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成渝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邊界效應
——基于城際消費流的實證

左 宇

（內江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四川內江 641100）

城市群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陣地，必然也是推動消費協同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但是，總體上國內城市群的消費協同發展水平仍然不是很高，盡管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東部沿海城市群消費協同發展在全國率先，但是西部地區城市群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受長期以來市場分割的影響，城市群內城際之間的消費流動仍受到較為明顯的邊界約束。對此，研究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群消費協同的邊界效應，對于城市群消費協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成渝城市群作為國家級城市群和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平臺，未來定位也是世界級城市群。本文以成渝城市群為例，基于城際消費流的視角，研究消費協同發展的邊界效應。

相關研究評述

在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總體導向下，城市群的協同發展備受學界關注。在消費和流通領域，已有不少學者基于城市群或者是某個區域的案例進行了研究。王萱、冷靜（2016）實證研究了長三角城市群城市消費的空間集聚特征，認為長三角城市群的城市消費在空間全局上存在著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同時局部也出現了一定的“高高”集聚和“低低” 集聚現象，由此也表明了長三角城市群的消費具有一定的協同發展趨向?？律其?、盧新海（2017）基于空間關聯和地理加權回歸方法，分析了武漢城市群消費結構的時空演變特征，發現消費結構變化呈現出由中心向外圍輻射的特征，進一步認為武漢城市群內區域間發展型消費的一體化趨勢正顯現出來。毛中根、武優勐（2020）選擇成渝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從空間視角考察了西部地區城市群消費水平的分布格局及其時空動態演進規律，研究得出，成渝城市群消費水平在空間上呈偏態分布，盡管區際消費差異總體在縮小，但是低層次消費水平地區的占比仍然較高，且區際差異從省域內差異占主導不斷演變成為以成都和重慶主城區為極點的 “雙核心” 結構。梁紅艷（2019）實證研究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物流業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以及運行效應，研究發現五大城市群物流業的空間關聯緊密度逐步增加，但多級分化的現象依然明顯。

區域間經濟的協同一體化發展盡管不斷顯現，但是區際邊界的存在，容易形成一定的 “屏障效應”。毛中根、武優勐（2020）在研究中也發現，成渝城市群消費的空間結構在省際交界處存在著明顯的 “割裂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消費流動存在著省域行政邊界這一 “無形邊界”的影響。而關于邊界效應，較早的是RATTI（1993）的研究，他對于國與國之間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的邊界效應給出了定義，認為國家之間的行政邊界會影響本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流，且邊界效應越強，則表明區域之間經濟協同發展的程度就越低。李軍林等（2012）選擇東盟國家以及成員國的樣本，將雙邊、多邊貿易距離納入到引力模型，分析了區際貿易經濟一體化的邊界效應，且認為總體上邊界效應在弱化。楊文毅等（2019）選擇長江中游城市群，分析了邊界效應下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市場分割現象，并認為省際之間的市場分割現象明顯，省際邊界對消費流出存在明顯的抑制效應。張伊娜等（2020）基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國內對于邊界效應的研究逐步地從國際間轉向國內省際間甚至是城際間，研究的范圍也不僅局限在大范圍（曾冰，2015；陳光華，楊國梁，2015；楊文毅等，2019；張伊娜等，2020）。但是在研究主題上，更多的是側重于經濟合作、貿易往來，對于城際消費流的動態特征研究的也不多。而城際消費流，既有消費流出，也有消費流入，理論上邊界效應的存在，對消費流出和流入可能都會產生一定的 “屏障效應”，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缺口。本文試圖通過成渝城市群的例子，就此展開一定的實證分析，為有關理論在區域空間上的進一步體現提供借鑒。

研究方法設計

關于兩區域的邊界效應模型，國內已有相關研究值得借鑒。參考張伊娜，牛永佳，張學良（2020）的方法，以消費效用函數為基礎，構建收入預算約束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理論模型如下：

其中，i 和j 表示地區i 和地區j，Cij表示地區i 的居民在地區j 的消費，即異地消費，Cii表示在地區i 的消費，即本地消費。Yi和Yj分別表示地區i 個地區j 的經濟規模，代表了地區的經濟水平，Bij表示地區i 對j 邊界效應所帶來的 “冰山成本”。對于邊界效應，我們借鑒已有學者觀點，將此分為有形邊界和無形邊界，其中有形邊界即為地區之間地理距離所產生 “冰山成本” 而形成的邊界，無形邊界即為兩地區因行政區劃和制度等因素而產生的隱性邊界。θ 表示產品的替代彈性，一般θ＜1。αi和αj分別表示地區i 和j 的消費者偏好。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可以建立實證的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Dis 和Bord 分別代表有形邊界和無形邊界，兩者共同考察邊界效應帶來的影響。其中，有形邊界可以表征城際邊界效應；無形邊界可以表征省際邊界效應。Yj/Yi代表兩地相對經濟水平。X 為其他的控制變量，本文選擇三個變量：相對人口規模ln（Rij/Rii），即異地城市總人口占本地總人口之比的對數值；相對工資水平ln（wj/wi），即異地城市工資水平占本地工資水平之比的對數值；是否接壤Aij，為虛擬變量，若i 和j 兩地接壤，取值為1，否則則會取值為0。

基于上述變量，定義相關指標，如表1 所示。數據選擇方面，本文采用2018 年成渝城市群的市（或縣區）數據。其中，重慶市包括渝中、萬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壩、九龍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銅梁、榮昌、璧山、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等27 個區（縣），剔除開州、云陽等轄區范圍未全部納入的地區；四川省包括成都、自貢、瀘州、德陽、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資陽12 個市，剔除綿陽、達州、雅安等范圍未全部納入的地區。在消費流出和流入的數據上，本文選取中國銀聯提供的2018 年刷卡消費交易數據。其他相關的數據來源于四川省、重慶市以及各城市的統計年鑒，國研網統計數據庫。距離指標的數據通過谷歌地球測量得到。測算指標的描述性統計數據，見表1。

邊界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城際消費流出的邊界效應

根據成渝城市群中的42 個城市相互之間的有向消費流以及自身內部消費，根據模型測算得到成渝城市群城際消費流出的邊界效應。表2 即為全樣本消費流出邊界效應的回歸結果。

有形邊界——城際邊界效應。根據回歸結果，有形邊界變量即城際邊界變量的系數為-1.8304，系數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由理論模型可知，該系數即為城市有形邊界對跨城市消費流影響的強度?；貧w系數為負，即表明兩城市之間的距離大小，對城市消費流出和本地消費比值帶來負向影響作用，即兩城市距離越大，城市消費流出與本地消費的比值就越低。根據測算，成渝城市群內的各個城市到另一個非本地城市的消費流出占本地消費的比例約為exp（-1.8304）= 0.1603，由此可見跨城市邊界帶來對消費流出的效應明顯低于本地消費。根據有關理論，有形邊界主要是以地理距離形式表現的，因此可以通過“冰山成本” 進行理解，如果兩地的地理距離較大，那么在消費過程中容易產生較大的物流和運輸等成本，于是有形邊界對城際消費流容易表現出“屏障效應”。從成渝城市群的結果來看，有形邊界效應下城市消費流出僅占本地消費的16%，即表明了成渝城市群內部城市之間有形邊界的存在，對消費流出產生了較大的屏障效應。由此可見，在國家推進城市一體化的導向下，盡管成渝城市群的空間聯系不斷緊密，但是在消費上仍然是以本地消費為主，市場分割現象仍然存在，并沒有因一體化推進而引起大規模的城際消費流出。

表1 指標及描述性統計

表2 城際消費流出邊界效應的回歸結果

圖1 省際邊界下成渝城市群四川省部分的城市消費流出的距離增量（單位：千米）

圖2 省際邊界下成渝城市群重慶市部分的城市消費流出的距離增量（單位：千米）

無形邊界——省際邊界效應。從無形邊界變量及省際邊界變量的結果來看，無論是四川省的省際邊界還是重慶市的省際邊界，都對解釋變量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無形邊界的角度來看，負面效應主要是由于省級行政壁壘而產生的，雖然省際之間可以通過相互作用開展經濟交流活動，但是邊界效應最終仍表現為抑制消費流出，可見當地政府對于保護本地消費市場仍是比較重視的。其中，四川省省際邊界效應的系數為-1.7927，顯著水平為5%，重慶市省際邊界效應的系數為-2.0309，顯著水平為1%，顯然重慶的省際邊界效應更為明顯。盡管在成渝城市群中，四川省的省際邊界與重慶市的省際邊界是共用的，但是省際邊界對不同省內的城市消費流出的影響卻是不同的。重慶市內的城市因這條邊界帶來的對城際消費流出的抑制效應更為明顯。

根據一價定律和Parsley & Wei（2001）的研究方法，計算無形邊界效應帶來的地理距離增量，分別如圖1 和圖2 所示。對比可以發現，在省際邊界這一無形邊界效應下，重慶市內的城市消費流出的距離增量要明顯高于四川省內城市，這與前面省際邊界效應的結果也是相符合的。測算可知，省際邊界效應給四川省內城市消費流出增加的平均距離為793 千米，但是對重慶內城市消費流出增加的平均距離為956 千米，比四川省多20.6%。具體來說，在成渝城市群的四川省境內，省際邊界效應下資陽市與成渝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增加了1023 千米，屬增量最大的城市；成都市與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增加了593 千米，屬增量最小的城市。在重慶市境內，省際邊界效應下綦江區與成渝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增加了1311 千米，屬增量最大的城市；九龍坡與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增加了726千米，屬增量最小的城市。相比之下，成都和九龍坡在省市境內的經濟發展水平都相對較高，而且經濟開放程度也相對較高，省際邊界效應對兩個城市消費流出的距離影響也較小。

幾個控制變量對消費流出的影響也是顯著的。相對人口變量ln（Rij/Rii）的系數為0.2034，顯著水平為5%，可見相對城市人口對異地消費表現出顯著的促進效應，增強本地消費流出。這是由于，對方城市若集聚較多的人口，那么會促使該城市的商業服務能級提升，特別像成都、重慶渝中區等地城市能級明顯較高，這更容易促使周邊城市的居民進行異地消費，從而提高消費流出的可能性。相對經濟水平變量ln（Yj/Yi）的系數為0.8829，顯著水平為1%，可見相對經濟水平對異地消費也表現出顯著的促進效應。異地城市若經濟發展水平高，那么就會增強對周邊城市居民的消費引力，因此促使本地城市更多的消費流出。相對工資變量ln（wj/wi）的系數為1.0392，顯著水平為5%，可見異地城市的相對工資水平對本地城市消費流出也有較強的促進作用。異地城市相對工資越高，越能促使本地城市異地就業，進而增強異地消費的傾向。Aij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兩城若地理上接壤，有利于城際消費流出。

（二）城際消費流入的邊界效應

根據模型，分析成渝城市群城際消費流入的邊界效應。表3 為相應的回歸結果。

有形邊界——城際邊界效應。由結果可知，有形邊界變量的系數為-1.1723，顯著水平為1%，因此可以表明兩城市之間距離大小對城際消費流入也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也說明，城際距離對城際消費流入產生了 “屏障性” 的邊界效應。由結果測算，成渝城市群內的各個城市到異地城市的消費流入占本地消費的比例約為exp（-1.5723）=0.2076，由此可見跨城市邊界效應作用下，異地消費流入占本地消費的比例約為20%。根據 “冰山成本” 理論，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城市邊界會對異地消費流入產生屏障作用。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城際邊界效應對城際消費流入的屏障作用要小于對消費流出的屏障作用。

無形邊界——省際邊界效應。無形邊界兩個變量Bordsc 和Bordcq 的系數分別為-1.0788 和-1.6856，顯著水平均為5%。由此可見，四川與重慶的省際邊界對省際消費流入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這與前面消費流出的結果也是基本相似的。從系數值來看，重慶市的省際邊界效應更為明顯，可見重慶的省際邊界對異地消費流入的屏障作用更大。由此進一步表明，在成渝城市群一體化推進過程中，省際行政邊界對消費互通的屏障效應依然顯著存在，而且重慶市行政邊界所產生的作用更為明顯。經測算，省際邊界效應給成渝城市群四川省內城市消費流入增加的平均距離為503 千米，對重慶內城市消費流出增加的平均距離為742 千米，重慶市比四川省高47.5%。其中，四川省境內距離增量最大的城市為廣安市，距離增量為715 千米，增量最小的城市為成都市，增量為377 千米；重慶市境內距離增量最大的城市為重慶市江津區，距離增量為905 千米，增量最小的城市為渝中區，增量為511 千米。

就控制變量而言，相對人口、相對經濟水平和相對工資水平都顯著地抑制異地城市消費流入。與此同時，城市接壤是有利于增強城際消費流入，可見城市的接壤有利于促進城際消費流的相互流動。

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城際消費流的視角下，基于邊界效應的理論模型框架，研究了成渝城市群消費協同發展的邊界效應。根據研究，可以總結得到下述結論：成渝城市群城際有形邊界的存在，對城際消費流出和消費流入都產生了明顯的抑制效應，這是因為地理距離從客觀上轉化為城際之間消費的 “冰山成本”，從而表現出對消費流的 “屏障效應”。從不同向消費流的比較來看，邊界效應對成渝城市群消費流出的 “屏障效應” 要強于對消費流入的 “屏障效應”。由于行政區劃和制度而形成的無形邊界，同樣對成渝城市群的城際消費流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而且，無論是消費流入，還是消費流出，無形邊界對成渝城市群在重慶所轄城市的邊界效應都要強于對四川所轄城市的邊界效應。由此可見，雖然成渝城市群區域一體化發展的趨勢客觀存在，但是消費流的區際異化特征仍然是比較明顯的。

表3 城際消費流入邊界效應的回歸結果

鑒于研究結論，結合成渝城市群的現實情況和區域協同發展導向，筆者認為：一方面，要客觀對待區際邊界對消費流的 “屏障效應”。成渝城市群內城市之間要進一步強化溝通和戰略協商，在一體化發展政策上達成一致，減少政府認為阻礙改革的因素，建立跨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兩省省級層面要強化對地級市或者縣區級層面的發展訴求，在全省政策導向上確保區際協同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區域基礎設施共建。兩省合作，城際聯動，加快推進成渝城市群重大基礎設施一體化工程的共建，降低區際消費流動的 “冰山成本”，推動跨城市跨省消費有效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