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時空壓縮：解讀生態危機的新視角

劉雪利,王 平

(同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92)

“時空壓縮”一詞來自大衛·哈維，哈維的本意是用它表述現代主義視野下，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力量。生態時空壓縮，其核心指資本主義及其制度對當今生態在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壓榨式掠奪。

一、生態時空壓縮的現狀

生態時空壓縮，主要是指生態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遭遇，即資本主義及其制度在創造了嶄新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無法挽回的生態惡化。這種惡化具體表現為：在時間維度，資本對生態的掠奪已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在空間維度，資本對生態的掠奪表現為用僅存的生態資源滿足部分特殊群體的需求。

(一)生態的時間壓縮

生態的時間壓縮，概而言之即為在線性時間維度，當今生態制約著人類的進一步發展。近代以前，生態長期為人類提供各類必需品，二者之間和諧共存；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生態和人類社會的這種平衡關系被打破：生態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貢獻者”，轉變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制約者”，人類社會愈發展，生態對人類的制約愈明顯，此種窠臼在時間維度的直接表現即為“顯性”時間壓縮。

“顯性”時間壓縮圍繞以下方向展開：更多基礎資源演變為稀缺資源，生態愈發接近其自然承載限度。當今生態危機，在宏觀層面給人類帶來災難的同時，在微觀層面造成了資源稀缺。大規?；A資源的稀缺性凸顯，限度性成為生態的當代特質，限度即為線性時間的縮減。這種壓縮與資本對自然的索取程度在幾何學意義上呈正相關，其中對土地、空氣、水等基礎資源的研究表明：“過去四十年，從土地供應總量的40%減少到30%，以土地除以人口數量，那么，人均面積從1.2全球公頃減少到0.3全球公頃”[1]。目前，尚未使用且具有承載力的土地已經在大大減少；在氣候變暖這一不爭的事實下，即便是小范圍的極地海洋“這張重要的食物網已經所剩無幾”[1]；凡此種種，如果按照從1970年到2000年的物種滅絕速度，“到2052年，物種滅絕率很可能已是自然狀態下的10 000倍”[1]，屆時如果我們仍然按照如今對生態的需求繼續開發，可能出現“許多地區已經不再適宜大多數物種居住，包括我們人類在內”[1]。

高速運轉的社會時間(這里是指機械的物理時間，即年、月、日、小時等)擠壓著生態恢復的自然時間(指自然而然的演化歷程，這里泛指動植物等按照其內在規律的自行演化)。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之一，即為對社會時間的理性化運作，理性運作的極致即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高效率，高效率運作充分調動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生態“是其所是”的狀態已被完全瓦解，社會各個領域調動理性對生態資源進行“共時性”掠奪。這種掠奪在一定程度上對生態恢復造成了擠壓，生態系統的自行恢復時間遵循其必然規律，而非社會的高速運轉，二者之間存在著“時間脫節”。在資本發展的前期，時間脫節可以通過新空間的開拓進行彌補，而當今，自然生態空間幾乎被開發殆盡，資本的此種擠壓集中表現為生態問題的間歇性爆發。面對這一現狀，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依然不能正視生態恢復，全球氣候大會召開以來，多番磋商依舊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資本主義國家傾向于維持其片面發展，近期特朗普以“《巴黎協定》對美國非?！还健盵2]為由，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種種跡象表明：無論是行為還是話語層面，資本及維持其發展的機制借助社會時間實現了對生態恢復自然時間的高效擠壓。

(二)生態的空間壓縮

資本在對生態進行時間壓縮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空間維度的壓縮。生態的空間壓縮主要是指發達國家或地區對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進行的污染物和污染企業轉移。這一壓縮通過以下兩種途徑實現。

1.外向性空間壓縮。資本依靠侵略發家，這一基礎奠定了其壓縮本性，發達國家通過將污染物和污染企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壓縮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空間，為本國生態和環境改善尋找出路。此“良策”一舉兩得：既減輕其發家史丑聞，又通過污染發展中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進一步發展設置障礙。很多發展中國家，給這種空間壓縮后知后覺。早期，發達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經濟，為這些污染企業提供金錢、土地、人力、政策等諸多“庇護”，只有當污染超出環境承載力，被壓縮國家才重新審視此種轉移。生態殖民、生態帝國主義、生態擴張主義等類似表述皆為對這種壓縮的反思。

2.內生性空間壓縮。外向性的生態壓縮只是表象，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空間壓縮程度的加深在于內生性空間壓縮，發達國家迄今仍在諸多領域主導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必須遵循其標準和原則。進入21世紀后，全球化實際上成為“地球的美國化”，為了維持其高額利潤，發達國家直接或者間接迫使發展中國家亦步亦趨緊跟其發展路線。在生態問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無視本國的生態現狀和地區承載力，照搬照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以至于不少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二選一的陷阱。如今，不少發展中國家對市場萬能和技術萬能深信不疑，殊不知技術的革新和市場的開拓只是徒增資本對生態的掠奪技巧，在資本操控下，生態異化為資本附庸物，其生態治理是為了加速資本運轉，其發展本質上依舊是少數群體的發展。這一發展邏輯與人類福祉的整體增進背道而馳，如果發展中國家緊隨這一邏輯，只能自掘墳墓，徹底摧毀本國生態。

二、生態時空壓縮的三種動因

生態在時間和空間維度的遭遇，本質上是資本的又一輪擴張。從“黑三角貿易”到生態的時空壓縮，歷經幾個世紀的發展，資本擴張在資本主義及其制度下早已形成體系，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形成“共謀”。生態和環境破壞已給人類帶來許多無法挽回的損失，現代思想家對生態現狀的思考如下：吉登斯認為生態破壞和災難與經濟增長機制的崩潰、極權的增長、核沖突和大規模戰爭共同構成現代性的風險；齊澤克則把生態危機與基因工程、社會的排他性增長、貧富兩極分化看作人類通往虛無列車的助推力；威廉·萊斯、詹姆斯·奧康納、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等眾多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從不同角度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具體而言，影響著當今生態的動因有以下三種。

(一)生態時空壓縮的資本動因

生態的此種處境根源于資本的掠奪性積累，大衛·哈維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把私有化當作掠奪性積累的第一特征。私有化顧名思義，主要是指公共物品從大眾領域轉移到私人領域的過程，在這一私有化下“全球環境共有物品(土地、空氣、水)的損耗不斷增加，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這些都只為了農業生產的密集型資本積累模式”[3]，私有化為資本掠奪性積累奠定了堅實基礎。私有化在金融操縱和政治權威的協助下，首先，通過市場手段把自然變為商品；其次，通過金融把商品化自然“從共有和大眾領域轉移到私人和特權階級領域”[3]；最后，在國家分配環節，將這一轉化形式固定下來。在此過程中，資本和生態之間的關系僅表現為單向度的索取。

資本的單向度索取路徑大致為從本國到國際和從同代到代際。對本國的索取，主要發生在資本積累的前期，土地、水、空氣等自然條件為其限制性因素，同時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資本積累取決于對生態資源的控制程度。為此，在本土化階段，不少資本主義國家自食生態惡果。以英國為例，對土地的長期開墾造成了英格蘭土壤肥力降低，為此“英國收尋了拿破侖戰場和歐洲的地下墓穴以尋找尸骨，用來給英國農村的土地施肥，他們同樣從秘魯海岸附近的一些小島大規模進口海鳥糞”[4]。這一階段，生態破壞是局部性的，總體的生態平衡并未被打破；隨著世界局勢的穩定、民族國家的獨立及醫療衛生水平的大大提升，二戰后世界人口進入爆發式增長階段，到了20世紀末期，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日益凸顯。全球化時代降臨后，人口和生態資源的矛盾擴展至國際層面。資本對生態索取的觸角伸向國際，資本通過強強聯合取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導地位，技術的不斷更新克服了很多地理限制，對生態的開發因資本積累的需求而不斷擴大。其中，特定時期，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非可再生能源的爭奪成為局部熱戰的動因，在此“輪踏磨坊式”的開發下，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接踵而至。此時，生態破壞已成為全局性的，生態危機摧毀了近百年來資本堆積起來的理性大廈，全球化的今天，諸多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人類對生態危機的態度關乎整個共同體的命運。

生態危機的出現，暗示著資本的生態掠取已經在代際之間進行。資本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創造財富，對財富的無極限追求已內化為其固有本質，以此本質為基礎的機制用消極態度面對生態現狀。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個別資本主義強國企圖在話語權層面否認生態危機的存在，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為例，“布什政府為尋找科學依據，費盡了心機：責成國家科學院來確定政府間協作小組是否得出了某些政治性的結論”[4]；其次，發達國家利用優先發展的優勢，把全部生態問題歸咎于發展中國家，指責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污染了環境；最后，即便承認當今生態危機，在應對這一現狀時，資本主義國家往往避重就輕，對本應承擔的責任視而不見。在此過程中，生態治理錯失良機，生態問題堆積得越來越多，給后代留下的生態空間越來越少。

在可預見的范圍內，羅馬俱樂部對此預測已經在其系列著作《增長的極限》當中進行了暗示，資本的雙向掠奪“破壞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終所依賴的生產的人類和自然條件”[4]，激起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類矛盾”[4]。

(二)生態時空壓縮的哲學動因

生態的當今處境在第一維度與資本掠奪性積累相關，在第二維度受制于邏各斯中心主義。蘇格拉底奠定其“美德即知識”的傳統以后，西方哲學曾一度形而上學化，對終極目的和本源的追求成為許多哲學家的歷史使命。為此，對實在的抽象成為近現代首要任務，此種抽象在宏觀層面大體以唯理論和經驗論為代表，在微觀層面則有主體性、原子論、一元論等諸多理論，其中，理性主義以其嚴謹強大的內在邏輯，個人主義因其符合資本無極限增長的內在需求成為效率最高的兩項原則。

理性主義為啟蒙運動奠定了哲學基礎，其借助當今科學的進步成為備受推崇的原則。在理性主義視野下，知識來源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邏輯推理的主體為人，這一過程實際上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因此，以理性主義為視角，對生態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印痕。這一認識，忽視了以下事實：人類來源于自然界，與動物、植物等都只是生態的一部分。在邏輯層面高揚人的主體性，而對生態的客體性認識成為近代生態危機的邏輯動因，此動因在人類起源上以理性原則認識生態，卻無法克服人類來源于自然，因此陷入了與理性的客觀性相悖境地。在人類認識上，目前理性主義對人類與生態關系的把握仍處于探索階段：高揚人的主體性，便會遭到生態中心主義的詬??；而過分關注生態，便會無法與當今人類社會發展接軌。在人類實踐上，以理性主義為主導，人類并不能正確定位自己在生態中的位置，事實上人類在目前并不能完全脫離生態而獨立存在，而作為理性主義集中體現的科學，卻愈發把人類置于技術“座架”處境，這種“座架”在德國思想家海德格爾那里主要是指技術擁有異化人類的力量。在其異化下，人類被技術所支配，在面對自然時，人與自然之間的天然和諧被切斷，人類完全按照技術邏輯認識自然。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這種“座架”傾向越來越明顯。

在理性主義對生態進行客體化的同時，個人主義邏輯開始對客體化生態進一步“肢解”。首先，在理念上，對生態進行專門、單一的部門化區分。這種區分借助地理和政治優勢，小范圍內以國家為標準，劃分出本國生態和其他國家生態；大范圍內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標準，劃分為發達國家生態、發展中國家生態和最不發達國家生態。此邏輯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所當然只關注部分本國生態現狀，而對其他國家的生態視而不見，對整體生態現狀漠不關心。其次，在實踐中對生態的精細化運作成為主流。此運作主要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學，鑒于此，對任何實存的研究統一精細化，生態被分解為支離破碎的各類元素，對各類元素的超負荷加工和運用如今隨處可見。受此運作影響，人們對整體生態的感知限于局部，陷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邏輯陷阱，唯有如此，資本對生態的時空壓縮才能得以順利開展。借助理性主義的主體性和個人主義的“肢解”，邏各斯中心主義成為資本對生態進行時空壓縮的邏輯利器。

(三)生態時空壓縮的意識形態動因

在意識形態層面，生態時空壓縮與當今主流消費方式直接相關。傳統認知中，生產決定著消費，消費屬于經濟范疇，彼時人類對自然的改造能力有限，人們整體的勞動力水平低下，絕大部分群體屬于生產者，而消費者僅限于部分特殊群體。當今社會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從事生產性工作的群體逐漸在縮小，縱觀各國經濟構成，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從業人數逐漸下降，而第三產業從業人數則處于上升階段，絕大部分群體成了消費者；生產已經不能夠滿足大眾的多樣化消費需求，在商品極大豐富的今天，消費者群體成了新的生產動力。對此變化的敏銳感知促使當代思想家得出以下論斷：當今的消費已然具備了生產功能，甚至演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對人們的思想產生深遠影響。此時，消費實際上“在于它并非一種享受功能，而是一種生產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質生產一樣，而是即時且全面的集體功能”[5]。在其物質生產功能的發揮下，消費者雖然看似自由，卻被消費所異化：在琳瑯滿目的商品中，有權決定是否消費、如何消費，以及消費什么，實則這種消費只是一種騙局，是工業意識形態入侵商品的必然結果，在這里“消費者成了支配者，他被強加了選擇的自由”[5]。這種強加通過對商品的崇拜得以掩飾自身，商品拜物教確定自我身份，確定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本質上，生產著當今的消費社會。

消費社會下，此種意識的確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對豐盛物品占有為基礎，此階段又稱商品拜物教階段；第二階段，對物物交替形式的瘋狂迷戀，此階段又稱無“物”的拜物階段。消費意識逐漸地確立，意味著資本對生態時空的不斷壓縮：在商品拜物教階段，首先，大量豐盛的商品來自于對生態資源的全方位壓榨。很多商品的原材料來源于自然界，在商品拜物教階段，對物的占有體現著人的價值：占有的物品越多，個人的地位越高、價值越大。但同時，對商品的過多占有擠壓著他人的生態時空。其次，商品拜物教得以流行的另一基礎為自然資源的完全商品化。伴隨資本從早期、中期到后期的發展路徑，自然資源經歷了從自然化、半商品化到完全商品化的發展，其完全商品化的標志是空氣、水和陽光等作為商品流入市場。在資本的操縱下，唾手可得的生態變為充滿污染和各類雜質的混合體，生態自然而然的狀態只存在于局部地區，生態是被資本顛倒的存在。在無“物”的拜物階段，顛倒的生態繼續被大量浪費所污染。此時，人們對實物的追求已內化為其內在本質，成為一種無意識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各種需求，而是為了追求瞬間快感，同時由消費主導的生產其唯一目的是為了加速物的即死性。消費型生產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堆積如山的垃圾已成為當今各大城市的頑疾，這一頑疾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生態。任何對這種奢靡性消費方式的反抗，最終都因其深入骨髓的無意識而失敗，奢靡性消費方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資本主義對人們進行思想控制的又一法寶。

三、生態時空壓縮的雙重后果

生態在資本的掠奪性積累、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奢靡性消費方式的三維重壓下，使人與自然之間形成新陳代謝的斷裂，在人與人之間造成貧富分化。

(一)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

生態遭受資本時空壓縮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人與自然之間造成了一種新陳代謝斷裂。新陳代謝原意為機體與環境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換，以及生物體內物質和能量的自我更新過程，后被馬克思用來表述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資本出現之前，社會和生態之間的新陳代謝呈現一種整體的良性循環：人類從大自然獲取生產和生活所需有機物，以同樣方式回饋給生態循環所需無機物。不可否認，短時期的生態破壞也曾存在，但是這種破壞能夠得到有效恢復，整體上人類和生態之間和諧共存。資本降臨人間后，人類對生態的實踐被異化勞動取代，在異化勞動下“新陳代謝中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6]。

在資本操控下，新陳代謝的斷裂在第一維度由人類對自然的單向度掠奪所致。早期，人類從自然索取了大量的資源，卻不能及時回饋自然。19世紀出現在整個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土壤肥力枯竭正是這種斷裂的表現，自然資源的枯竭在于資本主義“踏輪磨坊式”的生產方式打破了生態平衡，自然資源的短缺成為常態。在第二維度，這種斷裂由資本掠奪技巧升級所致。以工業利潤為生的資本家和以地租為生的農場主形成濫用和破壞土地自然力的共謀關系，資本家或農場主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在一定時期內采取了提高土壤肥力舉措，例如，使用很多合成肥料，此類措施在短時期內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而實際上卻永久地破壞了土地肥力。對自然資源深入考察后，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7]。

在第三維度，新陳代謝斷裂由升級化污染所致。隨著資本掠奪技巧的升級，以生態資源為基礎的各類物品不僅不能回歸自然，而且變相制造出諸多污染生態的垃圾。對生態的第一層污染來自各種藥劑。受異化勞動所支配，“勞動者利用物的機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這些物”[7]，這種操作，主要表現在各種化學藥劑的濫用?？ㄟd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中細述了濫用化學藥劑的累累惡果，在這場化學戰中，“我們從未勝利，一切生命都陷入激烈的交火之中”[4]。對生態的第二層污染來自有害工業氣體。有害工業氣體的排放不僅污染潔凈的空氣，而且其中包含著諸多有害物質顆粒，這些顆粒完全參與從無機物到有機物的生態循環，其中的有害元素最終污染整個生態系統。因其形態的特殊性，對已污染空氣的治理相當困難，當今空氣質量的改善只能從排放源頭進行。對生態資源進行的第三層污染來源于對生產和生活垃圾的不當處理。迄今為止，很多國家對這些垃圾的處理主要依靠焚燒和掩埋，在這一過程中很多不當的行為和操作又會對環境產生二次或多次污染，如此惡性循環。雖然當今很多國家都在大力提倡對垃圾分類處理、對物品循環利用，但是在現實層面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以上重壓下，生態負荷早已超載，有關數據顯示“(部分國家)為了滿足現有的國內需求，需要2.2個本國的生物承載力”[1]。新陳代謝的裂痕因技術的升級而加深擴大，傳統的物質變換被迫中止，物質變換的主體和客體正處于身份互換中，這種發展路徑遺忘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基礎。

(二)人與人之間的生態性貧富分化

資本對生態時空壓縮的后果最終要回歸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系層面，而人的本質在馬克思那里是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規定著人的本質，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能凸顯生態的本質處境。人與人的關系在其壓縮后，在經濟的貧富差距并未彌合下平添了生態的貧富分化。生態的貧富分化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表象維度，體現為自然資源在范圍和程度上的日漸奢侈。奢侈品的顯著特點就在于其稀缺性，人類社會對生態領域的侵略制造了新的稀有物：“純凈的空氣、綠色、水……在生產資料和服務大量提供的時候，一些過去無須花錢唾手可得的財富卻變成了唯有特權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5]。對這些過去司空見慣必需品的享用，成為富有和貧窮的象征?！白杂?、平等”由資產階級用于推翻封建社會的口號，成為資產階級制度下，富有階層對其他階層實施壓迫的理論武器。

其次，在生存維度，體現為把貧窮階層由“受害者”變為現代生態惡化的“施暴者”。對生態必需品的獲得重新把貧窮階層納入現有資本的運作方式，而這種運作方式及其體制為現代生態惡化的根源，于是，貧困階層在表象上陷入“愈努力工作，愈失去更多生態資源，愈發一無所有”的惡性循環。而這一處境的始作俑者卻置身事外，享受著剝削他人勞動而得來的生態“福祉”和社會特權。最后，生態的兩種特權：經濟利益和社會特權共向發展，為生態的貧富分化提供有力依據。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就你我來說，難道世界銀行不應該鼓勵更多的污染企業遷往欠發達的國家么？”[8]其理由如下：第一，在資本至上的邏輯下，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遠大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發達國家人民享有對生態資源的優先開發、使用和占有等權利；第二，像非洲那樣的發展中國家污染最少，既然最初的污染增量只是很低的成本，污染這些國家比污染發達國家所需成本少；第三，提出清潔環境的要求需要很高的收入彈性，發展中國家連基本的溫飽都不能解決，根本就無權享受清潔環境的待遇。在以上理由支撐下，生態的時空壓縮處境挑戰著自然限度的同時，愈發逼近個人承受的極限。

時間和空間是現代人類的必要生存維度，資本對生態的時空壓縮日益擠壓著當前人類的個體生存限度。生態危機從表象來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本質上是人如何認識自身，以及如何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從以上對生態時空壓縮的解析來看，資本至上邏輯只能激化人與生態、人與自我，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把人類帶入虛無主義境地。因此，以應對生態危機為起點，人類必須尋找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發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