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發展影響因素及對策研究

陳 梅，洪佩婷，劉云茹

（衢州學院商學院，浙江 衢州 324000）

自2008 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出將家庭農場作為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后，2013 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到家庭農場。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鼓勵發展家庭農場帶動“三農”發展是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路徑。自“家庭農場”的概念提出以來，國內學者圍繞家庭農場這一新型經營主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從文獻梳理的角度出發，圍繞家庭農場發展現狀、影響因素、家對策方面進行綜述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1 家庭農場發展現狀的研究

現有學者對家庭農場發展現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一定區域內家庭農場總體發展狀況的研究。袁夢等（2017）發現家庭農場發展迅速，且增長速度逐年加快，經營類型以種植業為主，占60%以上。目前已基本實現規模經營，其中70% 的土地來自土地流轉。 家庭農場的年銷售產值高，但凈利潤低。農場數量和規模南北差異較大。陳永富等（2014）提出我國家庭農場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主要特點包括土地平均規模較小，雇工數量大，以種植業和個體戶為主，范圍廣發展快，地區差異明顯，經營效益高。呂惠民等（2015）對浙江寧波地區的家庭農場調研發現寧波地區的家庭農場發展具有起步早、發展快、規模適度、經營管理水平較好、產業面廣、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等特點。二是對家庭農場生產經營存在問題的研究。劉全杰（2014）通過對山東壽光市家庭農場的調研，發現該地區大多數家庭農場缺乏規劃和統一指導，以自我發展為主，較為隨意，在品牌打造、技術投入等方面還有較大發展空間。呂惠民等（2015）發現寧波地區的家庭農場面臨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夠完善、土地流轉難度加大、融資約束等問題。房含沫（2016）發現家庭農場的發展普遍存在家庭農場擴大規模困難、家庭農場融資困難、家庭農場技術信息獲得困難、農場主經營素質偏低、扶持政策落實欠缺、農業生產基礎薄弱這幾方面的困境。陳永富等（2014）發現我國家庭農場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農業標準化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生產成本過高、質量認證缺乏和資金支持少等問題。黎燕等（2013）從經營管理的角度出發，認為很多家庭農場缺乏現代的經營管理理念，沒有對整個產業鏈進行標準化管理，從而限制了家庭農場規?；?、集約化、產業化、市場化發展。

2 影響因素的研究

2.1 從微觀層面看

有學者通過對家庭農場基本情況、經營現狀以及政府政策進行分析。倪坤曉、沈月琴（2012）發現技術水平低、雇工來源不穩定、經營范圍單一、經營管理水平低以及融資渠道窄等是影響該地家庭農場發展的主要原因；崔開昌等（2018）提出家庭農場經營面積、總用工人數、家庭人口數、文化程度、家庭農場經營時間等因素也與家庭農場發展密切相關。商洋（2015）從制度、資本、人力資源、科學技術和資源環境五個角度出發，研究得出家庭農場主的素質、經濟效益、土地、機械化水平、資金、社會化服務體系、政策隊及自然環境8 個影響家庭農場發展的關鍵因素。競爭劣勢是指家庭農場在發展過程和市場競爭中缺乏或做得不夠的因素，也指某種會使家庭農場處于劣勢的條件。張茜（2015）認為資本存量低下、經營模式粗放、抵御風險能力較差是家庭農場最主要的3 個“短板”。

2.2 從宏觀層面分析

陳永富等（2014）認為土地制度、人員素質、農場用工、政策法律和生產集群也是影響家庭農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呂惠明等（2015）提出政策支持、技術進步、人才引進是寧波家庭農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惜地心理”和較低的認知水平不利于寧波家庭農場的發展。房沫含（2016）以調研數據為根據，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出政策支持、經濟環境、社會服務環境、技術環境及農場主個人特質等5 方面因素是影響家庭農場發展的主要因素，計量分析結果表明：政策支持、經濟環境以及農場主個人特質直接影響家庭農場發展，對家庭農場發展起關鍵、支撐、核心作用；社會服務環境對家庭農場發展有部分影響；科技環境對家庭農場發展影響不顯著。郭儒鵬等（2018）在對蘇南地區363 個家庭農場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發現，銷售渠道、貸款渠道、政策支持、技術培訓、土地規模對蘇南家庭農場的深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張茜等（2015）將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注重產品質量、靈活經營方式視為3 個最主要的競爭優勢。蘇昕等（2014）研究經濟收入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認為現代家庭農場的規模應以它的經濟收入不低于從事其他產業或其他崗位的經濟收入為先決條件，具體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資源稟賦、經營項目、社會經濟環境。此外李丹（2015）提出影響家庭農場發展的因素還有：土地流轉難、融資難、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家庭農場扶持政策不完善等。

3 家庭農場發展的對策研究

3.1 從宏觀層面，即家庭農場發展的外部環境層面的研究

岳正華、楊建利（2013）總結了國外發達國家發展家庭農場的做法與經驗及啟示，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的實踐，提出了要明確確定土地權屬關系、著力構建新型家庭農場經營主體培育機制、加強家庭農場金融扶持政策創新、加快完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家庭農場等政策建議，以期為家庭農場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基礎支撐和良好環境。崔海燕（2017）認為需要通過市場導向的營銷管理、技術進步的生產管理、融入社會服務體系，從而對規范化管理我國的家庭農場。陳永富等（2014）提出應加強教育培訓、提高經營人才素質，注重示范引領，推進農場有序發展，創新土地制度，強化政策導向及加強立法工作，健全服務體系，為家庭農場的規范化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在優化家庭農場發展方面，呂惠明等（2015）認為家庭農場的未來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因地制宜、有重點、分層次、逐步構建覆蓋全程、綜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制度，破解家庭農場發展過程中的融資難題，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要充分認識到其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制度優勢和發展面臨的機遇，創造有利條件，充分發揮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制度效應，同時又要注意規避和防范家庭農場發展面臨的威脅和挑戰，積極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規范市場秩序，化解不利因素，促進家庭農場的健康快速成長。房含沫（2016）提出要加大家庭農場政策扶持力度、優化家庭農場經濟市場環境、提升家庭農場的社會服務環境以及提升家庭農場主個人素質。

3.2 從微觀層面即家庭農場自身角度的研究

張馨（2015）從家庭農場內部的市場經營角度提出應通過建立自主品牌、創新銷售方式和培養現代化家庭農場主促進其發展。郭儒鵬等（2018）提出應完善傳統銷售途徑、探索新型銷售渠道，拓寬融資渠道、完善金融服務，豐富扶持內容，轉換扶持機制，加大技術培訓和科技推廣。李瑾等（2019）則認為應提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長期發展能力，創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補貼機制，建立健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保障體系。王貽術（2015）認為應該加強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建設強有力的農業科技創新團隊，擴大農業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組建農業專家服務團、專家庫，培養一批生產服務型專家。加快推廣科技特派員制度，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加快農業新技術擴散的速度和幅度。建設精干高效的農業科技推廣隊伍，建立有效的政策環境和運行機制，吸引更多的科技人員從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加強繼續教育工作，支持現有農技人員帶薪學習培訓，通過函授、脫產等多種培訓形式，提高農技推廣人員的知識水平。

3.3 從完善家庭農場產業化經營模式的層面研究

蔡榮等（2019）提出應積極推廣“家庭農場+ 合作社”及其擴展形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兩者之間并非僅有競爭關系，而是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戴超等（2017）研究提出應加強家庭農場的規范化管理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加快形成家庭農場體系，以家庭農場帶動其他合作組織共同發展，建立家庭農場信息服務網絡，以信息化推動家庭農場規范化建設。重視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的合作，以產業和產品為紐帶，加強合作組織間的聯合，做強做大經營主體，增強參與市場的能力。

4 評述與展望

4.1 簡要評述

回顧現有研究成果，各界人士對家庭農場發展的研究越來越多。這些研究既有宏觀層面，又有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對于促進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以及鄉村產業振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現有的研究仍不完善，需繼續進行深入研究。具體表現為：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更多的定量實證研究來驗證影響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的因素；第二，在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上，當前對家庭農場規范化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家庭農場主和政府角度，對于家庭農場成員及其異質性的研究體現不足。

4.2 研究展望

根據現有的文獻以及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下幾個方面需進行進一步研究：一是不同類型的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的研究。理清類型差異對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的具體影響及其影響機制與路徑等。二是不同地區的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呈現的差異。對于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從家庭農場本身需求的角度對其規范化發展進行優化研究。

4.3 家庭農場規范化發展政策供需匹配的研究

現實中，不同類型的家庭農場主對于家庭農場支持政策的需求存在優先序差異，而現有研究更多從供給層面研究政策支持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很少從家庭農場主主體需求的視角研究農場規范化發展所需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