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班子成員在行政權力結構中的耦合與自洽

曾凡遠

【摘要】高校行政權力在構建大學治理體系中，作為一種行為力量的強制性逐步弱化。權力主體之間垂直的科層關系，越來越轉化為多元主體之間的平等協作。領導班子成員在新型權力結構中更多呈現出耦合關系和互動關系。權力主體之間、權力主體與行為人之間依然要明確權力邊界，同時開放權力空間，在行動中統一各方的價值目標和現實選擇，實現大學理想。

【關鍵詞】高校領導;治理體系;行政權力;耦合關系

大學在社會中一直扮演著精英的角色，些許蒙著神圣的面紗。大學與學術密切相關，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大學是嚴肅的、帶有批判性的。但不能否定，大學依然是一個行政單位和社會組織。在大學治理結構中，各類權力主張越來越多，權力主體地位不斷平等。掌握更多行政權力的高校領導班子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在行政權力運行中，領導班子是否穩定并富有開放創新精神固然重要。班子個體成員作為權力主體是否融合于權力結構并富有激情，同樣對于推動大學理想的實現有著不可替代的實際作用。

一、高校權力影響的超越性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開始提出構建“大學治理結構”，對照一下《大學章程》，從治理結構上來說，主要是政治、行政權力，當然還有學術權力、參與權、監督權等。日常生活中，高校領導者手中的權力，多數講的是行政權力。高校行政權力還有別于政府機關的行政權力，約束力不那么明顯，實施范圍和時效也多限一隅一時，或者可以稱作“仿行政權力”。與此同時，高校因行政隸屬、生源師資構成以及服務面向并不局限于辦學一地，其社會影響往往覆蓋全國甚至全世界，高校領導者的社會聲望、學術影響、人格魅力一定超越校園范圍，高校權力影響又具有較強的時空超越性。

這種有別于政府機關的大學權力，有其自身特點。從組織形態上講，大學是一個矩陣型組織，主要由行政和學術權力共同運行，具有行政和學術組織的雙重屬性。行政權力依托行政系統，學術權力則以學科專業為依托。其中，學術權力主要在學科科研等范圍發生效力，權力邊界還主要限于校園內部，但其鼓動性和影響力卻遠遠超出大學校園，伴隨大學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影響而具有與之相適應的勢力范圍。行政權力基本上限于大學校園，主要通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通過院系科層管理方式運轉大學這一系統。行政權力結果外溢的現象存在，偶發于大學內部主體或主體行為的越界，這種現象已見諸報端且呈上升趨勢。

行政權力消極結果外溢，多為個別高校領導亂權所致，要嚴加防范。高校領導者的權力依附于職務崗位，是上級賦予的權力。高校領導者首先要真正搞明白，權力是誰給的、為什么給、為誰行使權力、如何行使權力。如果把權力當作是個人奮斗的成果、個人能力的體現，就出現思想偏差;如果把權力當成個人進步階梯、利已工具，就必然出現工具性謀私。所以，必須慎重對待權力。權力觀是三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控”，前兩句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0年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上所講的權力來源、權力目的。后一句話，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權力的行使與責任的擔當緊密相連，權力意味著責任，有權必有責，二者在一定意義上劃等號，在其位需謀其政有所為。高校權力影響力具有時空超越性，高校領導者尤其要慎重對待權力。

二、高校領導班子成員明晰權力邊界

用好權力，盡職履責，就必須明白權力邊界，清楚職責所在。經常說的缺位、錯位、越位、補位等，講的就是權力邊界不清晰問題。王岐山同志指出：“有權力沒責任是管黨治黨之大忌”。行使權力，就要明白，哪些是自己該干的，哪些是不該干甚至不能干的，哪些是需要自己配合干的。在這方面，容易出現兩個極端現象，一是“大包大攬”，事無巨細，“校長干了處長的活兒”。還有一個就是“無為而治”，校長躲進書齋只作白面書生，“上廳堂不下廚房”。這兩方面問題存在的原因是崗位職責不清，權力邊界不明。

做到不越位又不缺位，關鍵是要懂得什么事不必“親自”做，哪些事非“親自”不可。不必要親自做的事，主要是院系主任、部門處長要做的一些常規性工作。一定要充分尊重院系、部門同志的創造精神，發揮他們的作用，少干涉不插手。一些請示報告環節，能少則少，刪繁就簡騰出時間做大事要事。對于那些事關全局、基礎、體制機制的問題，應當“親自”踐行，牽一發而動全身，帶動全局工作的進展。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制度用以規定職責和權力邊界。制度約束激勵是現代大學治理的核心要義。根本上來講，是要用制度的辦法劃分權力邊界，明晰人、事、財權等，以及高校獨特的學術、參與權力等。

必須做的事情要有章法和側重。一是調查研究。這是當干部的一門基本功。只有深入扎實調查研究，才能聽到“原生態”的聲音，掌握不曾過濾的實情，為科學決策提供準確的依據，才能對可能發生的問題做到止于未發。二是建立標準，構建系統，創新模式，形成亮點。高校創辦有中國特色的高質量教育必須有“標準”，在此基礎上形成目標鏈、標準鏈，構建高教生態環境，開拓創新，創設中國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三是真正解決問題。工作中的問題和矛盾，往往是學院、部門不好解決或不能解決的，作為高校領導者，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針對“痛點”“堵點”開動腦筋，尋求對策，打通堵點，讓群眾看到權力帶來的積極影響。

三、高校領導班子成員開放權力空間

新時代，社會治理包括高校治理發生重大變化。工業時代大工業化生產式的科層制管理，正在向扁平式去中心化自主建構轉換。權力作為一種行為力量的強制性弱化，越來越被行動所替代。權力主體之間垂直的上下級關系，越來越轉化為多元主體之間的平等協作關系。權力關系由傳統下的沖突關系、委托關系，逐漸轉變為耦合關系和互動關系。大學治理體系創新需要適應這些現實要求，打破大學行政權力的主導地位，開放權力結構，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合理的角色定位，實現治理主體的合作治理模式。

向群眾敞開胸襟，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可見“史”之份量。向群眾敞開胸襟、敬畏人民，就應珍視并繼承師生共同創造的輝煌成就，不攬功圖名，更不能對成就視而不見搞歷史虛無主義。遇到阻力障礙甚至關鍵性難題時，不推諉不退縮，更不能新官不理舊賬式擱置歷史難題。歷史也將由人民去創造，領導者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與師生和利益相關者一道，努力做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績。向群眾開放權力應有實際舉措，切實轉變教代會、學代會等自治組織形式化的做法，讓其真正能代表師生的心聲訴求。賦予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理事會、董事會等治理主體以真實的職能，讓更多主體參與到治理中。要用法治和社會治理思維，公開校務，定期發布高校社會責任報告和人才培養質量報告，自覺接受歷史性評判，接受對權力的監督。

避免滿意化方案。高校領導者理性和素質高，個人在占有完全信息并具備理性計算能力的情況下，能按照期望價值最大化原則選擇行動方案。另一方面，高校領導者又往往理想主義色彩濃重，講情懷講自主講個性，在充滿著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個人理想目標或興趣偏好會影響決策行為，或者選取的可能不是最大化的標準，而是基于特定的啟發式規則，采取滿意化的方案。追求期望價值最大化、路徑選取最優化時，決策不能不擇手段地率性而為。采取滿意化的方案，可能顧慮因素較多，但不能出于私心防范壞的結果出現。同時，高校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單元，成員間應多包容，時刻站在對方的立場和角度，尋求支持配合的最大公約數。衡量最大公約數的標準，根本講是嚴格政治紀律，執行民主集中制各項制度，圍繞高質量發展進行取舍，以最大限度維護師生和相關方利益為出發點。照顧到高校知識分子集中，民主參與意識強、主張多元等特點，個人和班子決策時尤其注意打破門戶之別，講究論證充分、流程完整、程序完備，規范地做事。

四、高校領導班子成員自我寧靜自洽

嚴以用權，肯定要講究權力運行規則。權力規則實際上就是工作規范、程序和流程。高校領導者作為知識精英，容易理想化行事。但無論如何選擇，尊重規律、遵守規則是必要的。高校要遵循教育規律、市場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這無需多言。重要的是，規律具有客觀性，首先尊重客觀，不能我行我素。當個性決策與環境要求沖突時，可創新思路相機行事。20世紀60年代萌發于美國的權變思想，克服機械教條的工業化管理方式，要求管理者不必追求普遍適用的、一成不變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而是根據環境和內外條件變化，靈活機智地采取適當的管理策略。這是決策心中有數、行之有度的做法，能夠克服個人與集體、環境之間的沖突。

權變不是“權術”，更不是天馬行空式的自由裁量選取?！靶拇婢次分?，方能行有所止?！本次肥钦_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心理基礎，是防范自以為是的開端，也是行為的界限。作為高校領導者要敬畏組織、權力、人民、法紀。最有效控制不是強制，而是觸發人內在的、自覺的自我控制，把外在的約束內化于主觀自覺?！熬訖z身，常若有過”，“?！弊值莱鲞@個道理。成已達人，一直是知識精英的精神追求 。領導崗位意味著工作責任，在做成大事業的過程中，會找準角色定位，確定協作關系，摸清權力邊界，創造愉悅的工作氛圍。

開放包容協作，不意味著磨平個人棱角。領導就要有領導的樣子，要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人格是個人一種獨特的行為、思維模式和情緒反應，在心理學和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個性”一詞表達人格的概念。知識分子、高校領導都特別注意個性修養，講究處事哲學。但一到工作中往往就會走向固守已見、墨守成規或推倒再造等個性化極端?？朔@一不足的做法就是講究團隊和協作，團結更多的人一道出主意想辦法。習近平總書記用一個拳頭和指頭比喻團結，知團結是真聰明，會團結是真本領。工作中，普通群眾不好主動“團結”領導，領導要親自俯下身，有親和力問計于民，向群眾開放權力。個人對不同意見不同主張，要拿得起、放得下，更加豁達、審慎一些。重要的是，要有良知良心，始終明白權力都是公共的，不是自己的，權力是用來服務的，不是用來炫耀和利己的。

【課題來源：2019年江蘇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項課題《智慧校園環境下的高職院校教學質量評價保障機制研究與實踐》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編號：2019JSJG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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