這種不平衡發展，跟三地方言持續體標記語音弱化速度的不平衡發展是平行的。這顯然是進行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相互關聯的結果。三地閩南方言進行體標記語音弱化速度的不平衡發展，正是這三地方言進行體標記語法化進程不同的具體反映。

目前漢語方言學界普遍認為，從處所詞語虛化而來的體標記總是來源于方所介詞結構。本研究打破了唯方所介詞結構來源論這一格局，為漢語方言乃至人類語言進行體、持續體標記的來源及其語法化道路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