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劉玉瑩

摘 要：翻譯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文化轉向，翻譯研究的重點從對文本本身轉移到對文本之外的研究，為譯學提供了新思路，但學界對文化轉向的看法爭議較大。筆者以文化轉向為研究對象，梳理其產生的歷史淵源及發展，并總結目前學界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不同態度，希望能加深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正確理解。

關鍵詞：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翻譯史

一、引言

整體上看，中國翻譯學的研究起步晚，在世界范圍內有影響力的理論著作不多，翻譯實踐也多集中在“外譯中”而不是“中譯外”，翻譯領域處于相對薄弱的地位。我國譯學受早期西方語言學派的影響較深，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作為跨學科的翻譯研究，對我國的譯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正確認識這一概念并加深對文化轉向的理解十分重要。

二、文化轉向產生的歷史淵源及發展

20世紀西方翻譯領域發展勢頭大，其中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的尤為顯著，這得益于索緒爾提出了普通語言學理論，為翻譯領域提供了思考方向。翻譯理論家奈達就曾把西方翻譯理論總結為語文學理論、語言學理論、交際理論和社會符號學理論這四大流派，其中的語言學理論、交際理論和社會符號學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使用到了語言學理論，可見語言學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影響十分深刻。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語言學研究進一步發展，西方翻譯研究正式進入理論層面（謝振天，2003：110）。翻譯的語言學派突出了語言工具的理性及規律性，使翻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科學化，但語言學理論并不是普適的“寶典”，并不適用于所有文本，因為語言學派忽視了翻譯活動的外部世界，過分強調文字轉換的精準對等，就把翻譯過程過分簡單化、程序化、理想化，研究價值有限。

冷戰以后，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現象走進大眾的視野。世界多極化的背景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把政治、權力、帝國主義等政治因素考慮在內。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爾（Andre Lefevere）認為翻譯行為反映出兩種文化的關系，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強調的不僅僅是語言與文化的融合，也包括了語言所反映出的兩種文化間的強弱關系，翻譯研究應注意到譯入語文化是否會對譯出語文化造成“殖民”。例如，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就指出英語作為譯入語時，大多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而英語作為譯出語時，大多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這就體現出了文化的不平等，此時就應該進行適當的文化干預，改變英語國家的“語言霸權”，加強全球文化交流的平等狀態，這就是文化轉向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使得科技發展進程加快，人類來往交流日漸便利，這也改變了傳統的翻譯活動。首先，全球化現象使得需要翻譯的文本數量激增，其次，翻譯的文本類型豐富起來，不再局限于宗教文本、文學作品以及嚴謹的科學類文獻，得益于科技發展及經濟全球化，翻譯文本擴展到貿易文件、產品宣傳冊、新聞、廣告、影視作品以及各種類型的互聯網作品。因此新的時代背景對于譯者的要求也發生了改變，相比于翻譯宗教或科學類文本的絕對忠實，新興文本的翻譯就顯得相對靈活，究其原因，是翻譯的目的發生了改變，文化轉向之前的翻譯文本大多偏向學術類，要求譯者必須完準確完整傳達原文信息，這是學術的嚴謹使然。而新時代激增文本的功能發生了變化，這就要求譯者必須看到文本的外部世界，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求。

翻譯研究拓展出新道路，學者從各個領域及文化理論的角度進行翻譯研究。僅囿于單純的語言文本轉換研究的確是不合實際的，語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方面，對語言的研究便一定要考慮到文化因素，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文化層面審視翻譯活動。

三、文化轉向的意義

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把翻譯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把文化作為翻譯的目的，注重翻譯對譯入語文化的影響，認為翻譯是基于文化深處的一種行為，并非狹義上詞匯、句子、篇章的語言轉換，而是兩種文化的交流，翻譯的最終目的是使譯出語與譯入語在其各自文化背景下達到相同的效果。巴斯內特提出翻譯是一種文化交際活動甚至復雜的文本操縱過程，應重視翻譯的過程。翻譯可以被理解成利用和操縱，以實現特定的目的。翻譯不再被單純看作是簡單的語言轉換問題，譯者受到文本內外的各種制約，這些制約和操縱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方向。這一新思潮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響應，翻譯研究越來越多的考慮到意識形態、政治因素、權利、種族、女性主義等領域。

四、學界對文化轉向的態度

近二十年來，學界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態度分歧較大，主要可以分為支持派、反對派。

支持派認為文化轉向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有利于人們發現文化對翻譯的產生的影響，同時也注意到翻譯對社會及文化產生的反作用。郭勇和傅勇林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創造活動，理應受到內外兩種語域的影響，指出“翻譯活動發生于某種文化語域、植根于某種文化同時又進入這種文化”，因此文化轉向主張翻譯研究從文本走向文化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石春讓認為如今的時代不同以往，翻譯學界傳統的理論已經不足以解釋當前面對的問題，翻譯研究應有所突破，因此翻譯的文化轉向是學術研究的歷史必然，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翻譯學科的進步。謝天振也指出運用新的文化理論闡述翻譯，探討翻譯活動與譯入語社會的文化、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是西方翻譯研究領域很重要的發展趨勢，同時謝天振也指出這并不意味這文化轉向“一家獨大”全盤否定傳統的語言學派翻譯觀，只是吸入了新的理論思潮，協調發展。

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存在質疑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如呂俊、曾文雄、趙彥春等，大多數質疑集中在文化轉向會動搖翻譯本體的地位，挑戰傳統翻譯成果。呂俊認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把譯學研究引入漫無邊際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識形態研究中去，從而使翻譯研究的本體受到拆解”，認為文化學派是對語言學派的“徹底否定”（呂俊，2004：152）。曾文雄認為文化轉向“自始至終對傳統翻譯研究持否定的態度，不是批判繼承，去粗取精，而是顛覆、瓦解與拋棄”，是全盤否定。趙彥春認為雖然文化轉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文化學派否定了傳統翻譯觀及翻譯方法，夸大了文化的制約因素，弊大于利。

但這些觀點與巴斯內特和勒弗菲爾表達的主旨有所出入，文化轉向只是把文本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并沒有拋棄文本。

五、結語

語言是社會文化交流的載體，因此翻譯研究不可能一直拘泥于單純的文字轉換，終將發展接觸到社會、文化等外部世界，因此文化轉向是譯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新的時代背景對譯者提出新的要求，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譯學研究的不足，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也讓學界注意到翻譯中兩種文化的關系，避免翻譯文本中弱勢文化被邊緣化。此外，文化轉向絕不是對傳統翻譯觀的全盤推翻，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它來研究傳統翻譯理論下容易忽視的內容，將二者結合起來，推進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和諧發展，借此完善人們對翻譯活動的認識，更好地促進世界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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