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觀”到“進御”:“天子不觀起居注”嬗變探賾

王青山

(太原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古來天子不觀史,飾詞佞筆徒為耳,胡不自修為謗弭”[1],明代李東陽詩句中提到的“史”主要是指“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的起居注。清儒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十九中有“天子不觀起居注”條[2],提到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被諫議大夫朱子奢諫阻,以及唐文宗欲觀起居注,史官鄭朗進呈御覽,史官魏謩卻嚴正拒絕,“論者咎(鄭)朗而是(魏)謩”。兩人都注意到“天子不觀起居注”這一史實。對此,學界也進行過一些探討,但對唐宋之際起居注從“天子不觀”到“進呈御覽”的嬗變,還缺乏系統考察。本文聚焦于此,通過爬梳史料,從內在理路出發加以探究,以深化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

一、唐太宗的歷史焦慮:數次索觀起居注的君臣博弈

“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盵3]而唐太宗“尤重其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起居注發展至唐初已成為一重要的史籍門類?！端鍟そ浖尽分虚_列至唐初存世的起居注44部,1189卷[4]。圍繞“帝王能否自觀國史”這一話題,他曾與臣子進行過數番輪對和博弈。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問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碧谟謫?“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答:“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秉S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盵5]

翌年,唐太宗問監修國史的房玄齡:“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房玄齡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碧铺谟终f:“朕之為心,異于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敝G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阻,稱“陛下獨覽《起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無奈爭拗不過,房玄齡等只得刪略國史,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進呈,唐太宗見其中關于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語多微隱”,于是對房玄齡說,“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6]。由此可得出如下內容。

其一,逮至唐初,“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是歷代相因的傳統。這一傳統應含多重含義:于帝王而言,其不可“躬自觀史”“獨覽《起居》”,也不宜藉勢壓人,要求史官進呈御覽;而于史官而言,則有不虛美,不隱惡,直書無隱的職責,也有“不令人主見之”,不必進獻國史的權力。對此,唐太宗雖不以為然,但仍承認這一事實,這也是他與臣子對話的前提。

其二,面對唐太宗“帝王能否自觀國史”的問詢,褚遂良、房玄齡、朱子奢等人的回答大同小異。除強調這是歷代相沿的傳統,需效法遵循外,更多是將重點放在保護史官據實直書、履職盡責上,以及一旦傳統被打破所可能引發的災難性后果上。在他們看來,不讓人主觀覽起居注是歷代相沿、迫不得已的制度安排。就史官而言,他們經常面臨直書善惡或忤旨見誅,希風順旨則信史難存的兩難境地。史上不乏史官罹禍的事例。齊史書崔弒而見殺,崔浩犯國諱而族滅。前秦史官趙泉、車敬等因直書國母穢事而觸怒皇帝苻堅,“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只因早死而獲全[7]。故為史官身家計,為使其直書無隱、史實不致湮滅、史學得以發展計,方形成了“前代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的傳統。

且就史學功用而言,講求“春秋筆法”、懲惡勸善的中國古代史學,對帝王言行未嘗不是一種制約和鞭策?！笆匪F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盵8]孔子作《春秋》褒貶以義,后世史家也繼承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的“義例”思想,“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事事褒貶”[9]。而“褒貶以義”的春秋筆法,在相當時間內也成了“史家特權”(梁啟超語)[10],成為其明道義、助賞罰的“批判的武器”。正所謂,“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面對丹青史冊,君主行事不能不有所敬畏、行有所止。北魏孝文帝就曾對史官說:“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11]北宋蘇轍更是提出“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吧w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睂⑹饭僦畽喟胃咧翈着c君權相侔之地位[12]。有鑒于此,朱子奢等人擔心,一旦“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傳統被打破,后世君主可能競起效尤,無所忌憚;史官則會全身畏死,望風希旨,那么歷史記功司過、懲惡勸善、鑒誡垂訓的功用便難以發揮,“悠悠千載,何所信乎!”

唐太宗顯然對群臣的答復不以為然,他堅持認為帝王觀覽國史大有益處,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可以追憶前非,以為鑒誡，并一再提出觀覽起居注的要求,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當然,對其索觀起居注的深層原因,臣下也心知肚明,故而才刪略國史進呈,并“語多微隱”。唐太宗還借題發揮,明令史官削去浮詞,直書玄武門之變,同時卻援引“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的典故來為自己不合道統、有悖倫理的行為辯護,暗示史官曲為回護,諱飾掩過,并借此成就一番“無畏于天,無憚于人而不掩”[13],尊重史官直書善惡之權的“帝德”,其為紓解心底的歷史焦慮,可謂煞費苦心。

二、史學演進的視角:“天子不觀起居注”成因探賾

“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內在理路的必然結果,也是秉筆直書的“史權”與日益膨脹的君權之間交相博弈的產物。細言之,古代“史學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吾國最古之史家,即為史官”。金毓黼曾提道,史官“既掌文書,復典秘籍,漸以聞見筆之于書,遂以掌書起草之史,而當載筆修史之任”?！笆饭僦链?蓋經三變?！盵14]歷經長期發展,史官遞相嬗替,史籍漸趨浩繁,史學也日漸昌明?！疤熳硬挥^起居注”的出現,便與唐代以前史官、史家、史籍、史學之間的互動大有關聯。

首先,其與以人物為本位,以垂訓為目的的撰史傳統有關。梁啟超指出:“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故紀事以宮廷為中心,而主旨在隱惡揚善?！彪m其對史官初起緣由的說法有待商榷,但對史官最初以王者為中心,以垂訓為旨趣的敘事傳統的判定,還是切中肯綮的。換言之,史官修史之初衷,或是“欲往事之不忘”,或是彰君主之盛德。具體就起居注而言,其以人君為傳主,以其言語、行止為主要內容,依時間為經、史事為緯進行編排,寄寓著“王者無私”，“慎言行,昭法式”的治道理念,也體現了古人事言結合,“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講求“詳近略遠”的史學理念(章學誠語)。

再則,其與古代史官世掌其職、史家世守其業的代際傳承有關?！肮耪呤饭?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于后世?！盵15]史官世掌其職、史家世守其業是中國古代尤其唐以前史學的一大特點。揆諸史實,“司馬氏世典周史”,西漢司馬談、遷父子相繼為太史令[16]。東漢時,班彪、班固、班昭前后相繼,修撰《漢書》?！皾h魏以降,世官之制雖革”,史官更失常守,但史家世守其業的傳統依然不減。晉代華嶠、徹、暢父子三人踵繼修撰《后漢書》；唐初史官姚思廉繼承其父遺志,修撰《梁書》《陳書》；還有李延壽父子,這些都是史家“累代襲此業者”的生動例證。對此,北魏李彪曾評論道,“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11]。

史家“累代襲此業”,不僅是“業”之嬗替,更是“學”之傳承,更重要的是對“以史明道”理念的認同和堅守。對當時很多繼承父兄遺志,續修史籍的史家來說,秉筆直書、以史明道已不僅僅是堅守理念的內在要求,更是恪盡孝悌之道的必然選擇。正如司馬遷所言,史家如“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所以,當面對強大的外部壓力或干擾時,史家內心對明道的篤定,對史德的堅守便顯得尤為可貴和重要。

此外,漢魏以迄唐初,史官、史家密書善惡,隱而不宣,也是“天子不觀起居注”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史官、史家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傳統由來已久?！稘h書·藝文志》載，孔子作《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16]?？梢?孔子作《春秋》,除留給后世史家“春秋筆法”外,還留下“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的自保之策。故司馬遷《史記》到其死后,“其書稍出”。

尤其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史官廢置不常,偶遇形勢安定,君主明達,史官方可有所作為。這就造成不少起居注均系后世追撰而成,而非當時繕就。如北魏宣武帝曾命史官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之。孝明帝時,溫子升復修《孝莊紀》?？杉幢闳绱?史官還是屢遭劫難。崔浩“國史案”發生,除與當時民族矛盾尖銳、統治集團內部爭斗有關外,也與他刊刻《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的做法,打破了史官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傳統有關。所以時人高允聽聞崔浩等人如此行事時,第一反應便是“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11]有了崔浩等人身死族滅的殷鑒,后世史官行事不能不更加謹慎,更拘守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成法。譬如北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帝聽說后便派人取觀,但崔鴻“以其書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11]。

而到了北朝末年,隨著分裂局面行將結束,統一趨勢日漸加強,史官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做法也漸被打破。西魏柳虬曾批評道:“而漢、魏已還,(史官)密為記注,徒聞后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惫式ㄗh史官記事“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后付之史閣”,得到允準[17]。待到隋文帝混一南北之后,更是“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4]。進一步壓制魏晉以降,私家修史之風盛行的情況,收緊撰修國史的孔道,也為日后唐太宗等人強化集權,進而打破“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做了鋪墊。

三、“索觀”到“進御”:唐宋之際“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嬗替

受唐太宗影響,唐宋君主多對起居注給予莫大關注。唐玄宗初即位,好觀書,“尤注意于起居注”，“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年冬季,成七百卷”,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由玄宗兄弟岐王、薛王等輪日載筆而成的起居注新形式——內起居注[18]。唐文宗也曾數次取觀起居注。為打破“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強化帝王對歷史敘事的話語權,唐太宗及其后世君主們采用明尊暗降、分而治之的辦法,來逐步分化、瓦解史官手中的“史權”,最終實現了從“索觀”到“進御”起居注的目的。具體言之,其采取措施如下。

其一,移史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南北朝以迄唐初,多由著作郎掌修國史,隸秘書省著作局。唐太宗時,移史館于禁中,先是在門下省北,后在門下省南。到了唐玄宗開元時,移到中書省北,越移越靠近中樞。史館的移置,既體現皇帝對國史修撰的重視,也便于就近影響和控制,同時,也可進一步遏制“在家修史”,不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的情況發生[19]。

其二,別置史官,將記注與撰述分離。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20]。其后,起居官如起居郎、起居舍人多有更替。按制,他們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之后,“季終則授之國史焉”。交由史館中的史官進行撰述,“以為實錄,然后立編年之體,為褒貶焉。既終藏之于府”。而史館中的“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大事,則用他官兼之,事畢日?！盵19]。這樣,掌記注的起居官,就與掌國史修撰的史官分立,兩者相維且制衡,從而降低了起居官藉秉筆之機褒貶善惡的可能。

其三,宰相監修國史,修撰(“他官兼領史職者”)直館成為慣例。雖然此種制度安排存有諸多弊端,劉知幾曾有“五不可”之說,但同時,它也有助于打破史官世掌其職、史家世守其業的傳統。并且,國史修撰系于眾人,也打破了先前史官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做法。

其四,限制起居官出入,將起居官與皇帝疏隔開來。不離帝王左右,載筆以從是起居官的職責?！巴跞襞e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盵21]貞觀初,“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起居舍人設立后,其與起居郎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與聞奏事,立于螭頭之下[20]。但到了唐高宗時,宰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請多畏人知,故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20]。其后起居官或修或廢,“蓋時君克己,厲精政事,則其職修;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則其職廢”[22]。到了北宋初年,“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且“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23]。起初起居官常由諫官兼任,“許奏事”,但后來“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元豐時詔許“直前言事”,可即便如此,仍有諸多限制[23]?！笆饭儆渲鼻?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背鋈氡菀?、進言都受到限制,起居官難免陷入“無以得書”的困境[23]。

尤為重要的是,一種新史籍——時政記的創設,對起居注形成擠壓、替代效應,使其記注內容受限,地位下降。武則天時,宰相姚璹鑒于“永徽以后,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后謀議,皆不預聞”,為使“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乃奏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由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19]。時政記出現后,起居官的職責、地位進一步下降,“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它事”[20]。而且隨著史學的發展,其他新史籍如日歷、臣僚行狀的出現,也使得起居注在國史修撰中的重要作用漸趨式微。宋人朱弁評論道,史官修撰國史所依托的四種史料——時政記、起居注、日歷、臣僚行狀中,“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于一時政事,最為詳備”,而起居注是“(皇帝)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省,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圣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24]。

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初年,史館修撰張佖向宋太宗進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得到宋太宗允準,“置起居院于禁中”。事后不久,兼掌起居郎事的梁周翰又進言,請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后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23]。至此,雖其后多有反復,但“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傳統已基本上被打破。

四、守職與順旨之間:唐宋之際史家的抗爭與思考

面對史權的不斷侵削,唐宋之際的史官們也在守職守道與順旨承迎之間做出艱難選擇。按劉知幾說法,起居注應劃歸書事記言的“當時之簡”,其有別于筆削追撰的“后來之筆”。此類“當時草創”的史籍,貴在“博聞實錄”,對史官的道德要求更甚,“若董狐、南史是也”[25]。而事實上,隨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力度的日漸增強,尤其是“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傳統漸趨打破,史官們為堅守以史明道的理想、捍衛載筆之士的尊嚴勢必將承受更大壓力,甚至可能付出慘重代價。

唐文宗曾分別向起居郎鄭郎、起居舍人魏謨提出過觀覽起居注的要求,雖然鄭、魏二人皆以“帝王不觀起居注”答復,但最終鄭郎選擇進呈以聞,而魏謨則嚴詞加以拒絕,反勸皇帝“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并批評史官同意皇帝取觀起居注是“不守職分”的表現,“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后代,何以取信?”[19]相形之下,魏謨的堅守、擔當著實讓人感佩。

五代時,后蜀李昊修成《孟昶實錄》四十卷。蜀主孟昶欲取觀,李昊也以“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為由加以拒絕[23]。遼大康二年,遼道宗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進”,道宗怒杖史官各二百,罷之[26]。金世宗時,皇帝鑒于“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所以要求宰相“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盵27]可見,“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雖被打破,但其精神內涵仍余風未泯,影響深遠。

面對史官“員具而職廢”,記注尤趨式微的情形,有史官從重史職、存史事的角度提出建議。歐陽修就曾對起居注先進呈御覽,后降付史館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如此“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并請求“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并乞更不進本”。他還建議：(1)進一步規范記注內容,詔令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并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至于其他大事,并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并書之”,以杜絕先前撰述只據諸司供報,“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于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的情況發生。(2)嚴格考證史實,“事有文據及跡狀明白者,皆備書之”,以勸善懲惡,昭示后世。(3)理順修撰程序,“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于史院躬親入柜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4)強化督責力度,對“不勤其事、隳官失職”的史官,由監修宰相對其“奏行責罰”；對諸司供報拖延,或史官催請不應,“致妨修纂者”,加以處分[28]。所提建議均系有的放矢,但可惜事寢不行。

到了南宋隆興元年,起居郎胡銓有鑒史官失職,特上《論左右史四事》,提出四項建議：其一是“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其二是史官應與聞臣僚登對;其三是左、右史應前后殿分日侍立;其四是允許史官“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得到皇帝允準[23]。這可說是宋代史官為恢復“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所作出的又一次努力。

需注意的是,宋代史學昌明,當一些史官為恢復“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而努力時,也有一些史官、史家從以道事君、以史輔治的角度,對帝王躬自閱史給予理解和認同。尤其是宋代起居官乃清要之職,常兼經筵進講之責,且出路甚佳,不少名臣都曾有過修注經歷,故而他們對帝王閱史多持認可、鼓勵態度。宋真宗時,曾任史官的田錫奏稱:“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并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希望皇帝能在“萬幾之暇,日覽一卷”,或“置之座右,日夕觀省”，“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23]。司馬光纂修《資治通鑒》也是希望皇帝能“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6]。南宋寧宗時,朱熹奏稱,“愿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于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23]。更是希望皇帝在觀覽史籍上下更大功夫。

而永嘉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則明確對“人主不觀史”的說法提出批評,指“其說陋矣”,認為是“后世相因”唐人說法,并稱“自古人主何嘗不觀史?彼其所書,善惡不隱,顧省懔然,觀其一日,可以戒其終身矣。若人主赧顏諱避,赫然誅戮,則史官亦未嘗畏懦回避,身可殺而史不可改,史法由此而備,故可為治道之助”。并批評歐陽修所提“乞不進本”等建議,“不過督趣史院功程爾,未暇論史法也”。葉適強調秉筆直書、善惡不隱的史法,期望帝王觀史能“為治道之助”,這也是對恢復“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的一種回應[29]。而隨著時代的嬗替,君主集權的強化,“天子不觀起居注”已如明日黃花,漸行漸遠。

五、小結

起居注是中國古代出現較早,具有實錄精神的一種史類,是日后修撰帝王實錄乃至國史的重要基礎史料。其價值主要取決于兩個要素——“博聞”和“實錄”,前者關系記注范圍之寬廣,內容之充實;后者主要系于史官特別是起居官的史學素養,尤其是史德。除此之外,為確保起居注能做到“博聞實錄”,古代修史實踐中還漸形成了一些制度或傳統,“天子不觀起居注”便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它既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史權與皇權互動博弈的產物。揆諸史實,“天子不觀起居注”更多時候體現為君主對史官據事直書的尊重,以及史官據以自保,以免時難的一種默契,從而既彰顯出帝王有“容直之美”,又可讓史官據實直書的氣象。特別是這一傳統借助唐太宗君臣的歷史作用,對后世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由于君權的內在張力和日趨膨脹,加之相應的制衡機制尚未完備,故而“天子不觀起居注”這一傳統勢必隨著君主集權的不斷強化而漸被打破,這樣到了北宋初年,便出現了起居注先行進御,后降付史館的情況。雖然唐宋之際的史官也曾為捍衛、恢復這一昔日的傳統進行過努力，甚至抗爭,但終屬徒勞?！疤熳硬挥^起居注”的傳統被打破,但其所體現的治道理念、實錄精神,以及所傳遞出的歷史訊息,仍值得后人深入研析體味。