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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助力產業結構升級分析

2020-12-18 03:31李旭東副教授
商業經濟研究 2020年24期
關鍵詞:流通業產業結構升級

李旭東 副教授 謝 晉

(1、重慶科技學院;2、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 重慶 401331)

制造業的發展為流通業提供前提與保障,流通業的發展反作用于制造業的升級改造。研究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僅有理論意義,同時也具有現實價值。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二者之間協同發展有一定研究。有學者通過調研方法研究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關系,得出制造業與流通業之間具有一定的協同發展關系,制造業的發展成熟度對于流通服務業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另一部分學者通過投入產出分析等方法,得出流通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二者具有協同發展效應。雖然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二者之間發展關系有一定研究,但是多數研究僅局限于二者之間的協同作用、耦合關系等,即僅局限于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并沒有將其之間的關系上升至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層面 。綜上,本文將通過對先前學者研究的借鑒,用實證研究法分析不同地區二者的動態協同發展作用,并進一步通過計量模型分析二者的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分析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分析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流通業和制造業指標體系分為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反映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的維度。本研究中主要從四個維度進行指標體系建立:產業發展規模、產業結構、產業發展效率以及產業發展潛力。產業發展規模的二級指標主要從反映流通業與制造業的投入與產出情況角度進行考察,投入類指標主要為各行業就業人數以及產業固定資產投入;產出指標主要是各產業產值。制造業產業結構的二維指標主要從研發投入著手,考察產業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或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及產業的科技含量,主要指標為開發費占產值的比重、高科技產品產出占總產值的比重、高科技產品的利潤率;流通業產業結構二級指標為流通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的占比以及與GDP 的占比。發展潛力和發展效率二級指標見圖1 所示。本文將在先前學者對二者發展水平研究的基礎上,從以上四個維度根據國家統計局以及中國及地區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進行整理,計算得到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規律。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橫向分析。通過對所收集數據的整理和計算,得出2006-2018 年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二級指標的權重,據此再計算出不同年度及不同區域一級指標的權重。根據計算結果無論是流通業還是制造業的發展指標在各年度權重均大于0.1,說明選擇的指標與產業發展關系密切。之后,計算東部、中部和西部指標不同區域分值,分值的高低直接反映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關系。具體而言,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得分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其產業間協同發展關系較樂觀,同時從東部至中部至西部,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逐漸減弱,甚至出現失衡狀態。此外,即使是協調系數最高的省份,二者之間協同發展程度并不十分明顯,在一些中部地區甚至未能達到協同發展的程度。

圖1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研究指標體系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縱向分析。如圖2 所示,不同區域流通業發展水平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各區域間流通業發展受外界影響較小,其不同年限發展水平波動不大,但是各區域因為經濟發展及資源稟賦等的要素的差異,流通產業發展水平及趨勢存在一定差異。對于制造業而言發展水平同樣呈現東部向西部逐漸降低的狀態,且從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東部地區制造業水平下降,中西部地區上升;最近幾年,東部地區制造業水平又開始上升,中西部地區也出現上升趨勢,且水平逐漸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如圖3 所示,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水平呈現由東部向西部逐漸下降的趨勢,主要原因與各區域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相關。

圖2 2006-2018 年流通業與制造業發展水平變化

圖3 2006-2018 年流通業與制造業協調發展度變化

表1 各變量說明

表2 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計與數據說明

被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的描述指標為各產業所占GDP 的比重,本文將運用公式(1)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指數的確定;

其中Z1、Z2、Z3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Zi/Z 為某一產業占GDP 的比重;其比值越接近1,表明其占GDP 比重越高,表明其產業結構升級程度越高,產業結構越合理;反之亦然。解釋變量為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作用,用Rit 表示。除此之外,其它因素如政府政策、市場需求等均可能影響某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些變量將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定義及符號詳見表1 所示。綜上,本文的因變量為產業結構升級CZ,自變量為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水平Z、政府因素G、市場需求C 以及外商投資FDI。各指標均取其對數,以消除異方差問題,構建如下回歸模型,見式(2):

(二)相關性檢驗

如表2 所示,本文運用SPSS16.0 軟件對2005-2018年指標進行相關性檢驗,從數據可知,得出數值均為正數,說明產業結構升級與各指數之間存在正當的空間相關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地理相關性特征。而且數值均在10% 水平具有顯著性,說明其相關性比較顯著。此外,大部分變量的相關系數值均小于0.3,表明各變量之間無多重共線性。因此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數據的選擇符合實證分析的要求與前提。實證分析的結果具有可期性。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如表3 可知,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在1% 水平下具有顯著性,說明流通產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協同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有相互促進作用。此外,通過回歸模型數據運行結果可知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相關關系的擬合度為優。因此全國范圍內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呈現顯著正相關。這與流通業作為生產與消費的橋梁,直接影響消費的水平以及生產的需要有關,流通業大部分作用第三產業,政府的政府導向如資金導向,將直接影響流通業與制造業的發展方向。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擬合度將直接影響流通業的成熟度與效率,同時影響制造業升級與發展方向。

表3 全國范圍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回歸分析結果

表4 不同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回歸分析結果

如表4 可知,不同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產業升級結構影響存在一定差異。對于東部地區而言,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水平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在1% 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對于中部地區而言,回歸結果表明其在10% 水平下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二者之間并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國家戰略的實施,導致東部地區的部份企業向中部地區轉移,但是其轉移的并不是優質產業,而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產出、低收益的產業,不僅很難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還將存在環境惡化的不利后果,無法達到政府部門預期的制造業與流通業協同發展的理想狀態。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二者之間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在10% 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二者之間協同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顯著正向促進作用,這可能與西部地區通過發展適合自身優勢產業,且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性,因此從空間溢出效應的角度,其流通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協同發展水平并不高,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邊際效應會比較大,這一點與東部地區存在顯著差異。

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分析了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通過回歸模型結果得知,總體而言,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將對產業結構升級呈現顯著正相關,即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區域性特征,導致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東部地區是顯著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并不明顯,西部地區空間溢價效應下亦存在顯著促進作用。根據研究結果,可知我國不同地區制造業與流通業存在顯著差異,國家應當從全局出發,注重區域發展特征,提升以需求為導向的制造業發展,加強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服務業的發展;在東部地區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也注重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的發展與壯大,實現制造業與流通業協同發展,助力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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